292

。 如集部詩文評一類，《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六十四種，存目八十五種，《薈要總目》僅收一種。又如史部地 理一類，《四庫全書總目》析為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記、游記、外紀十子目，著錄一百四十九種，存目四百三十二種，《薈要總 目》僅收五種，不再分析子目。其他如子部摒棄釋家一類，某些包羅範圍較大的類目如雜家、小說家不再細分子目，也都反映了《薈要總目》在書籍著錄分類方面的 這一特點。

　 　第二，類目設置因襲前人較多。《四庫全書薈要總目》雖然看到了前代史志以及各家目錄著作在書籍分類 方面的異同之處，注意“擇其區別精當者從之，未敢泥於一家之說”①，但由於其成書較早，時間倉促，許多問題來不及琢磨推敲，因此，類目設置大多因襲前人， 以至產生不少問題。如經部書籍中，《薈要總目》雖然不能不顧及宋明以後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通行天下的現實，設立四書一類，並 在禮類中析出專論大學一項子目，但卻因拘於前代十三經的成例，《論語》、《孟子》仍分別立類，結果造成四書與《論語》、《孟子》、《大學》諸類目之間疊床 架屋的繁複現象。又如史部書籍中，自南宋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之後，紀事本末體史書便脫穎而出，迅速發展，成為與編年、紀傳鼎足而立的史書體裁。《薈要 總目》雖也承認紀事本末類史書自為一體，但卻未能將其單立一類，僅作為子目列入別史類中。再如奏議一類著作，《薈要總目》也承襲《文獻通考》的做法，將其 列入集部。這樣的類目設置，顯然是不盡合理的。

　　第三，某些子目析別瑣碎無當。在《薈要總目》所收各部書籍中，以經部所占比例最大

　①《四庫全書薈要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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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目析別也最細碎。《薈要總目》將經史子集四部各類書籍分為三十三項子目，其中經部即占二十八項，諸 如春秋一類析為專論《左傳》、專論《公羊傳》、專論《穀梁傳》、統論經傳、專論世紀和專論春王正月六子目，小學一類析為爾雅、名物、字學、論國書、韻學和 論譯音六子目，就連《詩經》一類也析為統論全經、專論地理、專論名物三子目。這些劃分，都不免流於蕪雜。真批：如何蕪雜，語焉不詳，搪塞帶過.

　 　此外，在書籍排列編次方面，《薈要總目》也有其特點。《四庫全書》開館初期，乾隆曾經下令：“惟集 部書應以本朝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全以本朝官書為首”①。《薈要總目》即遵照這一諭令，在集部所收別集、總集、奏議、歌詞各 類中，都把清代皇帝“御製”、“御纂”的作品置於各朝代著述之前，而經、史、子三部所收各類書籍，則仍按時代先後排列。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後，隨著學術的發展和雕版印刷術的推廣使用，書籍數量有了較快的增長，種類也 日趨繁多，這給目錄學的分類，帶來了新的課題。《四庫全書薈要總目》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畢竟在這方面作了一些嘗試，為今後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借 鑑和經驗。其後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就是在此基礎上，經過反覆斟酌綜核，多方改進完善，才達到傳統目錄學的高峰的。真批：均係無根之談，想當然爾之辭.無憑無據，何能但以類推爾.或者別處有所徵見，亦當略註其詳，以便稽核.

第三節　《四庫全書薈要》的歷史變遷

　　兩分《四庫全書薈要》先後告成以後，分別貯藏宮中摛藻堂和圓明園味腴書室。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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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摛藻堂位於故宮御花園內堆秀山東側，環境幽雅，“向為藏弆秘籍之所，以經史子集四部分置”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五月，第一分《薈要》繕校告竣之後，即庋藏於此，“經部列架凡六，史部列架凡十，並在左；子部列架凡六，集部列架凡十，並在右”②，《薈要總目》一函則置 於經部之首。每書首載提要，末附考證，並列有總校、校對及謄錄銜名。為便於識別，各冊首頁鈐蓋“摛藻堂”橢圓朱文印，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橢圓朱文印 和“摛藻堂全書薈要寶”朱文大方印。

　　味腴書室，又稱味腴書屋，在圓明園長春園中，既是藏書之處，也是乾隆憩息看書的場所。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底，第二分《薈要》告竣之後，即貯藏於此，所有列架庋置事宜，都仿照摛藻堂成例辦理，各書冊首頁鈐蓋“味腴書室”印，末頁則鈐蓋“乾隆御覽之寶”印。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進入了多災多難的近代歷史時期。兩分《四庫全書薈要》與七閣《四庫全書》同樣，也經歷了坎坷曲折的滄桑變遷。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圓明園被焚，味腴書室《四庫全書薈要》與文源閣《四庫全書》，都在熊熊的大火中化為灰燼。

　　摛藻堂地處深宮內苑，除掌管該處亭臺雜務的少數宮監外，他人足跡罕至，更難以看到《薈要》秘籍。近代中國世事多故，皇帝無暇優游觀書，《薈要》長年蛛網塵封，真批：加油添醋的文學語言！ 以至於湮沒無聞，不知下落。辛亥革命以後

　①《日下舊聞考》卷十四。

　②《四庫全書薈要凡例》，轉引自《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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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遜帝溥儀於1924年被逐出故宮，民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對故宮文物進行全面清點，發現《四庫全書薈要》尚塵封於摛藻堂內，完好無損。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摛藻堂《薈要》與文淵閣《四庫全書》一併劃歸其屬下的圖書館保管。1930年，有關方面組織專人對《薈要》進行仔細清點，根據《薈要總目》及《排架圖》，一一查對登錄，重新插架。根據當時的檢查結果，《薈要》收錄書籍473種（包括《薈要總目》一種在內），計19931卷，11151冊，分裝2001函①，全部書籍完整無缺。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三省，華北局勢也日趨緊張，摛藻堂《薈要》與文淵閣《四庫全書》一道裝箱南運，在此後的十餘年間，這批書籍輾轉播遷，不遑寧處。全國解放前夕，又被運往臺灣省，後歸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1985年，臺灣世界書局決定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預計分五期出版，至1988年出齊。摛藻堂《薈要》為僅存孤本，傳播不廣，十分珍貴，若能全部影印出版，必將受到海內外學者的歡迎。真批：愚曾下自國學數典上百餘冊，蓋扉頁鈐有淨空法師惠贈予浙江大學者，蓋cadal所掃存焉者.為djvu檔案.國學數典有心人之合作整理之心血也.

　　①　參見《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目錄》。按：1975年臺灣故宮博物院清點圖書，統計《薈要》收書463種（《薈要總目》和《分架圖》不計在內），20828卷，11178冊。數字與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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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四庫全書總目》（上）

第一節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

　　《四庫全書總目》是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產生的一部目錄著作，它由數十名學有專長的纂修官分頭撰寫，再經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等人考核增刪，反覆修改潤飾而成，前後歷時二十餘年。這部凝結著眾多學者的心血和反映當時學術水平的著作，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目錄專著。

　　一、編纂起因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正月四日發布的徵書諭令中，乾隆就曾要求各省督撫“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徵書活動大規模展開以後，各 省督撫遵照乾隆諭令，將當地搜集之書，分別“繹其要旨，摘敘節略，注明著書人姓名、年代及卷帙若干”①，開列書目清單，專摺呈送朝廷。從現存檔案材料中， 我們可以看到當年進呈書單的大致情形。

　　書單一、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護湖南巡撫敦福奏摺

　　所附“遺書清單”

　　《春秋四傳質》二卷，一函二本，衡陽王介之著。辨四傳是非，間以史事參論

　①《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九日江蘇巡撫薩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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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家語注》八卷，一函二本，郴州何孟春著。《家語》闕略處，旁採他書以補綴之，詳加箋注。

　　《餘冬敍錄》六十五卷，二函十三本，郴州何孟春著。自君道至詩學，分二十七類，雜記經史子書。

　　《雅俗稽言》四十卷，一函十本，華容張存紳輯。自天文地理至草木蟲魚，分十八類，博採群言，衷以確見。

　　《明世說逸編》十卷，一函二本，衡陽鄒統魯輯。仿《世說新語》原類，紀明代逸事。

　　《虛籟集》十四卷，一函四本，臨武劉堯誨著。首卷《治河三議》，可備參考。

　　以上六種係明人著。

　　《易箋》六卷，一函六本，安平陳法著。首列《圖說論略》，了如指掌；次解經傳，視舊說互有發明。

　　《易經辨疑》四卷，一函二本，湘鄉鄭國器著。首辨圖書之疑，次辨羲易、文易之疑，再次辨分宮卦序之疑。

　　《周易剩義》四卷，湘鄉黃燐著。即先儒說《易》而擴充辨論之。

　　《易深》八卷，一函八本，巴陵許伯政著。照古《易》編次，分解上下經及十翼傳義，首冠統解河洛理數。

　　《易經告蒙圖注》七卷，一函八本。湘潭趙世迥著。前三卷注易圖，後四卷注《易經》，訓詁句讀。

　　《易解拾遺》十一卷，一函九本，衡山周世金著。就像數解理，貫串程朱二傳精義。

　　《尚書剩義》四卷，一函二本，湘鄉黃燐著。即先儒說《書》而擴充辨論，解《禹貢》水道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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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深》一十八卷，一函八本，巴陵許伯政著。補大、小序於朱傳之前，首冠《詩綱辨義》及《古詩序解》。

　　《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二函十三本，巴陵許伯政著。考證經史，推算日至歲閏，自上古甲子迄明癸未年止。

　　《明辨錄》一卷，一函一本，安平陳法著。辨朱、陸學術異同，兼明王陽明論良知之非。

以上十種係國朝人著①。

　　書單二、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二日閩浙總督鐘音奏摺所附“清單”

　　國朝儒林著述：

《周易錄疑》

《四書錄遺》，以上二種陳綽著。

《湯子遺書》，湯斌著。

《易學說海》，郭宗磐著。

《葉忠節稿》，葉映榴著。

　　明代流傳舊書：

《玉茗堂集》，湯顯祖著。

《苑洛文集》，韓邦奇著。

《不二齋文集》，張元汴著。

《譚襄敏奏議》，譚綸著。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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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北海集》，馮琦著①。

　　這兩份“遺書清單”，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它們一般都注明書名、卷數、冊數、作者及內容大旨，有利於朝廷了解各種書籍的概況。也有一些書單只列書名、作者，比較簡略。

　　乾隆于徵書伊始要求各省督撫進呈各書“敘列目錄”，不過是為了使廷臣盡快檢核、鑒別地方所呈書籍，以便選擇“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而當乾隆採納朱筠的建議，決定設立四庫全書館，纂修《四庫全書》時，目錄的編纂問題，便提到了議程上。

　 　朱筠在著名的開館校書的奏摺中，具體提出了編纂目錄的設想，認為：“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 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是以劉向、劉知幾、曾鞏等并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 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于本書首卷，并以進呈，恭候乙夜 之披覽”②。朱筠強調師法漢唐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注重“校其得失，撮舉大旨”，這反映了清代漢學興起之後，學術界要求對歷代典籍進行清 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總結的願望。然而，編纂這樣的目錄，必須對乾隆以前的古籍一一加以校閱并作出評介，工作十分艱巨浩大，難免令人生畏。朝廷大臣就認 為：“若如該學政所奏，每一書上，必撮舉大旨，敘于卷首，恐群書浩如淵海，難以一一概加題識。”因而他們提出，將各書“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彙列，另 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

　　②《笥河文集‧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折子》，卷一。收入《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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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也覺得“若欲悉仿劉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認為只需按照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大多“摘敘簡明略節，附夾本書之內”的成例，由“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旨檃括總敘崖略，粘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②即可。

　 　但是，編纂一部總結性的目錄著作，事實上又是十分迫切，勢在必行的。這首先是出於纂修《四庫全書》 工作本身的需要。在輯校《永樂大典》的過程中，纂修官必須按照一定的標準，選擇應輯之書，“先行摘開目錄奏聞”，俟乾隆“裁定”後才能進行工作。這種決定 各書去取的目錄，大都要“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對作者情況和書籍內容作簡要介紹，以供皇帝了解。而校辦各省進呈書籍，除是正文字、別白得失外，也要“辨 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書籍的內容、價值乃至真偽作出判斷。特別是館內集中的數以萬計的各類書籍，必須運用目錄學的工作，才能把它們系統地組織排纂起來， 以供查找和閱讀。可以說，纂修工作的需要，是《四庫全書總目》問世的最重要的原因。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研究

　 　其次，乾隆時期的學風特徵，也對目錄的編纂有著重要影響。《四庫全書》開館時，正值清代漢學方興未 艾之機，在館內擔任纂修和輯佚等工作的眾多學者，如戴震、周永年、王念孫、任大椿、朱筠、邵晉涵、金榜等人，都是名著一時的漢學家。負責總纂工作的紀昀， 也是精通諸子百家，“尤深漢《易》”⑧的學者。作為與宋明理學對立的學派，漢學注重證據，主張從實際材料出發，通過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等手段， 探本溯源，取真求實。這種學風，在漢學家占絕對優勢的四庫館，有著相當的力量真按：四庫全書與清代漢學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大學士劉統勳奏摺。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諭。

　③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