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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

黃愛平**

　 　《四庫全書總目》是清代乾隆年間進行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庫全 書》編纂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既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目錄著作，也是封建盛世時期最負盛名的文化巨著，以紀昀為首的眾多著名學者對歷代典籍以及傳統學術所作 的總結和評判，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古代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的篇章，其中，對傳統經學的梳理和總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學觀，構成了這一燦爛華章中的主旋律。 一代學術思想狀況及其發展趨勢，幾乎都與之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受到其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分析《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探討其對學術思想發展、 變化的影響，對了解清中葉的學術思想概況及其發展趨勢，或許是不無裨益的。

*　本文在「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兩岸四庫學會議」上發表時曾得到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夏長樸教授的指教，謹致謝忱。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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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儒家經典是封建階級進行思想統治的主要工具。經典的研究，亦 即經學，也相應成為封建社會的官方學術，構成封建文化的主體。歷代封建知識分子，根據不同時期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中，不斷予以新的解釋， 闡發新的涵義，經學本身也因此而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各有其長處，也各具其弊端。《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以睿智的眼光，鳥瞰流瀉二千 餘年的經學長河，精闢地概括出其發展變化的大致輪廓：「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 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 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 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 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 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①可以說，這既是對經學發展變化歷史的高度概括，又是對經學各派得失利弊的中肯批評。而「要其歸 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的總結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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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透過紛然雜陳的學派，汗牛充棟的經說，相當準確地把握住了兩千餘年經學流變的主要脈絡。當然，《總目》對經學派別的劃分和總結並非無可商榷之處，後世學 者就多有修正和補充，或提出三派說，或主張四派說。②但就其本質而言，人類認知的基本方式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型：或重經驗，主張就事論事，強調徵實有 據；或崇理性，強調感悟發揮，注重建立理論體系。由此觀之，《總目》關於漢、宋學派的劃分，是基本符合人類認知的普遍規律的。

　　在比較準確地把握每一時代學術思潮的特點，揭示經學自身邏輯發展和變化規律的基礎上，《總目》通過對歷代書籍的進退取捨，分類編次，以及鈎玄提要，議論評介等方式，鮮明地表達出了自己的經學觀點。

一、堅持儒學正統觀念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經典便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主 要思想工具，儒學也相應成為封建統治階級尊奉的正統學術。《總目》同樣「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以儒家的聖經賢傳為準則，不僅在書籍的分類排列方式上承襲 歷代目錄著作的做法，把儒家經典列於卷首，擡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且在書籍的別擇取捨方面，獨於經部書籍「甄錄最寬」，其他各部則嚴於去取。真按：四庫全書的選書標準 真批：不知有何慼據？ 至於經部與其他各部書籍的關係，也被視為源與流、幹與枝的主從、支配關係。如果說，史部書籍因其具有「資治」作用還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那麼，「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子書，以及數量龐大、流別繁雜的集部書籍，則皆被視為「雜學」

②　參見周予同《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關於中國經學史中的學派問題》，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社1983年版。真按：原誤作杜,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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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存之以為「鑒戒」，③或者姑備一格而已。所謂「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④當然，在崇奉儒學正統觀念的前提下， 《總目》對各個學術門類及各種書籍大體能夠做到兼容并包，「以協于《全書》之名」。但處在清朝統治的全盛期，適應封建統治階級加強思想控制的需要，《總 目》對異端思想的排斥抨擊仍十分嚴厲苛刻，對倫理綱常的宣揚提倡也更加不遺餘力。

　 　《總目》毫不隱諱地宣稱：「今所採錄，惟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 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⑤東漢王充「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偽，故發憤著書」，所著《論衡》敢於針砭時弊，表現了作者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 的個性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總目》雖然不能不承認其書「訂訛砭俗，中理者多」，但卻指責「其言多激，《刺孟》、《間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 相軋，可謂悖矣」，⑥並因此將該書貶入雜家一類。明末李贄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思想，所著《藏書》等著述堅決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說教，在一定程度上 偏離了正統儒學的軌道。《總目》對此深惡痛絕，攻擊其人「為小人無忌憚之尤」，⑦其著述「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藏書》更是「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 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為罪不容誅」。指斥「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只因「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猶有尊信不疑者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子部總敘》。

④《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⑤《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論衡》提要。

⑦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續藏書》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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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創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⑧對其他摻雜有非儒學思想的著作，《總目》也大多斥入雜家，橫加苛責。如謂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⑨批評宋崔敦禮《芻言》「首卷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真按：見氏著四庫全書纂修研究2刷365頁有.看來也是和周積明差不多的.不過周氏後來是有些新東西就是了.(怕也是轉摘自一己別處的吧) 中又以諸經傳注為蠹道之書，其旨頗雜於黃老，未為粹然儒者之言」；⑩真批：類此明白襲引一己之作正應該註明參見拙著那裡才好.但直註最出之本,則不免啟人欲蓋之嫌.○考本次會議在民國87年5月23日發表此篇(見本書頁392),而氏著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則早在1989年1月即出第1版.然則是擺明襲引一己舊作以為新製以欺世者,明矣!而與會者不查?--乃并首頁所謝之夏長樸先生亦不免末學之誚矣.指 責呂希哲《呂氏雜記》「喜言禪理，每混儒墨而一之」：⑪抨擊明羅汝芳《一貫編》「持論洸洋恣肆，純涉禪宗，並失守仁之本旨」，並引明末楊時喬之語，斥其， 「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為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截，不假修為。於是以傳注為支離，以經書為糟粕，以躬行實踐為迂腐，以綱紀法度為桎梏，逾閒蕩檢，反道 亂德，莫此為甚」。甚而明末之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趨於亂亡」，⑫其因亦在於此。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直接表現出《總目》編纂者竭力維護儒學正 統地位的思想宗旨。

　 　在大肆貶低儒學內部異端思想的同時，《總目》對佛、道、天主教之類的著述以及詞 曲一類的「倚聲填調之作」，也採取了極為輕蔑的排斥態度。在《總目》編纂者看來，佛、道及天主教之類，皆屬「外學」、「外教」，其論有悖儒學正統，理當在 摒棄之列。因此，盡管《總目》標榜其「兼收並蓄，如渤澥之納眾流」，真按：衆 即如「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但事實上，對釋道著述，不過「擇其可資考證者」，至於那些「經懺章咒」，則「凜遵諭旨，一字不收

⑧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藏書》提要。

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顏氏家訓》提要。

⑩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芻言》提要。

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呂氏雜記》提要。

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四，《一貫編》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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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即使勉強收錄的「可資考證」的著述，也掛一漏萬，闕略頗多。如佛家一類，著錄《宋高僧傳》，而不著錄《粱高僧傳》、真按：當作梁高僧傳!○氏著《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366正作梁高僧傳--此處亦襲引自彼也! 《續 高僧傳》，著錄《開元釋教錄》，而不著錄《出三藏記集》和《歷代三寶記》。後世學者批評這種做法「猶之載《後漢書》而不載《史記》、《漢書》」，「載《唐 書‧經籍志》而不載《漢志》及《隋志》」，⑭確實切中要害。又如道家一類，就連宋人文集中有關道教齋醮祈禱的青詞一類文字，也借口「迹涉異端，不特周、 程、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為，即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⑮一概予以刪除。至於西方天主教，《總目》也指責其「欲人捨其父母，而以天主為至 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為甚，豈可行於中國者哉」！⑯對明末清初傳教士著譯的有關介紹天主教義的著作，也大多摒棄未錄。當 然，對任何一種宗教的性質及其作用，都應該而且有必要進行分析，特別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還有其複雜的政治、歷史和文化背景，絕不可等閒視之。 但《總目》對這些「外學」、「外教」的攻擊和排斥，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儒學正統地位，顯示出其衛道者的真實面目。

　　對詞曲一類著述，《總目》也大加貶斥，認為其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⑰並稱自五代至宋，詩降而為詞，自宋至元，詞降而為曲

⑬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⑭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⑮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諭。

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四，《天學初函》提要。

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詞曲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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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學士，往往以是擅長，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類，皆藉以知名于世，可謂敝精神於無用」。⑱因而，《總目》不僅將此類作品退之篇末，而且於曲文一概摒棄不錄，藉以顯示「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⑲

　 　與尊崇儒學相輔相成的，是《總目》對封建倫理觀念的大力提倡和表彰。儒家的綱常 名教，是儒學的核心和基礎，歷來被封建階級奉為維護社會秩序，加強專制統治的法寶。在清統治者看來，「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 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 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⑳

　　因此，盡管乾隆時期的中國封建社會，處在一個相對穩定並有所發展的階段，但統治者仍然大力扶植封建綱常名教，以防患於未然，確保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總目》編纂者秉承統治者的意旨，在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方面花費了相當多的筆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清統治者為表彰忠義，在全國範圍內對明代「死不忘君，無慚臣節」的忠臣義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普查、賜諡活動，「凡立身始末卓然可傳，而又取義成仁，搘拄 名教者，各予專諡，共三十三人。若生平無大表現，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匯為通諡：其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 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百八十二人

⑱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張小山小令》提要。

⑲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⑳　《清世宗實錄》卷五九，雍正五年七月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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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微官末秩，諸生韋布，及山樵市隱，名姓無微，不能一一議諡者，並祀于所在忠義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與此同時，還將所有賜諡人名匯成一編，題為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者即在此書提要中，一方面稱頌這些明臣「毅魄英魂，自足千古」，一方面竭力吹捧清統治者表彰前代 忠臣之舉，認為「自古代嬗之際，其致身故國者，每多蒙以惡名」，「其間即有追加褒贈，如唐太宗之於堯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人而止。誠自書 契以來，未有天地為心，渾融彼我，闡明風教，培植彝倫，不以異代而歧視，如我皇上者」。﹝21﹞其他如將關羽的諡號改稱「忠義」，以崇獎忠義，風勵臣節，刪除宋穆修《穆參軍集》中歌頌曹操的篇目，斥其「獎篡助逆，可謂大乖于名教」，﹝22﹞這些極力凸顯「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的做法，﹝23﹞也都表現了《總目》編纂者大力維護儒學正統觀念的孤詣苦心。

二、倡導經世主張

　　經世，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傳統儒學所特有的一種價值取向。《總目》承襲這一基本精神，大力倡導經世主張，表現出明顯的「務切實用」的價值指向。在《總目》看來，儒家經典的重要價值之一，就在於它的經世性，如「《詩》之教、理性情、真按：疑有誤!-按:據下文,則此當作《詩》之教,理性情也,理為動詞.謂詩之教(用)在于理性情而明勸戒也. 明勸戒」，

﹝21﹞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八，《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提要。

﹝22﹞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穆參軍集》提要。

﹝23﹞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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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教，存天理，明王政」，﹝24﹞即便是其道廣大、無所不包的《易經》，其大旨亦在「即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于帝王之學，最為切要」。﹝25﹞由此出發，《總目》明確提出：「聖賢之學，主于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卮言】 注音一式 ㄓ　｜ㄢˊ 解釋:無頭無尾、支離破碎的言辭。莊子˙天下：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後亦作為對自己作品的謙詞。 真按：卮言的定義 」以此衡之，《總目》特別注意闡發典籍所包含的經世意蘊和實用價值，「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為有用之學」。﹝26﹞ 如北宋司馬光《溫公易說》一書，雖篇幅未完，「解義多闕」，但其書「意在深闢虛無玄渺之說，故於古今事物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總目》編纂 者認為，其「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所以專從《永樂大典》中輯入《四庫全書》，以使學者「知名賢著述，其精義所在，有不終泯沒於來世者 矣」。﹝27﹞又明末黃道周所著《月令明義》等五書，本「借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28﹞但《總目》編纂者既嘉其立身正直，大節凜然，又推崇其書「議論正大，發揮深切，往往有關於世教」，﹝29﹞因而不僅將其列入經部《禮》類經解著述之中，還特別加以說明：「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教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30﹞

﹝24﹞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先天易貫》提要。

﹝25﹞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日講易經解義》提要。

﹝26﹞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27﹞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溫公易說》提要。

﹝28﹞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一，《儒行集傳》提要。

﹝29﹞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一，《表記集傳》提要。

﹝30﹞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一，《儒行集傳》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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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唐代杜佑《通典》，凡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意在「征諸人事，真按：疑當作徵,乃繁簡字錯亂者. 將施有政」。《總目》高度評價其書「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31﹞諸如此類，隨處可見，明白無誤地傳達出《總目》對「有裨世務」的經世精神的推崇。並且，這種強調經世實學的價值取向，也反映在《總目》對諸子百家書籍的分類排列以及重視的程度上。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經世之學 《總 目》編纂者認為：「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 傳而後莫為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為類而今合，大都篇幅繁富，可以自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 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面對種類繁多，包羅宏富的子部書籍，《總目》著眼於經世致用的角 度，進行了分類排列：「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奸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 也，谷，真按：當作穀,乃繁簡字錯亂者. 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32﹞所以《總目》把它們順序排在前面

﹝31﹞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通典》提要。

﹝32﹞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子部總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