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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辦三閣書匣等項及繳出罰銀一萬兩，計其家資，已不下三四萬。若非從前在四庫館提調任內苞苴饋送，何以有此多貲！現在陸費墀業已身故，真按：陸費墀貪污案 所 有插架裝匣等事，若令伊子接辦，恐未能諳習，且身後所遺家業，想已無多，亦難措辦”，因而特諭江浙地方官員“查明陸費墀原籍現有田房產業，加恩酌留一千兩 之數，為伊家屬養贍。如尚有餘資，即作為添補三閣辦書之用”。①結果，陸費墀原籍“田房契價及首飾衣物等項”，加上若干現銀，總計萬金產業，除“將衣物等 件估值銀一千兩之數，賞給伊家作為養贍外，其餘房產貲物一併交商，據實估變，以為辦書之用”。②陸費墀之事，不僅本人受到責罰，還連累到已故總裁于敏中。 乾隆認為，辦理《四庫全書》之事，“發端于于敏中，承辦于陸費墀，其條款章程俱係伊二人酌定。今所繕書籍荒謬至此，使于敏中尚在，必當重治其罪。因伊業經 身故，是以從寬，止撤出賢良祠，不復追論，保全終始”③，算是避免了與陸費墀同等的厄運。

　 　原參與纂修及校勘、提調各員也分別受到了不同的處罰。早在五十二年五月，乾隆下令覆校文淵、文源二 閣書籍時，就曾明言所校錯謬之處，“仍查明原辦總纂、總校、提調、校對各員分別治罪”。④十月，乾隆又下令將“所有業經議敘纂校各員，其已經陞用應行議罰 廉俸及未經陞用將議敘註銷之處，著該部核議具奏”。⑤遵照乾隆的諭令，軍機大臣議定：凡文淵、文源二閣及文津閣部分書籍經校出錯誤的原辦各員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諭。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浙江巡撫福崧奏摺。

　　③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諭。

　　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諭。

　　⑤《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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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在京供職者，“罰令前赴熱河同紀昀校勘文津閣書籍”；其“現在出學差者俟差滿時著同陸錫熊前赴盛京 罰校文溯閣書籍”；其外任道府及同知、知州、通判各員，均“照各該員本任，每錯誤一次，罰繳養廉半年”；其丁憂告假回籍各員，分別於“補官之日，每錯誤一 處，京官各罰本任俸銀一年，外官各罰本任養廉半年”；其“議敘應陞各員”，也分別予以注銷；只有那些“降革、休致、病故各員，應遵旨免議”。並明確規定， 此後“如再有看出錯誤各員，均應照此分別辦理”。①這樣一來，原辦“纂修、總校、分校各員，或注銷議敘，或罰廉俸，或罰看書”，②幾乎都受到了處罰。

　 　至於為數眾多，曾自備資斧，入館繕寫《四庫全書》的謄錄，自內廷四閣全書辦理完畢後，“已分發銓選 回籍”，其中“舉人知縣一項，議敘最優，現俱散在各省，無從效力。揆之情理，實覺偏估”。因而永瑢等人“公同酌議，除事故降革者無庸議外，其現任及候補各 員，擬令各繳公費。查議敘各員內，或係現任知縣，或由知縣陞至知府、同知、知州、通判各員，均令於現任內各繳養廉銀半年；其現在各省試用候補者，繳銀照現 任中缺半年養廉三分之一；其丁憂告病回籍各員，應俟起用之日分別實缺、候補，一律照數繳出，均令該督撫隨時搭解廣儲司，以備公用。此後添繕書籍，一切雇人 繕寫，俱以此項發價”。③此外，若校出之書有“全卷漏寫”等“非尋常錯誤可比”的問題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質郡王永瑢奏摺。

　　③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質郡王永瑢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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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查明“係屬何人繕寫，據實開報，卽著落該謄錄賠寫。如現在業已得官，仍令暫行離任來京，辦理完竣後方准復任”。①這樣，包括上千名曾經議敘得官或候補的謄錄在內，因《四庫全書》錯謬之處而牽連受罰的，前後總數不下兩千人。真批：豈不罪有應得！ 夫書籍不同於一般，猶核子反應爐，焉能有絲毫差池.所干非小也.若一誤至此，孰能執為信焉？學而廣植于如是者，其無不沙散而已哉！

　　二、內廷四閣全書的再次覆校

　　內廷四閣全書經全面覆勘之後，雖然校出了不少脫落訛舛，甚至遺漏、抵換之處，但未能查出的魯魚亥豕之處及脫漏錯謬仍所在多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七月，高宗偶閱文津閣全書，發現“揚子《法言》一書其卷一首篇有空白二行。因檢查是書次卷核對，竟係將晉唐及宋人注釋名氏脫寫”。乾隆認為：“書中篇首空 至兩行，顯而易見，開卷即可了然。乃詳校官既漫不經心，而紀昀係總司校閱之事，亦全未寓目。可見重加讎校，竟屬虛應故事。朕每幾餘披覽，其書內有一二字錯 落，令軍機大臣隨時改正者，不一而足，因尚係尋常訛脫，不加責備。今篇內甚至脫去二行，紀昀等實難辭咎，寧不自知慚恧耶！況朕曾有御製《書揚雄法言》一 篇，雖係近年之作，亦應繕錄，弁於是書之首，紀昀並未留心補入，更屬疏忽”。因而乾隆下令“紀昀及詳校官莊通敏俱著交部分別議處”，同時，“除將文津閣 《四庫全書》內揚子《法言》一書就近交軍機大臣將空行填補，並繕錄御製文於篇首外，著紀昀親赴文淵、文源二閣，將揚子《法言》一書檢出，繕錄御製文冠於簡 端。並帶同詳校官抽查此書卷首是否亦有空白之處，及此外各書有似此脫誤者，一體抽閱填改”。②於是，由文津閣書籍的脫漏，再次引發了內廷四閣全書的全面覆 校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軍機大臣阿桂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八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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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源閣全書的覆校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紀昀因文津閣書籍之事遭到申飭議處後，不敢疏忽怠慢，立即“傳齊原赴熱河各 員”，前往圓明園校勘文源閣書籍。他一面“宣示諭旨，嚴切申明”，使校勘各員“俱感激悚惶，認真搜剔”，①一面奏請“即在本閣廊下校閱”，以免“扛擡出 入，磕損書匣。且換架取閱，隨看隨修，隨即歸架，亦免顛倒錯亂，再費周章”。②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文源閣書籍全部覆勘完竣。“計所簽舛漏，較初次詳校竟 增數倍之多，凡一字半字之空白，悉皆檢出，各調取底本補填，其餘卷頁脫落，行款參差，以及流水錯誤者，亦俱抽換修整”。通過覆校，不僅改正了諸多訛誤之 處，而且還查出了以前一直未能發現的捏注闕文、闕卷的嚴重現象。某些書籍“空白之中，有原注闕文一項，詳校官因已聲明，遂不查核”。紀昀“偶覺數處可疑， 調取底本查對，中有實係原闕者，亦有底本不闕而憚於書寫，已經挖補而懶於查填，竟自捏注闕文者”。甚或“有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全，偽注闕卷，致詳 校官無從舉發者”。這些問題，都屬於“有心弊混，與偶然舛漏不同”。這樣一來，除前次覆校時未能看出訛誤各員應予責罰外，原辦時有意弊混的謄錄、提調、供 事人等也必須予以懲處。對於前者，乾隆五十二年覆校時，已有對“原總校、分校各員或罰令看書，或照例議處，或罰繳廉俸”之例，根據當時《四庫全書》原留空 各函書籍已陸續“寫成補入，未經詳校”的情形，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阿桂奏摺引。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日熱河總管福克精額奏摺引紀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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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昀奏請將牽涉此事及其它未能改正書籍訛錯的原覆校人員，分別罰看文源閣及文津閣新補各書。軍機大臣合 議後，決定如其所奏，“查明訛舛較少者，罰令看文源閣留空函書；其訛舛較多，過失較重者，罰令前往熱河看文津閣留空函書；其現在並不在京，不能令看留空函 書之各員，除病故、革職、休致不議外，其現膺外任及丁憂告假各員，仍交該部照五十二年之例分別辦理，以示懲儆”。①對那些有意作弊的謄錄、提調、供事人 等，軍機大臣也決定將其一併“交部議處”。並再次規定，嗣後覆勘文淵、文津等閣書籍，“查出如有前項各弊，即照此次議處之例，分別辦理”，至於所闕各書， 紀昀一面按照翰林院現有底本補抄，一面奏請將那些沒有底本的書籍開單行知原採進省分督撫“購寫補送，以成全璧”。對此，軍機大臣考慮到“四閣書籍並非同時 繕寫，或有此闕而彼不闕者”，決定於此後“覆勘時將何閣何書闕何卷頁之處，分別記檔，互相比較查核，就所有以補所無，並行知翰林院所貯底本內詳檢補寫”， 不必再令“各督撫購寫補送”。②至此，文源閣書籍的再次覆勘並善後事宜才基本完竣。

　　（二）文淵閣全書的覆校

　　文源閣全書覆校完畢之後，紀昀“董率詳校各官，將文淵閣書細心檢閱”，至乾隆五十六年底全部辦完，查出的“舛漏條數視文源閣書較少十分之二”③。真按：文淵閣四庫全書之版本良窳 其中除常見錯漏以及捏注闕文各條外，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因“遺失底本一種，遺失正本一種”造成的訛誤。如明敕撰《性理大全》一書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奏摺。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奏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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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纂修時曾以明刻舊本送交武英殿繕寫。不料底本遺失，被“另換一康熙初年刻板，冠以聖祖仁皇帝御製 序”。提調陸費墀“一時未考，率寫標題”，以“御定字三擡”繕寫的格式發下，遂將前代所修之書，抄成清朝皇帝“御定”書籍的格式，即在“每卷首尾及每頁板 心俱加增‘御定’二字，三擡繕寫”，致使全書十函五十六冊“頁頁俱錯”。而此後分校、總校及兩次詳校人員，“又均以底本格式為憑，無從簽摘，致沿訛襲誤， 四閣相同”，總計有四十函二百二十四冊需重新抄寫。為此，紀昀專摺奏請將此書“一面交武英殿先支官項換寫，一面估定價值，查明開館以來曾經議敘供事現任者 共若干員，勻扣廉俸，行文各該督撫搭解還庫”。又另有《史記正義》一書，與《性理大全》“事同一例，現無底本，不能換寫，俟訪得真本之後，應亦照此例追 賠”。①軍機大臣例經合議，決定照此辦理，並將“所有改繕各書冊，即交原充《四庫全書》總校詳悉校對，以免舛誤”。②這些工作做完之後，文淵閣全書的覆勘 就基本結束了。

　　（三）文溯閣全書的覆校

　 　文源、文淵二閣書籍再次覆校查出的種種問題，使軍機大臣不能不考慮遠在盛京的文溯閣全書。當時，初 校文溯閣書籍的工作結束才一年時間，查出的“應行賠寫抽換之本”剛剛賠寫完畢，為慎重起見，軍機大臣決定，讓原指定留京專辦底本的張燾藉送書歸架之機，先 行前往抽閱。“若訛闕較多，斷非一人所能辦理，即令呈明軍機處，請旨仍令陸錫熊及前此同往看書各員前赴盛京，復加詳閱。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九日禮部尚書紀昀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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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有挖改換頁等事，仍即就近辦理；其有成部成卷駁換者，亦一併帶回，交武英殿查明，照例分別賠寫，送往 歸架”。①但陸錫熊等人看到“文源閣全書經臣紀昀等覆核，中間闕落舛訛尚多，而文淵閣全書現在閱竣，亦未免尚有沿訛”，不由惴惴不安，深恐自己經手校閱的 書籍亦有舛誤，他們等不及張燾呈報，便主動提出：“全書卷帙繁富，屢校即屢有改正，讎勘實不厭精詳，所有文溯閣全書自亦應一體復加詳核”，②並表示“情願 自備資斧，另行倩覓校書熟手，率同前赴文溯閣復加詳核，並鈔錄紀昀此次所奏二閣清單，逐細查檢，斷不敢稍有回護”。③於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 開春後，陸錫熊便帶領原班人馬開赴盛京，校勘文溯閣書籍。不料山海關外天寒地凍，陸錫熊於途中染疾，遂一病不起，卒於盛京。同行的禮部右侍郎劉權之只得接 替陸錫熊的職任，將陸錫熊名下應閱的一千函書籍“與各詳校攤勻分閱”，責成所有校書人員認真覆核，並“每人各付一冊檔，填寫姓名。其簽改之處，並令詳載各 書卷數及某頁某行，以便按籍抽核”，同時參照文源、文淵二閣校閱清單，“隨時核對繕補”。④然而，盡管劉權之再三督責，“不敢稍存歧視，致貽舛誤”，但主將的損折，使參校者心裡蒙上一層陰影，不免情緒低落，給覆校工作帶來不利影響。因此，真批：完全是一己加油添醋之辭！ 文溯閣書籍的再次覆勘，大致經過兩個月時間，就草草結束了。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都察院侍郎陸錫熊奏摺。

　　③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禮部右侍郎劉權之奏摺。

　　④《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禮部右侍郎劉權之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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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津閣全書的覆校

　 　文津閣書籍的訛脫，是導致再次覆勘四閣全書的起因，初次覆校時總司其事的紀昀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乾 隆五十七年三月，文源、文淵二閣書籍覆勘完竣後，紀昀又帶領應罰往熱河校書各員，趕到避暑山莊，開始校勘文津閣書籍。由於“上次詳校各員事出眾手，又值天 寒日短，亦未免匆忙，是以尚有揚雄《法言》空白未填一事”，紀昀除將“未經詳校空函新書二百六十四函”分配給罰來看書人員校勘外，對“所有曾經詳校書五千 八百八十函”，均“帶同辦事熟手並曾經幫辦之子侄等現在逐函檢閱”，為保證質量，又規定於“每二三人中，派親丁一人，相參查檢”。至四月中旬，已校完經部 書籍，“簽出空白舛誤一千餘條，分別修補。其未辦各書，約計簽數，每部當亦相仿，似乎從前各員漏簽之處，大致可以廓清”。①但乾隆對文津閣書籍脫漏之事仍 耿耿於懷，認為揚雄《法言》書內空白未填，“既經朕看出，此次復又有簽出空白舛誤一千餘條之多，可見校勘一事，全屬有名無實”，因而再加申飭，責令紀昀 “將覆校各書務臻完善，毋得再有舛誤，致干咎戾”②。這樣，在乾隆的嚴厲督責下，歷經兩個多月，文津閣全書全部校勘完畢。“所有勘出從前詳校各員遺漏未簽 之處，逐條造具清冊，修補完整”。③其中因缺頁、缺卷、他本抵換以及“任意刪節改竄”提要，甚或“遺失、私撰各篇頁”等錯誤較多，“必須換卷另繕者”，計 “經部內《周禮注疏刪翼》等書共三十冊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日禮部尚書紀昀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諭。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軍機大臣奏摺引紀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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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部內《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等書共六十二冊，子部內《西清古鑑》等書共一百二十一冊，集部內《范忠 貞集》等書共一百十七冊”。①對此，軍機大臣決定按照覆校文淵、文源兩閣書籍議處各員之例，對勘出遺漏各條的原辦詳校官進行處理，若已經跟隨紀昀同赴文 淵、文源兩閣覆勘書籍者，“毋庸再議”；那些沒有參與校勘的人員，除病故及因事降革外，一律“照冊開各條分別議處”。至“勘出缺頁、缺卷，及成部成卷應行 換寫并他本抵換各書，與《性理大全》、《史記正義》事同一例，自應照前攤賠換寫。又據紀昀查出提要內刪節改竄及遺失私撰各篇頁，與《總目》不符，真按：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自當相同，其不者，可能全係被竄改者，俟考！ 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書前提要相異處 必 須一律賠換，以臻完善。均應如紀昀所奏，先交武英殿官為換寫，其需用工料銀若干兩，應即查明議敘各供事現任某省，飭令按數攤賠，并行知各該督撫上緊追齊歸 款，毋任延宕。俟寫畢後，仍責成紀昀帶領官匠將文淵、文源二閣換寫篇頁，逐一抽換完竣，再前赴文津閣抽換整齊，免至歧誤，並將未刻御製詩文一併補繕添入， 以歸畫一”。②至此，文津閣書籍的覆勘亦基本告竣。

　 　自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數年之間，原辦《四庫全書》總裁、總纂等官遵照乾隆的諭令，帶領有關人 員，先後對內廷四閣全書進行兩次覆校，每次都校出許多訛誤錯謬，小至一字半字的空白舛誤，大至整篇整卷甚至整部的漏寫，乃至捏造闕文、偽本抵換，以及刪節 改竄提要等等，均一一加以填補改正，賠寫抽換，并查照底本及《總目》補繕齊全。這對提高《四庫全書》的質量，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熱河總管福克精額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軍機大臣阿桂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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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四庫全書》畢竟是一部規模宏大、收錄繁多的叢書；參預其事的人員，又並非都是兢兢業業，問題在所難免。而校書本身又如清掃落葉，訛誤極難盡除，再加上兩次覆校幾乎都作為一種處罰措施進行，校勘各員迫於程限，往往虛應故事，真按：人性本賤又一章 因而各閣《四庫全書》仍有不少魯魚亥豕之處。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軍機大臣發現“文源閣《四庫全書》內《鹽鐵論》末冊缺寫第六十《雜論》一篇”，①調取其餘三閣之書查對，雖無漏寫此篇現象，但卻因此而查出“文津閣送到之 本，每卷首頁均漏寫‘明張之象注’一行”。②不久，乾隆披閱《通鑑輯覽》，又發現其中“貞觀舊制，諸司皆正牙奏事”一句并注文“唐大明宮含元殿為正牙，亦 謂之南牙”二處，“牙”字都誤作“邪”。③六十年（1795年）七月，乾隆駐蹕避暑山莊，“于幾暇取閱文津閣藏弆四庫書內《垂光集》一冊，奏議二冊。其中‘充’字訛寫作‘克’，‘彼’字訛寫作‘波’，似此者尚不下十餘處”。④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就連乾隆也不得不承認，“校書如掃落葉，今雖已覆勘精詳，猶未能信其竟無訛誤也”⑤。真按：乾隆的感慨 所謂“保無魯魚潛猶伏，譬若塵埃掃又生”⑥，確實反映了官修大型書籍實難盡善的實際情形。比較而言，內廷四閣全書中，以首先告成的文淵閣全書查出訛誤為少，繕寫質量較高；真按：文淵閣四庫全書之版本良窳 真按：四閣四庫全書版本的優劣 其次為文源閣，原來存在的問題，在覆勘時改正頗多；復次為文津閣，盡管辦理時比較潦草，但兩次覆校都比較認真，真批：此均作者一己之見爾！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五日軍機大臣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八日軍機大臣奏摺。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日諭。

　④《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六十年七月十四日諭。

　⑤《御製詩五集‧題文源閣》詩注，卷九四。

　⑥《御製詩五集‧題文津閣》，卷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