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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四庫全書薈要》

第一節　《四庫全書薈要》的編纂

　 　在纂修《四庫全書》的同時，乾隆還下令從應鈔書籍中“擷其菁華”，另編一部規模較小的叢書，這就是 《四庫全書》的姊妹編——《四庫全書薈要》。《薈要》是《四庫全書》的選本，在採擇編選、繕錄校勘、裝潢庋置，乃至分目提要方面，都與《四庫全書》有許多 相似之處，但由於編成較早，所以又別具特色。

　　一、編纂起因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五月，《四庫全書》開館不久，各地徵訪書籍的活動已大規模展開，館內各項工作也開始著手進行，乾隆考慮到《四庫全書》“卷帙浩如煙海，將來庋弆宮庭，不啻 連楹充棟，檢玩為難。惟摛藻堂向為宮中陳設書籍之所，牙簽插架，原按四庫編排，朕每憩此觀書，取攜最便”，因而下令“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 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他強調指出，《薈要》和《全書》是相輔相成，各有所用的，“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緗羅列，得以隨時 瀏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①。表面上看來，乾隆下令編纂《薈要》，是為了彙選重要典籍及必備圖書於一堂，以便觀覽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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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這些冠冕堂皇的措辭後面，還隱藏著一個當時不便公諸天下的因由。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的當 年，已在位三十八載，年屆六十三歲高齡，盡管乾隆雄心勃勃，欲凌駕於前代帝王之上，並超越其乃祖乃父，纂成一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叢書，但他也不能 不慮及到人類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希望盡早看到開館修書的成果。乾隆的這種心情，事後曾多有流露。他在兩部《薈要》及第一部《全書》告成後曾經說道：“癸 巳歲（乾隆三十八年）始思及依經史子集為《四庫全書》，並命輯《永樂大典》中散篇成帙。然朕臨御已三十餘年，亦望七之歲矣，斯事體大而物博，時略嫌遲，故 甲午（乾隆三十九年）聯句詩有‘逢會略嫌遲歲月，就將惟亹願觀成’之句。今壬寅（乾隆四十七年）甫及十年，《薈要》兩部及《全書》第一部均已蕆事，裝潢貯 閣。適當春仲經筵，錫宴行慶，遹觀厥成，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遹】-12-16 注音一式 ㄩˋ 解釋 1.遵循。書經˙康誥：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資治通鑑˙卷六十八˙漢紀六十˙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2.句首發語詞，無義。詩經˙大雅˙文王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3.姓。如宋代有遹復。 實堪喜慰爾”①。又說：“老方四庫集全書，竟得功成幸莫如”②，愉悅慶幸之情，溢於言表。由於乾隆急於觀成，同時也考慮到閱覽之便，所以才在四庫開館伊始，就匆忙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薈要》，既能取精，又可求速，以期二者兼顧，兩全其美。真按：四庫全書薈要之成書 真按：四庫全書所以辦理不善的原因 編纂《四庫全書薈要》之事，很快便被提上了日程。真批：此亦但是間接證據之合理合情之推測而已.

　　二、組織機構與辦理人員

　　為了保證《四庫全書薈要》的編纂速度和收書質量，乾隆特別指定四庫館總裁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由他們簡派有關人員，設立四庫全書薈要處，專職辦理。根據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二月薈要處開列的任事諸臣銜名，其各項職務及任職人員名單如下

　　①《御製詩四集‧經筵畢文瀾閣賜宴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庋閣內用幸翰林院例得近體四律首章即疊去歲詩韻》詩注，真按：宮中也有文瀾閣? 卷八七。

　　②《御製詩四集‧題文溯閣》，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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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裁官

　　王際華　金簡　董誥

　　總校兼編纂官

　　陸費墀

　　提調官

　　劉種之　查瑩

　　承辦官

　　劉淳　伊齡阿

　　校對官

　　張書勳　陳初哲　金榜　吳錫齡

　　鄭爔　楊壽楠　蕭際韻　范衷

　　李光雲　曹城　朱依魯　馬啟泰

　　項家達　周厚轅　茅元銘　裴謙

　　許兆椿　方煒　閔惇大　朱攸

　　莫瞻菉　戴心亨　繆晉　章宗瀛真按：原訛作莫瞻籙（籙之簡化字箓），徑改！

　　戴聯奎　陳崇本　邱庭漋　吳錫麒

　　嚴福　羅修源　徐立綱　戴均元

　　徐如澍　翟槐　曹錫齡　周宗岐

　　周瓊　陳能照　孫希旦　陳夢元

　　張秉愚　盧應　王鍾健　季學錦

　　郭寅　張運暹　龔大萬　王坦修

　　蕭九成　王福清　侍朝　何思鈞

　　馮培　吳省蘭　陳墉　李廷敬

　　陳文樞　曾廷樗　門應兆　張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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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槐　方維甸　徐秉敬　郭長發

　　金學詩　胡士震

收掌官

　　敷注禮　海寧　陸達塞　海福

　　廣傳　永清　德明①

　 　從這個題名錄中可以看到，四庫全書薈要處的組織機構，除總裁大臣及負責提調、承辦、收掌的一般官員 外，基本上由校對官組成，再加一名總校兼編纂官，並未設置專職纂修官，也沒有總閱官、總纂官一類的職任。再從辦理人員來看，所列八十一人中，大多都是四庫 館臣，他們的銜名也一併具於四庫全書館開載的題名錄，只有陳初哲、吳錫齡、鄭爔、李光雲、朱依魯、周厚轅、茅元銘、繆晉、章宗瀛、徐立剛、曹錫齡、周宗 岐、陳能照、陳夢元、張運暹、胡士震等十六人未見四庫館題名。但從今存檔案來看，他們也都或多或少地參與了館內的工作。可以說，四庫全書薈要處實際上是四 庫館內由部分館臣臨時組成的一個分支機構。

　 　與四庫全書館開列的題名錄相同，四庫全書薈要處題名錄也僅僅是反映了參與纂修《薈要》人員的大致情 況，許多曾經在薈要處任職的人員未見題名。如四庫館總裁于敏中曾被乾隆指定“專司”薈要處一切事務，卻未見題名。特別是參與《薈要》校對工作的眾多分校、 總校人員，竟然有一半以上湮沒無聞。據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每冊書後開載的任職銜名，分校、總校人數達一百五十餘人之多②，而題名錄所列校對官僅六十六 人。可見，四庫全書薈要處的實際組織機構，要比其開列的任職人數龐大得多

　　①　原載《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卷首，轉引自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

　　②參見《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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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採擇編選

　　根據乾隆規定的辦理宗旨，四庫全書薈要處的總裁大臣商議制定了《薈要》編選標準，“于《四庫全書》中取其尤醇者，務在簡而能賅，寧嚴毋濫”，以“擷著述之精華，作藝林之珍秘”①。根據這一標準，總裁大臣及辦理人員對收入《薈要》的各類書籍進行了嚴格的遴選。

　　經部。列入首選的是十三經注疏和清歷朝皇帝“御纂”、“御注”、“欽定”的各種書籍，其次則大致按照下列原則進行挑取。

　 　第一，注重反映經學源流。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裡，經學幾經變遷，流別不一，立說各異。對此，《薈 要》比較注意選錄反映經學源流及派別的著作。如《易經》的研究，歷來“派別最繁”，但“大旨不出理、數二家”。館臣認為：“《易》家言數一派，始于漢儒， 至宋歧而為二，于互體、飛伏、納甲、六日七分諸法外，又別為先天一派，推衍圖書，如《易數鉤隱圖》、《漢上易傳》、《大易象數鉤深圖》、《易象圖說》、 《易圖通變》、《易學啟蒙通釋》、《（易學啟蒙）翼傳》、《三易備遺》、《周易集說》之類。言理一派，始于王弼，至宋歧而為三，程朱二家外，如《易小傳》 之類，多言史事，《童溪易傳》之類，多言性天”，這兩派的著作，《薈要》都兼收并錄，“以盡《易》之變”，對“其中別出新義，自成一家者，如《周易玩 辭》、《東谷易翼傳》之類，亦間採錄”②。這種“綜萃以括其全”的做法，較好地反映了經學淵源流變的大致面貌。

①《四庫全書薈要凡例》，轉引自《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附錄。

②乾隆《御製詩四集‧四庫全書薈要聯句》詩注，卷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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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注重著作的代表性。由於歷代統治階級的大力尊崇和扶持，經學在封建社會得到了畸形的發展，各 種解經書籍汗牛充棟。在這種情況下，《薈要》館臣比較注意選錄有代表性的書籍。以小學為例，作為經學的附庸，小學隨著經學的繁榮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各種 訓詁、字書、韻書一類著述，數量十分可觀。館臣認為，漢代經師以訓詁為重，因而專“錄《爾雅》為小學之冠，其《釋名》、《廣雅》、《埤雅》、《爾雅翼》均 以類從”。各種字書中，“篆體莫正於《說文》，真書莫古於《玉篇》，隸書莫精於《漢隸字源》，至《御定康熙字典》，尤集六體之大成，謹依類繕錄”。至於韻 書，“以《廣韻》為最古，以《集韻》為最備，其兼論字母等第，則《古今韻會舉要》為詳。而《御定音韻闡微》，區別韻等，尤通精奧”，均甄錄“以為諸韻書範 圍”①。通過這種提綱絜領的選編，真按：當作提綱挈領，本書提綱挈領似均誤作提綱絜領了！ 整個小學的基本狀況，也就大致可知了。

　 　第三，崇尚徵實。面對經學研究中長期以來形成的漢、宋兩大學術派別，《薈要》館臣竭力擺出一副不偏 不倚的姿態，但實際上，在各類書籍的選錄中，卻仍然明顯地表現出摒棄空疏、崇尚徵實的傾向。如有關《詩經》的研究，館臣認為，“《詩》必先明山川方域而後 能辨土風”，他如“鳥獸草木，悉資多識，其間音訓同異，尤于經義攸關”②，因而《薈要》特列“專論地理”、“專論名物”二子目，甄錄《詩地理考》和《詩集 傳名物鈔》、《陸氏詩疏廣要》等考證性著作。又如對研究《三禮》的眾多著述，館臣也特別偏重選擇詮釋名物典制的書籍。在他們看來，“宋儒注《禮》多推求文 句，闡發義理，然不明其訓詁制度，亦無以究其本意。漢儒去古未遠，如所謂某字當作某解，

　①②《御製詩四集‧四庫全書薈要聯句》詩注，卷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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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制即今某制者，言之有徵。故朱子說《禮》，亦不能廢鄭、孔。今首列注疏，他如聶崇義《三禮圖》，足與注疏相證者，亦存備考”。所謂“盡汰卮言珍菽粟”，主張“諸書皆取其有裨實學者”①，鮮明地反映了《薈要》館臣的學術傾向。真按：四庫全書薈要的取擇標準

　 　經部書籍的甄別取捨，除了有一定的標準作為依據而外，皇帝的意旨，對其也有直接的影響，並往往起著 決定性的作用。如《薈要》不收有關《尚書‧洪範》的著述，不錄宋葉夢得《春秋讞》、元王元杰《春秋讞義》等著作，認為它們大多穿鑿附會，或“晦蝕經義”， 或“殊乖筆削大旨”，都是“敬稟聖訓”，執行的是乾隆的命令。由此可見，專制帝王對《薈要》編選工作的控制，也是相當嚴格的。

　 　史部。《四庫全書薈要》的編纂，正值禁書活動愈演愈烈之時。在禁書過程中，史部書籍首當其衝，許多 有價值的歷史書籍，由於觸犯清朝統治政權的忌諱而遭到刪改，有的甚至被禁燬。館臣在甄錄史書時，自然也就小心翼翼，“慎之又慎”了。首列“欽定”二十四 史，因“正史體尊，義與經配”，學者“流觀運會，取古證今”，可以“考一代之興衰，存百世之鑑戒”②。除此而外，則盡可能挑取本朝“敕撰”、“欽定”的書 籍，乃至皇帝本人的著述。如詔令類所收八種，都是清太祖至雍正各代皇帝的聖訓、庭訓格言以朱批諭旨一類著述。真按：疑當作以及朱批諭旨一類著述！脫一及字. 法制類僅收四種，也都是《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欽定”書籍。編年類所收八種，有五種經“御批”、“御定”。《薈要》史部書籍總共著錄七十種，即使不計二十四史，其餘四十六種中，也有二十四種屬“欽定”之書，數量仍占一半以上

　　①《御製詩四集‧四庫全書薈要聯句》，卷六五。

　　②《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史部正史類案語，轉引自《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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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大量收錄本朝“欽定”書籍的做法，館臣無疑可以少擔風險，但一些重要的史部書籍卻因此而被排除在外。如《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著名地理書，《西漢會要》、《唐會要》等重要典籍，都是研究古代地理及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書籍，《薈要》均未收錄。

　 　子部。在四部書籍中，子部所包括的內容最為龐雜。為選錄精善，《薈要》館臣制定了總的原則，即所謂 “大旨皆不詭于正”①。在此前提下，適當兼收並採，以反映諸子各家面貌。如法家，《薈要》錄《管子》、《韓非子》二書，以其“不甚謬于理，而時或竊見古聖 之緒餘”②。雜家則取《淮南子》以下六種，以其“是非疑信之間，亦貴衷于理要而已”③。就連不入流的小說家，館臣也強調“古者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其 用意蓋與瞽獻詩、工誦箴等。雖有絲麻，毋棄管蒯，真按：疑為毋棄菅蒯之訛！ 其 言雖小，可以喻大者，固聖人所必察矣”④，甄錄《拾遺記》諸書凡七種。但對某些宗旨與儒家正統思想迥異的學派及著述，則採取輕蔑的態度予以排斥。如佛教作 為一種外來宗教，盡管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方面起過一定作用，但其基本教義、主張畢竟與儒學不同，《薈要》館臣借口“佛書自有全藏，不宜與經史並列，故《薈 要》及《全書》中俱置弗錄。其有關涉釋門典故如《法苑珠林》之類，以其可助詞章，《全書》中間採取之，而《薈要》別擇較精，亦未暇及也”。又如墨家，其說 夙為“儒家所不道”，《薈要》雖沿前代史志之例列其書目，但也僅僅是為了“存其書以示戒，使人不誤入其說”而已。總之，“百家近正言方取”，其餘“義理未 純而詞采可觀者，則但錄入《全書》，茲無取焉

　①《御製詩四集‧四庫全書薈要聯句》詩注，卷六五。

　②③《四庫全書薈總要目》子部法家類案語。

　④《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子部小說家類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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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恰恰反映了《薈要》館臣堅持封建正統觀念的編選立場。

　　集部。在集部所收各類書籍中，首先入選的是清代歷朝皇帝的詩文集以及“御選”、“御定”的各種著述。真批：首先入選四字有語病.蓋其凡例本以聖製冠乎首爾！ 此 外，對歷代為數眾多、流別繁雜的詩文別集，《薈要》館臣也比較注意選錄各時期各流派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反映其間淵源流變的大致面貌。他們認為，“文至六 代而衰，唐始復振，詩盛于李、杜，而王維、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等羽翼之；文盛于韓、柳，而權德輿等羽翼之。至宋而徐鉉、王禹偁稍變五代之 格，歐、曾、王、三蘇大振其緒，梅堯臣、蔡襄、黃庭堅、晁說之、晁補之、秦觀、陳師道、陳與義、陸游、楊萬里、范成大等先後繼起，亦稱一時作者。今并錄其 集，用以考見源委。其他如唐之陸龜蒙，宋之文同、郭祥正、謝薖、張孝祥、洪适、王十朋、陳亮、牟巘、王應麟，金之王若虛、趙秉文、元好問，元之王惲、趙孟 頫、馬祖常、許有壬、虞集、楊載、揭傒斯、黃溍、吳萊、柳貫、吳師道、歐陽元、薩都拉、納新、陳旅、貢師泰，真按：歐陽玄.元乃避聖祖諱也.猶鄭玄為鄭元. 明 之宋濂、高啟、李東陽、吳寬、王鏊、李夢陽、何景明、徐楨卿、高叔嗣、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李攀龍等，亦均以正派相承，為一代冠冕，悉宜并存”。至於 “理學諸儒如周、張、程、朱，其精華已具於諸經傳注及性理各書，文章乃其餘事，毋庸重錄”②。這樣的選擇，應當說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其他各類如總集收入 《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衡》等十餘種，也較為精當。但在集部書籍的選錄中，仍可看到禁書政策投下的陰影。《薈要》著錄詩文 別集，自稱始自“六朝以下，迄于勝國

①《御製詩四集‧四庫全書薈要聯句》，卷六五。

②《御製詩四集‧四庫全書薈要聯句》詩注，卷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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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清代詩文著述，則一概未錄，據說是因為“《薈要》之編，務在簡約，故闕之”①。但事實上，《薈要》收錄別集的下限僅到明代中後期，明末以降，直至清 初，其間一百餘年中眾多文人學士的詩文著述，竟然全付闕如。顯然，這是由於考慮到其中或有“違礙”、“悖逆”之處，才如此摒棄無遺的。

　 　綜而觀之，《四庫全書薈要》館臣對書籍的選擇大體說來還比較精善，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必備圖書大 部分都已包羅在內。但由於編纂《薈要》的目的在於專供皇帝觀覽，同時在選編過程中，又難免受到禁書政策的影響，因而館臣甄錄書籍，特別是史部書籍就不得不 格外謹慎，既要皇帝滿意，又要不觸忌諱，以至造成《薈要》入選書籍中一方面“欽定”、“御纂”諸書充斥其間，一方面某些重要典籍卻付闕如的現象。

　　四、繕錄校訂

　 　《四庫全書薈要》入選書籍基本確定之後，繕錄校訂便成了當務之急。為保證進度，薈要處額設謄錄二百 名，并指派分校十二員，專門負責《薈要》書籍的繕錄校訂工作。根據四庫全書館的有關規定，謄錄“每人每日寫一千字”，這樣，薈要處“每日可得二十餘萬 字”，均由十二名分校官按冊催收并逐加校訂，然後與四庫全書處每天繕成校畢的四十萬字書冊一道，“彙交武英殿查檢裝潢，以備隨時呈覽”②。不久，第一批繕 校完畢的《四庫全書薈要》書冊便首先裝潢進呈。但由於開館辦書以來，總裁大臣只顧“依程限課工，未嘗計及完善”，因而各項措施及人員安排不免有疏漏之處， 隨著《全書》和《薈要》兩處繕校工作的大規模展開

　　①《四庫全書薈要總目》集部別集類案語。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多羅質郡王永瑢奏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