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

。故西漢以前無文集，而諸子即其文集。非其文不美也，以其為微言大義之所托，言之有物，不徒藻繪其字句而已。故《昭明文選序》曰：“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也。然而因其不專于為文，遂謂“專名為文者，必沈思翰藻而後可”，見阮元《揅經室三集》卷二《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後》。若欲擯之不得與于文章之列，則非也。《文心雕龍》有《諸子篇》。諸 子之文，何嘗不“事出于沈思，義歸于翰藻”耶？專以沈思翰藻為文，乃後世學術之所以日衰也。章氏又曰：“周、秦諸子之學，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 足以顯其業而可以傳授于其徒，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 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文史通義，文集篇》。可謂知言。今取子書中諸文體，略依《文選》分類序次，臚舉於後，皆就其確為古人手著，體制業已成立者言之。若夫今日某體雖源出于古書某篇，而當時實無此名，則不復詳。

賦

　《荀子賦篇》　　《漢志‧詩賦略》，有《孫卿賦》十篇。儒家有《孫卿子》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云，當作三十二篇。本是二書。然今《荀子》書內有《賦篇》，劉向原目第三十二，揚倞移入卷十八。凡《禮》、《知》、《雲》、《蠶》、《箴》五篇，《遺春申君賦》一篇。又有《成相篇》，亦賦之流，《漢志》雜賦內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胡元儀按其文義，分為五篇，見王先謙《集解》卷首胡氏《荀卿別傳考異》。較《漢志》反多一篇。是孫卿所作賦，劉向定著《新書》之時，皆已收入矣。《詩賦略》所著錄，蓋別本單行者也

208

。

《賈子新書》內有《弔湘賦》。　　《書錄解題》卷九曰：“《賈子》十一卷，首載《過秦論》，末為《弔湘賦》。”即《史》、《漢》本傳內之《弔屈原賦》，《文選》之《弔屈原文》，今本無此篇。案《漢志》有《賈誼賦》七篇，《新書》獨載《弔湘賦》者，以此篇尤其平生意志之所在也。

《東方朔書》中有賦　　《漢志》無《東方朔賦》，惟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本傳言“劉向所錄朔書，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展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考《枚皋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然則《朔傳》所言，自皇太子生以下，皆所作賦也。賦不入《詩賦略》，而入雜家者，以其學為雜家，而詩賦則非其所長耳。《枚皋傳》云：“皋為賦善於朔，自言為賦不如相如。”皋賦既不如相如，而朔又不如皋，故知非其所長。真批：如此推理不合邏輯也.如此推只可得朔之賦，非如相如、枚皋之長，焉可證明非朔一己所長？猶枚皋以賦長，但遜于相如也，則豈可直謂賦非其所長哉？ 《漢志》雜家“《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王氏補注引沈濤說，謂“志所引雜家皆非詞賦，此賦字誤衍”，其說非是，《東方朔》非雜家乎？真按：沈濤之誤

詩

　《荀子》有《佹詩》　　《賦篇》內《佹詩》一篇，前後皆四言，中雜長句，其體蓋在詩賦之間。

　《東方朔書》內有詩　　《朔本傳》言“《朔書》有七言、八言上下”，《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

詔策

　《漢志》儒家“《高祖》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案《古文苑》卷十有漢高祖手敕太子五條，宋淳熙無注本在卷五。蓋出此書

209

。

　又“《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令

　商子有《墾令篇》　　案《更法篇》云：“孝公曰：‘善。’于是遂出《墾草令》。”即指是篇也。凡《管》、《商》書中多當時之教令，特此篇明見篇名，最為可據耳。

教

　《漢書‧董仲舒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

上書　　疏

　《韓非子‧存韓篇》云：“詔以韓客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　　案此乃附載李斯駁議韓客所上書，即指《存韓篇》也。非書內《初見秦》、《言難》，亦皆所上秦王書。《言難篇》首云：“臣非非難言也。”末云：“願大王熟察之也。”

　《漢志》儒家“《賈山》八篇”。　　王氏《補注》引葉德輝曰“本傳惟載《至言》一篇，真按：王先謙 《傳》云，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言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無大罪，言柴唐子為不善，皆無其文，當在此八篇中。”

　 又“《賈誼》五十八篇”。　　王應麟《考證》云：“顏師古曰：‘誼上疏可為太息者 六，今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考《新書》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于是三者，班固作傳，分散其 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數寧》、案《數寧篇》，班固錄為首段，即所謂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也。“痛哭”《新書》作“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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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傷》、《藩強》、《五美》、自注：“‘一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制不定》、《親疏》、《危亂》，凡七篇而為之。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以下，以為痛哭之說，與其書合。按此節乃《新書‧大都篇》之後半，其前有“可痛惜”一段，《漢書》刪去。至于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者，是其一也，按即《新書‧無蓄篇》。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為流梯，《新書‧威不信篇》有可為流涕語。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縣》、《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按《漢書》兩流涕乃剪裁《新書》四篇為之。其前一節，乃《解縣》及《威不信》二篇。後一節則《匈奴》及《勢卑》二篇也。于《匈奴篇》刪節尤甚。說庶人上僭，按即《孽產子》篇。禮貌大臣，按即《階級篇》。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鑄銅錢，又皆其太息之說也，固乃略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於《食貨志》，顧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為太息者，則以為之。”案《治安策》中尚有“豫教太子”一段，凡分二節，前一節自“夏為天于”起，至“此時務也”止，乃《保傅篇》文。自“凡人之智能見已然”起，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召觀之也”，《新書》無之。古書殘闕，事所恒有也。

　〔案〕《漢書》誼本傳所載《治安》之策，及《食貲志》所載誼疏二篇，皆取之《新書》。而《治安策》一篇，乃班固取十數篇刪節連綴為之，故首言“其大略曰”，贊言“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也。王氏考之詳矣。

　《傳》尚有《請封建子弟疏》一篇，即《新書》之《益壤篇》；《諫封淮南諸子疏》一篇，即《新書》之《淮難篇》；其他《事勢》諸篇，為《漢書》所不采者亦多是所上疏中語。《傳》言“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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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上不止此數篇，特不知其平生凡幾上疏，而某一疏《新書》分為某某篇耳。後人習于讀《漢書》之文，見其首尾連貫有條理，乃不謂《漢書》錄《新書》，而反謂《新書》錄《漢書》，《書錄解題》卷九云：“皆錄《漢書》語，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可謂顛倒事實矣。真按：陳振孫之誤 《四庫提要》卷九十一。又 謂“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為奏疏一篇上朝廷之理。疑《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為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 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為標目，以足五十八之數。”其說亦非。《新書》名“篇”不名“卷”，“篇”者簡策之名。今《漢書》所錄《治安策》，首尾凡六千四百 八十八字，而六太息只存其三，是已明有刊落，顏師古所謂“取其切要者”也。況即所錄取者，亦復多所刪節，則其原疏，當有一萬數千字，是豈一篇之簡策所能 容？既因其段落分為篇章，自不能不為之標目。古人書疏編入子書者，皆有篇名。賈山上書名曰《至言》，鼂錯上疏謂之《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并見本傳，蓋即《漢志》《賈山》八篇，《鼂錯》三十一篇中之篇名。《商君書》內如《算地》、《錯法》、《來民》等篇，其文前後無首尾，中自稱 “臣”，疑亦是奏疏之底稿耳。《大戴禮‧保傅篇》，即《新書》之《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而《保傅篇》實即《治安策》中之一節。何謂 不可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乎？陸賈《新語》為高祖述存亡之徵，而分為十二篇。桓寬《鹽鐵論》，敘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丞相史、御史等互相詰難，語氣前後貫注， 而分為六十篇。推之《子虛》、《上林》、《兩京》、《三都》，亦皆以數篇相為首尾開闔。何謂不可連綴十數篇合為一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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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古書之體例，固不可與之論是非也。

《漢志》儒家“《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案此八篇，蓋皆其上書言事之文也。

又 縱橫家“《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案《文選‧吳都賦注》，引秦零陵 令上始皇帝書云：“荊軻挾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榆長劍以相救。”是此一篇，乃其所上之書也。因與李斯相難，故上書言之，篇中引及荊軻之事。洪亮 吉以為零陵令有上始皇書，又有難李斯書，見《曉讀書齋二錄》卷下。非是。又“《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補注》：沈欽韓曰：“皆見本傳。”　　案《漢書》為二人立傳，獨載其所上書一篇，了無一事可紀，亦不言有他著述，則此所著錄，即其上書之稿，更無疑義也。

又案《漢志》儒家之劉敬、董仲舒、兒寬、公孫弘、終軍、吾丘壽王、莊助，法家之鼂錯，縱橫家之鄒陽、主父偃，《漢書》皆有傳；其傳志中所載對策上書諸文，蓋皆採之所著書中，以無確據，姑附著於此。書

　《魯仲連子》《漢志》儒家十四篇。有《遺燕將書》。　　案書見《史記》本傳。據《藝文類聚》卷六十。引《魯連子》曰：“燕將城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著之于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與《史記》合。楊倞《荀子‧議兵篇注》，引《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正此書中語。故嚴可均以為《史記》取之《魯連子》，《全上古三代文》卷八。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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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丹子》有《與其傅麴武書》，《麴武報書》。卷上。

　《漢書‧東方朔傳》劉向所錄朔書，有《從公孫弘借車》。

　案《初學記》卷十八，《御覽》卷四百十，共引有一節，又《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引一節，皆題作《與公孫弘借車書》。

　又案《古文苑》卷十有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疑亦在百二十三篇之內。

設論

　《東方朔傳》：“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論。”

　 案據《傳》末言，此文亦在朔書二十篇之內。其體本是雜文，源出于屈原之《漁父》， 宋玉之《對問》，而屈、宋又仿《莊子》之寓言，故《文心雕龍‧雜文篇》曰：“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也。其後揚雄《解嘲》，復規橅之，作者繼 起，遂自成一體。《文選》題為設論，今姑仍之。

序

　 揚子《法言》有《自序篇》。　　案《莊子‧天下》、《淮南‧要略》，皆序也，但無 序之名。其以自序入著述，始於司馬遷《史記》，揚雄仿之。後此如魏文帝《典論》，葛洪《抱朴子》之類，皆有“自序”，不可勝數。又如班固《漢書》，謂之 “敘傳”，王充《論衡》，謂之“自紀”，王符《潛夫論》，謂之“敘錄”，皆自序也。

頌

　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頌》第七十三　　案此頌選入《古文苑》卷十二。

　《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有《列女傳頌》。

論

　《後漢書‧何進傳注》：“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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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文心雕龍‧論說篇》云：“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二論即謂此二篇，今本只作《文韜武韜》，故黃叔琳注不得其解。

《荀子‧天論篇》第十七，《正論篇》第十八，《禮論篇》第十九，《樂論篇》第二十。

《莊子‧齊物論》第二。

《呂氏春秋》有《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客論》，凡三十六篇。　　案《文心雕龍》云：“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

《東方朔書》有《非有先生論》。見本傳。

《漢志》雜家“《荊軻論》五篇。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案王氏《考證》卷七云：“《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荊軻贊》。’《文心雕龍》：《頌贊篇》。‘相 如屬詞，始贊荊軻？’”據其所考，則此“論”一作“贊”，未詳孰是。案賈誼《新書‧過秦上》第一，《過秦下》第二，本無“論”字，昭明選入《文選》，題以 為論。考《典論》已云：“余觀賈誼《過秦論》。”左思《詠史詩》亦云：“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則此篇之得“論”名，其來舊矣。

箴

《漢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箴二。”　　王氏《補注》沈欽韓曰：“箴二下有脫字，《後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則雄見存應有二十八箴也。”陶憲曾曰：“《州箴》、《官箴》，合為箴二。”按陶說是也。今《古文苑》有雄《箴》二十八篇，但多雜入他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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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漢志》道家“《黃帝銘》六篇。”

　又雜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文選》卷五十六《新刻漏銘》注引《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皇帝之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于鼎，名曰銘。”

對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郊祀對》第七十一。　　案《對 膠西王》首云：“命令相曰。”末云：“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郊祀對》，《古文苑》選入卷十一，其篇首云：“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 董仲舒。”末云：“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臣仲舒冒死以聞。”

　又案《漢志》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雜家有《博士臣賢對》一篇，其體皆當如此，要亦奏疏之類耳。

　 　以上所舉各體，特隨手掇拾，容有未盡，然即此已可見其大凡矣。劉師培曰：“西漢 之時，總集、專集之名未立，隋、唐以上，詩集、文集之體未分。于何徵之？觀班《志》之敘藝文也，僅序詩賦為五種，而未及雜文。諴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 著，皆出入《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如論說之體，近人列為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于儒家。自注引見後。書說之體，亦近人列為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于縱橫家。自注云：“如蘇子，張子，蒯通，鄒陽，主父偃之文，皆文章中之書說類也，而《漢志》咸列之縱橫家中。”推之奏議之體，《漢志》附列於《六經》；自注云：“如《尚書》類列議奏四十二篇，《禮》類列議奏三十八篇，《春秋》類列議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論語》類列議奏二十篇。”

216

敕令之體，《漢志》附列於儒家。按即指高祖及孝文傳言之，已見前。又如傳記、箴、銘亦文章之一體，然據班《志》觀之，則傳體近于《春秋》，自注云：“故太史公馮商所著書，列入《春秋》類。”記體近于古《禮》，自注云：“如《周官經》，《古佚禮》，大、小戴《記》，皆記體之先聲。”箴體附於儒家，銘體附於道家。按即指揚雄《咸黃帝銘》，均見前。是今人之所謂文者，皆探源於《六經》諸子者也。故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若詩賦渚體，則為古人有韻之文，源於古代之文言，故列於六藝九流之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為一體，不與他體相雜矣。”劉氏之說見所著《論文雜記》；分載乙巳年《國粹學報》，北京樸社有單行本。

　 　吾前之所舉，僅就諸子中名篇，與後世文體合者言之。劉氏則務究其源，與吾各明一 義。合而觀之，思過半矣。雖然，劉氏之論文，本于其鄉人阮元，其說以為必有聲韻對偶，出于沉思翰藻，而後謂之文，故往往流于門戶之見而不自覺，如其所舉諸 體，皆駢文古文之所共有。謂古人于《六經》諸子之外，更無古文一體，是也。不知又何嘗別有駢文一體耶？若謂班《志》于詩賦有韻之文，別于六藝九流之外，不 與他體相離，以見駢文乃在《六經》諸子外，自為一體。不知以《七略》中史部附《春秋》之例推之，則詩賦本當附入六藝詩家，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其所以 自為一略者，以其篇卷過多，嫌于末大于本，故不得已而析出。此乃事實使然，與體制源流之說無與也。真按：劉師培之誤 使詩賦而必不可與他體相雜也，則荀卿、東方朔之賦何為而入諸子也？使有韻之文而必不可與他體相雜也，則箴銘頌贊，何為而不人詩賦也？

　　古人之文，所以皆在六藝諸子之中，而不別為文集者，無他焉，彼以道術為體，而以文章為用，文章特其道術之所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