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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昆仲幕內曾有章學誠(1738一1801)、邵晉涵、洪亮吉(1746-1809)和阮元。不過阮元收羅學者範圍最廣大,他收學者入幕,或請在他們在學院任教,或纂修圖書,給薪金和津貼。蓋教授又說:
雖然朱氏昆仲周圍的學者是清代最先這樣的資助學術,其實這種情形後來變成很普遍。朱氏承繼人中,最重要的機構有在1770年代晚期陝西的畢沅和十九世紀在廣東學海堂的阮元。畢沅比較重視纂修出版。畢沅資助許多書籍印刷一千四百卷的《皇清經解》,是由阮元功勞編修出來的。﹝29﹞
北京人民大學的王俊義教授將清中葉資助學術看法的結論如下:
在…… 中央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康乾時期朝中的一些要官和封疆大吏,也都熱心提倡學術,如徐乾學、畢沅、 阮元等,都在幕府中養了一批學人。他們創辦學堂,經舍、主持編纂書籍。一時間,搜書、編書、校書、刻書、藏書蔚然成風。學術氣氛濃厚。另外由於有些古籍, 因年代久遠,遂漸湮沒散失,乃至出現真假難辨,以假為真的情況
﹝29﹞R.Kent Guy,p52,Guy漏下了阮元在浙江召集的學者,阮元在浙江學政任上得到一百多名門生,有好幾名跟了他幾十年,蓋都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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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者便盡畢生精力,搜羅群籍,據他書所引,將失散的古書重新輯佚成書,或進行辨偽,也頗有成績……在上下熱心提倡學術的流風影響下,競相刻書、藏書。因為有這樣的條件和土壤,才使得乾嘉學派蓬蓬勃勃的發展盛行。﹝30﹞
畢沅(1730—1797),江蘇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 會試狀元。做官以後,周圍一直有許多學者修書。畢沅編纂書籍有《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等等。阮元到山東學政任時,畢沅已因高宗怪他失察白蓮教亂, 從湖廣總督降到山東巡撫位,給阮元能學習畢式資助學術風格的一個機會。那時阮元才三十歲,原配江夫人已故,又是皇帝面前的紅人,很有前途的大官員,可以說 是想像中適宜的女婿。山東是孔子家鄉,孔子後裔仍住曲阜。阮元的父親作媒將畢沅的女兒聘給當代的衍聖公;畢沅又作媒將衍聖公的親姐姐孔璐華(1777—1835)嫁給阮元。所以畢、阮的關係不止在公事限內。真按:阮元與畢沅 畢沅又推薦一些前輩學者給阮元。在畢沅領導下,阮元研究興趣的範圍和刻書的雄心更加擴大,畢沅的鼓勵態度也將阮元放上在資助學術一條路線。
資助學術的條件
阮元能夠創始學術性的資助項目,是因為他有籌款的能力。在嘉道時代做地方行政官一定要有在當地籌款的能力。除了交稅以外,政府還期待地方紳商捐款。嘉慶初政時,大批軍需(如平白蓮教亂等等)已將國庫盈餘用盡
﹝30﹞王俊義,〈康乾盛時與乾嘉學派〉,《清史研究集》4:342-366(1996),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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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稅收又降低,在經費支絀中,清廷只能用另外方法籌款。各省的紳士商人就變成籌款的對象。美國的Susan Mann教授稱商捐為「特別稅」﹝31﹞。 高級官員替朝廷開口,紳士商人怎能不服。阮元官至巡撫總督,有政位財權在手。他駐的又是經濟豐富地方。兩浙和兩廣的紳士商人有財力資助出版工作,給許多學 者研究寫作的機會。作者的意思並不是將學術研資助和「特別稅」混在一起,不過希望各位讀者能注意在清中葉的紳士商人如何習慣幫助官員解決財政問題。
阮元任浙江巡撫,清剿海盜有功。編練保甲,製造大船大炮的費用,以及籌款的方法,均見於檔案中。「軍機大臣奉上諭:撲艇匪必得另造大號船隻,添製大炮,方得有益。其需用銀兩,本當官為造辦;但此時軍需用度浩繁,未必動用正項。浙省(造船)約計銀不過數萬兩,著玉德阮元籌辦。真按:疑當斷作:玉德、阮元.○見註腳,是也。 」﹝32﹞製造三十隻大船材料人工共八萬九十九兩。官方庫內經費不足,其中二萬八十八兩由兩省商捐。﹝33﹞在浙江賑災款項,也是由紳士商人捐,所以商捐的習慣已經完成。阮元在廣州籌款規模和數目更大。1819年仁宗六十大壽,阮元囑行商送禮二十萬兩。﹝34﹞次年,兩廣行商鹽商捐三十萬兩,為「軍費」:又捐五十萬兩,為「工程費」
﹝31﹞ 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2﹞
寄信檔嘉慶朝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玉德(1809卒)為當時閩浙總督。
﹝33﹞ 宮中檔〔嘉清朝〕 011333;真按:疑當作嘉慶朝! 軍機錄副〔嘉慶朝〕 050793。
﹝34﹞ H B Morse, The Chronicle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London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aty Press 1925,Ⅲ,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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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道光時代,1826年,鹽行商捐六十萬兩為「新疆回亂軍需」﹝36﹞。
已有習慣捐款這麼大的數目,紳士商人對行政官員的學術資助要求,反應不會不好的。阮元在浙江建造學宮孔廟的經費,也是由籌款得到。「建廟用銀八千五百兩,內俸捐一千一百餘兩」。﹝37﹞杭州孔子廟用銀六千兩。官士所輸二千五百兩。「其他制禮樂器,則元所籌捐也。」﹝38﹞阮元在廣州建立學海堂的時候,撥了地方田地出租。用收入作學海堂經費。「撥番禺縣八塘海心坦二十三頃四十畝零。又鎮涌海心沙坦二頃三十七畝零。每年共租銀五百七十五兩,作為堂中經費。」﹝39﹞其實「八位學長每年每人潤筆費銀三十六兩」﹝40﹞,學海堂經費數目也不太高。
阮元如何辦理學術研究工作
經費問題解決後,阮元就可以召集他自己認識和其他學者介紹的各類專才。嘉道時代學者很多,而官職位 置有限。阮元老家揚州江都地方,和他做學政的山東浙江兩省,都有學術傳統,出產的學者很多。司徒琳對徐氏兄弟的觀察也可以用來形容阮元,他「運用做學政和 會試考官的機會收集門人,建立師生關系。」﹝41﹞從各種參考書籍資料得到四百二十六名與阮元有關的學人
﹝35﹞ 兩廣鹽志,嘉慶卷。
﹝36﹞ 同上,道光卷。
﹝37﹞ 阮亨,《瀛舟筆談》卷四。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38﹞ 阮元,〈修杭州孔子廟碑序〉
﹝39﹞ 林伯桐,《學海堂志》。
﹝40﹞ 同上。
﹝41﹞ Struve,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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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阮元在浙江已得到一百多位學者,嘉慶乙未會試副總裁又得二百零九名進士,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加入阮元周圍的。學者可以加入阮元工作作幕友,在書院講學、作文章;做阮元子女的家庭教師;同時自己研究,也可以參加修纂項目工作。
此論文〈附表二〉載與阮元有關係的學者,其中有六十幾名先後在阮元幕中做事。學者入幕因為清朝官僚 制度與教育制度沒有訓練專門人才的項目,而地方官員需要有專門如稅政、法律等知識的幕友。從阮元任上需要的觀點看來,他要懂得海防、治安、漕運等項的專 才。阮幕前後有汪家禧、陳鴻壽、陳文述、朱為弼、張鑑、施國祈、楊鳳苞、趙魏、洪頤煊、嚴杰等人。阮元揭示他如何運用這些幕友:寫公文時「每發一函、出一 令,皆再三謀慮而為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為改訂者。」﹝43﹞這些專家也是學者,也想研究學術。跟著阮元,兩樣都可以齊全。
阮元自己形容他如何辦理著作工作,他喜歡學問,「無狗馬絲竹之好,又不能飲。惟日與書史相近,手披筆抹,雖似繁劇,終不似著書之沈思殫精。」﹝44﹞在每一部書序裏,他解釋這書提意起源和編寫出自何人。他在年輕當翰林和編修時候,著作如《考工記車制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和《石渠隨筆》,題目都不是自己選的,而是上師給的
﹝42﹞ 除了三十幾篇中文阮元列傳,德、英、法、日文每文一篇阮元傳記,另外有國史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阮元列傳〉一份及〈阮元列傳〉稿四份。《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第九號。
﹝43﹞ 《瀛舟筆談》卷一。
﹝44﹞ 阮元,《定香亭筆談》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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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著作的項目也有別人提出的。《疇人傳》本意始在李瑞(1765—1814);修纂《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的願望來自盧文弨(1717—1796)。除了學識組織領導和籌款外,阮元將收集資料和寫作事項交給其他學者。他年輕時著書,後來修書。「修書與著書不同。余在京俸士修《石渠寶笈》,真按:疑有誤字!○疑為奉敕修之音訛。 校太學石經,又常纂修國史及《萬壽盛典》諸書目。自持山左浙江以來,復自纂《山左金石志》、《浙西金石志》、《經籍纂詁》、《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疇人傳》、《康熙己未詞科摭錄》、《竹垞小志》、《山左詩課》、《浙江詩課》諸書皆修也,非著也。」﹝45﹞
張鑑(1768—1859)跟阮元時間久,關係十分親密。他告知阮元如何辦理纂修工作。真按:用詞不當!-此作者意乃透露出也!非告知阮元.謂告知後人也. 他說阮元纂修範圍比較大的書籍時候,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篇帙浩繁,皆自起凡例,擇友人弟子分任之;而親自加朱墨改訂甚多。自入翰林後直內廷編定書畫,校勘識經;真按:疑為校勘石經之音訛! 旋督學莞部,領封邊疆,無暇潛研。故入官以後,編纂之書較多:而沈思精覃思獨法古誼之作甚少;真按:下思字似為羨文! 不似經生時之專力矣。」﹝46﹞
阮元周圍其他不是幕友也不在書院教書的學者,就作纂修工作。從開始起凡例一直到最後校對,阮元自己領導工作,他又負責籌備資金。其他細節詳情,就分給別人做了。比較大的項目總有一位負責人、總編。《經籍纂詁》由臧鏞堂,《廣東通志》由江藩(1763—1843),《皇清經解》由嚴杰為總編。阮元在任山東學政以後的著、纂、選、修的書籍都是有其他學者幫忙的
﹝45﹞ 同上。
﹝46﹞ 張鑑等《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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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不一定靠得住。因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是歷朝之經典釋文章纂修時侯,真批:這種句子怎麼能登大雅之堂哩!不知會議諸公如何輕易放過的! 預備自己校閱的。「後來屬友人門生弟子分編,而自下鉛黃、定其同異。」﹝47﹞書印成後,發現錯字很多,阮福解釋其原因:「此書未刻完竣,大人受命撫河南。校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大人不以此刻本為善也。」﹝48﹞
阮元在浙江與《四庫總目》和《四庫未收書》的關係真按:阮元與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修纂完成之後,高宗又下旨囑各地官民將未收書進呈入京。真批:這一旨我怎麼沒看到?疑為仁宗之訛!以下文提及仁宗參之,似又不是! 阮元在浙江就得到一百多種,每次進呈一種,都寫一篇提要。當時仁宗已在位,十分賞識這些書。將一百六十種書定成一百零三函,裝成一百零三匣,加目錄二匣,賜名《宛委別藏》。真按:宛委別藏之成書放在清宮養心殿。其實到底阮元獲得幾種、進呈幾種,學者仍是不太清楚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吳哲夫,今日《四庫全書》和《宛委別藏》的保安人,曾作文討論《宛委別藏》﹝49﹞,阮元的學友嚴杰說有一百七十多種,真按:嚴杰與阮元 阮元的堂弟阮亨又說先後有一百種。真按:阮亨與阮元 總而言之,這些《四庫未收書》是由阮元負責進呈入宮的。真批:對阮元與四庫全處之探討也太輕簡了吧!與主題根本不衡!
用今日學術研究的立場來看阮元
用今天的眼光來瞭解阮元,一定得承認他對各門知識都有貢獻。真批:這好像是學生作業會用的語句!
﹝47﹞ 《雷塘庵主弟子記》蒼五。
﹝48﹞ 昌彼得,〈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考〉,《故宮學術季刊》1:1:68。真按:參考篇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49﹞ 吳哲夫,〈《宛委別藏》簡介〉,《故宮圖書季刊》1:2: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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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編著的書籍有經學:《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皇清經解》、《詁經精舍文集》、《學海堂文集》等等;考古、銘文、藝術、藝術史:《積古齋彝器鐘鼎款識》、《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漢延熹西獄華山碑考》、真按:當係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之訛! 《石畫記》等等:天文,數學,科學史,中西文化交流:《疇人傳》;歷史、地理:《廣東通志》、《雲南通志稿》等等;科技、經世文:《海運考》、《糧船量米考》;詩文:《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談》等等,成績相當可觀。
不過也不能說他沒有短處,《疇人傳》的纂修表示他對天文數學有興趣,對西洋文化也有關心。書裏含有三十七名西洋天文數學家傳記,也含有文藝復興時代對後來西方文化十分重要的科學發現。而阮元不肯接受非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Copernicus(1473—1543)真按:哥白尼 在十六世紀發表他對宇宙觀察的結論:地球是行星,在不動的太陽周圍轉動。《疇人傳》評:「地球動而太陽靜……不可為訓。」﹝50﹞同時阮元以為明末接受基督教的大臣徐光啟等,不該對傳教士湯若望態度那麼客氣。「亦湯若望輩夸大其詞,以眩吾中國;而徐(光啟)諸公受其欺而不之吾也。真按:疑有誤! 」﹝51﹞所以,雖然阮元肯接受西洋學術,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並沒有完全採取客觀和科學化的研究方法。他的學術還是反應了十九世儒家典型的思想和態度。真批:由阮元此舉已預知中國將來之命矣!
這兩百年來學術界一直以為阮元是金石專家《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在1807年刊行後,研究銅器銘文的學者一直將它當作最有價值的參考書
﹝50﹞ 阮元,《疇人傳》卷46。
﹝5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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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阮公的知識也不一定完全靠得住,最近故宮博物院的張副院長臨生查出幾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裏面的錯誤。真按:張臨生 真批:奇怪,昌先生不是副院長麼?難不成有二位副佐,猶次長有二也。 ﹝52﹞舉例:阮元家裏收藏銅器有一座「文王方鼎」,他並沒有懷疑方鼎是偽品。另外,阮元認一國名為邑名。這種錯誤將他對學術研究貢獻的價值減低,不過從大體看來,阮元的貢獻是值得佩服的
結論真批:這真是一篇不成熟的作品.且如上一段所述,幾可謂不知所云.猶如未畢業之學生也.應已非域外人士之語言能力所致者.而作者猶為教授,並非研究生,茲亦不免愚之好奇矣!
阮元由朱珪提拔,翰林散館後,在北京能建立人事關係,對他政府事業幫忙極大。他接受《四庫全書》纂修的學風,真批:這點在本文根本沒能充分地表現出來! 又受朱珪、畢沅資助學者的影響,後來阮元居高位時,歷官所至,均以提倡學術自任。在外省做官近半世紀,駐杭州、淮安、南昌、廣州、桂林、昆明、貴州等地,做學政和會試考官(1799)。不但提拔人才,立學修書,又給許多學者機會研究著作。他和他周圍的學者的研究範圍廣,編纂的書籍又多,所以對當時各門學術影響極大。他和他周圍學者在重點的書院選測學生課本,真按:不解之處!真按 和確定考試程度,他的影響不止自己一代。因為寫這篇論文時間有限,作者只得將阮元的著作和與他有關係的學者的名字放在附件裏,貢獻給研究清代學術的學者們做一參考。
﹝52﹞ 張臨生,「文王方鼎與仲駒父簋」《故宮學術季刊》15:1,1-44(Taipei,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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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Ⅰ 附表一
Chronology of Ruan Yuan's Government Appointments阮元官職表
官職 | 居住地方 | 品級 | 公元日期 |
翰林院庶吉士 | 北京 |
| 1789/5 |
翰林院編修 | 北京〔武英殿〕 | 7A | 1789/5 |
詹事府少詹事 | 北京〔南書房〕 | 4A | 1790/3 |
起居注官 | 北京 |
| 1791/3 |
詹事府正詹事 | 北京〔文淵閣〕 | 3A | 1791/11 |
文淵閣學士 |
|
|
|
事兼禮部侍郎真按:疑有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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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學政 | 濟南 |
| 1793-1795 |
浙江學政 | 杭州 |
| 1795-1798 |
禮部右侍郎 | 北京〔南書房〕 | 2A | 1798-1799/2 |
兵部右侍郎 | 北京〔南書房〕 | 2A | 1799/2 |
充經筵講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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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右侍郎 | 北京〔南書房〕 | 2A | 1799/4 |
會試副考官 | 北京 |
| 1799 |
兼署禮部左侍郎 | 北京 | 2A | 1799/7 |
兼管國子監算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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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撫 | 杭州 | 2B | 1799-1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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