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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方塊‧鄉土文學論戰　　（鍾宗憲／輯錄）

　　在台灣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鄉土文學論戰」：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三○ 年到一九三二年之間，黃石輝先生等人倡議以台灣話文寫台灣事物；第二次發生於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以《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為主要戰場，主張不能以中國意識來概括台灣文學；第三次發生於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間，這次的鄉土文學論戰不但是七○年代台灣文學界的大事，同時也是背景最複雜、論辯最激烈的一次。

　　從時代的脈絡來看，第三次鄉土文學論戰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台灣文壇對於現代主義詩提出批判的再發展與再擴大。現代詩論戰的基本引爆點是針對台灣文學創作運用現代主義的兩個大問題：一是背離傳統，一味崇洋；二是陷入虛無，遠離現實。因此，批評者如唐文標強調現代詩創作必須具備民族性（認同民族傳統）與社會性（回歸本土現實）。事實上，這是關於西方思潮引進與傳統文化認知的「橫的移植，縱的繼承」主張的反省。關於「現代主義」的問題，大致上在這次論戰中已經獲得解決。然而那個時期，台灣正面臨嚴重的外交逆流、政治的長年保守封閉以及經濟的快速發展等問題，而產生出多重複雜的社會形勢。因此，社會醞釀出一股以「政治改革、回歸民族、關懷社會」為共同目標的思想潮流。於是又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的出現。

　　所謂的「鄉土文學」，歷來定義不一。就第三次論戰而言，並非如反對者所說的「工農兵文學」、「普羅文學」，也不是一般認為的「鄉村文學」或「鄉愁文學」，更不是純然的「本土意識文學」。「鄉土」在此次論戰中的慨念通常指的是：鄉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數的中下社會階層。而「鄉土文學」是以寫實主義的精神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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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刻劃描寫處於社會基層的各種生活面貌，以及反映出人們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與願望，有的學者認為，當時的「鄉土文學」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回歸」運動：要求知識份子走出「純知識」的追求、走出西方觀念的籠罩，回到自己社會的現實問題上來；而這種「回歸」精神的落實就是去關切自己的「鄉土」。所以，第三次鄉土文學運動的主要發言人像是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他們都同時強調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藝術的使命與文學創作者對於現實所應具有的關懷。如果銜接之前的現代詩論戰所帶來的影響，鄉土文學運動也可以稱之為「民族」文學運動或是「社會寫實」文學運動。

　　第三次「鄉土文學論戰」之後，以「鄉土文學」為名的新文學思潮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也取代了以現代主義文學而成為當時台灣文壇主流。其實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從「反共文學」（戰鬥文學）以寫實的方式訴諸於播遷來台的軍民、到現代主義文學以文化菁英為訴求對象的純粹知性，乃至於鄉土文學的突顯台灣人民與土地的精神，是有其時代背景可尋。但是從一九六○年代開始，黃春明、王禎和的鄉土文學小說，都發表在尉天聰與陳映真主編的「文學季刊」，其中所反映的鄉土寫實精神，未必都與政治意識型態有關。一九八○年代以後，「鄉土文學」卻幾乎成為「台灣文學」的代名詞；「回歸鄉土」也就成為「回歸台灣意識」的主張。凡此，與政治意識型態為主導的後續發展，就與當時「鄉土文學論戰」的實質精神與內涵，大異其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