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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北方詩歌總集——詩經

　　第一節 最古的詩歌總集

　　詩經是我國最古的詩歌總集，起初僅稱「詩」或「詩三百」，和易、書、禮、樂、春秋等都不稱為經。如論語為政篇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陽貨篇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文，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路篇說：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可見論語中都沒有把它稱為「詩經」的。把古書都加上個「經」的封號，大概是到了戰國晚年才有。莊子天道篇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而天道篇的著成時代，決不會超過戰國晚年。荀子勸學篇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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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惡乎始？惡乎終？始於誦經，終乎讀禮。」這裡所謂「經」是指詩、書、易而言。而勸學篇的著成時代，也在戰國晚年。再看禮記有經解一篇，而篇中所述之「經」即是天道篇中的「六經」。而經解的著成時代更晚，已經到了西漢初年。

　　這部最古的詩集，共收集了三一一篇詩章，其中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目無辭， 所以實際上是三○五篇，舉其成數而言，所以統稱「詩三百」。這些詩篇，在經過了長時期文學氣氛的醞釀之後，它彷彿是這歷史悠遠民族中，一首最古老而悅耳的 歌唱，喚起了我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燦爛光輝，成為文學園地中不朽的瑰寶。

　　第二節　詩經的作者與時代

　　詩經中有些詩篇，作者自己敘述了姓名。如：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外，在詩經裡有篇詩序，其中也提出了一些作者的姓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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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綠衣、衞莊姜作（邶風）；（2）、燕燕、衞莊姜作（邶風）；（3）、日月、衞莊姜作（邶風）；（4）、終風、衞莊姜作（邶風）；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邶風）；（6）、旄丘、黎侯之臣作（邶風）；（7）、泉水、衞女作（邶風）；（8）、柏舟、共姜作（鄘風）；（9）、載馳、許穆夫人作（瘦風）；（10）、竹竿、衞女作（衞風）；（11）、河廣、宋襄公母作（衞風）；（12）、渭陽、秦康公作（秦風）；（13）、七月、周公作（豳風）；（14）、鴟鶚、周公作（豳風）；（15）、節南山、周家父作（小雅）；（16）、何人斯、蘇公作（小雅）；（17）、頍弁、「諸公」作（小雅）；（18）、賓之初筵、衞武公作（小雅）；（19）、公劉、召康公作（大雅）；（20）、洞酌、召康公作（大雅）；（21）、卷阿、召康公作（大雅）；（22）、民勞、召穆公作（大雅）；（23）、板、凡伯作（大雅）；（24）、蕩、召穆公作（大雅）；（25）、抑、衞武公作（大雅）；（26）、桑柔、芮伯作（大雅）；（27）、雲漢、仍叔作（大雅）；（28）、崧高、尹吉甫作（大雅）；（29）、烝民、尹吉甫作（大雅）；（30）、韓奕、尹吉甫作（大雅）；（31）、江漢、尹吉甫作（大雅）；（32）、常武、召穆公作（大雅）；（33）、瞻卬、凡伯作（大雅）；（34）、召旻、凡伯作（大雅）；（35）、駉、史克作（魯頌）。

另外還有許多篇，詩序以為是「國人」、「大夫」、「士大夫」、「君子」等所作。但是詩序的本身就有問題。據後漢書儒林傳說：

　　　「衞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之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行於世。」

以為是衞宏所作。而南北朝時，沈重則說：

　　　「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毛詩注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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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詩序的作者本就已經是個疑問，而詩序中所指為某某人的作品，自是絕對不可輕信，在疑似之間。所以除了自言其姓氏的幾首，可以確信作者外，其他諸作可以確定作者的，已寥如晨星了。

　　因為詩經三○五篇本非一人之作，也非一時之作。大概頌詩多數是出於樂官之手，風詩則大半取自民間；而雅詩則介乎二者之間，有些是樂官作品，有些則又采自民間。其著作時代，就文辭上看；

　　周頌最早，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其中的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三篇是祭祀文王的詩，必是作於武王之時。

　　國風是西周晚年到春秋中葉時的作品。其中最晚的是陳風的株林，這首詩言及陳靈公淫於夏姬的事。在左傳宣公九年、十年均有記載。魯宣公九年相當於周定王七年，西元前六○○年。

　　魯頌是魯僖公時的作品。

　　商頌則是宋詩。

　　所以詩經的著成時代，大約起於西周武王初年（西元前一一二二年）止於東周春秋中葉（西元前五七○年左右），它代表了周代為時五百年長遠的優美文學紀錄。

　　　第三節　詩經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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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的編輯成集，想必經過多人之手，而這些參與者多數是樂官，它正與周易是卜官及巫、覡所編集的情況相同。同時詩經的編集必是基於應用的需要。現將編集詩經時的兩個重要問題，先述於下；

　　（一）、采詩說　古代有樂官自民間採集詩歌，獻聞於天子的記載。如：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土，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鼓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國語、周語）

　　　「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百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國語、晉語）

　　　「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禮記、王制）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漢書食貨志）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心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所謂「獻詩」、「陳詩」、「采詩」的意義都相差不遠。都是由樂官經手負責而獻聞於天子，甚或有時樂官本身也偶有製作，以應宗廟、社稷、祭祀的需要。至於如何個采詩？據漢人載籍中的說法是；方言說：

　　　「劉歆與揚雄書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逌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裨（求）代語、童謠、歌戲。卻得其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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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說：

　　　「何休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許慎說文解字兀部說：真按：兀當作丌,詳愚此帖.

　　　「■、（■）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

前所舉「逌人」、「行人」、「遒人」相通。是宣達政令的官員。從這些記載看，古代確實有采詩之官，於每年孟春之月，搖動著木鐸，警示百姓，求取歌謠。所以有人主張詩經中的詩篇，得以保存，就是經過樂官采集而編成的。

　　但是到了清代，有位疑古大師崔述，在所著讀風偶識裡對采詩說，表示了異議。他說：

　　　「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 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 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 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唐、宋以來，並無采風太 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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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論十三國風）

以為采詩是出於臆度。其實他的理由也不充實。第一、前三百年所采殊少，是與作品的成熟多寡有關，此為文 學發展必然現象。第二、既經采擇，必有去取，而樂官所采，當以與周室關係較密切為多。第三、「美斯傳」乃文學作品所以流傳之標準。樂官采詩之標準與崔氏是 可以一致的。所以此不足以推翻「采詩」存在的事實。第四、古有采詩之官和詩經的編集不可混為一談。我們說詩經中有許多篇章，可能均賴樂官的采集而得以保 存，但這並不意謂「詩經」就是樂官采集而成，編集詩經者（人或機搆），對樂官采集的詩歌，仍可以再做選擇去取，或也采擷了不少誠如崔氏所說，由文學之士錄 而傳之的好詩，也未可知。

　　（二）、刪詩與正樂　當初編集這部詩歌總集時，流傳在民間的好詩，想必一定不止此數。所以今日所見三○五篇的詩經，成書時一定經過多人的刪削。但到底這刪詩的人是誰？實難確知了。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贊說，這位刪詩的人是孔子。他說：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這刪詩的說法，相信與反對的意見都很多。其實此說之不可信，經近人的努力研究後，似應論定。今綜述此說不成立的理由於下；

　　第一、鄭氏詩譜序孔頴達疏說：

　　　「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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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後來屈翼鵬先生在詩經釋義中，就左傳、國語、禮記三部書的引詩情形，證實了孔說的可信。他說：

　　　「我們且就左傳、國語、及禮記三部書中引詩的情形，列表如下：

　　　左傳所引者　　國語所引者　　禮記所引者

　　今存之詩　一五六　　二二　　一○○

　　佚詩　一○　　一　　三

　　由此表看來，三書中所引之詩，今存的總計二百七十八，已佚的十四；佚詩的數量，約佔存詩的廿分之一。即可見孔頴達之說，實不為無見。」

　　第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觀周樂，所見的詩已與今本略同，所不同處，只是國風的次 第。毛詩是：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而季札所見，自齊以下為豳、秦、魏、唐、陳、鄶（曹）和頌詩沒分周、魯、 商而已。那時孔子是八歲（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如何能擔當刪詩這種大事。

　　第三、論語為政篇說：「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子路篇說：「子曰：『誦詩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既屢次說到「詩三百」，可見它必定是當時通行的本子。再者，信而好古，而又慨歎文獻 不足的孔子，既不會把些可貴的文獻十去其九，也不會把自己刪定的本子，「詩三百」，「詩三百」地說得那麼自然。（以上參屈翼鵬師詩經釋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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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孔子斷無刪詩之事。誠如崔述說得好：　　　　　　「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

不過孔子雖沒有刪詩，但他確曾有一番整理的工夫。論語子罕篇說：「子曰：『吾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既然說「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的篇次是必經過他整理的。

　　季札觀樂時，沒說到頌有周、魯、商的分別，所以可能當時魯、商二頌還沒有編進去，或者雖已編入，但 不在頌裡。鄭康成在詩譜、魯譜及商譜中，以為二頌是孔子編入詩經的，也不無道理。因為魯是侯國，宋（商頌）是亡國之後，它們的詩是不應該和周頌並列的。而 且魯頌的駉或駜，絕不像頌詩，而倒類似國風；魯頌的泮水、閟宮，商頌的殷武，都是些阿諛時君的詩，論其體裁，也像雅而不類頌。再者，春秋於魯僖公三十一 年，開始書「卜郊」，這說明好大喜功的魯僖公，可能有稱王的野心，而孔子將它編入詩經與周頌並列，正合春秋的意旨。商頌是宋人的作品，然而「丘也殷人也」 （孔子語，見禮記檀弓），所以把「亡國之後」的作品，提高到與王朝並列，恐怕也是孔子的有意作為。

　　至於毛詩國風的次第，和季札所見固然不同，但和今文家的本子，則無歧異，所以國風的次第，恐怕也是孔子所定。於是這「三百篇」，在孔子以前是魯國的傳本；經過孔子整理後，便成了儒家的教科書。

　　　　第四節　詩經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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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到詩經的內容前，有兩個問題必先討論，一是六義；一是四始。毛詩序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六義之說本於周禮春官大師職：「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四始之說本於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關於這六義、四始，在詩經的研究上，前人辯論不休，花了不少筆墨。

　　其實，六義，這六件物事，應該分成兩組，風、雅、頌是指詩的性質；而賦、比、興是指詩的體裁。風、雅、頌我們放在各章中解釋。此處先說賦、比、興。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說：

　　　「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他把賦、比解釋得極為確當。而興的說法則略有不妥。鄭樵六經奧論說：「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 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義理求也。」朱熹詩集傳也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朱子又在語類中說：「直指其名，直敍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 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綜上所言，賦是一種直接對事物的鋪敘。比是借用他物作為比喩。而興是兩種不相類及事物的聯綴。毛 傳在賦、比兩體上都不注明，而獨標興體。但是毛傳鄭箋，實際上又把興體講成了比體。所以要說明比、興的不同。在於興體開頭的一二句，多半和詩人要詠的本事 無關。它只是在音節韻律上，有鈎引起下句接續下去的作用而已。明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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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本來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無關，而解詩說詩的人，卻一定要說雎鳩「摯而有別」，「生有定偶」用來比附君子淑女，既非事實，也不合詩人的本意。

　　至於四始，前文提到是本於史記孔子世家，但是它只是記敘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開頭第一篇的 篇名，雖然說了四個「始」，但並沒有「四始」這個詞，而是詩序於解說風、雅、頌之後，加上一句「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如果不參照史記孔子世家來看，幾乎 使人有莫名其妙的感覺。而詩序是否衞宏作，本有問題，其說是否如史記之本於魯詩也大有問題。此外齊詩也有四始之說。據翼奉、郎顗所述，知道齊詩以大明在亥 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己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這種本乎五行之說，支離怪誕，就更不能採信了。

　　下面我們依照文學發展的過程為序，把詩經的內容分述於下：

　　　一、祭祀詩—頌、大雅

　　詩經中著成時代最早的作品，就是充滿宗教色彩，而應用在祭祀上的頌詩；而大雅中的部分祭祀歌也屬這一類。頌分周、魯、商三部分，周頌最古，魯頌是魯僖公時代的作品，已入春秋時代。而商頌據王國維攷證，實際上是宋詩。他在觀堂集林中所提出的主要論證是：

　　　（1）、商頌中殷武章有「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的詩句。商朝自盤庚到帝乙都居住在殷墟，紂居於朝歌，都是在河北省。而造高宗的寢廟，不可能遠陟河南的景山去伐木。只有宋居於商邱，距離景山僅百數十里。而且它的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的事是可信的。

　　　（2）、從文辭上看，殷墟卜辭中所記載實為殷代的祭禮和文物制度，在商頌中卻無一可尋。商頌中所見的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