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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人論陶詩,往往用「平淡」、「樸素」、「自然」等話來概括其風格。這確實指出了陶詩的一個重要 特色。陶淵明的詩很少用典,也不用心雕琢辭藻,但使人感到非常親切和真實。這些樸素的詩句,看起來作者似乎全不費力,但實際上卻包含了高度的匠心。作者如 果沒有高妙的駕馭語言的能力,就不可能用平易的詞句,生動地顯示事物的形象。陶淵明的詩不是沒有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只見平淡之妙,而沒有釜鑿的痕跡。 這正是作者的天才和工力所在。朱子語類說:「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是很正確的看法。
陶淵明詩歌的另一個特出優點是繼承了漢魏詩歌「氣象混沌,難以句摘」(嚴羽滄浪詩話)的作風,講究 通篇的渾厚,不去斤斤追求一兩句名句。他的詩不是沒有好句,只是因為通篇都好,顯不出那幾句突出了。此外,簡潔和富有含蓄也是陶詩的重要優點。陶淵明的詩 都是短的抒情之作,絕少冗長的描寫,更沒有空泛的議論,往往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 陶淵明的作品起初並未受到重視,因為當時正是雕琢綺靡之風盛 行之際,陶詩的樸素、自然的風格、自然很難為人欣賞。到了梁、陳時期,鍾嶸、蕭統才開始重視他,但還是十分有限的。鍾嶸詩品將他列為中品,蕭統文選選錄他 的作品不過寥寥數篇。但是從唐朝以後,卻越來越得到人們的喜愛、推崇。例如李白說:「何時到彭澤,狂歌五柳前。」杜甫說:「焉得思如陶謝手。」白居易說: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晏殊說:「寧從陶令野,不作孟郊新。」陸游說:「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元好問說:「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 詩,真寫胸中天。」由此可見他予後人影響的深遠和在文學史上的崇高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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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北朝詩歌
從西元四二○年劉裕伐晉到西元五八九年陳滅於隋,共一百六十九年,南方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 代,史稱南朝。」這個時期的文學趨勢,是兩晉華豔綺靡文風的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形式主義文學的興起與大盛。詩歌,駢文和辭賦,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此種 形式主義文學的大行其道,分析它的原因,有下面幾點:
一、經濟繁榮,人才集中。 南朝雖然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但每個朝代的取得政權,並沒 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殺伐,而是利用禪讓的把戲,因此社會還能保持相當的安定,經濟也就有了進一步發展。農業產量增加,商業發達,貿易活躍,並出現許多經濟 繁榮的都市,如建康、京口、江陵、襄陽等。史載建康「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市廛列肆,埒於二京」,可見一斑。繁華的都市,吸引了許多文士。加之自東晉 以來,人口大量南移,才俊之士多集中於江左。杜佑通典說:「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為至盛。」不過,此時期的知識份子,大 都沒有崇高的理想和偉大的抱負,他們滿足於苟安的現狀,貪圖享樂的生活。因此,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雖然提供了詩人文士創作的環境,但由於他們生活空 虛,思想浮淺,於是只好在雕章琢句上下功夫。鋪釆摛文,刻意求美。於是文學走上形式主義的道路。
二、君主貴族對於文學的愛好與提倡。 南朝的君主和諸侯王大半愛好文學,不少都是以提倡文學,招攬文士著稱,有的本身還能創作和批評。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產生了大量作家與作品。梁裴子野雕蟲論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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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嘗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行幸宴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請託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
又南史文學傳說:
「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於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贈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威知自勵。」
但是在這種空氣下,南朝文學只能繼續向形式主義道路發展。梁元帝說:「至於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形式主義的要求是很明顯的。
三、儒學衰微與清談玄虛風尚的繼續。 儒學從東漢末年開始衰微,老、莊哲學日益風行。到南北朝 時,佛教大盛,與道家思想相輔而行,儒學更是銷沉寂寞。在天下一統的政權下,儒學往往盛行;而南北朝是變亂割據的局面,儒學自然難以重振。梁武帝雖然崇尚 經學,表面上儒家好像有復興的轉機,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趙翼說:「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為談辯之 資。……是當時雖從事於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辯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特所談者不同耳。況梁時所談,亦不專講五經,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 子。……則梁時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又增佛義。晉人虛偽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二十二史劄 記,六朝清談之習)可見梁武帝的崇尚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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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兩漢的尊儒實大不同。從東漢末年一直到唐初,儒學一直衰微,在學術思想和社會道德上都失去指導和監督的地位。好的影響是文學擺脫了儒學的控制,純文學得以自由發展;壞的影響則是風俗敗壞,道德淪亡,社會上充滿淫靡虛浮的風氣,尤其是君主貴族,淫奢無度到了極點。
四、文學觀念的進步。 魏晉時期已不斷有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著作出現,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 賦,摯虞文章流別論等。到了南朝,文學已能獨立成一個部門,與儒學分庭抗禮。宋文帝立儒、道、文、史四館,宋明帝分儒,道、文、史、陰陽五科,就是很好的 證明。宋范曄著後漢書在儒林傳外又單立文苑傳,可見他對於文學作家的重視。蕭統編文選不錄經、史、諸子的文章,而以文學作品為準。南朝時所發生的文、筆之 辨,更是一場文學界限的爭論;雖然各家的看法還不能完全一致,但隱然已有純文學和雜文學的分別。劉勰、鍾嶸更創作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兩部文學批評巨著。這 些,無疑都對文學發展有著促進的作用。由於作者文學觀念進步,在創作時自會更注意藝術技巧的表現,力求精美。
五、聲律說的興起。 我國詩歌自建安以來,漸重詞藻、對偶、用事,晉陸機更注意到聲音的諧調。到 了齊、梁時代,由於受佛經轉讀的影響,發現了漢語的四聲,接著沈約把四聲用到詩歌的聲律上,提出「四聲八病」之說。於是詩文的韻律慚漸形成、平仄的講求嚴 密,當日的作品,出現了新的面貌。南史陸厥傳:「永明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眺、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沈約等文皆用宮商。將 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韵,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永明體作品的外形與聲律更趨華美 完備,但內容貧乏,加重了形式主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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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梁時代是我國詩體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聲律說的興起,使作家致力於形式及聲律的追求,帶動了詩 體發生演變。首先是五言詩開始換韵。東漢、魏、晉的作品,除了蔡邕飲馬長城窟行、古詩行行重行行等很少數的例外,都是一韻到底。到了沈約、柳惲諸人,五言 詩開始換韻,有兩句一換韻的,也有四句一換韻的,前者如沈約的擬青青河畔草,後者如柳惲的江南曲。韻的變換,使詩的韻律更為活潑,以增加節奏之美。
其次是七言古詩的製作,作家與作品增多了,也開始有了變化。魏、晉詩人七言作品極少,到南北朝時七古開始流行,鮑照、沈約、蕭衍、蕭綱等人都有創作。曹丕兩首燕歌行都是一韻到底,而南北朝的七言古詩,則多有換韻的情形。
其三是長短句詩體的產生。詩中長短句的雜用,產生甚早,在詩經、楚辭和漢、魏、兩晉樂府詩中就有 了。但那些長短句的使用,只是一種自然的安排,並沒有形成一種固定的格律。到了南朝,有規律的長短體出現了。如江南弄,沈約有四首,蕭衍有七首,蕭綱有三 首,字數體裁完全相同,可知在當時已是一種定體,決不是長短句的偶然雜用。梁啟超說:「凡屬於江南弄之詞,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組織成篇。七字三句,句 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第四句『舞春心』即覆疊第三句之末三字,如憶秦娥調第二句末三字『秦樓月』也。似此嚴格的一字一句,按譜填詞,實與唐末之倚 聲新詞無異。」(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詞之起源)此外,沈約六憶詩四首,劉孝綽雜憶詩,隋煬帝效劉孝綽雜憶詩兩首,都是三字一句,五字五句;梁僧法雲三洲歌 二首,都用「五、七、三、五」四句;梁徐勉的迎客曲,送客曲,都用「三、三、七、三、三、七」六句。這種長短句定格的作品,實為詞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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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新體詩的產生。「新體詩」指永明以後微有格律,類似絕句及類似律詩的作品。類似絕句的又或稱 「小詩」。五言四句的詩歌形式,漢代樂府中就已經有了,如枯魚過河泣。後來曹植、陸機、傅玄、潘尼、張載、郭璞等,都有此種作品,不過質量上都不高。南朝 時代,受了民歌影響,其體漸盛,謝靈運、鮑照,謝惠連,湯惠休等人都有試作。到了永明時期,五言小詩達到了成熟的階段。王儉、王融、謝眺、沈約的作品中, 五言小詩的數量增多了,藝術也更進步。到了梁、陳時期,形成了這種新詩體的興盛,在梁武帝、簡文帝、陳後主的作品中,五言小詩成為他們的代表作。七言四句 的小詩發生較遲,最早的當是湯惠休的秋想引,詩云:「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減,眇眇悲望如思何?」形體已具,而無技巧韻味可言。 到蕭衍、蕭綱父子,試作的人日多,漸漸發達進步起來。
唐人的律詩,一方面講求平仄韻律,同時中間兩聯必須對偶工整。律詩是唐詩中的重要部分,這種體裁也 是在南北朝時期經過嘗試製作,達到快要成熟的階段。謝莊的侍宴蒜山,侍東耕二首已具備五律雛形。自永明時期聲律說興起以後,王融、謝眺、沈約、范雲等人都 在嘗試創作這種新體詩,經過梁簡文帝蕭綱的大量製作,到何遜、陰鏗、徐陵、庾信諸人手中,五言律詩可以說快要達到完全成熟階段。至於七律,發達較遲,作者 亦少。庾信的烏夜啼,初具七律的形體;完全成熟則是唐代以後的事了。由此看來,南北朝時代的詩歌形式,是上承漢、魏,下開唐,宋,我國各種古典詩歌的形 體,都在這時期中,經過許多詩人的嘗試努力而漸漸達於完成,在我國詩史上,具有重要的承先啟後的地位。
除了以上所說的詩歌形式外,此一時期的詩歌內容,也有新的表現。首先是山水詩取代了玄言詩。這個變化使詩歌內容從枯淡無味的談玄說理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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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界的美景引進到詩歌中去,一新人的耳目。其次是梁、陳時期宮體詩的勃興。這種詩歌專以描繪女色為主,詩風浮豔綺靡,內容淺薄無聊,反映了當時帝王貴族生活的荒淫靡爛。
此外,在南朝文學中,產生於建業和荊州一帶的民歌(吳歌、西曲)特別值得珍視。它們形式短小,風格清新,感情浪漫真摯,極為可喜。
西晉亡後,北方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混戰攻伐,直到北魏太武帝統一了北方,才結束 了這種混亂的局面。後來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又分別為北齊北周所伐,最後為隋朝所統一。史稱這一段歷史為北朝。其先,五胡雜居內地,已漸漢化;晉室南遷以 後,士人淪陷於胡境的,不得不忍痛與胡人合作,在學術上,沒有南渡名士那種清談的習氣,大抵遵守儒家舊制,所以儒術經學較為發達。至於文學,北朝的文人創 作遠不如南朝。五胡十六國時期,幾乎沒有什麼文學作品可言。北魏以後,開始出現一些作家,如溫子昇、邢劭、魏收等。但他們受南朝文學影響,也染有淫靡綺豔 之風,缺乏特色。直到庚信由南而北,才為北朝文學打開局面。
北朝的文人詩歌,較之南朝大為遜色;但北朝的民歌卻足可以和南朝民歌分庭抗禮。北朝民歌思想內容豐富,感情爽直坦率,語言樸素無華,風格豪放剛健,和南朝民歌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一節 謝靈運和山水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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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詩的勃興於宋初,它的原因可分三方面來說。第一,山水景物的描寫,從來詩歌中就有,不過都是為 了抒情敘事的需要服務,不是詩歌的主體。自魏、晉以來流行的遊仙與玄言詩,尤其與山水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在這些詩裏的山水景物,或者是描寫仙居靈境的背景 襯托,或者作為談玄說理的印證點綴,也都不是主要的寫作題材。遊仙詩,玄言詩流行既久,令人乏味厭倦,於是詩人轉而集中力量刻畫山水景物,減弱仙佛玄理的 分量,逐漸地形成了山水詩在文壇上主要的地位。第二,魏、晉來,文人名士和山水比較接近。有些因為政治紊亂,隱居田園山野以遠害全身;有些因為喜歡談禪說 佛,不斷尋訪古寺名剎與佛徒交往。他們日夕登山臨水,於是山水美景盡入篇章。第三,江南山明水秀,景色佳麗,非北方可比,所以在北方不甚注意山水的詩人, 到了南方為美好的景色吸引,就不禁大做其山水詩了。
東晉末年殷仲文、謝混的詩裏,山水成分已遂漸增多。到了劉宋的謝靈運,他全力刻畫山水,把山水景物作詩歌寫作的主要題材,成為山水詩的大家。
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小名客兒,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世居會稽(今浙江紹興)。他出身於東晉大族,是謝玄的孫子,十八歲襲封康樂公。劉宋代晉,降公爵為侯。宋少帝時,出為永嘉太守,不久辭官,歸隱會稽。文帝時,為臨川內史,元嘉十年因謀反被殺。
謝靈運出生旬日,他的父親謝瑍去世,家人因為子孫難得,把他送往錢唐杜明師家寄養。十五歲以前就在 山明水秀的錢唐度過,這段童年生活對他的愛好山水風景應當有很大的啟發作用。他熱衷政治,也頗為自負,「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到了劉宋時代,他的特權地位 受到威脅,政治欲望不能滿足,轉而寄情山水。他在作永嘉太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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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肆意遊遨山水,民間聽訟,不復關懷。後來乾脆辭官回會稽,大建別墅,鑿山浚湖,經常帶領從眾數百人到處探奇訪勝。這種豐富的遊歷經驗,對於他寫作山水詩自然大有助益。
謝靈運的山水詩,絕大部分是他作永嘉太守以後寫的。在這些詩裏,他用富麗精工的語言,描繪了永嘉、會稽等地的自然景色。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謝 靈運遊名山志說:「湖(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這詩寫他從石壁精舍回來,傍晚經巫湖泛舟的景色。頭六句寫石壁遊觀的樂趣,中六句寫湖中所見的晚景,末四句寫一天遊覽生活中所體會到的理趣,仍脫不掉玄言 詩的影響。「林壑」以下四句,刻畫細致,觀察入微,而貴在能出於自然。又如他的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這詩前半描寫晚春黃昏雨止天清的景色,後半感傷時光流逝,年華漸老。全詩由景及情,自然生動,達到情景交融的效果。是謝詩中少有的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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