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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輯大典本著錄都三九○種，凡近五千卷，故在部數上，大典逾四庫總數十分之一；在卷數上，大典亦 占四庫總數十五分之一，其比重不可謂不大。」（註九）後世固然有非議大典輯本，譏其未能盡善盡美。然據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二月時，軍機大臣劉統勳明 言指出永樂大典「現存在庫者，共九千餘本」（按：原書一萬一千九十五冊）（註十），而今日永樂大典幾乎全部散佚，殘存者僅為零篇斷簡，則四庫館當年之加以 輯佚，於保存大典珍貴資料，厥功至偉。而清高宗復敕令將大典輯本，選出罕覯又有裨實用之書，真按：清代禁燬書的真諦 次 第排印，凡一三八種，即著名之武英殿聚珍本叢書。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再令東南各省鏤版刊行，計江寧刻八種，浙江刻三十八種，江南刻五十四種，福建刻一 百二十三種（註十一），對珍貴資料之流傳，貢獻良多。輯佚之道，入清後成為專門之業，而大典之輯佚更為清代輯佚工作之重要里程碑，此後風氣養成，纂輯之 書，包羅四部，不下千數百部，片羽零縑，使古籍復存面目，皆為四庫輯佚影響所促成。（註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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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方便學人之利用

　　四庫全書對歷代著錄，只要有裨益於學術的，都在網羅之列。集散為整，對於資料的利用，已至為方便，而其有系統的部次群書，目錄完備，分類正確，更提供查尋資料的便捷途徑。昌師瑞卿嘗謂：真按：昌彼得 「我們撇開這部書纂修的動機不談，僅就書而論，實是世界上一前無古後無今的大著作。雖是一部大書，但有別於類書，而保存了各書的原貌，也就是保存了原來的資料。真批：此句有語病.被剛改欽定之書往往失其原貌矣.但換個方面想，作為一新版，又胡不為一新著的原貌？ 其內容完備，包括中華五千年所有的歷史，民族、社會、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輿、物產、文藝、哲學、美術、農、醫、工商、算學、及百家雜學等，無所不有。真批：雖曰無所不有，然黃愛平氏之研究已指出，四庫畸輕于科技方便之載籍也！是可注意者也！ 且排列的秩序，大體依照學術的分野，井井有條。其特色是整理圖書時，經過選擇裁汰，凡偽作、空疏、無益學術文化的著作，皆一一考辨，棄其糟粕，存其精華。真按：清代禁燬書的真諦 」（註十三）可見全書於提供完備的歷史資料外，真批：此又前後矛盾矣！前記得愚有批云其于傳聖經賢傳之處，而彼處吳氏即又持異說！見札ID50206之札箋：「我聖賢之經傳，非清人而何可傳？而秦人、文革者，其有逮于萬一者乎？」（本書頁235） 依學術的分野，有條理的排列群書，是其特色，也是其重大貢獻。茲再分析如左：

　一、化私為公　開放借閱

　　清高宗敕令修四庫全書，常懷「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後學」的心思。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六月初一日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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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渠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什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睹，豈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有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真按：原敓作第不得攜出外，敓一取字，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徑改！ 致有損失。」（註十四）

修纂之初即已規劃提供嗜古勤學者參考利用。當四庫全書完成後，復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六月初一日，進一步諭令曰：

四 庫全書薈萃古今載籍，至為美備，不特內府珍藏，藉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頁浩繁， 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讎校，俾無魯魚亥豕之訛，茲已釐訂蕆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兩省，文宗、文匯、文瀾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續頒發藏庋，該 處為人文淵藪，嗜古好學之士，自必群思博覽，藉廣見聞。從前曾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抄錄，以資搜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繙閱污損，或至過為珍秘，阻其爭先快睹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群書，津逮譽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版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購覓。真批：這裡恐，那裡憂，真足見明君惇惇之至意！又豈容爾醜任意誣蔑哉！即今民選者，亦有能如是先憂後樂而勤念至殷者乎！ 著該督撫等，諄飭所屬，俟貯閣全書排架齊後，諭令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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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文淵等閣禁地森嚴，士人等固不便進內抄閱，但翰林院現有存貯底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其就近檢錄，掌院不得勒阻留難。」（註十五）

內廷四閣之書允許大臣官吏請閱，而翰林院所貯之底本及南三閣書，真批：于此見吳氏未予論述者，或疏忽者，殆翰林院之底本，乃係各省繳進而未歸還之遺書也，黃愛平氏青出于藍，有得於此者！ 則可一任士子們參考利用，化公藏以供各界誦習，正與近世之公共圖書館功能相似，學林可在固定處所，取閱數千種圖書，方便士林，實不言可喻。

　二、分類正確　便利檢尋

　　圖書貴在利用，故古今對於群書，往往透過正確分類法則，尋求一套完善的部次方法，來方便取用的人「即類求書，因書以治學」。我國長久以還，對圖書都半採四部分類法，真按：當作多半！ 此法雖非盡善盡美，然而行之既久，一般人已習用，同時四部分類的形成，本來即已顧及我國學術發展的特性，所以甚為簡便實用。四庫館臣一方面繼承傳統，一方面再參酌歷代各種圖書分類的長處，予以改良，將全書於經、史、子、集四部之下，再釐分四十四類，六十六子屬，真按：四庫全書的分類 條理井然，取檢至感方便。論者常以為四庫全書部次群籍，至少有：

　　1能推廣千頃堂書目集部依作者科第先後編排的成例，並推廣至其他部類。

　2.對群書的部次，能不泥於舊說，詳細考覈各書內容，並予以正確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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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顧及著者撰述的目的。

　　4能為各書整出義例。

而於部次群書之外，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七月二十五日，清高宗復諭令曰：

　　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搜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註十六）

撮舉各書大凡及著書人世次爵里，蓋仿自漢代劉向的別錄，則四庫全書館，對總目提要的編纂，不僅止於提供完備的目錄，進而更詳細的撮述了作者著書旨意，條別各書學術的源流與得失，對讀者瞭解某書，至為便利。而清高宗又以四庫全書包羅太廣，嫌總目二百卷繁多，因而又敕令：

　　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抄刻成書，繙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別刊簡明目錄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註十七）

於簡明目錄之外，另又編有分架圖、架槅函卷考等方便取檢的工具書，足以顯示四庫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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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癉勞苦，真按：當作憚字！ 編纂各種完備目錄，處處顧及方便利用全書在設想。

　　第四節　提供校勘學上之價值

　 　古書輾轉流傳，難免有版本優劣的區別，而四庫全書既採以謄錄編輯成書的方式，則其書僅能依據一種底 本繕錄，無法兼及各種版本。為克服此一缺憾，乃倣效古人校書方法，於謄錄之底本外，同時持其他異本，互相比勘校對，然後將所得，逐條列目，匯成四庫全書考 證。此一原則，於修纂之初，清高宗即一再「選派詞臣」，敕令務必「悉心校勘」，並為之設立功過處分條例，嚴格執行。條例中即明訂：

　　倘能將原本訛字看出，簽請酌改得當者，每一處，記功一次。（註十八）

在這種獎勵之下，不少四庫全書本，往往較諸據以謄錄之底本為優。真按：四庫全書的價值 真按：四庫全書版本的優劣 昌師瑞卿於論四庫全書的校勘價值中曾舉例云：真按：昌彼得 真批：原來吳哲夫氏乃昌彼得之學生！

譬 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他的昌黎集，傳到北宋時代，即已文字多歧，現在大家認為以宋方崧卿韓文舉正及 朱熹的校本為最佳。方氏係取北宋秘閣本、杭州刻本、四川刻本、石刻本，以及總集中所收韓文來校勘訂正；朱子以方本多折中於秘閣本及杭蜀本，而未列舉各本的 異同，並不妥當，因予重為校訂。當然韓昌黎集經過朱子的校訂是可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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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並不是全無問題，仍有若干不易通的地方。現存朱校本最早的有元刻本存世，即四部叢刊中所影印的。譬 如卷六瀧吏詩一首，敘述韓愈被貶潮州，前往赴任，道經韶州樂昌瀧水時，瀧吏答韓昌黎所問云：「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而負犯，何由到而知。」此處的 第三句「儂（我）幸而負犯」，實在解釋不通。又如同卷贈別元十八協律第六首：「兩巖雖非牢，木石牙飛發」句，牙飛發亦難通其義，可見宋元古本亦不免有誤 字。四庫本朱文公校昌黎集雖據元本著錄，但略有異同，如卷七感春第三首：「嬌童為我歌」，元本則作「「橋童」。真按：標點有誤! 按 下句有「艷姬蹋筵舞」，「嬌童」對「艷姬」而言，元本作「橋童」應誤。如卷十一原道篇：「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 元版無「滅」字，則文義不通順。卷十四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追」字，元本作「遣」，難釋其意。考四庫本之作「嬌童」、 「滅」、「追」均與宋淳熙錦谿張宅繙刻潮州本合，知其參校他本，擇善而從。真批：幸此本尚存，若不幸而不存有相同文字之版本，又焉知據四庫本不為誤書之訛也！若即四庫全書考證亦無著錄，則斷難據以恆信也.斯亦四庫本之不足焉而已矣！

由此例可考知四庫全書本，往往有其獨到特點。真按：四庫全書版本的優劣 是以瑞卿師接著又說：真按：昌彼得

　　此不過舉一例，四庫的纂修校讎工作，前已言之，多出當代大儒之手。如載東原、翁方綱、莊存與、王念孫、任大椿、朱筠等之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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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墉、任大椿之小學；陸錫熊、邵晉涵、彭元瑞之史學；李潢、陳際新之算學；姚鼐、紀昀、朱珪、曾燠等 之文學，俱是名家。且內府之藏書也富，天祿琳琅，宋元舊本頗多，故四庫寫本大有校勘上的價值，並不因別有舊本流傳而稍損，這尚僅是指文字的異同，可供校 勘。也有所依據的版本與傳本不同者，譬如宋唐庚的眉山唐先生集，現在傳世的有二十卷本、三十卷兩種本，而四庫著錄的則是二十四卷本，編次不同。又如李綱的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舊本僅殘存宋刻三十八卷；周必大文忠集二百卷，舊本僅殘存宋本六十九卷。現在通行的梁溪集是道光中福建刻本，文忠集則為道光中江西刻 本，別無舊刻全集。此二本皆據鈔本校刊，不乏闕文誤字，遠不如四庫本校勘的精審。再如北宋末年的劉安上、劉安節的文集，舊本無傳，通行的只有永嘉叢書本， 實是從文瀾閣本鈔出付刻的，四庫是其祖本。像這一類的書頗多，清季的叢刻書，如金山錢氏守山閣叢書、元和胡氏琳琅秘室叢書，歸安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杭州丁 氏八千卷樓叢書等等，其中即不乏鈔錄自四庫本來付刻的。是以四庫本並不因其所收的書已有別本通行而減損它的價值，在校勘上仍有其貢獻。真按：四庫全書版本的優劣 （註十九）真按：附註缺註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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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修纂時期的學術風尚，以考證學為中心，而其主事者如紀昀等人，又多為漢學家，往往有藉修書「標榜漢學，排斥宋學」的作用，來推動一代學術風氣。真按：四庫全書與清代漢學 所以四庫全書之纂輯及保存大量古書，其在圖書校勘學上的貢獻，亦應給予正面的肯定。

　第五節　傳統知識領域之擴充

眾所周知，四庫全書的修纂，固然有其各種不同的目的，但修纂的起因，實受到長期以來知識界追求儒藏的影響。希望集中儒家重要典籍於一堂，以與「釋藏」、「道藏」相鼎足。然而清高宗先天上既有強烈的好勝性格，後天上又擁有帝王至尊的權秉，真按：或作權柄！國無；詞：【權秉】猶權柄。《管子‧山權數》：“ 桓公 問於 管子 曰：‘權柄之數，吾已得聞之矣。’” 漢 王符 《潛夫論‧明忠》：“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 因而他所期待完成的大書，猶不能以「儒藏」為滿足。嘗謂：「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真按：重出,重複,此文本書引用亦甚「夥」！ 」 （註二十）亦即其心目中所預期的四庫全書，是一部跨越時空大範圍的圖書，既盼其能遠邁前古，又欲其能包羅天下知識。當日受命與修的館臣，為能滿足皇上心 意，乃在蒐羅群書方面，儘量求取周全完備。於是將儒藏知識幅度予以擴大，旁及中國境內若干少數民族作品，及當時已在國內流傳的一部分外國人著作，也將之納 入。

　　清室以滿洲人入主中國，對邊域民族，自較諸任何朝代重視。然而邊域民族，率多游牧為生，文化發展遲緩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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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有少數著作，卻都是在漢化後，以漢字寫成，數量又極有限，並且庸俗粗劣。四庫館臣雖亟思加以收錄， 但又礙於全書品質，無法盡加容納，乃不得不採點綴性著錄，故僅收得滿、蒙、新疆人氏作品十種。此外，為方便全國語文之溝通，特別重視語文工具書的收錄。例 如清文鑑，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同文韻統、西域同文志等書，均在四庫全書中著錄，因而全書使用的文字，除漢文外，尚包括滿文、蒙文、藏文、梵文、 回文、托忒文等多種，由此亦可想見修纂四庫全書有推展政敎的實用目的。

　 　中國文明的發展，所以愈見精深博大，除自我深思熟慮，研究創新外，亦在能吸收別人所長。魏晉南北朝 時代，不排斥佛釋經籍，而隋書經籍志中，已載錄外來醫書十餘種之多，（註二一）即是顯例。茲後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的活動，先賢對天下的廣大，漸漸有所認 知，為不自限於孤陋寡聞，及對外在世界的好奇，而有多種介紹世界各地風土人情等著作出現。如劉宋時釋法顯的佛國記、唐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宋徐兢的宣和奉 使高麗圖經、元周達觀的真腊風土記、明董越的朝鮮賦等書，都對中國域外鄰邦，做多方面的描述。至於西方世界，距中國遙遠，接觸雖少，但自十六世紀歐亞新航 線被發現之後，歐洲地區的商賈、傳教士等大量聯袂東來，歐西文明遂也隨之快速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