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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　四庫館派與乾嘉考據學真按:本文幾乎都只論述四庫館臣如何非訾朱學,而於四庫館派與民間學派間的區分,實未見實際的成績,有點文不對題的感覺.前部分只大概駁斥了各種分類的不適當,可供博覽,卻不夠精詣.

　　“四庫館派”與乾嘉學術，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乾嘉考據學派的形態劃分，長期以來未能擺脫章太炎“吳皖二分說”的影響，雖遞經修補，但始終沒有拓出新局，主要缺陷就是忽視了“四庫館派”的存在。筆者此處僅作初步討論，待思考成熟，再寫出專著。

一、乾嘉考據學派的形態劃分

　 　乾嘉考據學的內部形態問題，一直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歷史難題。有人認為：“清代漢學內部的學派區分， 雖經將近兩個世紀的爭論，更其是周予同、蒙文通等的清理，至今仍然只能說映現概貌。困難在於區分殊相，即清代漢學呈現不同形態的尺度，無論取時間、地域、 學風、歷史認識、哲學傾向，還是對孔子的態度作衡量標準，都難免引出悖論。例如廖平、皮錫瑞、章炳麟在清末從不同角度論經學形態的見解，都曾被學者分別採 用為區別清代漢學殊相的尺度，但同被認作經古文學的吳皖二派的歧異便難以解釋，同被認作經今文學的常州派的政論取向變異更無合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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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好用地域命名學派的風尚，固然有助於發掘鄉土文化資源，卻無助於尺度困難的解決。”①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乾嘉考據學派的劃分意見分歧較大，或分為兩派，或分為三派，或分為四派。

　　（一）兩派說及其局限

　　兩派說實倡自戴震本人。王鳴盛與戴震有過一次極有意義的學術對話：

　　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與定宇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嘻！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是者也。②

錢穆對此曾加以引申補充：

　 　惠、戴治學，求其歸極，均之于六經，要非異趨矣。其異者，則徽學原于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 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復古，以辨後起之偽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尚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 其原。故吳學進于專家，而徽學達于徵實。王氏所謂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③

　　章太炎亦云：“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以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為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刑名，

①　朱維錚：《關於清代漢學》，《文化的饋贈‧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5頁。

　　②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57頁。

　　③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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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裁斷。此其所異也。”①梁啟超作《清代學術概論》，也完全採納了章太炎的意見，認為乾嘉漢學“正統派 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自章、梁之說出至今將近一個世紀，凡治清代學術思想史者，在論及乾嘉考據學的形態時，大都沿襲此說，偶或有所補 充與發揮。近年也有幾位學者撰文對此提出質疑，其主要論點有：

　　1．乾嘉學術是一個歷史過程，而吳皖分派的主張則無形中掩蓋了其演進的軌跡。

　　2．乾嘉考據學是同一個學派，他們的治學宗旨基本上相同，但同一學派中的學者也有差異和各自的風格。不要對他們的相同點視而不見，偏要搞些差異予以劃分。即以乾嘉學派稱之足矣，再分吳、皖派，乃大可不必。

　　3．以吳、皖地域劃分兩派，以及所謂吳派佞漢嗜古，皖派“實事求是”的概括也不盡符合事實。並具體指出被視為皖派學者中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廣森、王念孫並非皖人。同時被視為吳派的學者並非都佞漢嗜古。②

　　這些商榷意見值得重視。兩派說確實存在簡單化的毛病，論斷本身也並非十分嚴密。以地域命名和劃分學派雖是傳統做法，但也見笑於大方之家。從孟子到錢鍾書，都有過批評意見。“求古”與“求是”之分，語義也比較模糊，不便操作。

（二）三派說及其局限

　1．吳、皖、浙三派說

　章太炎所提吳、皖兩派，加上浙東學派。浙東學派與吳、皖兩派不是同一範疇的概念，因為吳、皖兩派是考據學派，而浙東學派不是

　　①　章太炎：《檢論‧清儒》。

　　②　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清代學術探研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02—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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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吳、皖、揚三派共時說

　　張舜徽主此說。其《揚州學記》云：

　 　余嘗深考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 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然吳學專宗漢師遺說，屏棄其他不足數，其失也固。徽學實事求是，視夫固泥者有間矣，而但致詳于名物度數，不及稱舉大義，其失也褊。 揚州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專精匯為通學，中正無弊，最為近之。夫為專精之學易，為通學則難。非特博約異趣，亦以識有深淺弘纖不同故也。……清儒專門治 經，自惠、戴開其先，天下景從而響和者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廣大。至于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揚州諸儒起而恢廓之，則終清之世，士子疲老盡氣以從事 者，雜猥而已，破碎而已耳。①

張 氏力主通學，所以竭力表彰揚州之學。其局限性有三：第一，將其淵源追溯到王懋竑，未能考鏡源流。因為 王氏畢生精力在研究朱子學，其學術功力雖得到錢大昕與《總目》的表彰，但其研究範圍和方法基本上與後起之揚州諸子不搭界（此處借用上海話），不能因為錢大 昕將他與閻若璩、胡渭、萬斯同、惠棟、江永、戴震諸人相提並論，就宣稱“把乾嘉年間揚州樸學的淵源找出來了”。第二，揚州學者與戴震的關係至為密切，不能 將皖、揚截然分開。張氏亦承認：“像汪中、焦循、阮元都能大膽地對一些問題、特別是對倫理思想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繼皖學戴震之後，給宋明唯心主義的 理學以嚴厲的批評。這種精神，實淵源於戴氏。一則由於戴氏流寓揚州最久，早已將他的議論主張帶到了揚州；二則揚州幾位大學者，如王念孫是戴氏弟子，任大椿 是戴氏同事；焦循一生最推尊戴學，我們只看到他所寫的《申戴篇》，可以知其宗尚。戴氏的哲學思想和治學道路

①　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第378—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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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為揚州諸儒所繼承而發展了。”①既然如此，又憑什麼將揚州之學與皖學區分開來？可見，張氏的三分也 難以自圓其說。漆永祥博士認為：“師承淵源關係是判別學術派別的重要標誌之一，學者對某一大師或親炙，或私淑，或受其影響而近其學，方可歸入一派。皖之與 揚州之分，實為同一師承而強分為二。”②此種批評正中肯綮。第三，專、精、通乃乾嘉考據學之共同特徵，所謂“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只是相對 而言，實難析言。誠如漆永祥所言：“就惠、戴、錢三人而言，既能博涉又兼專精是共同的特點。但綜三派而論，惠派側重博涉，戴錢二派所治則主精審會通。因為 惠派多治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諸學，故需廣涉泛覽，此正惠派學術特色及其重博之原因。而戴、錢二派所治如小學、天算、律呂諸學，皆務求精審別辨， 由博返約、綜貫會通。”③既然術業各有專攻，不同的學科之間確實不好比較高下異同。

　　3．吳、皖、揚三派歷時說

　　黃愛平主此說。從《樸學與清代社會》一書第二章的節目安排上即可看出樸學發展的三階段論：

　　惠棟與吳派學者：樸學的確立

　　戴震與皖派學者：樸學的高峰

　　阮元與揚州學者：樸學的總結

　　顯然，她已意識到歷來的吳、皖、揚三派共時說有其明顯的局限，從歷時的角度重新加以調整，其要點為：（1）惠棟首倡漢學，致力於漢儒經說的發掘、鉤稽和表彰，為一代學術的發皇，起到了開啟風氣的作用

　　①　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第380頁。

　　②　漆永祥：《論乾嘉考據學派別之劃分及相關諸問題》，《國學研究》第五卷，第305頁。

　　③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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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弊端為嗜古、泥古、佞漢。（2）以戴震為首的皖派與以惠棟為首的吳派並非兩個對立的學派，而是先後相承，互為師友，體現了漢學發展、演進歷史的兩支勁旅。吳派有開創之功，皖派多發展之力。（3） 繼吳、皖派之後，深受皖派學術影響，又繼續保持漢學發展態勢，並為清代漢學作總結的是以阮元為代表的揚州學派。①其立論根據仍然是梁啟超的那一套，新穎之 處則是突出了歷時發展的線索。平心而論，此說較以往的吳、皖、揚三派共時說要有更多的合理性。因為吳、皖、揚三派前後相繼，並非共時。正如孫欽善先生所指 出的：“皖派就其代表學者戴震來看，比吳派代表惠棟晚了一個輩分，而與錢大昕同輩。所以就總體而言，皖派比吳派前後有一個時間差，表現出學術的進步。”② 而將吳、皖、揚三足鼎立，乃是忽略了時間因素的臆斷之說。孫欽善先生認為，揚州學派的劃分在考據學上難以成立③。筆者對此也持相近看法。

　　4．惠、戴、錢三派說

　 　此為漆永祥所創。《乾嘉考據學研究》第四章即專門討論乾嘉考據學的派別問題，他認為：“學派劃分， 最主要的依據不在師承、地域或其他標識，應以學派特色為主要劃分標準。”他在認可惠、戴之分的前提下，將揚州派歸入戴派，將錢大昕獨立，將北方學者歸入相 近派別，重新對於乾嘉學派作了調整。

　 　以學派特色為主要劃分標準，又參考師承、地域等其他因素，應該說有其合理之處，但終究未能開拓新 局，仍然只是對舊說的重組與完善。其局限性明顯表現在人物歸類失當，如將北方學者紀昀、朱筠、周永年等歸入惠派，認為“紀昀之學，功在《四庫提要》之主 纂，其論學雖主調和漢宋，但實際是崇漢貶宋，與惠派同

　　①　黃愛平：《樸學與清代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88頁。

　　②　孫欽善：《關於清代考據學》，《炎黃文化研究》第一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38頁。

　　③　孫欽善：《關於清代考據學》，《炎黃文化研究》第一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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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筠之學，主張‘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并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寧為墨守’，更不出惠 氏宗旨。”①紀昀之學與惠棟異趣，《總目》對於惠派人物雖極為肯定，同時也指出其流弊。下面我們還要重點討論，此不贅述。朱筠之學與惠氏宗旨也不盡合，他 曾出任安徽學政，對於皖學之興起頗有倡導之功。實則紀昀、朱筠、周永年為四庫館中功臣，屬於皇家學派之干將，應該獨立於南方民間學派之外。他們與惠棟既無 師承授受關係，也無交游，強行分入惠派，似有不妥。

（三）四派說及其局限

　　所謂四派，即吳、皖、揚、浙。此為梁啟超所倡，但響應者寥寥無幾，故不擬詳駁。

二、四庫館派：一個被忽視的視角

　 　以上幾種說法的共同特點是對於“四庫館派”的熟視無睹。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開館，這既是中國文化史上 的一件大事，也是乾嘉考據學的一個轉折點。此前，乾嘉考據學偏於東南一隅，雖有一些學者從事考據之業，畢竟人數不太多，影響並不太大。此後，清廷宣稱稽古 右文，大力提倡考據之學，影響遍及全國，一度呈現“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盛況。四庫館是當時最大的圖書館，既有從全國各地徵集而來的圖書，也有內府藏 書，還有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出來的幾百種佚書。館臣們在修書之時能夠閱讀以前無法寓目的珍貴文獻資料，“曾讀人間未見書”，因而視野較以往大大擴充，研 究方式也由個體向團隊轉化。集團作戰雖有貪大求全之弊，但畢竟能夠完成任何個人無法完成之宏偉大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四庫館造就了一批年輕的漢學家，形 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皇家學派，即“四庫館派”。

　　①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26—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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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筆者試圖對乾嘉考據學派提出新的二分，即民間學派與皇家學派。民間學派主要指在四庫開館之前的考據學派，代表人物有惠棟和戴震、錢大昕等人。皇家學派得到清高宗的支持，其代表性人物為紀昀、陸錫熊等人。

　 　乾嘉考據學是清代最具特色的主流性學術。《四庫全書》館為漢學家之大本營，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四庫 館派”。有人說：“《四庫全書》館就是漢學家的大本營。”此話雖失之籠統，三百六十多位館臣不盡是漢學家，也有少數宋學家，甚至有莊存與這樣一位經今文學 派的開山大師混跡其中，但畢竟以漢學家為主體。

　 　四庫館派形成了一個學術共同體。其綱領性文件就是《四庫全書總目》。四庫館派不同于以往的民間學 派，它有著深厚的皇家氣派。它代表官方發言，《總目》能夠反映出乾隆王朝的學術水準、文化政策等。其治學理念、治學方法均與民間學派存在較大的分歧。主張 經世致用，反對煩瑣考據。對於惠棟等人光復漢學之功頗多稱讚，“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余蕭客葺《古經解鉤沈》，于唐以前諸儒舊說，單辭只義，搜采至 詳”①，“元和惠棟號為博洽”②，但也多有批評：

　　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③

　 　近時惠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龍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 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鐘”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為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 為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為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疏，未可反譏炎 武

　　①《總目》卷1，《周易口訣義》提要。

　　②《總目》卷14，《別本尚書大傳》提要。

　　③《總目》卷29，《左傳補注》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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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典。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①

　 　棟作是書，皆搜采舊文，互相參證，其中愛博嗜奇，不能割愛者，如《易》之《需卦》，據《歸藏》作 “溽”，于《象傳》，“飲食”之義固符，于爻辭“需泥”，“需沙”，則義不相協。《書》之“曰若稽古”，用鄭康成之義，實則訓“古”為“天”，經典更無佐 證。《儀禮‧士昏禮》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張子、李子之義，駁顧炎武之說，實則《春秋傳》所謂男婦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稱號。《禮記‧檀弓》之“子夏喪 明”，漢冀州從事郭君碑作“喪名”，實係假借之字，乃引《爾雅》“目上為名”，謂“名為目珠”，實則目珠不在眉目之間。《公羊‧隱十一年傳》，蔡邕《石 經》以“弒”為“試”，引《白虎通》證之，已屬附會，又引《荀子‧議兵篇》“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句為證。實則此“試”字又別一意，蔡邕所書，義不緣 此。成二年傳，“是土齊也”，自以何休注文為正解，而引《周禮》、《司馬法》解土為杜。實則盡東其畝，原非杜塞鄰國之交通。《論語》之“詠而歸”，據鄭康 成、王充之說，以“歸”為“饋”，實則風雩無饋祭之理。如斯之類，皆不免曲徇古人，失之拘執。又如據《周禮‧牛人》謂任器字出于經文，不出子史，駁宋祁筆 記之誤，則體同說部，與經訓無關。引《荀子》、《墨子》證《學記》之撞鐘，引《荀子》證秦穆公之能變，引《墨子》證許止不嘗藥，引楊方《五經鉤沈》證《論 語》生知，亦皆牽引旁文，無關訓詁，未免為例不純。②

對余蕭客的《文選音義》也指出了八大缺失：

　①《總目》卷29，《左傳杜解補正》提要。

　②《總目》卷33，《九經古義》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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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引證亡書，不具出典。

一曰本書尚存，轉引他籍。

一曰嗜博貪多，不辨真偽。

一曰摭拾舊文，漫無考訂。

一曰疊引瑣說，繁複矛盾。

一曰見事即引，不究本始。

一曰旁引浮文，苟盈卷帙。

一曰抄撮習見，徒溷簡牘。①

這是一篇關於考據學的光輝文獻，所列八條，不僅深中吳派代表人物余蕭客一人一書之失，而且具有一般方法論意義。

　　《總目》對於戴震的論點也直言不諱地予以批評。戴震《聲韻考》認為唐以前無字母之說，神珙字母乃剽竊成書，而托詞出于西域。《總目》經過考證後，認為：

　 　蓋反切生于雙聲，雙聲生于字母。此同出于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也。中國以雙聲取反切， 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于聰明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緒。特神珙以前，自行于彼教，神珙以後，始流入中國之韻書，亦如利瑪竇 後推步測驗，參用西法耳。豈可謂歐羅巴書全剽竊洛下鮮于之舊術哉？戴氏不究其體，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後，遂據其末而與之爭，欲以求勝于彼教。不知聲音之 學，西域實為專門。儒之勝于釋者，別自有在，不必爭之于此也。②

　　《總目》一方面糾正民間學派在治學方法上存在的偏頗，另一方面，又大力破除宋學門戶，為漢學的發展壯大開闢道路。《總目》大力攻擊以朱子為代表的宋學所造成的門戶之見：

　　①《總目》卷191，《文選音義》提要。

　　②《總目》卷41，《重修玉篇》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