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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方法論立說者，也受到批評，認為係將「清代學術史解釋成一個單純的方法論的運動」，如此尚不足以 稱為嚴格意義的歷史解釋，而只是「一種描寫，對歷史現象的描寫。」（註１５）但清人自命「樸學」，本係有意相對於談心說性，在他們認為涉「玄」入「虛」的 理學，如此，倒不能說梁啟超與胡適在方法層面的觀察毫無意義，而係他們把方法當作本質與目標，而且忽略隱涵其中的「外王經世」追求之動向。

　　「理學反動說」則確實道出了漢學中的一個側面，明末反理學、反王學的空氣頗濃，顧炎武的三王禍國論、顏元實用主義的反程朱、費密的尊漢反宋，反理學之無用，皆是清代漢學中反宋學的一個源頭。

　 　比較重要的是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余氏從宋明理學的內部發展來尋求對清代考證學興起的解釋，他認為 理學內部的紛爭，是一個重要的開端。從南宋鵝湖之會（一一七五）開始，朱熹與陸象山之間在教法上便存在著「道問學」與「尊德性」之間的歧異。朱、陸之間， 朱學雖然成為科舉制度的官學，但明代王陽明興起，張象山門戶，於是明代朱學與王學之爭論又起。理學內部在思想上與教法上的長期紛爭，余氏認為就像是一場心 性官司，儘管爭論的兩造都理直氣壯，充滿自信，但畢竟誰也不能說服誰，所以這場官司是不可能在哲學層次上得到結果，最後只有取決於儒家的原始經典來作權威 仲裁。從羅整菴（一四六五－一五四七）與王陽明辯論開始，為了解決幾百年來儒學內部爭訟不息的中心問題，已經有乞靈於原始典籍、引證經文語句的情形，這實 是心性之學必然要轉向經學研究的最好說明。理學爭論必須「取證於經書」，這也可以說明明末清初「回向原典」現象出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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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理學內部紛爭而逼出取證經典，只有回到經典始能「定」程朱陸王之「諍」。余氏認為，這就是考證學起 源的內在解釋。自此以下，儒學一涉入經典，更是整個由尊德性轉到了道問學——智識主義的大方向；清代乾嘉考證學的興盛，實際上便是宋明儒學的延續。如果 說，宋代是「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的時代，明代是以「尊德性」為主導的時代，清代則是「道問學」的時代了。（註１６）

　　林聰舜對「內在理路說」頗致其疑評。尤其對於明清之際的學術現象中，余英時所取以作為例證的幾個例子：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黃宗羲的『易學象數論』、陳乾初之斷『大學』為偽書的『大學辨』，以及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等，皆提出了檢討。並認為：

　 　　稱引經典為自己的思想作證，本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普遍的理象，且這種風尚一旦養成，經典難免成為 每個人擺脫不了的負擔，所以縱使不涉及義理派別之爭，立言者尋求經典作證，以取得發言權，也是司空見慣的事，而且他們在返求經典的過程中，或者因為純知性 的興趣，或者因為其他原因，有時也會伴隨著某種程度的考證活動，但這些情況卻也不必導向「經學考證」學風的建立，例如朱子就曾懷疑『尚書』裏「古文」二十 五篇的真偽，又大膽地把『易經』當作一部卜筮的書，更在『詩集傳』中推翻「詩序」的權威，並有「叶韻」之說，凡此，是無法由「義理之爭」加以解釋的。（註 １７）

余英時「內在理路說」的看法，確有縱向解釋過於單一化之嫌，而忽略了橫向的時空之背景，尤其對於明末清初的這一段學術思想史。雖然他也聲言該說並非在反對由外緣立說者，而係作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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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緣提出一更為深入的看法。但他的外緣，指的係傳統的清代文字獄與高壓文化政策，而非明末清初經世致用的學風。跳過「經世致用」這一段，從理學到考證學之間的內在理路就不易銜接了。

　　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在當時是一個較新的說法，可以說是第一個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作出觀察與立論者，啟導後來研究者對於清代學術的重估，而且，不再僅僅限於方法論的層面，而注意及其思想史的層面。

　 　當然，對以上諸家之說，筆者本身意不在批評，並且認為以上諸說大多已各自觀察到清代漢學的一個真實 側面，並且能夠解釋它們。只是，清代學術一向是一個難碰的領域，更何況是將它提高到思想史的屬性中來作觀照。筆者僅僅試圖在上述諸說之外，亦提出一些初步 的觀察與意見，以作為補充及進一步的參考。

　 　徐復觀先生曾作「清代漢學衡論」一文，這是平議清代漢學與宋學的一篇文章。但平議清代漢、宋之爭與 解釋清代漢學之反宋學，完全是兩回事。徐先生的「衡論」一文，表現出一種現代的評價之立場與觀點。本文則不打算對「漢學」作此種「平議」或「衡論」，（註 １８）只想對清代漢學何以會由經世性而轉向純粹學術性，漢學家何以成為專門經師，而不復予人以「經世儒」之印象，作出解釋。

　　自明末社集提倡尊經復古以來，通過清初諸儒，無論是顧、黃、王，或是閻、胡、毛，經學已成為學術的主流，似乎除了浙東的國史之業外，尚無一個顯學能夠取代這股儒學主流趨向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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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形成的最主要背景，吾人以為即是導源於「外王經世」之追求。無論凸顯於諸家之意識與否，此一追求 之動向，已顯然與學術緊密結合，通觀顧、黃、閻、胡，乃迄惠、戴、汪、錢、阮元，皆可以看出：「經」對他們的意義，實際上正是一聖王之道的象徵。至於係以 經世意識或純學術態度去追求，則是兩種治學動機與本懷之不同處。然而，設若沒有這樣一個外王經世與經典聯繫的共同基底意識，章太炎的「家有智慧，大湊于說 經。」如何能突然出現於乾嘉時期，成為顯學，並且壓倒朝廷所刻意提倡的科舉官學——程朱理學。明末清初經學中所出現的「回向原典」現象，與乾嘉經學的另一 稱呼——「古學」之涵義，其間正有著內在的關係與脈絡可尋。

　 　復次，以乾嘉經師而言，其離明代已愈遠，是故「識經」與「經世」、「用世」之志，兩種意識已然脫 離，經師治經求典章制度、外王之道，是學術化工作，而其本人經不經世，有無用世之志，又是另一回事。此點，與上述兩種意識在顧、黃、王等大儒身上係緊密結 合者，完全不同。然此正為清廷異族政權使之及樂見之結果。清高宗嘗云：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 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 大不可也。（註１９）

已見異族政權之不樂見漢人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如范仲淹、「登車攬▲車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如范滂者等儒家之經世濟民情懷。終極言之，予不予「經世」之實權實職，其操縱在皇權，在朝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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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興云：

　　　總之，清初君主在政治意識形態所努力的是，將「政治勢力」延伸到「文化領域」，確切地說，是因統治者主動介入文化與思想的傳統，致使「皇權」變成「政治」與「文化」運作的核心，而統治者遂成為兩項傳統最終的權威。（註２０）

正是此義。

　 　此外，當時江南生活的富裕安定，官私藏書的豐富，以及揚州鹽商富賈的贊助，皆有以助長此種純粹學術 的考證工作，得以蔚成一時之風尚（註２１）。而一些封彊大吏如阮元、畢沅等的提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許多重要漢學家皆是這些大吏的幕僚賓客，他們作的， 並不是推行什麼改革，而是一些純粹學術的編纂或考證工作。我們可以看到，對儒學而言，這些大吏的貢獻，重要的不是他們的治績，而是他們在學術方面的提倡。 官吏，似乎僅是清代政權下「官僚行政」中之一員，而非儒家「政治領域」中「外王學」之所能及；無論從內在脈絡、由外在環境、由政權、由漢學家本身，我們已 看到儒學的純學術化，考證學已經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一自足的「學術世界」。乾嘉時代的漢學深深地被自己所形成的學術性封鎖住，而失去了其經世性格；而更 重要的是，治此種學問的人也失去了經世之志，這就不單是此種學問的學術性格有以致之，而更可以宏觀到清廷的整套學術、文化政策。章太炎曾云：

　　　滿洲初載皖南之學未興，顧氏而下，陳啟源、朱鶴齡、臧琳之徒皆起于吳，學雖淺末然未嘗北面事胡人；惠士奇始顯貴，其子棟，一舉經學，棟之徒江聲亦舉孝廉方正，皆未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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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余蕭客陳奐輩，猶以布衣韋帶盡其年壽，則嘉遯之風廣矣。滿洲于江南，其姦劫屠夷最甚。故士人恥立其朝。康熙乾隆之世賊渠數南下以鎮撫之，猶不能▲手夔▼；則以殿試甲第，誘致其能文章者先後賜及第無算，既醉利祿，彭紹升之徒為之播揚，則嘉遯之風始息。（註２２）

這 使漢學家成為專門經師、學者、文字訓詁專家，而貌不似儒。這也正是渠輩為後人所批判之處，認為係儒學 傳統中的一段「黑暗期」。這種批判，當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場講話；反之，也正因民國初年實證學派如胡適一輩的心態，不是站在傳統儒家之立場，所以反而欣賞乾 嘉學術，尤其是其方法學。

　 　漢學的中心在經學，它以考證為方法學，字的形音義，也就是文字、聲韻、訓詁學是它治經學的起點，但 很明顯的卻不應是終點。在以「字義」為起點、「經義」為終點的漢學家身上，找不到為社會、為朝廷規畫國家制度之宏規企圖，在漢學家身上無法找到這個「外王 層面」，這與顧炎武完全不同，因為，它已在「清朝」這個特殊的時空下被剝落了。所以，「漢學」只是一個在「字」與「經」之間建立起來的專門學問，漢學家只 是「經師」、「專家」而已。

　 　但是，仍然有一些跡象，能讓我們去找到線索，證明推動漢學以治經為中心的動力，來自於明末、清初的 外王經世之追求動向，否則，我們便很難解釋，何以文字、聲韻、訓詁、辨偽等學問，都是先從「經」而展開，而不是以史學或其他學問為起點；也很難說明，何以 清代漢學、考證學，都是群趨于治經。我們只要循「漢學」而上溯，接上清初的經學，把「經術」、「治道」置於儒家的「外王」層面，再與清代經學聯繫起來，便 可以了然，使清代漢學——經學昌明廷續的內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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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儒家在經世、外王這一層面的追求。

註１：見龔自珍『龔定庵全集』（台北，世界書局，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卷二，「江子屏所著書敘」，頁二三－二五。

註 ２：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台北，廣文書局，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一書中，對此書及漢學，有不少反駁及 批評，是當時漢學空氣下具有代表性的反漢學著作。另外，徐復觀的「清代漢學衡論」一文，對江藩的陋、失及其襲抄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之處，也多所致評。章 太炎也指出江藩因其師余蕭客之學出於吳派惠棟，所以不免袒惠而稍抑皖派。見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卷一，「說林」下，頁一一八。（『章氏叢書』，冊 下。）

註３：參見張灝著、黃克武譯「乾嘉時代的經世觀念」（清華大學，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民國七十五年，台灣）一文。

註４：參見張灝，前引文。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十六期（民國七十六年六月），頁三七－六六。

註５：章太炎，前引書，『檢論』，卷四，「清儒」，頁二三。

註６：參見前節「清初經學的兩種性格』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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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７：如傳統的文字獄說，謂清廷之高壓學術政策，興文字獄，使得清代學者只好向故紙堆中治學，以免干犯 時忌。持此說者甚眾，可以章太炎、梁啟超、蕭一山、羅夢冊等人為代表。章太炎『檢論』，卷四，「哀焚書」，頁一七－一八；「清儒」，頁二三（『章氏叢 書』，冊上）。祥案：『檢論』原作『訄書』，係章太炎於清末所撰，出版於日本東京，故章太炎當為提出文字獄說以釋清學之第一人，『訄書』（台北，台灣世界 書局，民國六十年十一月）中「哀焚書」序次五十八，然僅有目無文。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一四－二一。

蕭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上卷，頁九三九。

羅夢冊『孔子未王而王論』，頁二八九。

註８：提出此說者為朱希祖，其云：「清代考據之學，其淵源實在乎明弘治、嘉靖間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引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頁九四一），林慶彰亦主張此說，見其「實證精神的尋求－明清考據學的發展」，『中國文化新論－學術論』，頁二九八。

註９：胡適持此觀點以視清代漢學最力，見其「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收在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問題與主義』，頁一五五－一八六。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一二－一四，亦有方法革新的看法。註１０：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四，其云：「『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這應是梁氏對清學最重要的一個代表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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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學者陳祖武亦主張之，見其「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清史論叢』第六輯（北平，一九八二年），頁二三八－二五一。

註 １１：這主要是余英時所提出來的一個內在理路的觀察，余氏此說主要提出在「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 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二文中，除了提出一己之說外，也對傳統的文字獄說、反理學說、以及侯外廬的「啟蒙運動」說等作了一番檢討與批判。參余 著『歷史與思想』，頁八七－八九、頁一○七－一○九、頁一二三－一二六；侯外廬的說法則見其著『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第二章「近代啟蒙思想家黃梨洲」。

註１２：見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一二三。

註１３：同上。

註１４：如陳祖武，見其前引文，頁二四三。另外如周維衍的「乾嘉學派的產生與文字獄並無因果

關聯」（『學術月刊』一九八三年第二期，頁六九－七二）亦持此見。

註１５：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一○三、頁一二三。

註１６：參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二文，及"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a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初論），清華學報第十一卷一、二期合刊（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頁一○五－一四六。「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史學評論第五期（民國七十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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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九－三二。

註 １７：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七 月），頁四○五－四二二。另外，朱曉海「近代學術史課題之商榷——『論戴震與章學誠』書後」（東方文化第十六卷一、二期合刊，一九七八年，香港大學，頁一 九四－二一○）一文，對余說亦頗有討論。

註 １８：民國以來，平議漢、宋門戶之爭的文章，如張君勱「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宋史研 究集』第三輯（民國五十五年四月）；李實「歷史的考試與歷史的解釋——論考據與義理」，民主評論第八卷一期（一九五七年一月）；陳拱「關于義理之學——讀 毛子水『再論考據與義理』後」，民主評論第八卷八期（一九五七年四月）；胡秋原「覆徐復觀先生論漢學宋學及中國學術路向書」，台灣中華雜誌第一六七期（民 國六十六年六月）；何佑森「清代漢宋之爭平議」，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二七期（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等皆是。但屬解釋性質者實較少。

註１９：乾隆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引自錢賓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頁二。

註２０：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一分（民國七十六年三月），頁一二○。

註２１：參見羅炳綿「清代考證學淵源和發展之社會史的觀察」，新亞學術集刊第二期（一九七九年，香港），頁七五－九三。王俊義「清代的乾嘉學派」，文史知識總二十一期（一九八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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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七九－八三。以及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The Unravelling of Neo－Confucianism ：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清華學報第十五卷一、二期合刊（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頁六七－八九。

註２２：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卷一，頁一一七。（『章氏叢書』，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