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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用多種方法進行辨偽

　　為了辨別偽書，清儒當時採用了很多方法。

　　1.從 書的內容入手。如《甘石星經》（又名《星經》），為戰國時人甘德與石申合撰。清錢大昕《與梁耀北論史記書》辨之曰：“今世傳《甘石星經》，乃後人偽托，多 襲用晉、隋二志而稍為異同，要其剽竊之跡自不能掩。”這是通過書的內容襲自何處，判該書清時本為偽。除此之外，清儒還從書的內容是否有誤、是否有矛盾、某 些內容是怎樣竄入的等方面來辨別。為節省篇幅，不再一一舉例（下同）。

　　2.從 書中人物入手。如《漢武故事》，舊題東漢班固撰。清黃廷鑑在《跋重輯漢武故事》中說：書中“所云元延，為成帝年號，而作者既稱‘今上’，則當為西漢末 人”。成帝為西漢後期皇帝，辨者據書中對其稱謂，判所見之本為西漢人撰，題班固撰為偽。這是從書中人物的稱謂入手辨偽。清儒也從書中人物的姓名、年齡、字 號、謚號、避諱、思想主張、性格特徵等方面著眼辨偽。

　　3.從著者入手。如《孔叢子》，舊題孔鮒撰。姚《考》說：“其書記鮒之沒，其第七卷《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藏而下迄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為孔鮒撰！”延光三年，即公元124年，孔鮒卒於公元前208年，二者時間相差332年。哪有著者能寫身後三百餘年的事情？所以辨者斷該書清時本為偽。這是從著者與史實時間之間有矛盾著眼辨出的。另外，清儒也從著者與編者在時間方面是否矛盾，著者姓名、字號、年齡是否有誤，著者所處時代，著者思想主張和文體特徵等方面入手辨偽。

　　4.從文章特徵入手。如《神異經》，俗稱西漢東方朔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該書“格近齊、梁，當由六朝人影撰而成”。辨者據其文體格式“近齊、梁”，判該書清時本為偽。此外，清儒也從文章結構、文章風格、篇卷情況、用詞特點等方面著眼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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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從語言文字入手。再如舊題孔鮒撰的《孔叢子》，清孫志祖《讀書脞錄》辨之曰：“《孔叢子》語多與《孔傳家語》合，真按：當係孔子家語之訛！ 予以為皆為王肅一人所作也。”這裡“合”字有兩層意思：一是二書語言特徵多相同，二是二書詞句多吻合。因《孔傳家語》係王肅偽造，真按：當係孔子家語之訛！怪哉怎連錯二次！ 《孔叢子》語言特徵多與其相同，所以辨者認為，《孔叢子》也是王氏偽撰。這是因為，同一著者的不同作品，其語言特徵相同。另外，時代不同或地區不同，語言特徵和文字結構有時也會有差異，這些也都是清儒辨偽的著眼點。

　　6.從 版本入手。如明刊本《東坡全集》，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下稱葉《清話》）說：該書“序後原署姓名，為書賈割去，補刊一行，則云‘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 書賜蘇嶠夫’。賜書但賜其書耳，即以年月、姓名標識卷中，宜出手書，不應刊印，書賈無知妄作，真不值一噱矣”。書賈利用抽去原序者姓名等手段，將明本偽冒 宋槧，被葉氏識破。除此之外，清儒還從版刻、字體、刀法、界欄、紙張、墨色、牌記、藏章、裝幀等方面去識別偽版本。

　　7.從引文入手。如《竹書紀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水經注》引《竹書》七十六條……今本皆無。”以此證明該書清時本為偽。用引文證明某書為偽，這是清儒辨偽常用之法。因為一書問世，多被他書徵引，若被引各條在一書某本中多無，則可證明該本為偽。

　　8.從情理入手。如《致身錄》，原題明史彬撰。清楊復吉《夢闌瑣筆》說：真按：此字竟無簡化！ “當成祖誅夷忠義時，語言忌諱，文網密羅，為史彬者既屬從亡，敢著書以暴己之行跡乎……從亡之真，斷無可疑。”辨者認為，史彬當時屬從亡之列，藏匿惟恐不及，當不敢署名寫書暴露自己，否則不合情理，所以此書為偽。

　　9.從目錄入手。如《忠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該書“《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崇文總目》始列其名，其為宋本偽書殆無疑義”。辨者通過歷代書目著錄情況判該書為偽。從書目入手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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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清儒常用的方法。他們在用其他方法辨偽時，有時也要結合使用目錄。因為書目可以告訴書的存佚完缺、篇卷增減分合、版本優劣異同以及流傳情況，有的還能直接說明某書為偽，或懷疑某書為偽。如《伊尹說》，《漢書‧藝文志》注曰：“其語淺薄，似依托也。”

　　10.對 比法。如《逸雅》，葉《清話》說：“郎金奎刻《釋名》，改作《逸雅》。”他將後者與前者相比較，二者什麼都同，僅後者書名變了，所以《逸雅》書名為偽。清 儒用此法時，多是用所辨的書與一學術界公認的真書進行對比，若在內容、書名、著者、版本等方面有與其不同者，不同方面多偽。

　　11.利用他人辨偽成果。如《麻衣正易心法》，姚《考》說：“朱仲晦曰：‘守南康時，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求謁，即及《麻衣易》。真按：疑有誤! 因復扣之，宛如此老所作。’按：此乃朱所親見，其說固自無疑。”姚信朱說，認其為偽。真批：所論殊不明白，疑為刪節太過之故也！ 學者辨偽，多經反覆考證方下結論，所以成果大多可信，略加復辨，便可用之。有些書，前人做了一些考辨工作，仍未辨明，清儒則可利用前人考辨的結果繼續辨之。還有的書，前人僅懷疑為偽，尚未做考辨工作，清儒則可以利用前人懷疑的線索開始辨之。

　　清儒辨偽，主要是用以上這些方法。其次，他們有時也從典章、儀禮、社會狀態、地理沿革、風俗民情、師承關係、學術淵源、成書過程等方面入手辨偽。

　 　在上面介紹清儒辨偽方法時，每介紹一種，便用一例證說明之。需要指出的是，這是 為了節約篇幅。因為在實際辨偽時，要辨明一書為偽，僅用一種方法和一個例證是不夠的，大多要用多種方法和一些例證方能辨明之。在辨偽學上，只有一個例證 者，叫單證法；有兩個例證者，叫雙重證法；有三個及其以上例證者，叫多重證法。如清閻若璩在辨《古文尚書》時，反覆使用了多種方法，舉出一百多個例證，方 判其為偽。這就是多重證法。

　　若從另一角度總結清儒辨偽方法，又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正面證明法，二是反面證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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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指找出證據，從正面證明其偽。這是辨偽常用之法，清儒也是如此。如在前面介紹的清儒使用的十一種方法中，除第十種外，餘者皆屬正面證明法。反面證明法 則是找出證據，從反面證明其偽。此法多是用一書不同的兩個本子對比，其中之一是學術界公認的真書；或找出證據，證明其中之一為真，同時也就是從反面證明另 一本為偽。如上面說的清儒用的“對比法”，就屬此法。在辨偽中，此法用得不多。

四、認真總結偽書成因和偽書類型

　　總結古書致偽原因和偽書類型，可為自己和他人從這些方面辨偽提供一定的方便。清儒對此較為重視，多能結合辨偽實踐認真歸納之。他們總結的偽書成因和偽書類型甚是全面。現分別舉例說明。

　　（一）偽書成因

　　1.為 了邀功請賞。由於種種原因，歷代古書散佚嚴重。每個朝代建立後，都欲多聚文獻。為此，有的便下詔懸賞獻書，有人便借獻書之機而作偽。梁《史》說：“西漢之 初……漢廷廣開獻書之路，懸賞格以從事收集，希望得賞的人有時便作偽以獻。”如當時東萊張霸獻的百二篇《古文尚書》，係其偽造。還有東晉梅賾獻的《尚書孔 氏傳》，也屬這種類型。

　　2.為 了自己的著作能在世上流傳。有的人雖能著書，但怕因自己名聲不大，書成後很快被淘汰，便借古人或名學者之名寫書。清顧炎武《日知錄》（下稱顧《錄》）說：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托名寫書者，不獨漢人，他代也有。如《文選》中的《六代論》，實為曹冏著，卻托曹植名。

　　3.為了揚名。有的人一心想揚名，而又無能著書，便把別人的成果竊為已有，也生出不少偽書。顧《錄》說：“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如郭象的《莊子注》是盜向秀的，何法盛的《晉中興書》是竊郗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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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為了射利。這裡主要指坊賈。當然，借獻書作偽和為揚名作偽，也都有為利因素，但終不如坊賈專為射利而作偽。坊賈作偽，自宋有之，以明為盛。葉《清話》說：“如唐劉肅《大唐新語》，馮夢禎刻本改為《唐世說新語》。”明坊賈為求售射利，將古書胡改亂印，作偽不少。

　　5.為 了在理論上戰勝對方。各代多有不同觀點的學術派別，有時同一時期就有幾個。他們在學術上相互爭論，這對發展學術不無好處。問題在於，有人爭論時態度欠冷 靜，甚至不擇手段，偽造古書作為理論根據，以達到戰勝對方的目的。梁《史》說：“魏晉之交，王肅注經，務與鄭康成立異爭名，爭之不勝，則偽造若干部古書為 後盾。”王肅當時偽造的書有《孝經孔安國注》、《孔子家語》、《孔叢子》等。

　　6.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有人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也要尋找理論根據。為此，他們不惜製造偽書和篡改史實。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指出，西漢末，劉歆為助王莽謀權，偽造和竄亂了很多古書。清劉逢祿《左氏春秋疏證》指出：“《左傳》解經部分，皆劉歆偽撰。”

　　7.利用人們的好古心理。不少學者認為，書越古越好，凡古皆真，是古都好。是凡古書，不分真偽，他們一概聚之。對此現象，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序》說：“榮古而虐今，賤近而貴遠，人之情哉！”一些人便利用人們好古心理而作偽。如舊題孔子撰的《十翼》，雖古，但著者為偽。

　　8.無 意作偽而成偽。以上七種原因，皆係人們有意而致。還有些書以及書中某些內容、著者成偽，卻是人們無意而致。崔《錄》總結偽書成因有多條，其中之一就是“記 憶失真而誤”。這實屬無意。古書由於長期流傳，存在脫簡現象，有人據他書所載將其補上。所補之，不論正確與否，若不注明補者姓名，對原書和原著者來說，則 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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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古人著書多不題著者姓名，後人據書之內容將其補上，有時因補錯而成偽。另外，由於各代文字變遷、訓詁差異、方言不同等原因，抄刻者因識不到或不慎，也會使一些古書成偽。這些皆屬無意。

　　（二）偽書類型

　　1.內容偽。一書內容因偽的成分不同，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內容全偽。姚《考》認為，如《杜律虞注》等書內容係“全部偽作者”。二是內容部分偽。姚《考》說，如《金匱玉函經》等書內容屬於“真書雜以偽者”。

　　2.書名偽。這是指一書內容、著者等皆不偽，僅書名換了，所以書名偽。姚《考》說，如《東坡志林》等書就屬於“書非偽而書名偽者”。

　　3.著者偽。有些書內容、書名等都不偽，但所題的著者確不是真正撰人。真按：疑為卻之訛！ 姚《考》說，如《陰符經》等書屬於“非偽書而後人妄托其人之名者”。

　　4.版本偽。這是指一書其他方面皆不偽，但把其一種版本當作另一種版本，則版本偽。梁《史》說：“例如《竹書紀年》……指為即汲冢本，則偽。”

　　5.兩 個或兩個以上方面同偽。以上所說，多指某書在一方面有偽。其實，在內容等兩方面或多方面同時為偽的書不無存在。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下稱梁《年 代》）說：有的書“內容不盡偽，而書名、人名皆偽”。如題楊萬里撰的明刊本《誠齋揮麈錄》，實際是宋王明清撰的《揮麈錄》，但前者內容略有改動。所以該書 內容部分偽，書名與著者也偽。

五、清儒辨偽主要貢獻

（一）辨出的偽書數量多，證據多確鑿

據不完全統計，清儒辨出的偽書達二百來種次，遠多於以前各代學者之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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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以姚際恒為突出，辨出書的內容全偽者六十六種，內容部分偽者八種，書名偽者二種，著者偽者六種，其他類型偽者六種，共八十八種。“四庫”館諸儒辨出書 的內容偽者二十三種，懷疑內容偽者一種，辨出著者偽者六種，懷疑著者偽者八種，懷疑內容與著者同偽者一種，懷疑著者及年代偽者一種，共四十種。另外，還有 閻若璩、崔述、魏源、康有為等四十多位學者，有的辨出一書，有的辨出幾書，不再分類說明。其中有些書，他們懷疑為偽，尚未辨明，但也花費了一番考辨功夫。 對此，梁《史》提出：“提出問題，也算一種成績。”

　 　清儒辨偽，態度認真，方法細密，注重取證。他們每辨一書，多是反覆採取幾種方 法，並用多重證法說明。所以他們所辨，大多證據確鑿，有說服力。他們還能解決歷代學者留下的辨偽難題。如偽《古文尚書》，從宋吳棫、朱熹辨起，元吳澄繼 之，明梅鷟再辨，仍未定論，直到清閻若璩在《尚書古文疏證》中列舉一百二十八條證據，才將其定為偽書。學者譽其所辨“多所發明，引據繁富”。姚際恒辨出的 偽書最多，今學者顧頡剛在《古史辨‧一》中說：姚“是個辨偽書的集大成者”，其著《九經通論》，“至為博洽，抉擇必甚精”。姚之辨偽成果除《九經通論》中 有以外，多收在《古今偽書考》一書中，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評該書說：“多超人意見外。”魏源著《詩古微》辨《毛詩》，被認為“抓住了《毛詩》虛妄之說 的要害”。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說：“崔東壁、康長素、崔觶甫師諸人考訂偽書之識見不為不精。真按：崔適 ” 崔東壁（述）的辨偽著作主要是《考信錄》。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評曰：“崔述的《考信錄》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崔述對偽《古文尚 書》的考辨，被譽為“資料繁富，論辨精要，有獨到見解”；對《儀禮》的考辨，更受學者好評，今學者曹養吾《辨偽學史》稱讚說：“辨證又何等縝密！所謂‘自 標界說，條理秩然，然後援引證佐以為符驗，于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者，崔先生真得之矣！”康長素（有為）真按：康有為 考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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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精當者居多”，對有些書的考辨，“實在比以前的辨偽者深進一層”。其他學者所辨，也多受到好評。

　　（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辨偽學理論

　 　清儒辨偽者多，辨出的偽書多，所撰關於辨偽方面的著作也多。據筆者不完全統計， 有影響者就達五十多種。在這些著作中，清儒分析了偽書產生的原因，歸納了偽書的主要類型，提出了辨偽方法，總結了辨偽經驗。從前述可以看出，清儒總結和歸 納的偽書產生原因和偽書主要類型甚為全面，他們使用和總結的辨偽方法多而細密。梁《史》說：“清儒辨偽工作之可貴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績，而在其能發明辨 偽方法而善於運用。對於古書發生問題，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決問題，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清儒多尊重古書，真按：摘要-不能發現問題，實有癥結！ 其 辨偽程序，常用客觀的細密檢查。”除辨偽方法外，清儒也提出了一些辨偽理論。如姚際恒曾指出，辨別偽書要“直搜根底”，就是要考究其事實真相、材料來源 等，即俗話說的要“刨根問底”。有的強調了辨偽時應持的態度，有的提醒同行辨偽時應注意的事項，等等。總之，這些辨偽著作有理論、有方法，進一步豐富和完 善了我國辨偽學理論。

　　由於清儒辨偽，使很多偽書現出了原形，不再欺人。這不僅為讀者治學提供了很大方便，也提高了我國古籍的整體收藏質量。清儒不僅為後人留下了大量辨偽成果，還為後人留下科學的辨偽方法和寶貴的辨偽經驗，其貢獻真可謂不小。

六、清儒辨偽主要經驗和不足

　　清儒在長達二百多年的辨偽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這些對我們今天整理古籍文獻來說，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現分別總結如下。

　　（一）主要經驗

　　1.態度端正。清儒辨偽，態度較為端正。主要表現在：①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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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儒認為，辨偽時一定要實事求是，空無成見。只有這樣，才能降低情感，態度冷靜，既不會擴大偽情，也不會使偽書有漏，才能實事求是地辨明懷疑的書。他們辨 偽時有時能展開爭論，並非是辨皆偽。如《晏子春秋》，唐柳宗元懷疑其為偽，宋、元學者多承其說，清儒經過認真考辨，定其為真。1972年 山東省銀雀山漢墓出土的該書竹簡證明清儒所辨為是。②虛心請教。清時偽書多，偽情複雜，一人知識有限，辨偽時總會遇到一些問題不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清 儒多能及時虛心請教他人。如閻若璩在考辨偽《古文尚書》時，曾多次問過黃宗羲。後來，黃把回答閻的這些問題整理刊出，名曰《授書筆記》。他們有時三兩人在 一起探討，也是相互學習。他們利用目錄辨偽和利用他人辨偽成果，也都是向他人學習的一種表現。③盡量取證。清儒辨偽態度審慎，反對“憑空臆斷，師心妄 作”，每辨一書，多能盡量取證。有的書取幾條、十幾條，有的取百多條，以大量證據說明其偽，多不無證妄斷。

　　2.善 於利用他人辨偽成果。古書流傳至清，其中不少已經歷代學者辨過。有的已明定為偽，有的懷疑為偽，並留下一些考辨意見。對這些意見，清儒多參考使用。如姚際 恒辨《麻衣正易心法》時，就利用了朱熹的辨偽成果。清儒特別注意利用當代最新辨偽成果。這是因為，後出的成果比先出的可靠，參考使用價值大。《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說姚際恒：“其說經也，如闢《圖》、《書》之偽，則本黃宗羲……闢《周禮》為偽，則本萬斯同；論小學之偽學數則，本之毛奇齡。”姚氏辨偽成果之所 以多于他人，是與其充分利用他人辨偽成果分不開的。另外，惠棟、閻若璩等學者辨偽時，也吸收了別人的辨偽成果。他們從書目入手辨偽，也是利用他人辨偽成果 的一種表現。

　　3.辨偽時非常細心。作偽者有時將偽書裝扮得非常巧妙，非細審之，實難辨出。所以清儒認為，辨別偽書一定要細心。方苞在《周官辨偽》中提醒大家，辨別偽書，“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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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體會是，辨偽如粗心，便有可能辨真為偽，辨偽為真，冤枉真書，放過偽書，不如不辨。

　　4.辨 偽者要知識素養好。偽書數量多，偽情複雜，涉及很多學科，所以要辨出它們，需要很多門類知識。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說：“識書之道，在廣見博聞。”清 儒認為，識辨偽書需要目錄學、版本學、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等諸多學科知識。辨者雖不能門門都會，也要精通其中的一兩門。若功力達不到，就會有偽識不 出，或在辨偽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再看清儒辨偽，凡成果突出者，無不見多識廣，學有根底。他們辨偽成績顯著，是與其有深厚的知識素養分不開的。

　　除這四點外，清儒在分析偽書產生原因、歸納偽書類型、使用辨偽方法等方面，也都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前面多已順便論及。

　　（二）不足不處

　　1.迷 信孔、孟。清儒辨偽，有人迷信孔、孟。他們認為，凡孔、孟之作皆真，凡孔、孟之論皆確，凡孔、孟認為是真書者就不會有偽。崔《錄》自序說：“居今日欲考唐 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中于孔、孟，而真偽必信于《詩》、《書》。”持此觀點者，還有清前各代少數學者。這種觀點較為片面，于辨偽不利。作偽者正是利用一些 人尊孔崇孟的心理，托其名偽造。如《繫辭》、《易乾鑿度》等，皆是他人托孔子之名而作的偽書。再說，僅用孔、孟之論去判斷偽書，那麼他們未論及的書與他們 之後的大量古書怎麼辦？有這種觀點者雖為少數人，確能影響辨偽質量。

　　2.有 主觀臆斷現象。前面曾說，清儒辨偽，多能實事求是，認真取證，以事實證明其所辨。但也有的人辨偽時感情色彩重，有主觀臆斷現象。如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指 出古文經書皆劉歆偽造，就顯得證據不足。對此，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康氏一概否定古文 經書，未免有些武斷。真按：梁啟超與康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