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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和發展了翻譯學理論。其總結全面者，當數梁啟超。他提出，要譯書，首先要“定公譯之例”，簡稱之“譯例”。有譯例供大家遵守，方可保證譯書質量。他進一步指出，譯例內容包括的範圍較廣。現簡說其中主要的幾點：真批：此句作者言與梁氏句混亂了！

　 　①編製中英文對照表。梁啟超說：“譯書之難讀，莫甚于名號之不一。同一名也，此 書既與彼書異，一書之中前後又互異。讀者目迷五色，莫知所從。”①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應將外文書中常見的人名，尤其是著者名，還有地名、物名等， 分別編一中英文對照表。編時，“宜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讀之書，刺取其譯名泐為定本”。②他指出，中英文對照表中的中文一定要用北京音，這樣才可避免出現同 一字“齊人譯之為齊音，楚人譯之為楚音。……百人譯之而百異的現象”。真按：國語（普通話）與北京話 ③

　 　②要善於科學造字。西書中有很多事物名稱是當時中國漢語中所沒有的，要將其譯 出，就要造一些漢字來表達。梁啟超指出，造字要科學，傅蘭雅的做法可取：“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以偏旁。屬金屬類者加金旁，屬石類者加石旁……屬木 類者加木旁。”④他認為，“此法最善”。真按：傅蘭雅對譯名的貢獻 真按：梁啟超對譯名的貢獻

　　③要義譯，盡量少用音譯。梁啟超認為，書一般都要義譯，其中有些名物實在無法義譯者才音譯，其官制名稱更是如此。他指出，對於官制，“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乃譯音”。⑤

　　④要專人譯專書。梁啟超認為，要保證譯書質量，翻譯者光懂外文、通中文還不夠，還應通曉一門學科。他指出：“凡譯書者，于華文西文及所譯書中所言顓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⑥他舉例說，“近譯西書之中，算書最佳”，主要原因，就是譯者“邃于算”。

　　另外，對於如何進行節譯、編譯，怎樣避免譯書二弊：“徇華文而失西義”、“徇西文而梗華讀”等

①②③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冊二）。上海：中華書局，1926：41、42、42。

④⑤⑥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冊二）。上海：中華書局，1926：43、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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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皆有論述。這裡從略。其次，與譯書有關的其他問題，梁啟超也談了一些，如怎樣培養翻譯人才，怎樣避免重複譯書，為什麼要編製和怎樣編製中西歷對照表，以及中西重量、長度、貨幣等單位對照表等。

　　還有嚴復等人關於翻譯學也有不少論述。比如，嚴復當時提出了頗有影響的“信、達、雅”三條譯書標準，等等。敘述皆從略。

　　10.促 進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應當承認，與泰西諸國以及日本相比，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是緩慢的。但即使發展緩慢，也還是在發展。要發展，就要有動力。清末學者通 過譯書來輸入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是其動力的一部分。清儒譯進了大量哲社圖書，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西方近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觀念、天賦人權思想、道德規 範、經濟意識、近代世界觀念與人生態度、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革命歷史與必然性，以及進化論思想等。同時，也介紹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及其之後的政治體制、 法律體系、工商業發展概況等。這些理論知識激發了當時國人團結奮鬥、合群進化、救亡圖存的民族熱情，並為資產階級進行維新變法和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論根據， 促進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發生。其結果，滿清政府被推翻，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從此結束。更為重要的是，國民在一定程度上覺醒了，並對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另外，如前所述，清儒譯書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文化、教育、文學、民族工商業等方面的發展。這些方面的發展既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有著一些促進作用，同時又是中國近代社會向前發展的具體表現。

　　其次，清儒譯書貢獻還有一些：大量譯書的出版發行，豐富了當時的公、私藏書，同時改變了藏書結構；培養了翻譯人才，從20世紀初期開始，清儒已能單獨勝任翻譯工作；促進了文獻出版印製工作，圖書印本由原來惟一的單面印，增加了雙面印，由原來單一的線裝，開始出現平裝和精裝等裝幀形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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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點啟示

　　1.不 同地區的文化交流必須進行。譯書是文化交流的一種主要形式，對於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來說，文化交流必須進行。尤其是對於科學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 來說，和外界進行文化交流顯得更為重要。圖書文獻是人類科學文化知識的結晶，是人類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的具體反映，它刻錄了人類一切活動的痕跡。不同地區 科技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可能都是相同的。這不僅在過去和現在是如此，即使在將來也是這樣。這就導致了不同地區的文獻所反映的科學文化發展水平有一定差別。 落後地區要想在科技與生產力等方面縮小與先進地區的差別，措施之一就是要及時與其進行文化交流，以便學習、趕上並超過對方。近代中國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因閉關鎖國與外界文化交流斷絕了一百多年。而恰恰在這一百多年中，西方完成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得到了迅速發展，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使我們 在這些方面與西方的差距拉大。可以設想，如果中國明末清初對外文化交流不中斷的話，中國近代社會絕不會如此落後，至少與西方的差距不會那麼大。這個教訓我 們當永遠牢記。真批：這在說文革時期的毛主政吧？

　　2.不 同地區的文化交流有著一種變化的格局。文化交流就是知識信息的輸出和輸入。這種輸出與輸入有三種格局。若以甲、乙兩地區相互進行文化交流來言則是：甲地區 輸出多，乙地區輸入多；甲、乙二地區輸出與輸入基本均衡；甲地區輸入多，乙地區輸出多。科學文化知識是綜合國力的體現。一般來說，國力強盛者文化較為發 達，文化中的科技含量高、知識信息量大。所以在文化交流中，國力強者文化輸出的多，國力弱者文化輸入的多。真按：本文作者似亦是得的不分矣. 當弱國發展並趕上強國時，二者科學文化水平相近；二者文化輸出與輸入基本處於均衡狀態。當弱國發展超過強國時，二者強弱位置發生互移，文化輸出與輸入量也會發生倒置。這在近代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中已有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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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明治維新前，中國強于日本，日本譯進漢人著作多于漢人譯進日人著作。在日本明治維新初年，中、日兩國實力相當，二者著作互譯量大體上趨於均衡。日本 明治維新後，日本強于中國，漢人譯進日人著作多于日人譯進漢人著作。這就要求弱國通過文化交流等方式，趕上並超過強國。

　　3.通過譯書輸入外來文化的關鍵在於消化吸收和用其進行變革實踐。關於這個問題，請看本書《近代中日兩國譯進西書比較研究》中的第五個問題，這裡敘說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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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兩國譯進西書比較研究

　　在19世紀中期，為了輸入西方近代文化，中日兩國都開展了譯進西書的工作。中日兩國在進行譯書活動方面，關係甚為密切，所以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

一、譯書起步時間和目的

　　在譯進西書開始時間方面，中國早於日本十年，是從1842年開始的。1840年 的中英鴉片戰爭，使中國封閉了一百多年的“國門”被打開，隨之西方文化開始進入中國。在中國閉關鎖國的近一百年裡，西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完成了工業 革命，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科學技術、社會經濟等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模式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切又使得西 方文化較為發達，其中的科技含量和知識信息含量較大。通過鴉片戰爭，人們認識到，我們“船堅炮利不如夷”，只有富國強兵，像泰西那樣，擁有堅船利炮，才能 抗擊外敵。真批：為什麼「人們」 的認識總是這麼膚淺，要他們看語言與人生也不願看，還冀望能和平昌樂？看到洋槍洋砲便以為是因，就好像看到在大陸就是中國一樣的表面，人們，永遠是長進了 就死了，下一代又不知要不要長進，教得完麼？聽您的們．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知草，斯所以想要國泰民安之為逆也！ 要達此目的，就要學習泰西。學習的方式有多種，主要的是通過譯進西書來學習。於是從1842年起，中國開始譯進西書。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兩國地理文化、風俗習慣等相近。在日本明治維新前，兩國社會形態相同，都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主義國家。自古以來，兩國人民一直友好往來，文化交流源遠流長。1853年，日本“國門”被西人用武力打開，他們也開始面臨被瓜分的危險，與當時中國處境非常相似。面對外來侵略的威脅，他們也提出，一定要富國強兵，抵禦外強。為達此目的，就要“習夷之長以制夷”。他們也認為，應該通過譯進西書學習泰西。於是，他們從1853年起開始譯進西書，比中國起步晚十年，但譯書之目的，兩國是相同的。真批：像不像韓國pc產業遲台灣十年？（走錯路十年吧）其實綠的或民進當又豈不知誰選對了路呢？只是總不成幫國民黨助選吧．人之小器，故君子不黨者，小人為明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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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譯書渠道、方式和引進學科進度

　 　近代中國“大門”被打開後，西方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他們帶進來大量西書。當時 清儒主要是翻譯這些書，同時也翻譯從其他渠道來的西書。剛開始清儒還無力單獨譯書，只好與西人合作一起來完成。其主要方式是，由西人將西書用華語逐句讀 出，清儒用筆記錄，然後進行加工整理。到了19世紀末期，當中國翻譯人才培養和成長起來以後，便由他們獨立完成西書翻譯工作。日本經過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國家很快富強起來。當時中國人認為，日本學習西方有效，我們應該通過日本學習西方，同時也要學習日本。學習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將日譯西書再用華語譯進國內。於是譯書渠道便改為主要從日本譯進。到1898年中國譯進哲學西書為止，西書各科才算皆有譯進，前後共用五十多年的時間。

　 　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一直頻繁。當中國翻譯西書時，他們便將這些漢譯西書引進國內進 行翻刻，或加訓點翻刻，轉譯成日文的很少。他們通過這種渠道和這種翻刻方式引進西書一直持續到明治初年。其間他們很少直接引進西書進行翻譯。他們在翻譯漢 譯西書時不久便發現，漢譯西書在品種選擇上存在問題。其中有很多雖對強兵有一定的作用，但于富國作用甚小。所以他們感到，僅靠翻刻漢譯西書這一途徑還不能 滿足輸入西方文化的需要。於是他們在翻刻漢譯西書的同時，開始通過其他途徑譯進西書。這種現象越來越多，直至明治中期，他們便停止翻刻漢譯西書，只獨立譯 進西書。到1885年止，西書各科皆有譯進，前後共用三十餘年時間，比當時中國少用了二十餘年的時間。

三、譯書學科內容及其譯進順序

對於近代中國來說，時間不同，譯書的學科內容也就有別。在1862年之前所譯者多是宗教圖書。這是因為，來華的傳教士出於在中國宣傳教義、發展教徒的目的而翻譯宗教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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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共譯書四百三十多種，其中宗教圖書三百餘種，其他方面圖書有百十種。

　　1862年北京同文館建立之後，由洋務人士負責的政府譯書系統建立了起來。他們譯書主要是為了富國強兵，所以到1895年洋務運動破產的三十餘年間，所譯者以兵學書和自然科學圖書為多。如江南製造局譯書館1878年前共譯書一百四十三種，其中以“兵法”書為最多，達二十四種。後來他們認識到，造槍炮與戰船離不開格致之學，於是開始增譯自然科學圖書。其內容變化在梁啟超編的《西學書目表》中得到了反映。該書目收書截至1895年，共三百五十四種，其中自然科學圖書占近四成。社會科學方面譯書不多，但品種較以前有所增加。

　　1895年 甲午海戰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之中具有變革思想的知識分子成為譯書的主要力量，如梁啟超、嚴復、馬君武等。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圖書 對於富國強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哲社圖書。他們主張，要學習日本，實行變法，改變當時落後的社會體制，同時建立起完善的法律體系。他們認為，要實現這 一主張，在理論方面，還是哲社方面譯書作用大，文藝方面譯書也有一定的作用。於是，他們大力翻譯這些方面的西書和日本人著作，如《民約論》、《萬法精 理》、《天演論》、《經國美談》等。關於當時譯書學科內容的變化，從顧燮光編的《譯書經眼錄》中可窺其一斑。該書目收1901年至1904年的譯書五百三十三種，其中哲社圖書達三百二十八種，占總數的六成強。至1898年嚴復譯進哲學西書止，中國譯進西書的學科品種才算齊全。

　 　從近代中國譯書所屬學科的順序來看，是應用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這 與當時人們對學科的認識有著密切關係，但譯進的這個學科順序是不科學的，是不當的。對於富國強兵來說，哲社方面譯書作用要大于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譯書，所 以這個譯書學科順序顛倒過來才是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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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譯進西書走了很長一段彎路。

　　前面已說，日本從1853年起主要是通過翻刻中國漢譯西書來學習泰西的。他們這種引進西書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明治初年。在此期間，他們也直接譯進西書，但為數非常少。這就決定了這一階段他們引進西書的品種及其所屬學科基本上是與中國相同的。

　　從明治初年至明治二十年（1887） 的二十年間，日本翻刻漢譯西書的現象逐漸減少，單獨譯進西書的現象越來越多。他們翻刻的最後一種漢譯西書是明治二十年翻刻的《普法戰記》。這又決定了這一 時期中日兩國譯進西書在學科及品種方面存在差異，而且這種差異越來越大。特別是社科西書，他們譯進的品種比中國全而多。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于1885年就將哲學西書譯進了日本。

　　從1887年至1895年的幾年間，中日兩國各自獨立譯進西書，兩國所新譯西書之品種相同者很少，不同者很多。

　　從1895年至1911年的十多年間，中國主要是通過轉譯日本的日譯西書學習西方。這又決定了這期間兩國譯進西書的品種是基本相同的。

　　因為日本在開始階段是通過翻刻漢譯西書來引進西方文化的，這又決定了日本在開始階段譯書學科先後順序與中國相同，也是不科學的，真批：科不科學還不是馬後砲，問題是在當下何故以為是正義的？這才是關鍵吧！而今中國台灣之發展，乃至世界人類之發展，固仍多如是以為科學的當下也！ 是同樣走了彎路的。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能很快發現這個問題，並及時進行了調整。他們于1885年就將各科西書有選擇地譯進了日本，比中國提前了十三年，少走了一段彎路。

四、對譯進西書進行宣傳研究情況

　　近代中國在利用翻譯西書引進西方文化時，並沒有進行廣泛的宣傳，也沒有對西學進行深入的研究。當時中國有四億多人口，但西書讀者只有四萬多人，真正了解西學者只是清儒中的少數人。用其作教材者，只是新式學堂和教會學校的一些課程。但直到19世紀末，這兩類學校還遠不如塾學、義學數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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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人去民眾中宣傳西方文化，研究西學的學術團體和機構很少，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不多。這一切都與當時人們對外來文化的心態和自身的文化素質有著密切關 係。當時中國雖然在鴉片戰爭中戰敗了，但一些人總是認為，我們只是“船堅炮利”不如夷，而“道德、學問、制度、文章敻然出于萬國之上”。真批：此即現下台灣第一、台灣好、台灣No.1之說辭也. ①很多人對外來文化不屑一顧，大量漢譯西著成為擺設。另外，當時國民絕大多數是文盲，文化素質低下，認識不到學習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勢必要影響到學習西書的效果。

　 　日本在通過譯進西書等方式輸入外來文化時，非常重視對其進行宣傳、教育、普及和 研究。凡是他們認為重要的西書，除翻刻或翻譯外，有的還編印輔助讀物，以助讀者理解。如他們翻刻漢譯西書《萬國公法》之後，隨之編製出版了《萬國公法釋 義》、《和譯萬國公法》、《萬國公法蠡管》等讀物。除此之外，凡用途較大的西書譯著，他們大多翻刻兩次或兩次以上，如《萬國公法》被翻刻六次，《全體新 論》被印有十次。1871年中村正直翻譯的《自由論》，知識青年幾乎人手一冊。福澤諭吉1889年 編譯的《西洋事情》，先後共發行二十五萬部，當時日本人口僅有三千三百萬。為了增加宣傳教育的效果，有的用民歌形式進行宣傳。如植木枝盛在宣傳西方關於民 權學說時，在《鄉間民權歌》中寫道：“天上創造人，一律皆平等，既無人上人，也無人下人。”有的利用宣講形式來普及西方文化知識。他們在利用學校讓青少年 學習西方文化知識方面起步比中國早，也比中國廣泛。他們對西學的研究非常深入，較早地成立了研究西學的不同學術團體，創辦了各類學術刊物。從當時東京大學 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便可窺其一斑。

　　1877年秋東京大學成立時，就把哲學作為一門課程來講授。

①鄭如斯，肖東發。中國書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19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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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任校長就是留學荷蘭學習哲學的加藤弘之。該校還聘有西方哲學教授。當時參與哲學教學與研究的本國教師有外山正一等人，其中有四人是出國留學歸來的。他們對斯賓塞著作、黑格爾哲學、達爾文進化論、法國18世紀唯物主義等，進行了詳細介紹和深入研究。學校于1884年 成立了“哲學會”，學會創辦有《哲學會雜志》，學校還創辦有《東洋學藝雜志》等。通過對哲學深入廣泛研討的結果，使當時日本民眾多能接受“優勝劣敗”、 “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觀點，產生了日本近代哲學，而且還出現了“中江主義哲學”、“西田哲學”、“批判主義哲學”等哲學派別，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如西周一人著譯之書達八十多種，其中哲學方面的達十六種。他們對其他學科西學的研究也頗深入，敘述從略。

五、利用譯書信息進行變革實踐及其效果

　　通過譯進西書輸入西方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於消化，以便利用其有關因素在本國進行變革實踐，從而加快本國社會發展速度。在這方面，日本做得比我們好。

　 　由於當時我們對西方文化消化吸收不良，變革實踐的效果也就不佳。但是在某些領域 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教育方面，因為當時急需翻譯、軍事、科技等新型人才，於是在“洋務運動”時期興建了三十來所新型的專門學校。這些學校和其他新式 學堂、教會學校中皆有西人任教，有的還由西人管理。其管理模式、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皆不同程度地體現出西方教育文化的特徵。這一切使人們的封建傳統觀 念不斷得到改變，原來的教育制度受到很大衝擊，中國教育近代化步伐開始加快。

　　在工業生產方面，洋務派辦了一批近代工廠。在這些企業中，生產用的主要是西方機械，並多由西人主持技術工作，或參與企業管理工作。國人也從西人那裡學到一些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推動了當時民族工業的發展。1894年至1902年的九年間，民族工業投資總額達三千七百二十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