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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商人的剛在「寫字間忙碌了一整天」，他們已經疲累不堪，不願過問陌生或使人不安的事實了，所以他們祇想看助長幻想的流行小說。（註） 真按：原OCR校讀訛作疲果，賴tanahkow2008兄指出校正，感激！

　　另外一個理由是這種故事容易寫。為了要滿足市場需要，一個作者每星期得寫好幾千字。我們上面已經說 過，一個根據內向出發的演說家，能夠滔滔不絕講上好幾個鐘點。同樣地，　一個根據內向出發，以寫小說為生的作家，也能夠一頁一頁地寫下去。毋需解釋新事 實，又毋需注意各種不同的情形。他們最後產生出來的作品，當然便會像紙餐巾一樣，祇能用過一次就丟棄了。所以從來沒有人把流行小說唸上兩遍的。

　　　　註：耽溺於這種麻醉的、逃避現實的文學的人，假若偶然不慎，看到一本相當切合實際，對貧窮、疾 病或不幸描寫得相當正確的小說，往往覺得非常生氣。他們會問道：「人生中不樂意的事不是已夠多了嗎？為什麼還要把它們拖到文學裡面來？」有些讀者也許會 問：既然很少有人把這種故事當真，又為什麼要理會它們呢？原因是，我們雖然也許並不把這些故事當真，我們腦子裏的內向觀點卻早已因為廢話太多而形成了，所 以一讀這些小說，便會變得更深，雖然我們讀的時候自己並不覺得。內向觀點過多，會使我們看不清四周的現實，這一點我們千萬不能忘了。

　　（三）廣告術：對於造成內向觀點，罪惡最大的，也許是我們現在做的廣告。廣告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產品、價格、新的發明和特別大減價通知社會，這簡直沒有可以非議的地方。這種通知所傳給我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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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而且也是我們很願意接受的。但是好久以來，廣告已經不僅止於給人必需的知識了，特 別在大規模的廣告運動中，它的主要目的已經變成儘量地在讀者的心裏造成自動的反應。也就是說，大廣告商最希望，我們一跑進飲冰室去，就自動地要可口可樂， 一覺得不舒服，就自動地要阿司匹靈，一下想抽煙，就自動地要吉士牌。造成這種自動反應的方法，當然是給牌子的名字上　影射健康、財富、社會地位、家庭樂 趣、羅曼史、人望、時髦和美觀等等人人喜歡的感動性含義，使我們心裏對牌子的名詞發出內向觀點。

　　假若你要情場得意，就試試這種文雅的方法……因為這是一個美得魅人的方法，溫柔，使人迷醉！……你 一定會直覺地喜歡「佛羅那」牌香皂這種高貴的氣息……這是男子愛好的香味。用這種細微的、使人皮膚光潔的肥皂沫，擦遍你身上每一個角落……當「佛羅那」香 皂精美的香味和你的感覺接吻時，激動得發抖吧！變成光艷奪目的人吧！

　　廣告商更進一步促進內向的心理習慣的方法、就是在文字上賣弄玄虛。有的廣告利用聯想：

　　猛虎一吼　萬山振動

　　「虎標頭痛粉」不僅立止頭痛，包你

　　週身清快　振作奮發

有的從比較平凡的字眼，轉到非常能吸引人的字眼：

　　節省開支等於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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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強力水火爐可以節省金錢、時間、地方。

　　卽踏上一條財路

　　一條財路

有的利用含糊的字眼：

　　止咳立刻奏效　英國雅農氏治咳水　主治

　各種咳嗽，感冒傷風，支氣管炎，肺喉

　　疼痛

　鎮靜寧神　均奏奇效

　　這種用文字「魅人」的廣告術成功了，產生了內向觀點後，我們便會認為用「佛羅那」香皂洗臉，確是一 種快樂非凡的經驗；用某種牙膏刷牙，確可討老闆喜歡，得女友歡心。吃了一些沒有什麼用處的藥，自命是服了萬應秘方。吸了某種牌子的香煙，便真覺得自己一登 龍門，身價十倍。那就是說，我們每買一瓶頭油，就帶回來好些夢想，每飲一瓶啤酒，便錯以為自己是貴族要人。

　　總之，廣告術已經成了用言辭征服我們的藝術。許多廣告商寧願僱主們一聽到牌子的名字，就被好的自動 反應所左右，而不願給他們考慮這些產品究竟有什麼特徵的機會。在美國，有人曾經出過一本小冊子，名叫：「你的麵包和牛油：一個推銷員關於牌子名稱的手 冊」。其中有一段說，自動反應可以節省「購貨的女太太們和工作過度的店員們很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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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她們指定買一個牌子了，他就用不著再向她推銷，祇要把貨品包紮起來就成了。」換一句話說，推銷員對於貨物的內容，可以和消費者同樣地無知。

　　事實上，最近幾年裏，替貨品的牌子名稱宣傳的方法，已經昇到一個更高的抽象階層上了。除了宣傳固定 的牌子外，現在還有廣告術做廣告的情形。這種為廣告術作廣告的現象，已經變得日趨普遍，它的目的就是想在我們心裡產生一個假定：祇要一個牌子的名字聽來熟 悉，它所代表的出品一定是好的。在各種有系統的、謬誤的社會教育中，比這個更嚴重的例子，簡直就無法想像，因為它已把內向觀點提高為消費者生活中最主要的 原則。

　　作者對於廣告本身並不反對。廣告也許是形成一般人日常生活習慣和文化的最大的語言力量之一。它對於一般人的外貌、態度、經濟生活、健康、藝術見解、甚至道德行為，都有深刻的影響。而且，　告的根本功效對於商業是不可少的。 真按：原空一字！應是廣字！○今(2008.勞動節後一日)蒙tanahkow2008再次指正.唯當初愚已有按,但因其時技術不成熟,故不暇插入貼上爾.今得tanahkow2008糾舉,愈見書友恩情.並貼上一己當初按語于前.以時序也. 作者也並不反對宣傳牌子的名稱。就像廣告商所說的一樣，著名的牌子代表許多年認真地服務和製造，小心翼翼地維持高的水準的結果。一種最好的牌子代表一種極 大的可能性—那就是說，它表示某一種貨品有極大的可能性可以令消費者滿意。一般牌子名稱和一般其他的名字一樣，代表各種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是說，它們表示 名字的含義不一定和事物的本質符合。因此，注意到出品要「配得上名字」的廠家，做了一件極有價值的社會工作，因為他們在我們經驗的一小角內，幫忙創造了一 種真理價值程度極高的語言：「穿xx牌襯衫，包管使你稱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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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贊成廣告的一點，是它促進了讀者對言辭和別的符號的病態反應。由於它廣大普遍的影響，它不但 影響到我們選用什麼產品，而且影響到我們評價的標準。它能使人們對於言辭的反應變得更健全些，也能使它變得更不健全些。因此，倘若我們專門利用言辭的感動 性含義來吸引讀者，以便推銷貨品，即使我們想要推銷的貨品確實價格便宜，質地優良，也會使流行在社會上，已經非常嚴重了的內向觀點，變得更加嚴重起來。一 個生狂妄症的人，往往會覺得言辭、狂思、幻想和「私人的世界」，比周圍的現實更為真實。不走歪路，不促進各種狂妄的評價方法，而同時執行商業上必需的任 務，想必也是可能的事吧，不知廣告業諸公以為何如。

　　情願根據言辭而不情願根據事實，在評價過程上，是一個嚴重的病症，假若我們的投票者中有不少人生了這種毛病，它對我們大家的威脅，至少會像天花流行一樣地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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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老鼠和人

　　　因此，覺悟到作為我們生命基礎的知識或信仰，是脆弱得多麼可憐後，我們並不絕望，卻變得清醒勇 敢。可是這種覺悟同時也指出科學方法和自由文明間異常密切的關係。普通人都以為科學祇是一套新教條由一般更新更好的，名叫「科學家」的教士傳授，這種看法 是不對的。科學是一種方法，它的基礎是一種對一切都似是而非，顯明膚淺的命題，抱懷疑的態度。它並不想否定這些命題，它祇想知道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這些命 題是對的，其他可能的命題是錯的。這種虛心考慮一切可能的命題，在沒有決定那一個比較理由充份前，先用同樣的邏輯方法把每個命題處理一番的精神，就是藝術 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的精萃。……就像科學一樣，自由主義一定要用懷疑的精神來觀察我們一切信、仰原則或基本假設的內容， 真按：今蒙tanahkow2008指出,當作信仰、原則,是也. 繼續不斷地考驗它們，使它們逐漸能夠更穩固地建立在經驗和理智的基礎上。

　　——毛理斯‧R‧柯恩

「不能決解」的問題 真按：愚先已有按曰「疑為解決之倒誤，見下文！」,不能解決的問題.但以當初技術未熟,故不暇插入貼上也.今復得tanahkow2008兄大助指出,特誌感銘,亦饗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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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密執根大學的馬耶爾教授曾經做過一套將「神經病」傳到老鼠身上的試驗。他先訓練老鼠，教他們從 一個小枱上向下面的兩扇門跳。倘若一隻老鼠向右邊跳，那扇門閉住不肯開，它會撞著鼻，跌到一個網裡去。倘若牠向左邊跳，門就開了，牠就得到一碟子食物。到 老鼠們對這反應熟諳時，他就把情形改變了，將食物改放在右邊的門後，老鼠們再要想得到報酬，非得向右邊跳不可。倘若有老鼠不能了解這個新制度，每一次跳下 去時，不知道自己究竟會找到食物吃，還是撞著鼻子，牠最後就會放棄，不肯再跳了。在這個階段裏，馬耶爾博士說：『許多老鼠寧願餓死，也不肯換一個方向。』

　　下面一步，就是用一陣陣的風或電力，逼得老鼠們非做決定不可。「那些在『無法解決問題』的情形裏， 被逼得非作反應不可的動物，」馬耶爾博士說：「便產生了一種固定反應的習慣（譬如專門向左邊的門跳），不顧環境，一味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牠們所選擇的反 應便凝固起來了。……凝固的現象發生後，那動物就失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學習適應環境的反應的能力。」當一個向左邊門跳的反應凝固後，右邊的門即便是開著 的，門裏面的食物清清楚楚地看得出來，那隻老鼠一受了壓力後，還是會繼續向左邊跳，而且一次比一次驚惶。倘若作試驗的人還是硬要老鼠作決定的話，那老鼠也 許會得痙攣，四邊亂跑，傷了腳爪，撞在椅子和桌上，然後劇烈地發抖，直到昏暈過去為止。在這種消極的狀態下，牠會拒絕吃，拒絕對任何東西發生興趣，我們可 以把牠捲起來成為一個球，腿上繫了繩子倒掛起來，——牠已經什麼都不在乎了，因為牠已經有了「神經衰弱症」。

　　上面所說的老鼠，所以會生神經衰弱症，是因為牠的問題「不能解決」。馬耶爾博士很小心地暗示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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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所以會生神經衰弱症，也是因為他們的問題「不能解決」。老鼠和人所經過的階段，似乎相差不多。 第一步，在面對著一個特殊問題時，他們都已學到了老是選擇一個固定的步驟的習慣；第二步，發現了情形已經改變，原來的決定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時，他們便非 常驚震。第三步，不論是由於驚震、焦慮或失望，他們會凝固在原來的決定上，不顧結果，繼續要選擇那條路。第四步，他們發惱了，不肯再作任何行動。第五步， 當外界來了壓力，使他們非得選擇一條路不可的時候，他們會再作原來的熟習的決斷，而再碰一下鼻子。最後，即使是目標已經在眼前，看得出來了，祇需另選一個 方向，就能達到，他們卻反因失望過甚，而發了瘋。他們四處亂跑躲在角落煩惱，不肯吃，痛恨一切，嘲駡別人，心灰意懶，對自己的境遇再也不過問了。

　　這是不是一幅誇張的圖畫呢？以目前的情勢看來，這番描寫似乎並沒有什麼過份的地步。從家庭裡的小悲 劇到國際上震撼世界的大悲劇，這一種方式老是在人生中不斷地出現。丈夫有些缺點，妻子就駡他，他的缺點更厲害了，她就更駡他，對於她丈夫缺點的問題，她就 像老鼠一樣，被一個固定的反應所操縱，所以祇能用一個方法對付。她繼續如此做得愈久，結果愈壞，直到他們兩個人在神經上吃不消了。他們的婚姻失敗，一世也 都完了。

　　還有一位認為工人的平均生產額應當增加些的實業家。他也許會在事前沒有和工會職員及店內的帳房妥善 協商，徵求他們合作，就硬命令工人們增加生產。當工人們用反對及提出意見的方式—這些反對的理由中有幾條當然是真心的，有幾種卻祇是因為他們不肯受人脅迫 而已—表示他們的反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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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許會根據他平時對於一般工會的內向觀點，決定「強硬起來」，讓他們看看「誰是老闆」。這些工人根 據他們平時對一般僱主的內向觀點，也許也會認定他要「破壞他們的工會」，所以採取同樣強硬的手段。僱主被激惱了，提出更嚴厲的「效率」條件。僱工也同樣老 羞成怒了，就說他想來一個不公平的「加工」，而故意做得慢些。當另一個實業家告訴這位僱主，這個問題也許可以用請工會代表來參加一個勞資聯席會議的方法解 決時，他便粗聲地笑道：「不，對這些傢伙絕不能如此。」工會和廠方的行政當局間每多談一次，便爭吵得更兇些，直到雙方都談判不下去，祇得花了許多錢，請律 師代為爭論調停，結果是：在該公司的歷史上，開了生產最少勞工成本最高的紀錄，雙方都「神經受傷」。

　　此外，一個國家也許會相信，唯一能維持和平和國家尊嚴的辦法，就是建立強大的軍備。這個舉動使得鄰 國著急了，也增加起軍備來，結果是戰爭。戰爭結束後，第一個增加軍備的國家就宣稱它得到了一個教訓：從前沒有能保衛和平，是因為武力不夠強大，所以必需有 加倍的軍力。這當然使鄰國加倍地著急了，所以它們也加倍武裝起來。於是又來了一場更大的，流血更多的戰爭。這場戰事完畢後，那個國家又宣佈道：「我們已經 得到教訓，我們以後永遠不再犯輕視國防需要的錯誤了。這次我們必須保證能有足夠的武力來維持和平才行。這次我們要使我們的軍力增加三倍。……」

　　這些例子當然都是故意說得太簡單了的。但是這種惡性循環，可不就是我們對於產生悲劇的條件，所以常常會不能了解，或無法應付的原因？這種格式往往可以看得出來：目標也許已經在眼前，換一換方法就可以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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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為被凝固的反應操縱著的緣故，老鼠「不能」得食物，太太「不能」改正丈夫的缺點，勞資兩方「不能」和平相處，戰爭「不能」避免。

　　可是我們其他顯然不能解決的問題，是否也是如此呢？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寧願製造貨物，並以較高的價格 出售給自己國內的人民，而不願以較低的價格從別的國家運進這些貨物來呢？為什麼倘若它送到別國去的天然資源、農產品和工業製成品，能繼續比別國送到它那裏 的多，它就會認為有了一個「有利的」貿易平衡了呢？為什麼我們大家都承認為了世界和平前途計，必須降低關稅壁壘，但是在降低任何真的壁壘時，卻會這樣困 難？最後，為什麼雖然每一個國家都知道倘若再來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會是不能想像地可怕，而各大強國都還在急不容緩地準備下一次戰爭？世界上就充滿了這種種 矛盾。

文化落伍（Cultural Lag）

　　社會上所以會發生「不能解決」的問題，有一個基本原因，可以稱為「制度的惰性」（Institutional inertia）。 社會學上所謂「制度」，是「有組織的團體行為方式，根深蒂固，並經公認為一個文化的基本部份」（美國大學辭典）。人類本來就有非將他們的力量和活動組織起 來，變成整個社會裡差不多一律遵守的行為方式。換一句話說，一個社會制度所以能存在，就是因為很多人都已經接受了這種方式，在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社會 裡的人民，接受而且保存了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經濟行為上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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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裏的人得到而且保存了軍隊裏的思想和行動方式；牧師們得到而且保存了牧師思想和行為的習慣；老資格的職業球員也把他們的行為方式傳給後進。

　　一切制度都有一點特別的地方：你祇要對自己的制度習慣了，最後就會覺得它是唯一正確而恰當的做事情 的方法。譬如說，從前許多擁護奴隸制度的人，曾經稱那制度為「神定」的，一切批評它的言論都被認為是批評自然法則、理性和上帝的意旨。另一方面，擁護相反 制度的人，卻以為他們的自由勞工制是「天定」的，奴隸制度違反自然法則、理性和上帝的意旨。同樣的，在今日，相信資本主義結合經濟的人，認為他們用來組織 商品分配的方法，是唯一恰當的方法。而共產黨也同樣熱誠，深信不疑地守著自己的方法。這種對自己的制度忠誠的心理，並不難了解。在任何一個文化裏，差不多 每一個成員都覺得自己的制度是合理的生活的基礎。對這些制度挑戰，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被認為是威脅一切生活秩序。（問一個教士，「要維持宗教和道德秩序，是 不是必需有教會？」問一位將軍：「要維持和平，是不是必需有軍隊？」問一個證券經紀人：「證券交易所是否必需？」問一個教員：「學校是否必需？」他們第一 個毫不思索的回答是：「是的」，想了一想之後，大多數的人仍然會說「是」。每一個人都傾向於保護自己的制度，使它們不致受挑戰或攻擊。這件事實是社會所以 能夠穩固的基礎。）

　　因此，一切社會制度都傾向於慢慢地變，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使它們存在的條件已經消失了，有時甚至連它們的賡續存在都已經成為一種討厭而危險的現象後，它們仍然有生存得很久的傾向。這種過時的制度、習慣和形式仍然還是繼續存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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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稱為『文化落伍』。

畏懼變遷

　　我們現代世界上急迫的問題，因此就是文化落伍的問題——那就是因為想用過時的制度（註：這並不是說 一切現代流行的制度都過時了。有許多制度是既很古老，又很美滿。還有別的正在很快地變動，以求趕上社會裏的變遷。）來組織一個以噴射式機器推進、超音速、 電子和原子的世界而引起的問題。技術進步的速率，超過我們的社會制度，以及隨著這些社會制度同來的忠義心理和思想的變遷速率，差不多已經有二百年了。而且 這兩種速率間的差別，有增無減，因此在每一個感覺到了科學衝擊的現代文化裏，一般人民都在懷疑十九世紀（或更早）的制度，是否適用於二十世紀的現實。他們 對於這個已經由科學技術形成一體的世界上，舊式愛國主義還會引起那許多危機、正在日漸感到恐慌。他們對於用了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方法，究 竟能不能造成一個健全的全球性的經濟秩序，也正在日漸感到惶惑焦急。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裏，只要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變遷不能適當地配合社會制度的變遷，就會 有人在心境不安，情緒動盪的狀況下度日。

　　有些人當然會用唯一合理的方法，來對付這些動盪不安的狀況：也就是說，他們會努力改變，或者廢棄， 已經過了時的制度，並且創造新的制度；要不然他們就會改良舊制度加入較新的因素。教育方法、政府組織、工會的責任、公司的機構、管理圖書館的技術、推銷農 業品的情形等，隨時隨地都在變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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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實際生活中，許多人都是時時刻刻在努力著想，使制度和現實發生更密切的關係。然而有些人雖然已 經看到變遷的需要，卻在策動一些仔細看來並不比病症更好些的補救辦法；還有人在策動一些根本就無法實現的變遷。而且在人生中有幾個最重要的問題上，世界各 國都是在文化落伍的情況下，其中特別嚴重的是國際關係，以及與它息息相通的如何建立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到現在還找不到解決方 法，所以文明的前途已經受到很大的威脅了。

　　文化落伍是怎麼造成的呢？顯然地，對於許多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愚昧無知，因為他們顯然地一點 也不知道現代世界上實際的情形，他們「地圖」上的「區域」早已不復存在了。對於另外有一些人，落伍現象的起因是既得的經濟或政治利益。他們在陳舊的制度 裏，一呼萬諾，威風凜凜，制度惰性的助力，他們很容易相信自己所熟悉的制度，是非常美麗，了不起的東西。無疑地在任何一個社會裏，有錢有勢的人想保持自己 的財富和權力的慾望，總是文化落伍的一個主要原因。當這種人受到了社會變遷的威脅時，他們的行動往往會變成十分短見而自私自利。像法國的「蒲耳本」王朝一 樣，為了要保持自己的特權，他們會作獰惡而愚蠢的掙扎，連破壞自己社會中的文明，都似乎是在所不惜的樣子。

　　但是財富和權力本身，並不一定就會帶來對社會不負責任或者無知的現象。一個社會裏有了一個有錢有勢 的階級後，也並不一定就要產生文化落伍的現象。歷史上至少有過一些有錢有勢的人，知道怎樣對調整制度的運動漂漂亮亮地讓步，有時，他們甚至也幫忙介紹新的 制度。因為他們能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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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才能保持住自己優越的地位，並且挽救了萬千生靈，免得大家受秩序瓦解時的痛苦和災難。有了這種開明的人，文化落伍便能減輕到可以應付的程度。

　　但是當有錢有勢的人目光短小，不負責任的時候，他們必需利用既不富有又無權力的的老百姓，設法得到他們的支持，才能阻延勢在必行的制度調整（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所以在解釋文化落伍的現象時，除了解釋有錢的人為什麼目光短小外，我們還得解釋一般老百姓為什麼也會目光短小，支持和自己利益相反的政策。制度惰性固然是 一股強大的力量，能使人致力他們早就不該做的事；但是，除它之外，另外一股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傾向於保存舊制度的主要力量似乎便是害怕心理。歸根結底講 來，文化落伍所以如此猖獗，也許就是因為各種職業裏都有好些人畏懼變遷而起。

　改正團體習俗（The Revision of Group Habits）

　無論文化落伍是因為惰性、短見自私的想法，畏懼變遷的心理，或者其他許多複雜的理由，解決社會問題的 癥結顯然地在如何使一般人將在舊制度裏養成的習慣，適應新的環境。社會上平時的制度太複雜，改動一種就要牽動許多別的，所以很不容易。可是人類行為中最有 趣的事，就是許多平時不能解決的問題，一到戰爭爆發就立刻解決了。戰爭也是一種制度，可是至少在現代文化中，它的需要，總能壓倒任何別種制度的需要。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前，要將倫敦貧民區的小孩送到鄉下去呼吸新鮮空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德機開始轟炸倫敦後，全倫敦所有的孩子們，在一個週末內，便全體都 遷移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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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戰之前，許多有內向觀點的人屢次的講，德國和日本的儲備金不足，不可能作戰。但是雖然非常著名的 社論作家和新聞評論家都是這樣預言，德國和日本仍然和同盟國大打了一場。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在英國西登潢和法國俾立茲，趕忙設立了兩所好的大學校，給在 歐洲的美軍讀書。教科書和設備全是用飛機運來，幾千學生都有極講究的宿舍住，傑出的教授由美國著名的大學重金聘來，使得倦於作戰的美國士兵，能在短期內有 一個教育樂園享受。在平時，我們能不能想出什麼方法，在以人口算來教育經費最少，因此也最需要一所好大學校的地方，比方說，密西西比州設立這樣一所大學 呢？

　　倘若美國明天又要作戰了，而且有人指出來，為了戰爭需要，所有大城市裏的房屋都必需增加四分之一， 這些房子可能一年不到就造成了。正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總統說美國必需每年生產五萬架飛機，工業鉅頭雖然一再聲明「不可能」，結果卻因為大家都有 堅強的決心，終於完成計劃。再有，在大戰時，同盟國間很快地便建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例如，軍事機密的交換，參謀本部的聯絡，聯合執行軍事和供應計劃，共 同制定外交政策等，使平時的各種制度習慣都推翻了，可是一到戰爭結束後盟國間便又放棄這些合作的行為了。所以我們從戰爭得到了一個教訓：制度固然是強有 力，並且持久的東西，但是如果時機真個危急，往往未始不可以改變。

　　所以現在世界各處都面對著的問題，就是要認清目前的國際關係（別的許多問題也是如此），已經嚴重到足夠要我們修改或放棄制度的地步。瞭解了這個危機後，我們做公民的責任，是要想出辦法來調整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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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幾我們調整制度時能切合實際，迅速完成，以最少的痛苦，得到最大的公共利益。

外向觀點的規則

　　在每一個引起許多人爭辯的公共問題裏—例如修改勞工法，改變分配醫藥福利和設備的方法，統一指揮各種部隊，來找出新途徑解決國際爭端等種種建議—主要的內容總不離制度適應（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假若我們硬要用對立的名詞，（「公平」與「不公平」，「自然法則、理性和上帝的意旨」與「無秩序和混亂的勢力」），討論社會問題，雙方就會發生恐懼和惱怒 的反應，而恐懼和惱怒可以使心智麻木，不能作有理性的決定。要避免這種二元價值的爭辯，我們必須把社會問題當作制度適應的問題看待，這樣一來，許多熱烈爭 辯的社會問題中的種種疑難，就會慢慢地自動變成外向了，我們便會不再追問某個改變制度的建議是「對」的還是「錯」的，「進步」的還是「反動」的；而改問下 面這些問題了：「結果如何？誰能得到利益？能得多少？誰會吃虧？吃虧到什麼程度？在這個建議裏，有那幾點可以保證將來沒有害處？一般人民對這樣一個法案是 否真的有了準備？對於物價、勞工供應、公共衛生或其他的問題，可能有什麼影響？誰這樣主張的？根據誰的研究心得，那一門專門知識？」當我們對這種外向問題 有了外向的回答時，我們就能很快地得到決定。

　　從外向知識得來的決定，既不「左傾」，也不「右傾」。在最有系統的外向訓練——科學——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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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沒有「左傾份子」，也沒有「右傾份子」，唯一的問題祇是各人能力不同。那一位科學家能力最強，並不是 用辯論的方式決定的，而是把許多科學的預測比較一下，看那一個最正確。誰的預言最正確，誰是被大家公認為最優秀的科學家。我們對社會問題的預測，遠不如自 然科學裡的預測正確，這一點當然是真的。但是在原則上，我們對於社會行動結果的預測，並不是不能變得更清晰正確些的。依我們現在的習慣，當專家們對於社會 問題爭執不下的時候，我們出錢發動宣傳，替「自己這邊」大吹大擂。倘若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肯用這筆錢來作科學研究，（假若這種研究能夠成功，專家們的意見 便會漸趨一致，）那麼意見分歧便能成為知識進步的出發點，而不像現在這樣，成為更多的糾紛的來源了。

　　譬如說，現在有人提議，要市政當局准許運貨汽車在橡樹街的大橋上通行。運貨汽車行都擁護這項建議， 因為如果通過了，他們便可以節省很多的金錢和時間。如果我們在討論這個提案時，相當外向，那麼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就會屬於下面這一類：「這道橋的結構能否 當得起更重的負荷？對橡樹街和其他通到這橋的街道上的車輛行人來往，會有什麼影響？是否會增多車輛肇事的危險？是否會影響到市容的美觀？對於橡樹街上及附 近的住戶及商店有什麼影響？」當各種專家作了正確的答覆之後，每一個投票者就都有了足夠的資料，能按照他自己的興趣和觀點投票了。無論他關心的是他孩子上 學時的安全，市容的美觀，運貨汽車行的利潤，對於稅收的影響等等，他都可以知道怎樣做了。每一個投票人的決定，都有專家們精心作成的預測為根據，所以他投 的票，便能確實代表幾分他真正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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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再作一個假定吧。例如說，在全城中這個方案祇能裨益運貨汽車業。倘若運貨汽車業想使這個方案 通過，就得設法不讓大家外向地討論這個問題。他要用的技巧，就是立刻將一切討論移到高些的抽象階層上去，專談論「不合理地阻礙商業發展」，「不許『政 客』、『俗吏』和『小官僚』破壞『自由企業』與『美國方式』」等種種問題。用這些方法，有系統地攪亂了抽象階層之後，他們便能把運貨汽車開過橡樹街大橋的 自由，渲染成和流血得來的民族自由一樣重要。

　　我們感到可悲的，不僅是許多人都太天真了，容易被這種話欺騙而已；更可悲慘的是，在有許多地方，報 紙上並沒有別的外向材料供給我們討論參考。這種現象所以會得發生，一部份是因為報紙本身就是大企業，往往和別的大企業有休戚相共的感覺，一部份是因為有些 報紙早已不自行採訪新聞，而專登載聯營的專欄作家、通訊社等等供給他們的材料；還有一部份原因是有些編輯和出版者，似乎比社會上教育最差的份子，更要容易 被非常抽象的空論所感動，所以在有些地方的報紙，簡直沒有什麼關於重要的公共問題的消息。

　　無論什麼問題，一定要有外向的討論。得到了外向的回答，並且廣泛地傳播出去以後，就沒有分為「右傾」或「左傾」陣營的需要了。無論你的利益是廣泛或狹窄的，利己的或利他的，你都能自由地根據你真正的，而不是想像的，利益來決定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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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途末路

　　有時候，由於漫長無益的爭辯，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了，制度調整還沒有圓滿地成功，文化落伍卻日趨嚴重。社會脫節的現象（Social dislocation） 一天比一天嚴重，恐懼和混亂的心理傳佈了開來，整個的社會就會變得像有些個人一樣，為了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感到日益不安，既無試驗新的行為方式的信心 或知識，同時又因知道自己的傳統方法已經不再適用了，所以十分惶恐。在這種情形下那些社會就會變得像馬耶爾博士的老鼠們一樣：「當牠們被迫在不能解決的問 題的情況下作反應時，就產生了一種固定的反應習慣，不顧環境，一味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所選擇的反應便凝固起來了……凝固的現象發生後，那種動物就 失去了適應環境的反應能力。」於是整個的社會，（從前常常如此，現在仍然也還是一樣，）在對自身最迫切的問題上，便專釘住一種解決方法了：唯一滿足發怒的 神秘的方法是把更多的嬰孩擲給鱷魚吃；唯一醫治疾病的方法，是找出並且迫害更多的女巫；唯一得到繁榮的方法，是訂下更高的保護稅率；唯一保證和平的方法是 要有更多的軍備。

　　這種腦筋不靈的狀態，使得我們在應付「不能解決」的問題時，無法應用外向的方法，而這卻是唯一能幫 助我們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內向的定義和高的抽象階層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大家的吃飯問題，或是和鄰居建立友誼的關係。外向世界裡的事，一定要用外向的手段才 能做到，無論對那一個人都是一樣。倘若我們這些民主國家裡的公民，要想在與我們關係極深的重要事件（例如說，和平問題和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問題）作決定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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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負起自己的一份責任，我們必須能從高抽象階層的雲霧裏爬下來，學會用外向的眼光，來考察世界上一切地方性、國家性和國際性的問題，就像我們現在考察如何獲得食物、衣著或住所一樣。

　　然而，假若我們不肯放鬆自己凝固了的反應和內向觀點，以及由它們而來的那種富於爭鬥性的二元價值的 想法：「我們是對的，你們是錯的，」我們的前途一定會和馬耶爾博士的老鼠相差無幾。我們將老是像生了病似地，無力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除了像老鼠一樣，一 次又一次地嘗試那錯誤的解決方法以外，就沒有別的路可以走。這種無效的行為重覆了好久之後，即使我們最後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在政治上「神經衰弱」的情況裡 ——沒勁再嘗試，願意讓獨裁者用繩子縛著我們的尾巴，倒掛起來，——也就沒有什麼稀奇了。

科學態度

　　科學最值得注目的特性，是它能繼續不斷地解決「不能解決」的問題。在從前的時候，大家都以為要想出 一種每小時行二十哩以上的旅行工具來，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現在有些交通工具已經達到每小時六百哩以上的速度了。從前曾經有人屢次「證明」出，人 「不可能」會飛行，但是我們現在把飛越重洋，當作常事。作者在讀書時，屢次聽到人家說，利用原子的力量，只是在理論上有可能—事實上當然絕對不會實現。所 以我們簡直可以說，科學家是以完成「不可能」的事為職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