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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維新派對目錄學的貢獻

　　所謂“維新派”，是指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他們所進行的戊戌變法是一次愛國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他們不僅是主張變法的積極分子，其中有些人對目錄學也很有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在運用目錄學為政治鬥爭服務方面較過去有所發展

　　在利用目錄學為政治鬥爭服務方面，清代比以前較為明顯。官修《四庫全書總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借此消除漢人反抗清朝統治的民族思想；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 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之動機 太平天國編製的《旨准頒行詔書總目》更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鬥爭性；維新派則更為廣泛地運用目錄學來為戊戌變法服務。

　　1.用目錄學手段著書立說，為戊戌變法提供理論根據。

　　要變法，就要有理論根據，以便用其指導變法。康有為分別于1891年和1898年春撰寫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二書，被認為是維新派進行變法的主要理論根據。這兩部書都是他用“考論”這一目錄學方法寫成的。“他利用目錄學大作文章……為維新運動奠定思想基礎”。①

　 　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作者懷著對“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強熱不滿，對兩千 年來的古文經典進行了考證。他提出，自東漢以來，被歷代統治者奉為經典的《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等都是劉歆偽造的，根本不是什麼真經。在學 術上，此說欠妥。正如梁啟超所說，這是“借經術以文飾政論”。真按：梁啟超與康有為 他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人們尊孔和“恪守經典”這一傳統思想觀念，採用釜底抽薪之法，說明變法是理所當然的

①來新夏。清代目錄學成就淺述。歷史研究，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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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既然這些“聖經”都是假的，也就無需“恪守”，就可以改變。

　 　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作者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要求出發，用公羊學派的 “據亂、升平、太平”三世學說來解釋歷史發展趨勢。他指出，社會都一定沿著“據亂”（君主專制）、“升平”（君主立憲）、“太平”（民主共和）三個階段向 前發展。作者把社會劃分為這樣三個階段不一定科學，但其目的是說社會一定要不斷改革，才能一步步向前發展，進而說明變法是順應歷史潮流的，為維新變法尋找 理論根據。

　 　這兩部書的問世，在當時思想界震動很大。梁啟超曾把《新學偽經考》比作“思想界 之一大颶風”，把《孔子改制考》比作“火山噴發”，二者結合起來，猶如“大地震也”。這兩部書在當時被人們看作思想領域裡的一聲驚雷，開闊了人們的視野， 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衝擊了封建頑固勢力，奠定了變法的理論基礎。

　　2.把目錄學作為宣傳工具，用以宣傳他們的變法主張。

　 　有了變法的理論，還要宣傳它，以便使人們了解它，接受它，進而支持變法，參加變 法。維新派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只有學外國”①。要學習人家的文化科學技術，更要學習人家的社會政治和變法經驗。梁啟超說：“變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②不難看出，他們變法的根本宗旨是學習外國，變當時中國之官制。他們認為，只要官 制變了，其他皆可隨之改變，科學文化等也會發達起來。為了讓人們知道這個變法“要其大成”，維新派利用報刊、通過學會、集會演講、著書立說、上書皇帝等多 種方式進行宣傳。在宣傳中，他們也充分利用了目錄學這一宣傳工具。

①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369頁。

②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叢刊（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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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年，積極主張變法的王韜編製了《泰西著述考》一書，為編製譯書目錄和用其宣傳變法開了先河。

　　1896年，梁啟超編撰了《西書提要》一書。該書目宣傳了新學，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文化和社會學說，是專為變法維新服務而編撰的一部譯書解題書目，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密切配合了變法運動。同年10月， 梁啟超在《西書提要》的基礎上又撰成了《西學書目表》一書。該書目從收書到分類，皆以學習外國和進行變法為出發點，體現了維新派的變法思想。作者在該書序 言中說道：“國家欲富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該書目共著錄譯進西書二百九十八種，其中政書多于學書三十八種。這是因為，作者 認為，在學習外國、進行變法時，政書比學書作用大。應該說，他這種看法是合乎實際的。作者還將所收的書分為“學”、“政”、“雜”三大類，這就為讀者檢閱 政書和學書提供了方便。

　　1897年5月，康有為編製了《日本書目志》一書。該書目主要收錄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新文化書刊。在書的總序和類序中，他闡述了自己政治、經濟、文教方面的思想和變法要求。其目的是讓人們了解他的這些變法思想和學習日本變法的經驗，以推動中國的維新變法。1898年6月， 康有為又充分利用目錄學手段撰成了《日本變政考》一書，著重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同時宣傳維新派這次變法的綱要。作者在該書後面的跋語中說：“大誓群 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早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游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這六條既是對日本明治維新經驗 的總結，也是為戊戌變法制定的總綱。

　　3.把目錄學作為鬥爭工具，用以反擊頑固派在理論上的進攻。

　 　維新派提倡學習外國、進行變法，引起了封建頑固勢力的震驚和仇恨，尤其是維新派 提出“變官制”的主張，直接觸及他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於是他們不顧一切地進行阻撓和反對。他們攻擊維新派的維新思想和變法理論是“首倡邪說，背叛聖 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翼教叢編》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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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反對學習外國和進行變法，說什麼“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自有政治保邦之法，不必立學外洋，行之西洋而治者，未必行之中國而治也”（《堅正堂折稿》頁 九一）。頑固派中的洋務派也站出來大叫道：“（西洋）富強之道不過開礦、通商、練兵、製械，其他大經大法，自有祖宗遺制，豈容輕改？”①維新派提出改變官 制，他們攻擊說，“中國一切非為制度不良，而但為人心之敗壞而已”（《翼教叢編》卷四）。維新派積極主張借助皇帝的力量在中國進行變法，他們拼命阻撓，公 開叫嚷，“祖宗之法不可變”（《覺迷要錄》卷四）。他們的這些言論在當時的確能迷惑一些人，對維新變法極為不利。為此，維新派想盡一切辦法來反擊頑固派在 理論上的進攻。在反擊中，他們也運用了目錄學這一鬥爭工具。

　　在這方面做得比較突出的要數康有為。他于1898年6月 編撰的《日本變政考》一書共十二卷，更有“撮要”一卷，相當於《七略》中的“輯略”，是全書的提要。書前有序，書後有跋，書中有提要性的按語一百五十多 條。這些按語長短不等，短者十幾字、幾十字，長者一千多字。這些按語和序、跋傾注了康有為的維新思想，被人們認為是“康氏的變法思想大全”。他也正是用這 些按語和序、跋來反擊頑固派在理論方面的進攻的。他首先在該書序言中說道：“近者，萬國交通，爭雄競長，不能變則弱，不能大則小，不能存則亡，無中立之 理。”這就明確指出，若不變法，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使人們感到變法圖強的迫切性。他在介紹日本明治十六年十二月伊藤博文定《淘汰官員綱領》後加按語說： “凡舊國積弊，必官吏糾紛，文書積壓，冗員多而專任少。日本舊俗既然，我中國尤甚。一部而有數堂，一人而兼數差，一事而經數署。……堂官到署，輪流畫諾， 案中之事，分毫不省

①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叢刊（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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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每一事待諸堂官畫押畢，已不知幾何日矣。……凡此之弊，非分專司、汰冗員、去隔層不可。伊藤所為，亦切吾弊，深可鑑也。”這條按語明確指出，當時中國制 度和日本明治維新前的社會差不多，並非“迥異外洋”；同時，中國當時社會弊病很多，甚于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當然是“制度不良”；日本通過變法，社會弊病已 除，國家開始富強，其經驗“深可鑑也”，怎能說“不必立學外洋”呢？他在書後跋語中又說道：“我朝變法，但採鑑於日本，一切已足。”“其守舊之俗與吾同。 故更新之法，不能捨日本而有異道。……我坐而用之，其事至逸，其途不誤，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未有易于此者矣。”在這裡，他再次說明中國當時和日本變法前 的“守舊之俗”相同，以及為什麼要學習日本變法經驗的理由。康有為擔心當時的光緒帝聽信頑固派的言論而阻礙變法，就竭力說服光緒參與變法。康有為在該書序 言中鼓勵光緒皇帝時說：“是在我皇上一反掌之間，而措天下泰山之安矣。”他認為，皇上若能帶頭變法，成效便會顯著。這同時也反駁了頑固派關於皇上“無權更 改祖宗大法”的謬論。光緒帝閱完該書後，受到一定的啟發和鼓舞，加上其他因素，終於同意在中國進行變法。

　　戊戌變法雖然在1898年9月間失敗了，但是目錄學在變法中的作用還是應該看到的。

二、在發揮目錄學指導讀者閱讀方面有所創新

　 　目錄學的功能很多，其中主要一點是可以指導讀者閱讀。維新派在研究目錄學指導讀 者閱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利用目錄學指導讀者閱讀方面有不少創新。如前所述，為了幫助大家閱讀東西方書籍，維新派先後編製了《泰西著述考》、《西書提 要》、《西學書目表》、《日本書目志》、《東籍月旦》等書目，專門介紹東西方圖書。這就首先告訴讀者當時有哪些東西方書籍可讀。但當時譯書有數百種之多， 對於初學者來說，仍“苦於無門徑”。為此，維新派便想方設法利用目錄學來指導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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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在《東籍月旦》序言中說：“今我國士大夫東學文能讀書者既漸多矣，顧恨不 得其途徑，如某科當先，某科當後，欲學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能有識抉擇者盡寡矣。”因此，維新派在編著書目時都比較注意其指導讀者閱讀這一功能。關 於這點，在他們的不少目錄書著中都能體現出來，而梁啟超的又更為明顯。

　 　梁啟超的目錄書著較多，但基本上都交代了讀書方法。如他的《西學書目表》、《東 籍月旦》、《讀書分月課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等都是這樣。《西學書目表》附有一卷“讀西學書法”，實際是數十則札記， 用來介紹西書翻譯的原委，“略言各書之長短，及某書宜先讀，某書宜緩讀，雖非詳盡，初學觀之，亦可略識門徑”。“讀西學書法”實際是《西學書目表》的敘 錄，它為讀者勾畫了西學的簡要輪廓，有著重要的推薦和指導作用。《東籍月旦》中有精要題解，並有不少讀書要法，主要告訴讀者書的優劣，內容深淺情況，寫作 特點，欲治某科應先讀什麼、後讀什麼等問題。這對讀者來說，無疑能起到指示讀東學書的門徑作用。《讀書分月課程》在指導讀者閱讀方面所採用的方法和上面兩 種書目又大不相同。該書目把讀者應讀的書，根據內容分類按月列表排好。讀者根據這個表就知道，欲治該科，需讀哪些書，每月應讀什麼，一月之中每天應讀什 麼，一天之中早、中、晚應各讀什麼，依次由淺人深，循序漸進。這種表格既直觀又簡單，一看就懂，容易掌握，對讀者，尤其是初涉學海者，能起到較好的指導作 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和《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從其書名本身就能看出也把讀法作為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再敘述。

　 　為了充分發揮書目指導讀者閱讀的作用，梁啟超在對收書著錄方面也與眾不同。如在 《西學書目表》中，關於著者，對所收譯書，只著其譯者，不著其撰者，“所重在譯也”；關於版本，譯書雖“極少別本，仍詳列之”，如“萬國公報本”、“時務 報本”，等等；關於卷帙，“概標本數，不標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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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書價，不論是銀元或制錢，皆詳著之。其目的，正如梁啟超在該書序例中三次都談到的那樣，為了讀者“取便購讀”。在著錄方面，主要與眾不同之處還是在書 名條目上採用了一些特殊的標記，這些標記在一般書目中極少看到。仍以《西學書目表》為例來看。在該書目中，有的書名右上角著上小圈（“○”），而且有的不 只一個，以圈的多少表示書的重要程度，發揮了書目的推薦作用。在有的書名上著有三角號，三角號又分白、黑（“△、▲”）兩種，用以表示書的完缺及版本情 況。在有的書名下面的識語下加有著重號（“．”），以提醒讀者閱讀時注意。如在《麗正殿四庫書目錄》下加“案：四庫之名始此”。上述這些標記可謂是土辦 法，但確能起到指導讀者閱讀之作用。同時也說明了，為使書目充分發揮指導讀者閱讀的作用，編者可謂想盡了一切辦法。

　　康有為則是利用大量的敘、跋和提要這些傳統目錄學手段來指導讀者閱讀。關於這點，在前面介紹其《新學偽經考》、《日本書目志》、《日本變政考》等著作時已經論及，不再多說。

　　維新人物徐樹蘭創辦的“古越藏書樓”在利用目錄學指導讀者閱讀方面，做法與梁、康等人的又有所不同。他們的《古越藏書樓書目》專門揭示和報導其藏書，為讀者檢閱該樓藏書提供了途徑，帶來了方便。

　　三、在對圖書進行分類方面較過去有所突破

　　維新派中有些人對圖書分類也很有研究，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成果，其中以梁啟超較為突出。敘述從略（參見本書《西學書目表》對分類的突破及其影響一文）。真批：終於有參見例了.本書最缺者此也，亦可見編纂時並未盡心！

　（原載《四川圖書館學報》1988年第6期，收入本書時有所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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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虞稷及其著《千頃堂書目》

　　黃虞稷字俞邰，一字楮園，明清之際金陵人，原籍泉州晉江（今屬福建省），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卒於清康熙三十年（1691），係明末清初諸生。其父黃居中，字明立，號海鶴，明萬曆十三年舉人，官上海教諭，後為南京國子監丞。明立耽嗜藏典，是明末有名的藏書家和學者，聚書六萬餘卷，儲于千頃堂。海鶴先生喜好讀書，勤于治學，著述有《千頃堂集》、《文廟禮樂志》、《文徵》、《論世錄》等書多種。

　 　虞稷自幼受父輩濡染，“七歲能詩，號神童，十六歲入縣學”，“年未二十，博洽群 書”，“學問淵博，文章雅健”，”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因母喪不與試。虞稷深解先父聚典之辛，故能遵其志、守其業，對其藏書精心管理，“夏必暴，蠹必 簡”。在封建社會，戰亂時有，不夠安寧，很多私藏，或燬于戰事，或失于盜賊，或蕩為烈焰。然“黃氏之書，儼然無恙”。有《傳》云乎：“君其備禦三鄰，慎守 寶矣。”（《牧齋有學集》卷二六）千頃堂藏書，積之固難，守之亦難，管之不散，皆因其“慎守”也。真批：本文行文風格明顯與他篇不同.

　　俞邰不光守業，還能創業。子同其父，亦中于書癖。真批：有如此說法乎？然則為中酒之中耶？ 他 繼承父志，“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俞邰收書，甚究質量。他通于版本，曉于校讎，注重收藏宋槧元刊，還常借他藏善本，稽其己藏異同，以糾正其訛 誤。學者贊他：“曉夜孜孜，不廢讎勘。”除購書外，他還抄書。遇有善本藏于他處而又不可得者，便借來抄之。黃氏抄書，甚為認真，所抄之品，質量較高。後人 認為，“紹興祁氏淡生堂鈔本，和福建謝肇淛小草齋、黃虞稷千頃堂鈔本的書，這都是有名的鈔本

①張明華。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出版千頃堂書目。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3：1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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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虞稷連購加抄，日積月累，使千頃堂藏書增至八萬餘卷，且中多善本，可謂既富又精。清學者錢謙益，學識湛深，家藏數萬卷，博覽群籍，然向楮園借書，“得盡閱 本朝詩文未見者”（《牧齋有學集》卷二六）。由於勤奮讀書，刻苦治學，俞邰學問淵博，尤精目錄，著有《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係稿本，早亡 佚）、《楮園雜志》、《我貴軒》、《朝爽閣》、《蟬巢》諸集等書。在這幾種書中，尤以《千頃堂書目》使用價值較大，很受讀者歡迎，得到學者重視，影響頗為 深遠。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千頃堂書目》是研究宋、遼、金、元和明五代文史的重要工具書

　 　謝國禎先生生前一再呼籲出版界趕快刊印《千頃堂書目》。謝國禎先生為何如此重視 《千頃堂書目》，又竭力主張將其刊印呢？“因為它是研究元明史必須採用的工具書”，②“是研究明史的一把鑰匙”。③《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史部”《千頃 堂書目》條下云：“考明一代著作者，終以是書為可據。”謝國禎先生還說：真按：一般是作謝國楨！上下同. “《千頃堂書目》是紀元、明兩代以來名家著述書目的總匯，為研究元、明兩代歷史文學不可缺少的書籍。”

　 　我國清前各代多有藝文志。所謂藝文志，是紀一代藏書或紀一代著述的書目彙編。藝 文志對於治學至關重要，尤其治文史更離不開它。對此，古今學者多有論及，范文瀾先生在其所著《中國通史簡編》中評價書目《七略》時說：“它不只是目錄學、 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清著名學者金榜尤推崇藝文志的作用。真按：下文註腳為王鳴盛，何故此乃作金榜？ 他說：“不通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

①謝國禎。明清時代版本目錄學概述。曲阜師範學院學報，1981，（3/4）。

②③張明華。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出版千頃堂書目。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3：1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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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①

　　筆者認為，黃氏《千頃堂書目》能起到宋末（咸淳以後，下同）、遼、金、元、明五代藝文志的作用。

　 　《千頃堂書目》共三十二卷，所收之書，除千頃堂藏書外，還有其搜羅他藏之書目 錄，②又特收制舉之書。在其當時，較其他私藏目錄，著錄頗為豐富。千頃堂藏書，雖有各代著述，但為避免和各代藝文志收書重複，俞邰在《千頃堂書目》中， “所錄皆明一代之書，頗為賅備，惟每類之末，各附宋、金、元人著述”。③黃氏這樣做，考慮頗為深遠。當時《宋史‧藝文志》有遺漏，其收書僅至咸淳，宋末以 及遼、金、元三代又根本沒有藝文志。為便於學者，俞邰便在明人每類著述之後，以“附錄”的形式，補著宋末、遼、金、元四代的同類圖書。這樣一來，《千頃堂 書目》就可以“補宋、遼、金、元四史之缺”，④起到了上述五代的藝文志作用。

　 　《千頃堂書目》所錄之書按經、史、子、集四部排列，集部又按科第序次排列。經部 分十二門，史部分十八門，子部分十三門，集部分八門。每條目後皆有小注，述著者爵里、字號、科第等略歷。⑤這些小注中的不少內容，為《明史》及其他傳記所 無，對研究上述五代文史，大有裨益。《千頃堂書目》原來僅有鈔本，極為珍貴。1913年，張鈞衡將其刻入《適園叢書》第二集，從此方有刊本行世。

二、《千頃堂書目》是《明史‧藝文志》的底本

　　1594年，明王朝開始撰修《國史》，其藝文志部分由焦竑分擔。真批：作者實在很愛用其字！ 焦氏沒有根據明代的現實藏書，而是抄自各家書目。他以鄭樵《通志‧藝文略》作基礎

①（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王氏校刊本，光緒六年（1880）：10。

②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四川圖書館學報，1981，（1）。

③④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53。

⑤張明華。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出版千頃堂書目。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3：10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