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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扎實厚重、突破創新的四庫學前沿之作——讀《〈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有感

王俊義

　 　當司馬朝軍教授的新著——《（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即將付梓之際，承作者厚愛以樣稿見示，且囑寫 篇序文。如此雅意，至為銘感。然對寫序之謂，卻猶豫再三，因我對《四庫全書》及其《總目》並無專門研究，惟恐班門弄斧，反有損本書的光澤。然繼而思之，個 人廁身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有年，對於與清代學術思想密切相關的四庫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當應先睹為快。遂抱著急於求知的心情，很快通讀了朝軍教授的書稿。讀 後沉思，既感深受教益，又覺欣喜不已：一喜四庫學的研究後繼有人；又喜司馬君此著在學術上的突破成就；再喜武漢大學出版社慧眼識珠，將此著納入能代表該著 名高等學府學術水平的《武漢大學學術叢書》。實大喜過望，遂情不自禁地寫了這篇讀後感，既略抒學習心得，又算是對朝軍賜書索序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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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優秀的青年學人

　 　說實話，我與朝軍至今尚未謀面，只是從媒體的學術信息和他本人已有的著作中獲知，他是一位孜孜不 懈，致力於四庫學研究的青年學者，且成果豐碩，卓有成就。他在此書之前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就曾受到四庫學領域知名學者的高度評價，認為“是 該領域具有開拓性的前沿之作”；他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四庫全書總目》與文獻整理研究”，又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評為優秀項 目，給予高度肯定說：“司馬朝軍歷經多年默默耕耘”，“全面發掘了《總目》的豐富內涵，是目前國內外第一部從文獻整理角度系統研究的專著”。不僅肯定其是 “高水平的優秀著作”，而且贊揚其“嚴謹的治學精神”。為此，國家社科規劃辦還授予他“信譽良好專家”稱號。他在復旦大學博士後流動站的出站報告—— 《〈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又再次被流動站專家組全票評為優秀，專家組在鑒定意見中指出，其“對《總目》編纂過程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作者從原始文獻 出發，發掘了鮮為人知的新材料，提出一系列獨到見解。鑑於報告是一部出色的學術專著，對四庫學的研究具有重大推動作用，對研究18世 紀思想史、學術文化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專家組全票評為優秀”。而目前，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本書，正是其在出站報告基礎上，再經修改提高成書的。我之所 以滿懷喜悅之情，列舉本書作者在學術研究中多次受到的肯定與贊揚，意在證明，而且我確信司馬朝軍，無疑是四庫學研究領域的佼佼者，是一位學風扎實，積累豐 厚的優秀青年學人。我想，學術研究的發展，同自然界、社會界的發展一樣，總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新陳代謝，前後傳承。人文社會科學 的前進與發展，很需要像朝軍這樣的優秀青年學者，接過傳承棒，在前輩學者奠定的階梯上，繼續攀登，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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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豐富　翔實厚重

　 　由於作者對四庫學研究有堅實的積累，在閱讀中首先感到的是本書扎實厚重，內容豐富翔實。全書洋洋洒 洒，達數十萬言，在結構安排上，除“引言”、“結論”、“餘論”外，另有八章三十餘節篇幅，與作者前此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相銜接呼應，在全 面、深入考察《總目》的編纂背景、過程的基礎上，更加側重於原原本本地、條分縷析地論述、考訂四庫全書館各分纂官，如戴震、周永年、任大椿和程晉芳、翁方 綱、邵晉涵、姚鼐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總裁官于敏中及最高決策者清高宗等，在《總目》編纂過程中是如何分工的，各自做了哪些工作，作用的大小，貢獻的 多少，都予詳加考察，細致論述。對這些問題，過去的有關論著雖有所接觸，但多半是或有論述，卻語焉不詳；或因占有材料不足，評論偏頗；甚或主觀臆測，論斷 有誤，以致造成學界在《總目》研究中，對有些問題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又對有些疑難問題，聚訟紛紜，懸而不決。本書則在發掘和掌握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 經過精審考證，對上述問題，作出恰如其分、符合實際、相對準確而有說服力的回答與解決。如此豐富翔實的內容，精密的考據，細致地論述《總目》的編纂問題， 這在《總目》研究史上尚屬首次。據此而論，肯定本書扎實厚重，對於《總目》編纂問題的研究有重大推動作用，當非過譽之詞。

竭澤而漁　發掘史料

　 　我還突出感到本書另外的閃光之點，是作者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考據學的優良學風，遵照其業師著名古文 獻學家曹之先生強調的“竭澤而漁”的方法，對所研究的每一問題，都不偷懶，不取巧，而是盡可能對有關材料，廣為搜集，大量占有，網羅無遺。然後，再由此及 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嚴密考證，得出結論。自覺地改變了過去那種“以論帶史”的空洞教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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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正做到論從史出。當然，要這樣做，必須花大氣力，下大功夫，要有堅強的學術毅力，而作者則正是這樣做 的。以本書第五章《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為例，翁氏是四庫館分纂官中撰寫《總目》提要稿最多的一位，多達千餘條，皆收入《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之 中。翁氏的“提要稿”與《總目》有何異同，乃是學術界頗為關注的問題。然而，因《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手稿本流落在澳門，其過錄本雖收藏在內地，卻長期處 於“深閨人未識”之中，長期以來閱讀利用的人不多，更少有學者對之作窮盡性研究。朝軍為徹底弄清事實真相，在認真閱讀翁氏所撰全部四庫提要稿的基礎上，又 參考翁氏的《復初齋文集》及本人的其他著述，再搜集海內外與之相關的所有文獻資料，將翁氏全部提要稿，與《總目》直接相關的提要，相互對勘，逐條比照，就 二者的異同，得出確鑿的結論說：存在六種情況：1．相同類；2．增飾類（筆者按：此類中又細分為：（1）增材料；（2）增評論；（3）增案語；（4）增材料又增評論等小類）；3．刪改類（筆者按：此類中又細分為：（1）刪材料；（2）刪評論；（3）改材料；（4）改評論等小類）；4．未撰提要；5．重擬類；6．《總目》未見著錄。同時，書中還對上述各類情況中的各個大類與各個小類都各有多少條，在提要稿總數中又各占多少百分比，加以數字化的精確統計說：“以上六大類總計1 150條，前三類所占比例為49.39％；後三類為50.61％。” 換言之，一半以上是完全不同的，接近一半的提要稿（按：包括相同類）經過不同程度的修改潤色。這樣的結論比之原來有些學者所謂“二者無一相同”的籠統說 法，顯然更加科學和嚴密。這對《總目》編纂情況的研究，當然有很大推進。不過，提要稿與《總目》所呈現的上述各種不同情況究係什麼原因，作者如能做些分析 與說明當更完善。書中對其他問題的論述與考訂，大都運用了這種“竭澤而漁”、“全文信息”的方法。結論看來簡單明了，但在得出結論的背後，卻凝聚了作者無 盡的汗水與心血，真乃“梅花香自苦寒來”。相較於當前學術界存在的某些浮躁張揚，急功近利，不認真讀書，走捷徑，不從原始資料出發，以致或人云亦云，或想 當然下結論的不良學風，本書作者這種甘坐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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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劍的潛心鑽研學風，實令人擊節讚嘆。

突破創新之論迭出不窮

　 　學貴創新，一部學術著作能否站得住，是否有生命力，關鍵在於是否有所創新，能否發前人所未發，言前 人所未言。而本書的突出可貴之處，恰在多有開拓創新。書中不僅揭示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提出不少新觀點，得出許多新結論。諸如《總目》著作權的問題。此前學 術界曾有“館臣集體意志”、“紀昀一手所成”、“乾隆欽定”等各種說法，而本書作者在查閱大量第一手資料後，認為上述說法都不能涵蓋所有材料，因此提出 《總目》的編纂過程以往被簡化了，其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它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其中有分纂官起草，是編纂工作的起始階段；又由總纂官修訂，其中紀昀與 陸錫熊都有很大作用和貢獻；再由總裁官裁正，于敏中做了不少切實的工作。總纂官與總裁官的工作是統一體例，統一思想，解決疑難問題階段。最後，由清高宗乾 隆欽定，事實還證明乾隆並非徒具“欽定”之虛名，編纂過程中他不僅屢發諭旨，提閱審讀成稿，而且對館臣提出和反映的各種問題，最後再由他拍板定案。能就 《總目》編纂過程作出如此符合實際的論述，本書乃是首次，這就使過去所謂“紀昀一手所成”等說法，難以成立，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又如，對於紀昀和陸錫熊這 兩位總纂官在四庫館中的業績，過去的有關論著中有“揚紀抑陸”的傾向，本書依據史實，既肯定了紀昀的作用與貢獻，也用大量資料證實，陸錫熊也同樣作出重要 貢獻，其功實不可沒，應予公允評價。再如，對於《總目》中經、史、子、集各部類書籍提要的撰寫者，過去也有學者提出“經部屬之戴東原”，“天文算法類各篇 提要皆出震之手筆”之說。本書則據實說明“經綜合考察發現，經部各類出力較多的是以下學者：紀昀——易類；程晉芳——書類；任大椿——三禮類……”，以事 實證明“經部屬之戴東原”的說法不合實際。至於“天文算法類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的說法，雖出自天文數學領域權威學者的著作，又為當代許多學者所引用， 但並無確鑿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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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本書作者查證，四庫全書館設有專門的天文算法纂修官三人，即欽天監中官正郭長發、欽天監靈臺郎陳際 新、算學錄倪遠梅，加之協勘《總目》官李潢，他們“才是天文算法類提要的主要起草者”。事實上本書作者也查證清楚：“永樂大典本《數學九章》便出自陳際新 之手。”這就使“天文算法類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的說法，亦難以成立。還有流傳甚廣的“史部屬之邵晉涵”，“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自先 生之手”，然而，這種說法同樣不符合史實，經查，邵晉涵所撰提要稿，多收錄於其《南江書錄》之中，本書將該書收錄的邵氏所撰提要稿，與《總目》中之史部類 提要，逐一對照。原來邵晉涵撰寫的史部提要，主要限於《史記》、《漢書》等正史，而史部其他書籍之提要並非都出自邵晉涵之手。全書類似以上的觀點和結論還 有許多，恕難一一列舉。值得重視的是，由於這些觀點和結論，多以豐富的事實材料為依據，無可辯駁，均堪稱定論。可想而知，這些突破創新之論，對四庫學特別 是對《總目》編纂的研究，必將產生深遠的作用和影響。

關於學術爭鳴與學術批評

　 　人所共知，中外學術史的發展證明，學術事業的發展需要不斷除舊布新，又是在不同學派、不同觀念的相 互爭鳴詰難中前進的。因此，在學術研究中應提倡實事求是，旗幟鮮明，開誠布公，開展正常健康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不應你好我好，或相互阿諛，或模棱兩可， 那將不利於學術事業的發展，不利於學術著作質量的提高。同時，也應允許學者有自己的表述特點和學術風格。就此而論，本書作者作為一位尚未及不惑之年的青年 才俊，他在學術研究和自己的著作中，銳意進取，坦陳己見，猶如初生之犢，虎虎有生氣。書中對於一些先哲和時賢的不同觀點，甚或論斷失誤之處，常常指名道 姓，據理相爭，或予補正，或予發展，或予批評，甚或措辭尖銳不留情面。這在我看來，也是本書作者的難能可貴之處，應予鼓勵。這裡，不妨舉清代乾嘉考據學大 師錢大昕對學術批評的事例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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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大昕在學術研究中從不盲從附和，凡是他認為是錯的，不管是什麼人，都據實訂正，直陳其失。如對漢學 祖師鄭康成，還有清代前輩學者顧炎武、朱彝尊、胡渭、閻若璩等，他都十分尊重，然而對這些人在學術上的錯謬之處，則予據理駁正。為此，其同輩友人王鳴盛寫 信規勸其不要冒犯前哲，而大昕則復書說：“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況且“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去其一非，成其百 是”，“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①。錢 氏的這些言論，反映了他的學術批評出發於“學問乃千秋事”，對學術事業的負責態度，確乃真知灼見。我想，對本書作者在書中對前哲時賢的爭鳴與批評，也能作 如是觀。當然，也還需指出，學術研究發展的歷程表明，後來者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前進的。因此，後來者對前人相關成果的評價與概述，應盡可能全面、客 觀和準確，要心平氣和，力戒片面和偏頗。

　 　順便還想提及的是，本書在《餘論》中，論述了“四庫館派與乾嘉考據學”，其中對於乾嘉考據學在派別 劃分方面，提出了與目前學界所持的“吳、皖兩派說”、“吳、皖、揚三派說”、“惠、戴、錢三派說”均不盡相同的觀點，“試圖對乾嘉考據學派提出二分說，即 民間學派與皇家學派（也稱四庫館派）。民間學派主要指在四庫館之前的考據學派，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錢大昕等人。皇家學派得到清高宗支持，其代表性人物 為紀昀、陸錫熊等人”，並認為“兩派在治學理念、治學方法上均有較大分歧”。這確是一種很新鮮的學術見解，四庫館被人稱為“漢學大本營”，研究四庫館與乾 嘉考據學的關係，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但將乾嘉考據學分四庫館派與民間學派，這在作者對一系列相關問題，尚未能作充分論證的情況下，目前尚難令人理解與 苟同，因為這涉及許多複雜的問題

　　①　錢大昕：《答王西莊書》，《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03~6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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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斷然結論，我感到此種看法尚須認真斟酌和深入探索。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學無止境，治學無盡。對於朝軍來說，已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值得祝賀。但他在學術征程上，今後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遠，尚須堅毅跋涉，頑強攀登，直到高點。對此，過來人寄厚望矣！

2005年3月13日　凌晨

　　寫于北京書香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