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一）輯佚要結合辨偽

　 　清張之洞《輶軒語》說：“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此說似嫌誇張，但偽書情況 確實嚴重。有的書不偽，裡面的某些內容可能為偽。所以清儒認為，輯佚一定要結合辨偽，既要辨偽書，也要辨偽文。不然的話，就會被偽書所欺，輯錄的材料就不 可靠。這不僅影響輯佚質量，嚴重的是貽誤後學，比不輯還要有害。清儒在這方面既有經驗，也有教訓。如汪士漢由於對辨偽重視不夠，在所輯的《秘書二十一種》 中，就有《晉乘》等五種書為偽。所以清儒認為，輯佚時不進行辨偽不行。真按：汪士漢的輯佚成績

　　（二）輯佚要結合校勘

　 　古書由於輾轉流傳和有人妄改，錯誤在所難免。如《太平御覽》“會稽記”載：“漢 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魯迅先生指出，“宋時無會稽縣”，此為“後人有所增改”。由此可見，輯佚時若不校 勘，輯錄的佚文資料就可能有誤。這樣將會以訛傳訛，貽誤讀者。所以清儒對此非常重視，多能做到邊輯邊校，輯校結合，大力糾正原誤，盡量減少新訛。他們輯校 時，不僅從成條佚文著眼，連一字一詞也不放過。如《古微書》“春秋之命包”一條載：“胛之為言附著也。”喬松年輯錄時，校“胛”為“脾”，並在“按”中指 出，其之所以誤，“是抄刻之過”。為了盡量減少輯本訛誤，有的還請名家校勘。清劉富曾《漢學堂叢書‧跋》說黃奭“輯有《漢學堂逸書考》二百八十餘種，延江 都陳穆堂先生任校讎之事”。孫星衍嘗延洪頤煊一起校訂章宗源輯本《燕丹子》三卷。清儒的體會是，要想保證輯佚質量，不認真校勘不行。

　　（三）利用他人輯佚成果

　　輯佚時若善於利用他人輯佚成果，可省去某些探討之勞，節約時間，多出成果。清儒在這方面也比較注意，尤愛利用最近最新的。這是因為，一般來說，後出的成果多精於先出的。趙在翰輯《七微》時，吸收了明孫谷輯本《古微書》的一些成果。真按：竟將孫瑴訛作孫穀，又將孫穀簡化作孫谷！方談校勘之要，便要不校勘了. 嚴可均輯《全文》時，吸收了明梅鼎祚輯本《文紀》和張溥輯本《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的有關成果

82

。馬國翰輯佚時吸收了清學者丁杰、張惠言、姚士璘、真按：應係姚士粦之訛！又姚乃明末人. 臧庸、王照園、真按：乃郝懿行之妻也.清著名才女.參見維客 張澍、孫星衍、焦循等多家輯本的成果。他們用他輯本作底本或參照本，也是利用他人輯佚成果的一種表現。善於利用他人輯佚成果，是清儒取得豐碩輯佚成果的原因之一。

　　（四）輯佚要細心為之

　 　一書之佚，其資料便淹沒在文獻海洋之中。要想盡快、盡多地將其輯出，並做到不 漏、不重、不濫、不訛、不誤，就要細心爬梳，仔細搜尋，一點一滴地進行鉤沉。與此同時，還要認真地進行校勘和辨偽。佚文輯好後，還要細心編次。這每個環節 都不可粗心大意。清儒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大多能謹慎為之。他們的體會是，輯佚如若疏忽，便會有佚漏之，非佚輯之，或濫或陋，或重或訛，既誣古人，又惑來 者，後患無窮。清儒輯佚成果之所以又多且好，是與其細心為之分不開的。真按：斷在為之之下！

　　（五）輯佚者知識素養要好

　 　關於這一點，不僅清儒體會較深，後人從他們身上看得更清楚。邵晉涵輯的《舊五代 史》質量較高，在當時頗有影響。梁啟超評價說：“非得邵二雲（晉涵）輩深通著述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蕆事。”①今學者張舜徽說：“輯佚必須有識”， 若“讀書不多，見聞不廣，雖對這方面有興趣，很難免挂一漏萬”。②二人所論，不無道理。清儒清楚地知道，要輯某書，必須通曉該門學科，明白該書學術流別， 著述體例，著者師承，甚至連其行文特點等也要弄明白。除此之外，輯者還要具有一定的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辨偽學、編輯學等方面的知識。只有這樣，做起 輯佚工作來才能得心應手，輯佚成果才能既多且好。能夠看出，在清儒中，凡輯佚成績突出者，如馬國翰、嚴可均、黃奭、惠棟、孫星衍、王念孫等人，無不學有根 底，見多識廣

①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263。

②王國良，王秋桂。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468

83

。知識素養好，這是輯者應具備的基本條件。

　　另外，清儒在收集輯佚用資料方面，在選擇輯佚底本方面，在輯錄和編排佚文方面，也都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關於這些，前面已多順便論及，這裡不再單述。

五、不足之處

　 　清儒輯佚，不足之處也有之。主要表現在他們相互聯繫少，重複勞動多。清儒輯佚， 多是各自為之，彼此通氣很少，因此便出現了多人輯一書的現象。其中有的是分別同時進行，有的是先後為之。即使是先後為之，因互不了解，後者也不是在前者成 果的基礎上進行補輯，而是重新輯之。如《世本》，先後輯者有錢大昭、秦家謨等七家；真按：中研院線上目無！ 《竹 書紀年》，先後輯者有張宗泰、朱右曾等六家。兩人輯一書、三人輯一書的現象還要多。此外，單篇詩文和佚文資料重複輯錄者也有不少。這樣便進行了重複勞動， 浪費了人力和時間。還有，由於他們是各自為之，互不了解，輯佚資料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他們有問題也無法通過研討交流來解決。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 們輯佚成果的數量和質量。真批：今世所以要常開學術會議者主要在此吧！

　 　另外，“四庫”館據《大典》集體輯佚時，由於存有政治偏見，有些很有價值的佚書 該輯而未輯。又因為諸儒多是官宦，不少人缺乏吃苦和細心精神，輯佚時避難就易，後來又有“厭戰”情緒，所以有些佚書因難輯，他們就未輯；在他們輯出的書 中，有些佚文資料能夠從《大典》中輯出而未輯出。學術界公認，《大典》中的佚文資料遠未輯完。在當時，除“四庫”館中諸儒外，他人沒有機會使用《大典》； 在今天，《大典》已所剩無幾，今人想從中輯佚，已無可能。這不能說不是一大遺憾。真批：當時乾隆若能留意讓有意讀中祕者行此事，也好便集中管理，又何有此弊陋也！惜乎聖明右文天子亦不能見此也.此亦資源未能讓有心有志願利用者之流弊者.

　　其次，清儒輯佚時，有的一書只輯出三五條佚文，有的將它書內容誤收進來，有的在一書中有重複收錄佚文現象，等等。當然，

84

清儒這些不足之處與其巨大的輯佚成就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這些不足之處中，有的是由時代所限而致，我們當予以理解。

　　（原載《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新華文摘》1995年第6期）

85

山東清儒輯佚概說

　 在我國古代，輯佚之事以清為盛。來新夏說：“清代前期的私家輯佚工作也十分興盛， 名家輩出。”①清代輯佚者之多，輯的書之多，皆超越以前各代。若以地區而言，山東較為突出。當時這裡有被王重民先生譽為“清代輯佚第一家”的馬國翰，有在 輯佚中表現出“超人毅力”的周永年，另外還有孔廣森、盧見曾等人。認真總結他們的輯佚工作，對我們今天整理古籍不無幫助。

一、輯佚目的明確

　 　山東清儒輯佚主要是為諸生讀書治學。要讀書，首先必須有書。由於種種原因，歷代 古籍散佚嚴重。在宋、元、明三代，圖書亡佚情況並未好轉。所以，清學子按目求書，多索不獲。為此，周永年提出，要大力收集儒家經典，編成《儒藏》，以“供 學者們應用”。很多學者積極收書，山東當時出現一批有影響的藏書家。其中以馬國翰較為突出，積書達五萬七千卷。但是對於亡佚之書，是無法收到的。於是他們 便奮起輯之。

　　對於讀書治學，書目可起指導的作用，山東清儒注重輯之。如馬國翰輯的漢劉向父子的《別錄》、《七略》的佚文等。

　　學者治學，用得最多的還是經、史、子、集四部之類書，其中又以經部為多。山東清儒輯得最多的也是四部之類書，尤重對經部佚書的搜輯。他們輯書達數百種，以經類最多。如孔廣森、盧見曾輯的基本上全是經書，馬國翰輯的經類書有四百多種，占其輯書總數的百分之七十。

　　圖書越古，越難讀通。為了幫助諸生理解古書，山東清儒注意搜輯各類注疏

①來新夏。清代前期的圖書事業。社會科學戰線，1986，（3）

86

。 馬國翰一人就輯多種，如《周易宋氏注》、《穀梁傳麋氏注》、《爾雅樊光注》等。盧見曾輯有《鄭氏易注》，孔廣林輯有《尚書中候鄭注》等。除此之外，他們對 所輯的書還進行疏證。他們除附有大量注釋外，還以敘、跋或提要的形式，從不同角度介紹所輯的書。馬國翰于所輯各書之前皆冠一小敘，述作者事略，真按：前文之疑可得而校釋矣！本書重複處實在太多. 談佚書源流，論佚書內容，書後皆附一跋，介紹歷來諸家對該書的介紹、評論及研究情況。

　　為了讓讀者盡早看到佚書，他們多是邊輯邊刻。清《續歷城縣志》說馬國翰輯佚，“當時隨編隨刊”。待自己輯佚全部結束，他們還將所輯的書編成叢書刊印出來。如孔廣森編的《通德遺書》，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等。叢書比單書更便讀者求讀，也更有利於保存文獻。

　　不難看出，山東清儒輯佚，時刻不忘讀者，其目的既明確也正確。

二、大力收集輯佚用資料

　 　輯佚主要靠資料，參考資料多，輯起來就方便。山東清儒對此十分重視，收集資料不 遺餘力。他們收集的資料內容很廣，主要有以下幾類：①類書。類書內容浩瀚，被稱為輯佚的資料寶庫。它又是按類或按韻編排的，使用起來方便。所以類書是他們 首要的收集對象。他們常用的類書有《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周永年在“四庫”館使用的主要是《永樂大典》。②古注。在古注中往往保存有 被注的書的詞句或典故，這是注釋時引用的結果。注疏時，為了說明問題，有時又要引用他書一些材料。所以古注對輯佚很有用，山東清儒大力收集之。他們常用的 古注有酈道元的《水經注》，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顏師古的《漢書注》等。③子史。子史種類多，內容廣，對輯佚有用。山東清儒當時收集和使用的主要子書有 《孟子》、《墨子》、《論衡》等，主要史書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

87

④ 輯本。這是指歷代學者的佚書新輯本。輯本裡面匯集了歷代學者的輯佚成果，這些成果是經過輯者考校輯編而成的，對後人輯佚有頗多參考價值。輯本還能告訴學 者，已有哪些佚書被輯，各輯出多少，免得他人進行重複勞動。山東清儒對收集輯本非常重視，凡能收到者，從不放過，無需舉例。⑤志書。⑥總集。⑦筆記。為節 省篇幅，對這三類資料不再舉例。真批：既編成書，當予互見例參佐為尚！

　　山東清儒當時收集和使用的輯佚參考資料主要是這幾類，但遠不限於這些。諸如金石拓片、稗史雜書、字典詞典、典章文物等，凡輯佚有用者，他們概收之。

三、認真選擇輯佚底本

　 　一條佚文資料往往幾書同載，且有繁、有簡、有早、有晚。山東清儒輯佚時，多擇其 中一書為主，參考他書，輯錄佚文。為主的本子即底本。若同載一條佚文的幾書中有一種是輯本，他們便以輯本為底本。如馬國翰輯佚時，曾以孫星衍、焦循等多人 的輯本為底本。若無輯本，他們便以記載詳細、成書較早的文獻為底本。這是因為，記載詳細的，輯起來方便；成書較早的，資料比較可靠。若二者有矛盾，則使用 前者。真按：重出,重複, 他們使用底本並非一成不變，大多是根據所載佚文的不同情況，選擇不同的底本。

　　四、認真輯錄和編排佚文

　　山東清儒在輯錄佚文資料時，若發現某條佚文在輯本中載有的話，就略加覆核，便錄用之。如馬國翰輯《干氏注》時，錄用了清姚士璘等人輯本中的有關佚文。真按：前亦訛作璘，當作姚士粦！ 若某些佚文資料在輯本中沒有，而其他幾書中皆有且相同，他們也只是略加覆核，便採用之；若互有出入，他們則經過反覆考訂，輯編成一條。對所輯各條佚文，皆注明出處，以便他人覆查。

　　當一書佚文資料輯好後，他們就細心編排之。若輯的某書的佚文資料很多，還要編出章節

88

。如果有原書篇章可循的，他們就直接採用；無原書篇章可循的，就根據佚文內容，按其先後次序理好後，再編出章節。如周永年和馬國翰所輯的書，大多是他們自己編排的。

五、輯佚時緊密結合校勘

　 　由於種種原因，清時古籍中偽書情況嚴重，輯佚時稍有不慎，便會上當。所以，山東 清儒在這方面比較注意，輯佚時能緊密結合校勘。在敘述他們輯佚目的時，曾說過馬國翰為輯佚“遍校唐以前諸儒撰述”。他們認為，輯佚如不校勘，就有可能被偽 書所欺，被誤書所誤，據這些本子輯出來的佚文資料就不可靠。他們輯佚時既認真辨別偽書，也辨別書中偽文，因為有的書雖不偽，但裡面有的內容可能為偽。他們 即使利用他人輯佚成果，也不忘校勘，如馬國翰輯《周易蜀才注》時，有時佚文是從張澍輯本中“今據校錄”而來。對於佚文資料中的誤字，他們也要經過校勘，一 一訂正。此例實多，不再列舉。

六、輯佚時非常細心

　　一書的佚文資料往往隱藏在眾多的文獻之中，輯佚時要非常細心才能發現它們，同時也才不會被偽書所欺，被誤書所誤，輯錄的佚文資料才能條數多，訛誤少。山東清儒對此非常重視，輯佚時非常小心謹慎，尤其是周永年和馬國翰，二人以心細而著稱。

　　周永年主要是在“四庫”館參加集體輯佚。在“四庫”館輯者多是儒士，缺乏吃苦和耐心精神，輯佚時避難就易，真按：重出,重複,-前作官宦此改作儒士.官宦較宜！ 有 些本應輯出的佚文資料也未能輯出。周永年則不然，他在輯佚中表現出堅強的意志和周密的精神。在多數人有“厭戰”情緒時，他能始終如一，孜孜不倦，不問嚴寒 酷暑，自己又將兩萬多卷的《永樂大典》檢閱一遍，輯出劉氏兄弟《公是集》、《公非集》等十多種罕見佚書，為利用《大典》輯佚作出了貢獻

89

。

　 　馬國翰輯佚也十分細心。關於這點，從他輯的佚書數量即可證明。他一人輯書五百八 十多種，其數量之多，居各家之冠。他不僅輯的書多，對於不少書中的佚文資料，他輯的也比別人多。章宗源也是清代輯佚大家，他幾乎與馬國翰同時輯佚。他不僅 沒有馬國翰輯的書多，不少書的內容也沒有馬輯的多。如皇甫謐《年歷》、《古文璅語》、《史通》三書，馬比章分別多輯十七條、二條、四條。如果馬君用心不 細，那麼同輯一書時他就不可能比別人輯的佚文多。

　　另外，孔廣森、孔廣林、盧見曾等輯佚時也很細心。

七、輯的文獻多、質量高

　　山東清代學者輯佚成果主要表現在所輯書的數量、質量和價值三個方面。在數量方面，他們輯書數百種，僅馬國翰一人就輯五百八十多種，多于域內他人所輯。周永年在“四庫”館和眾儒一起輯書五百一十六種。孔廣森輯出十七種。其次是盧見曾、孔廣林等也輯有少量佚書。

　 　關於輯佚書質量和價值，山東清代學者輯書質量多屬上乘，價值較高。如前所說，馬 國翰對採錄的佚文皆注明來源。前面曾舉例說明，在同輯一書時，馬國翰比章宗源輯的佚文條數多。他們多能做到邊輯邊校，所輯內容真實且訛誤較少。他們編排佚 文相當慎重，所編者多能反映原書概貌。他們所輯的書有很多文獻價值和使用價值都很高。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對研究隋唐以前經學史和古代思想史有著很 高參考價值。又如蘇過的《斜川集》，南宋時已罕見流傳，入元後，常有書賈作偽，將劉過的《龍洲集》塗改，偽冒《斜川集》欺世。這次周永年從大典中將其輯 出，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後被《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分別收入，流傳至今。清時輯《尚書大傳》者有孔廣森、陳壽祺、皮錫瑞等幾家，梁啟超認為，“孔本 較善”。

90

　　總之，山東清儒當時輯書數量多、質量高、價值大，使大量散佚文獻亡而再生，既搶救了祖國文化遺產，又為讀者治學提供了文獻資源，貢獻可謂不小。

　　（原載《古籍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