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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學者宋翔鳳在《鐵琴銅劍樓書目》序中評價說：“黃蕘圃重刻《國語》、《國策》，皆顧澗苹為之手定。顧澗苹以絕人之資，為校讎之學，其重刊之精妙，有過於 宋本者。”顧廣圻為人校刻的書很受學者歡迎。如他代顧之逵校刻的《列女傳》，學者爭相收藏。葉德輝原藏有一部，後來丟失了，他又千方百計求得一部。在顧氏 校刻的書中，有的成為大家翻刻的祖本。如他代吳鼒校刻的《韓非子》一書，此書行世後逐步取代了該書諸本的地位，世稱“吳鼒本”，域內外翻刻者多有。日本弘 仁二年（1845）曾據吳鼒本覆刻。清代浙江書局刻的《二十二子全書》中《韓非子》有牌記云：“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斟刻。真按：當係斠刻之訛！ ”1879年新化三味書屋翻刻的《韓非子》，以及《四部備要》排印本中的《韓非子》，又都是據浙江書局本進行翻刻和排印的。這些能說明顧刻質量之好。

　　綜上所述，顧廣圻在校刻文獻方面，成績顯著，不足之處也有之。他為後人留下了不少精校精刻本，對恢復古書原貌、傳播知識、保存祖國文化遺產，可謂貢獻不小。但對其校刻圖書中的不足之處，我們當引以為戒。

　　（原載《山東圖書館季刊》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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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孫詒讓校書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是清末傑出的校勘學家。其父孫依言是浙江有名的藏書家，真按：孫詒讓與孫依言 藏書近十萬卷，為仲容自幼讀書提供了方便。在學術上，孫詒讓學有師承，根底深厚。章炳麟《章氏叢書‧文錄》說：“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真按：疑為籠或攏之訛！ 錢 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他精通禮學。康有為在《讀書雜志》中贊其曰：“先生禮學至博，獨步海內，與吾雖有今古文之殊，然不 能不嘆服之。”他通曉古音韻學。俞樾為其《札迻》作序曰：“精通訓詁，通達假借。”他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造詣頗深。張舜徽在《中國文獻學》中稱其是“我國學者研究甲骨文字最早、真按：學校有！（張舜徽著） 寫成專著最先的第一人”。深厚的知識素養為其校書糾謬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校書態度端正

　　孫詒讓認為，校書應實事求是，不參成見，不隨意妄改。其《札迻‧序》說，校書時要“精研博考，不參成見”。他在《止齋集‧跋》中又說：“凡宋版文字刓勒不可辨者，真按：疑為刓泐之訛.詞：【刓泐】磨損；碎裂。 宋 邵博 《聞見後錄》卷六：“至 隋 開皇 六年，遷其石於 長安 ，文字刓泐不可知。” 宋 曾敏行 《獨醒雜志》卷八：“今人製陶硯……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刓泐不可用者。” 并缺之，雖校讎不審，而無臆改臆贈之失。真按：疑當作而無臆改臆增之失！ ”“不參成見”和“不臆改臆贈”之說，真按：疑當作不臆改臆增！何故再錯?豈原文正如此？孫氏不用俗字？ 實為確論。這是對歷代學者校書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也是對其後校書者的提示。乾嘉學者段玉裁在《經韻樓集》卷八中說：“古書之壞于不校者固多，壞于校者尤多。”孫詒讓認為，古書壞于校者的原因很多，“參成見”和“臆改臆贈” 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校書若參成見，就會以先入為主，便不能以客觀史實為依據，更無法做到實事求是，就會憑臆妄改。其結果，改誤為誤或改是為誤的現象時有發 生，原誤不減少，新誤又生之，勞而無功，不如不校。所以，孫氏校書時力戒這兩種毛病，如在校本《周禮正義》中，“未敢專輒刪定”、“未敢據刪”之跡多次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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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首次提出四種校法

　 　校書辨誤糾謬主要有四種方法：對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明確提出這四種 方法者是近人陳垣，而首先提出這四種校法者則是孫詒讓。孫氏《札迻‧序》說：“綜論厥善，大抵以舊刊精校為據依，而究其微情，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參成 見，其是正文字訛舛，或求之本書，或旁徵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音通轉為之館鍵。真按：疑為筦鍵之訛，又疑為孫氏好用古字本字之故也. ” 此論高度概括了歷代學者校書所用的方法。所謂對校，即用同書不同本相校，就是孫氏所說的“以舊刊精校為據依”。所謂本校，即以本書校本書，就是孫氏所說的 “求之于本書”。所謂理校，是根據文章義理等多方面綜合考治，得出結論，就是孫氏所說的“究其微情，通其大例，精研博考”。所以說，四種校法當屬孫氏首次 提出，只不過沒有陳氏的說法直接、明了罷了。

　　孫氏校法的提出和陳氏的總結提煉，為後人校書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若干年校書實踐證明，校書離不開這四種最基本的方法。這四種校法的提出，對於初學校勘者幫助尤大，使他們知道校書從何入手；對其他校勘者加快校書速度、提高校書質量，也不無幫助。

三、校書方法科學

　　1.總 結古書致誤原因。校書主要是辨誤糾謬，正本清源。要糾謬，先要辨誤。若能清楚古書致誤種種原因，就有利於自己和同行識誤。孫詒讓總結古書致誤原因較為全 面。其《札迻‧序》說：“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復以竹帛梨棗鈔刻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混 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歧亡羊。”序中又說：“及其弊也，則可穿穴形聲，捃摭新異，恁意改易，以是為非。”他認為， 書籍致誤，多在人為。這就道出了古書的舛訛歷代不絕的內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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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指明了書籍訛錯的主要形式在於字，為他人校書識誤指出了途徑。

　　2.運 用四種校法辨誤糾謬。孫氏校書所用之法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這四種方法也是清儒校書時通常使用的。①對校法。即以同書不同本相校。孫校通行本《墨 子》一書時，是用顧廣圻精勘的道藏本比校的。②他校法。即參據他書校此書。他曾據《太平御覽》卷七五○所引校正時本《孫子算經》的一些訛誤。③本校法。即 以本書的用詞特點等方面校本書。他校《呂氏春秋‧當染篇》的“從”為“徒”，就是參據該書“有度篇”等所用詞語校正的。④理校法。即以理相校，是從文章義 理等方面進行綜合研究，分析推理，得出結論。孫校《老子王弼河上公注》時，據其文理等方面推斷提出：“漢時此書已分《道》、《德》二經。”因當時找不到佐 證，只好存疑。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有兩種抄本，皆分《道經》和《德經》兩篇，證明孫校為是。⑤四種校法交互靈活運用。孫氏校書，有時同時使用兩種校法、三種校法，經常是四種校法同時用到。他校《論衡‧雷虛篇》“分事”為“分爭”，正是用了他校、理校二法得出此結論的。

　　另外，孫氏校書在運用四種校法時，有時也結合從字形入手、從字聲入手等方法進行。

　　3.注意利用別人的校勘成果。孫氏校書，比較注意利用別人的校勘成果，尤愛引據清儒的，因為清代校勘成果多而精。據不完全統計，在孫校的近百種書中，曾不同程度地採用了五十多家的校勘成果。孫氏此法，對其提高校勘質量、加快校勘速度很有幫助。

四、校勘成果顯著

　　在清儒中，孫氏校書比較多，有近百種。其中有七十八種收在《札迻》中，散見者尚有十餘種。所校的書多為先秦兩漢的書籍，約有七十種。因其時代久遠，“誼旨奧博”，校訂難度較大。然孫氏勤于考據，重視取證，善於推理，所校的書大多精善，受到學者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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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校勘學家俞樾在《札迻‧序》中評孫校質量說：“每下一說，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章太炎認為，孫氏《札迻》實可與王念孫的《讀書雜志》相媲美，而為俞樾的《諸子平議》所不及。其中有的校本備受行家好評。如《周禮正義》被梁啟超譽為“清代新疏之冠”，其《墨子閑詁》被俞樾贊為“自有《墨子》以來，真按：又誤作墨子閑詁，應係墨子閒詁，豈作閑亦是耶？ 未有此書也”。其校書成果因精善多被別人採用。孫氏校書多而精，使一些誤書恢復了舊觀，為讀者治學提供了方便，為保存和傳播祖國文化遺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原載《圖書館工作》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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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引文斷句說

　 　在我國清代，校勘學大興，校勘名家輩出，其突出者有段玉裁、顧廣圻等人。段氏知 識廣博，尤精小學，校書方法科學，經驗豐富。他總結古書致誤的因由條分縷析，有根有據，亦多為後人引用。關於古書致誤的因由，段氏在《經韻樓集》卷八《重 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中說了很有影響的一段話：“古書之壞于不校者固多，壞于校者尤多；壞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壞于校者，久且不可治。”有人根據自己的理 解，將其這樣斷句：“古書之壞于不校者固多壞于校者，尤多壞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壞于校者，久且不可治。”①這樣斷句不僅使本來層次分明、意思清楚的一段話變 得佶屈聱牙，難以索解；而且不止一人如此標點，也表現出一種強古人以就我式的隨意解釋。如果勉強按這種錯誤的標點來“理解”的話，其大概意思可能是說：古 書之誤由抄刻等非校勘所致者固然比校勘所致者多，更多的是由不通校勘者校改通于校勘者所產生的錯誤所致。對於後面這種類型的錯誤，就是通過校勘，也是在很 長時間裡難以解決的。這恐怕是對段氏觀點的誤解甚至曲解。

　 　“古書之壞于不校者固多，壞于校者尤多；壞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壞于校者，久且 不可治。”其意思有三層：古書之誤由抄刻等非校勘所致者固然多，由校勘所致者更多；對於非校勘所致的錯誤，通過校勘可以解決；由校勘所致的錯誤，即使通過 校勘，也久久不能得到糾正。這樣斷句，語句通順，句子結構也較為整齊對稱；主要的是，第一層意思與上面斷句第一層意思正好相反。這似乎違反一般古書致誤規 律：怎麼會出現校者所致的錯誤之誤多于抄刻者所致的錯誤呢

①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5年第3期86頁；《江蘇圖書館學報》1985年第3期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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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樣斷句才更接近段氏原意。段氏說這幾句話，是有其背景的，是針對汲古閣後印本《說文解字》中的錯誤嚴重情況而發的。

　　汲古閣是明末清初蘇之常熟有名的書坊。其主人為毛晉及其五子毛扆（字斧季）真按：毛扆 。他們刻的《說文解字》（下稱《說文》）有兩種版本，先成書者，世稱“初印本”；後成書者，世稱“後印本”。初印本十五卷，是毛氏父子據北宋本翻雕的。其底本是雍熙三年（986） 徐鉉奉敕校訂、由國子監刊印的。世稱該本為“雍熙監本”、“鉉本”或“始一終亥本”。鉉本因為是官雕，又是奉宋太宗趙炅之命為之，故質量較高，訛誤絕少。 汲古閣在翻雕時，因嫌字太小，以大字開雕，內容未作改動，且進行了認真校勘，故翻印本質量也好，受到學者好評，非常暢銷。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說：毛 刻此書，“使元明兩朝未刻之本，一旦再出人間。其為功于小學，尤非淺鮮”。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說：此初印本問世時，“值國家右文，崇尚小學，此書盛 行”。序中又說：書成後，“毛氏所刊版，人本朝歸祁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年又歸蘇之書賈錢姓”。清顧湘《汲古閣刻版存亡考》說：“許氏《說文》版，向存蘇州 錢錦開書坊，今在揚州，字已漫患。”這說明，《說文》書成後，受人歡迎，流傳很廣；同時也說明，其書版輾轉流傳，已經“漫患”。

　 　汲古閣初印本《說文》行世後，出現了經嚴重剜改過的其後印本。清黃丕烈《說文校 本跋》說：“其版誠為汲古閣刊，但後來曾售于揚州馬氏。今取以對汲古閣初印之書，竟有絕不相類者……以致亥豕傳訛。”黃氏將《說文》兩個印本相比較，發現 後印本錯誤嚴重，同時又證明了初印本質量之優。後印本《說文》的版片確為汲古閣初印本《說文》的版片，所以世稱該本為汲古閣《說文》的後印本，或汲古閣後 印本《說文》。但因其經人嚴重剜改，故質量較差，訛誤很多。剜改者誰，有資料表明，非汲古閣人所為，但段玉裁認為，此剜改出自毛扆之手。段氏《汲古閣說文 訂序》指出：“元和周明經鍚瓚……又出汲古閣初印本（《說文》）真按：中國古籍善本目錄導航系統有周錫瓚，疑此乃當作周明經錫瓚！ 真按：周錫瓚-當係此人之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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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季親署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校改第五次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蘭筆圈之，真按：疑為藍之訛！ 凡 其所圈，一一剜改……第五次校改特多。”“今合始一終亥四宋本，及宋刊、明刊兩《五音韻譜》，及《集韻》、《類篇》稱引鉉本者，以校毛氏節次剜改之鉉本， 詳記其駁異之處。所以存鉉本之真面目，使學者家有真鉉本而已。”由於後印本訛誤特多，段氏參據諸書一一將其校正。要將其全部校完，他要花很多精力和時間。 他認為，這都是毛扆校改所致。所以，他越校越生氣，於是就說出了本文第一段所引的那幾句話。這就是段發此論的直接背景。

　 　筆者這樣斷句，使段論第一層意思雖與通行斷句段論第一層意思相反，卻也是符合當 時校勘界一些實際情況的。校書妄改，明季就有，清季繼之。清顧炎武《日知錄‧改書條》云：“萬曆間人，多好改竄故書……謬種流傳，至今未已。”清人校書， 有人也好憑臆改之。這說明，憑臆校改是古書致誤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產生的錯誤有時多于抄刻產生的錯誤。持這一觀點者，並非段氏一人，還有顧廣圻等人。顧 氏在《書文苑英華辨證後》中明確指出：“書籍之訛，實由于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清戴震學識廣博，所校《水經注》一書，被譽為“絕無之本”。《四庫全 書總目‧水經注提要》云：其校該書，“與近代本鉤稽校勘。凡補其缺漏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去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且不 論缺漏與妄增之字有多少是由校者所為，單校者臆改的字就超過前面兩個數字之和。此例說明，有些古書的錯誤，主要由校者所致。清著名校勘學家錢大昕、王鳴 盛、阮元等，也都有過類似論述。

　 　誠然，並非所有古書的錯誤都是由校者所致多于非校者所致。乾嘉學者王念孫長於校 經，曾校訂《淮南子》一書訛誤九百多條。其《讀淮南雜志‧後序》總結該書致誤原因說：“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訛脫者半，憑臆妄改者也半也。”還有很多實例 和學者論述，都證明古書中的訛誤由抄刻者生成的多于由校者生成的。段氏的議論是針對汲古閣後印本《說文》而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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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本的錯誤由校者所致遠多于由刻者所致。所以這樣斷句，才更接近段氏所論的第一層意思。

　 　這樣斷句，第二、第三層意思也符合段氏所論原意。古書由抄刻所引起的錯誤多是字 詞的錯誤，且大多誤跡顯露，經過校勘，易於糾正。由校勘所致的錯誤，即使通過校勘，有時也難以得到糾正。其主要原因是：①有些人校勘好在原書上是正，使誤 跡消失，他校者難尋。②有些人校書，或因學識不深，或因憑臆改易，往往產生不少新誤，致使新訛舊誤摻雜，他校者難辨。對此，段氏在《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中指出：“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為瑕，而疵類更甚。真按：應係疵纇之訛！前亦曾誤！ 轉 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當時不少學者也持這一觀點，提倡校書要保留誤跡，不在原書上是正，更不能妄 改。顧廣圻提出了“不校校之”論，阮元提出了“圈識誤者”論，清盧文弨提出了“相形而不相掩”論。盧在《鍾山札記》中說：“凡傳古人書，當一仍其舊，慎勿 以私見改作。”“若遽憑臆改定，而又全沒舊文，則似是而非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這樣斷句，段論第二、三層意思也符合段氏原意，同時也符合當時 學者校書情況。

　　（原載《古籍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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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輯佚學

　 　在清代，作為文獻學重要組成部分的輯佚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乾嘉及其以後，學術研 究空氣漸濃，需要大量參考文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當時古書散佚情況嚴重，有很多重要文獻欲覓無從。於是，清儒只好進行輯佚，並逐漸使這一工作深入下 去。如馬國翰、章宗源、嚴可均、姚振宗、王仁俊、黃奭、王謨等，大批學者參加輯佚工作。他們之中有的是在“四庫”館參加集體輯佚，絕大多數是各自分別進行 輯佚。若以地區來言，當時山東清儒輯佚成果較為顯著。其突出者如馬國翰、周永年、孔廣森、盧見曾等人。馬國翰被譽為是“清代輯佚第一家”，一人輯佚書五百 八十多種，為當時域內私人搜輯佚書最多者。其他幾人輯佚成果也較多，所以本書對山東清儒輯佚進行了專門介紹。

　 　“四庫”館臣輯佚成果質量較高，數量也多，因為他們擁有《永樂大典》等豐富的輯 佚用的資料。他們共輯佚書五百一十六種，其中有不少輯為完書，這在輯佚工作中實不多見。私人輯佚成果突出者有，王仁俊輯佚書四百三十多種，嚴可均輯佚文三 千五百多家，彭定球輯佚唐詩四萬八千多首。還有章宗源、張金吾、李調元、惠棟等，也都分別輯有一些佚書或佚文。其結果，使大量文獻失而復得、重見天日，搶 救了典籍，豐富了祖國的文化遺產。

　 　關於清儒輯佚，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即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的“馬國翰竊章宗源輯 佚成果”。本書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我們從“馬氏有無可能得到章氏輯佚成果”、“馬《書》（輯佚成果）是出自誰手”兩個問題人手，證明了“馬國翰竊 章宗源輯佚成果”之說不能成立，澄清了一百多年來馬先生所承受的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