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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怕見「活字」——談「活字」改成「聚珍」的經過

　 　民國九年到二十年間，中華書局先後印行了五集《聚珍倣宋版四部備要》。這部書，全書一萬一千三百零 五卷，分訂二千五百冊，是一部收錄一般人需讀的基本要籍的叢書，所以多數的學校和圖書館都會購置。臺灣的中華書局時常再版銷售，不少讀者看了廣告，常常問 起：什麼是「聚珍」？

　　其實，「聚珍」就是「活字」的異名。

　　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畢昇就發明用活字印刷，為我國的印刷術，開啟了新頁。

　　畢昇所發明的活字，是用黏土燒成的，叫做「泥活字」。到了元朝，王禎改用木活字；到了明代，進一步有了錫活字、鉛活字和銅活字。一般說來，泥活字質地不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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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較粗。錫活字和鉛活字太軟，容易變形。銅活字固然好，但成本太高，所以一般都用木活字。

　　談到銅活字，有些掌故可以談。

　 　銅活字盛行於明代弘治（西元一四八八年—一五○五年）、正德（西元一五○六年—一五二一年）年間。 那個時候，江南一帶，經濟繁榮，生活富庶，於是有富豪附庸風雅用銅活字印書。其中以無錫的華家和安家所印的銅活字版最為精美。像尚古齋華珵印的《渭南文 集》、蘭雪堂華堅印的《白氏長慶集》、錫山安國印的《顏魯公文集》等，現在都還看得到。這些用銅活字印的書，印刷精良，版式疏朗，很多藏書家拱為珍璧，和 宋元版一樣的看重。不過，這些明代銅活字印的書，比起刊刻本，數量很少。安國死後，這些銅活字被他的六個兒子當做家產瓜分，每一個人所分到的字，不足以印 一部書，因此安家所印的活字本書，就更為少見了。

　　用銅活字印成的最大一部書，是清代雍正四年（西元一七二六年）到六年（西元一七二八年）間，由內府排印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厚達一萬卷，另有《目錄》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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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訂成五千零二十冊，裝成五百二十二函，所用的紙張是最好的開化紙和太史連紙。由於每一部的成本很 高，所以只印了六十四部（一說六十部）。這六十四部書，除了分藏宮中的各重要單位外，在乾隆年間又賜給了當時協助修纂《四庫全書》的四位著名藏書家，他們 是江浙知不足齋鮑士恭、天一閣范懋柱、開萬樓汪啟淑和江蘇的馬裕，另外，也先後頒賜給一些大臣，如張廷玉、舒赫德、于敏中、劉墉等，都曾獲頒《古今圖書集 成》，其中張廷玉，任軍機大臣，先後獲頒兩部。六十四部《古今圖書集成》很快就送完了。乾隆年間，想再重印，但是存放在武英殿的銅活字已被管理人員盜竊了 不少，所以只好另雕木活字重印。

　　那麼，什麼時候把「活字」改稱「聚珍」呢？

　 　清代乾隆三十八年（西元一七七三年），詔修《四庫全書》時，清高宗已經六十三歲，他很擔心不能親眼 目睹《四庫全書》完成，所以一方面指示先選擇《四庫全書》裡的菁華部分，編成《四庫全書薈要》；一方面也選擇《四庫全書》裡的善本，交由當時負責內府出版 事務的「武英殿」，先行刊印流傳。當時負責武英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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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侍郎金簡。金氏估算所要刊印的書籍太多，雕版費時，所以上了一道奏摺，建議用活字印行。金氏的奏 摺，主要在說明活字的好處，一方面省事，一方面省錢，另外還迅速。乾隆看了奏摺，就批了：「甚好！照此辦理。」同時，以「活字版之名不雅馴」，降旨把活字 版改為「聚珍」。乾隆把延用數百年的「活字」，改名為「聚珍」，只說它的名稱「不雅馴」，並沒有說出具體的理由。筆者推測，可能他年歲高了，有點怕死，看 到了「活」字，就聯想到了「死」字，所以就把名稱給改了。

　 　用活字印書，速度雖比雕版快，但程序也相當多。金簡為了工作效率，還特地編了一部《武英殿聚珍版程 式》，書中對活字印刷的整個程序，如「成造木字」、「刻字」、「字櫃」、「槽版」、「夾條」、「頂木」、「中心木」、「類盤」、「套格」、「擺書」、「墊 版」、「校對」、「刷印」、「歸類」等，除了有詳細的文字說明外，並且都繪了精美的圖畫，俾「喻工匠，示法守」，是印刷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民國以後，以「聚珍」為名印行的最大一部書，就是本文一開頭談到的《聚珍版倣宋版四部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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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部書的印行，也有一段罕為人知的辛酸秘聞。

　　《聚珍版倣宋版四部備要》（以下簡稱《四部備要》）的編輯，是由當時的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主持。《四部備要》所收每一書的封頁裡，也都印著「桐鄉陸費逵總勘」等字。陸費逵之所以用「聚珍」輯刊《四部備要》，和他的家世有關。

　 　陸費逵的五世祖陸費墀，在清代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以編修的職位兼任《四庫全書》的總校兼 提調官。陸費逵在編《四部備要》的〈綠起〉裡說：「先太高祖宗伯公諱墀，通籍入詞林。《四庫全書》開局，以編修任總校官，後任副總裁，前後二十年，任職之 掌且久，鮮與匹焉。晚歲搆宅於嘉興府城外甪里街，顏其閣曰『枝蔭』，多藏四庫副本。洪楊之亂燬於火，今者甪里街鞠為茂草矣。小子不敏，未能多讀古書，然每 閱《四庫總目》及吾家家乘，輒心向往之。」可見陸費逵之從事編輯《四部備要》，顯然和他的五世祖陸費墀有關。

　　乾隆在纂修《四庫全書》時，很重視校勘的工作。除了正總裁官、副總裁官、總纂官外，特地設總校官四人，分校官一百七十九人。這一百八十三人，有官至編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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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的也具進士背景，足見程度都很高。《四庫全書》每一書的封頁裡，都要註明詳校官、覆勘、總校官、 校對官、謄錄、繪圖等人的官銜和姓名，以示負責。但是，由於《四庫全書》篇幅過鉅，期限也很急促，所以每一書雖經多人一校再校，錯誤仍然難免。清高宗既然 重視校勘，所以也就從乾隆四十二年（西元一七七七年）起，規定總裁、總校、分校等官，按錯誤的次數記過處分。總裁官錯誤達三次，覆校、分校官錯誤達兩次 的，則交部議處。總裁官記過三次以上的，罰俸半年；總校、分校官記過三次以上的，則罰俸三個月。這個辦法實施後，被記過的官員，不勝其數。像擔任總纂官的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三人，在乾隆四十五年（西元一七八○年）十月到十二月三個月裡，就被記了三次過。被記過最多的是擔任覆校官的何思鈞。何氏當時的官 位是「翰林院檢討」，學問不錯，但是他從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年）到四十九年（西元一七八四年）間，先後被記過三千七百二十八次。其他如擔任覆校官 的翰林院編修王燕緒，也先後被記了三千七百零五次的過。而被罰最重、遭遇最不幸的就是陸費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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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費墀當時的官銜是「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少詹事」，修《四庫全書》時，擔任「總校 兼提調官」，責任相當繁重。等到預定放在「文淵」、「文源」二閣的《四庫全書》從事覆校時，發現了不少錯誤，清高宗十分生氣，下了一道詔諭，除了擔任總纂 官的紀昀和陸錫熊，受到了嚴厲的處分，並要他們賠償改寫、改裝的工價外，對擔任總校官的陸費墀，處分得更嚴酷。詔諭上說：「……至陸費墀，本係武英殿提 調，後充總校，所有《四庫全書》，伊一人實始終其事，而其洊陞侍郎，受恩尤重，較之紀昀、陸錫熊，其咎亦更重。現在續辦三分書，應發『文瀾』、『文匯』、 『文宗』三閣陳設者，現經該鹽政等陸續領運，俟各書到齊時，除書槅久經成造安設外，所有面頁裝訂木匣刻字等項，俱著陸費墀自出己資，仿照文淵等三閣式樣罰 賠。妥協辦理，就近陳設，以示懲儆，而服眾心，不必令鹽商等承辦。」不久，陸費墀也就遭到革職，抑鬱而死。那時，「文瀾」、「文匯」、「文宗」等「南三 閣」的書還沒有裝潢好，清高宗又下令查明陸費墀的遺產，只保留一千兩銀子為其家屬生活之需，其餘財產全部充作賠償裝潢「南三閣」《四庫全書》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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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一方面以先人對《四庫全書》的貢獻感到榮幸，一方面也由於先人的不幸遭遇， 益覺校勘的重要，因此籌備編輯《四部備要》時，他就決定不採取影印的方式，而採用活字排印的方法，重新校勘。那時，杭縣丁氏所鑄造的鉛造倣宋聚珍，賣給了 中華書局，於是陸費逵就用來排印《四部備要》，所以《四部備要》又稱《倣宋聚珍本四部備要》或《聚珍本四部備要》，每一本書的版心下端也印著「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等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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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字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裡的「字櫃圖」和「字櫃式」。

【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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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字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裡的「槽版圖」和「櫃版式」。

【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