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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配合所謂「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基本「國策」，臺灣當局大力倡導「戰鬥文藝」與「反共文學」。在當局的支持下，「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等鼓吹「反共戰鬥文藝」的文藝團體相繼成立，造成了50年代反共文學氾濫一時的局面。

　 　從事反共文學創作的主要有兩部分作家：一是國民黨政界作家，如王平陵、尹雪曼、陳紀瀅、王藍、姜貴 等；一是國民黨軍中作家，如司馬中原、段彩華、朱西寧、田原、姜穆等。他們以詩歌和小說等形式表現反共的主題，宣洩懷舊復仇的情緒。以長篇小說而言，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有陳紀瀅的《荻村傳》，姜貴的《旋風》、《重陽》，王藍的《藍與黑》，司馬中原的《荒原》等。從本質上說，「反共戰鬥文藝」是一種歪曲生 活、反歷史的主觀主義文學。思想內容的概念化，藝術表現的公式化，是其基本特微，因此被稱為「反共八股」。

　　反共文學是50年 代臺灣文壇的主流。但它決不是文學的全部。與反共文學同時發展起來的還有：著力表現親情和鄉情的懷鄉文學（也稱回憶文學）；在政府高壓下默默耕耘的鄉土文 學；以愛情和婚姻為主要內容，表現浪漫理想的純情文學等。懷鄉文學以往昔大陸的生活經驗為題材，抒寫對故鄉親人眷戀的情懷，如張秀亞的散文集《三色堇》、 林海音的小說集《城南舊事》、謝冰瑩的散文集《愛晚亭》、余光中的詩集《舟子的悲歌》等。鄉土文學則主要表現臺灣的鄉土歷史和文化，將賴和、楊逵、吳濁流 等老一輩作家的鄉土主題加以擴展，開拓出一條本上文學發展的新路。鍾理和是戰後臺灣鄉土文學的承上啟下者，鍾肇政、葉石濤、廖清秀亦是其中的佼佼者。鍾理 和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可為此類文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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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情小說則以孟瑤、郭良蕙、徐薏藍等為代表，直接開啟了60年代言情小說潮的先河。

　　現代主義文學，此時已開始萌芽並得到初步的發展。1953年2月，紀弦創辦了《現代詩》季刊，在他的周圍很快集結了包括鄭愁予、羊令野、羅門、方思、辛鬱等在內的一批「現代派」詩人。1956年1月紀弦在臺北發起召開第一屆詩人大會，宣布正式成立「現代派」。最初的加盟者有83人， 後增至百餘人，幾乎網羅了當時絕大多數的知名詩人，成為臺灣現代詩運動中規模最大的詩人團體。他們提出了「現代派」六大信條：「第一條：我們是有所揚棄並 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第二條：我們認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第三條：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 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見，新的手法之發明。第四條：知性之強調。第五條：追求詩的純粹性。第六條：愛國。反共。 擁護自由與民主。」聲稱要「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1954年3月，覃子豪、余光中、鍾鼎文等人在現代詩運動的推動下，成立藍星詩社，同年6月，創辦《藍星周刊》。與「現代派」相比，藍星詩社是一個更具沙龍色彩的鬆散的詩社，它沒有統一的理論綱領和信條，除了普遍傾向於抒情外，成員間很難說有共同的詩觀和風格。張默、洛夫、瘂弦等人則於同年10月 在臺灣南部海軍基地左營成立了「創世紀」詩社，出版了《創世紀》詩刊。「創世紀」成立之初提倡「新民族詩型」：「一、藝術的——非純理性的闡發，亦非純情 緒的直陳，而是美學上直覺的意象之表現，主張形象第一，意境至上。……二、中國風，東方味的——運用中國文字之獨特性，表現東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 （洛夫《建立新民族詩型的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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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創世紀」進行改組，吸收了「現代派」和「藍星」的一些成員，如葉泥、商禽、葉珊、鄭愁予、葉維廉等，從而成為推動現代詩運動的中堅力量。這時，它放棄了 「新民族詩型」的主張，轉而提倡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和「純粹性」，掀起了新一輪現代主義詩歌風潮。在以上三個詩社的大力推動下，現代主義文藝思 潮席捲了60年代的臺灣文壇。

第三節　六十年代的臺灣文學

　　由現代詩為發端的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在60年代達到高潮。現代派文學是6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文學。

　　1960年《現代文學》雜誌的誕生，標誌著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在此之前，夏濟安曾於1956年創辦《文學雜誌》（1960年 終刊）。該雜誌雖然倡導的是一條關心人生、反映時代的現實主義路線，但它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較深影響。一方面較為系統地評介了西方現代派大師的理 論和作品，另一方面為年輕作家的現代派作品提供了發表園地，因此它為現代派文學在臺灣的崛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代文學》的創辦者白先勇、王文興、陳 若曦、歐陽子、葉維廉、李歐梵、劉紹銘等，大都是在《文學雜誌》上嶄露頭角的年輕人，他們辦這個刊物「打算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潮流、批評和 思想」，「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發刊詞》）。《現代文學》的主要貢獻是為文壇造就了大批作家，那些活躍於60、70年代的重要作家，如白先勇、陳映真、陳若曦、歐陽子、黃春明、王拓、王禎和、七等生、叢甦、水晶、施叔青、李昂等，都是在這個刊物上成長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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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現代派文學深受精神分析學、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識流等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影響，從卡夫 卡、喬伊斯、吳爾芙、福克納、詹姆斯、勞倫斯等現代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徵。它把表現自我放在主要地位，著重開掘人的 「內宇宙」，對內心世界進行自我省思，強調表現潛意識，具有鮮明的反理性傾向。在表現手法和藝術形式上追求多元化，廣泛運用隱喻、象徵、超現實和意識流手 法，刻意於意象的經營和語言的求新求變。在詩的領域講求「張力」，而在小說方面則講究多角度的敘述觀和多層次的結構，從而使主題較為含蓄隱晦，耐人尋味。 比較而言，現代派詩人從思想意識到創作手法都較為前衛，更富有實驗精神。現代派小說家真正背棄傳統的則並不多見，只有王文興、歐陽子等少數小說家才稱得上 是典型的現代派，多數作家只是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某些方面，屬於比較寬泛意義上的現代派作家。

　　臺灣現代派文學對50年 代反共的政治化文學是一種轉變。它對新的藝術手法和表現形式的探索，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力。它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記錄，反映了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 逃避主義傾向，對認識臺灣社會生活具有一定的意義。同時，它在思想藝術上也存在著不足，題材較為狹窄，不少作品存在著形式主義的弊端。

　　60年 代以後，隨著留學熱潮不斷升溫，反映留學生活的留學生文學也大為興盛，聶華苓、叢甦、陳若曦、張系國、白先勇等作家都寫過不少這類作品，於梨華是成就較突 出的一位。她的創作基本取材於留學生和旅美華人的生活，描寫他們的辛酸、迷惘、追求和覺醒。《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傅家的兒女們》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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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臺灣的通俗文學也獲得很大的發展。步入小康社會的大眾需要較為輕鬆的文學樣式作為娛樂和消遣。瓊瑤的言情小說，古龍的武俠小說，高陽的歷史小說，以及由此帶來的通俗文學創作熱潮，正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求。

第四節　七十年代的臺灣文學

　　70年代，臺灣經濟開始起飛。社會經濟結構的急遽變化對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70年代初，臺灣在內政外交上遭到一系列挫敗，「反共復國」的神話徹底破產。尤其是釣魚島事件引發了臺灣社會的文化反思運動，知識界對60年代氾濫一時的西化主義進行了清算。一直處於受壓制狀態的鄉土文學開始崛起，它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時代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其實，早在60年代臺灣省籍作家就大力提倡鄉土文學。1964年 老作家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月刊，主張文學反映人生，注重鄉土色彩，提出扎根於臺灣本土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風貌。這是光復後第一個由臺灣省籍作家主辦的 文藝雜誌。該刊的作者既有日據時期的老作家如楊逵、張文環、龍瑛宗、黃得時、王詩琅等，又有一大批戰後作家，如鍾肇政、鄭清文、李喬、黃春明等。1966年，王拓、陳映真、黃春明等作家創辦《文學季刊》（尉天驄主編），對60年代文學的現代主義和游離現實的傾向進行批判，堅持現實主義的鄉土文學路線，為「本土文化的熱潮」開啟了先路。

　　鄉土文學在70年代的崛起，與兩次文學論爭有著密切的關係。1972年至1973年，臺灣文壇爆發了現代詩論爭。唐文標接連發表《詩的沒落——臺灣新詩的歷史批判》、《僵斃的現代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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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之夕矣》等文章，聲稱現代詩已壽終正寢，並點名批評了余光中、洛夫、葉珊等現代派詩人和王文興、歐 陽子等現代派小說家，引發了現代派和鄉土派的激烈論爭，史稱「唐文標事件」。《文學季刊》、《中國時報》、《中外文學》、《現代文學》、《創世紀》、 《笠》、《葡萄園》、《龍族》等許多報刊都捲入了這場論爭。在論爭中，大部分人都王張文學須植根於現實生活，須反映民眾的呼聲。「回歸鄉土」成為人們的共 識。1977年至1978年，爆發了規模空前的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以文學問題為突破口，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諸多領域。以官方勢力聯合現代派作家為一方，以在野的自由派——鄉土派作家為另一方，兩種意識形態、兩股政治勢力、兩個陣營的作家隊伍在諸多重大問題上展開了激烈較量。

　　1977年4月，銀正雄在《仙人掌》雜誌發表《墳地那裡來的鐘聲》，指出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形態的危險」，朱西寧也在同期發表《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認為鄉土文學「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其成氣候」。王拓立即發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20世紀臺灣文學的動向》予以回擊。同年8月17日開始，彭歌在《聯合報》副刊連續三天連載了題為《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的長篇文章，對王拓、尉天驄、陳映真進行公開點名批判，從思想上、政治上對鄉土文學展開全面總攻。8月20日， 余光中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狼來了》，指責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聲稱「北京未有三民主義文學，臺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臺灣的文化界真夠大 方」。與此同時，《中央日報》、《中國時報》、《青年戰士報》等許多報刊發表大量文章，予以呼應，他們給鄉土文學定了幾個罪名：鄉土文學即「30年代的革命文學」，是大陸工農兵文藝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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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目的在於煽動階級鬥爭。一時間，鄉土文學承受著極為嚴峻的政治高壓。但這場文藝上的白色恐怖並沒有嚇 倒鄉土文學陣營，他們據理力爭。王拓的《擁抱健康的大地》、陳映真的《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尉天驄的《鄉土文學和民族精神》進行了辯駁。隨著論爭的深 入，鄉土文學得到越來越多的同情和支持，胡秋原、徐復觀等老一輩學者也公開站在這一邊。尤其是胡秋原的《談民族主義與殖民經濟》一文，在理論上深化了鄉土 文學派。1978年1月，國民黨在臺北召開「國軍文藝大會」，在繼續抨擊鄉土文學的同時，對它也進行了安撫，指出「純正的鄉土文學沒有什麼不對」，仍企圖把鄉土文學納入官方文學之中。不過，劍拔弩張的對立局面至此有了緩解。這場論戰實際上是鄉土派與現代派的大決戰。它理清了1949年 以後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主要是鄉土文學）兩種異質文學的發展路線，為鄉土文學在文壇爭得了合法的席位。經過論戰，以現實主義為本質的鄉土文學得到復興和 發展，成為臺灣的主流文學。不過，一部分鄉土派作家片面強調本土意識和「臺灣人的立場」，為日後鄉土文學陣營的分裂埋下了禍根。

　　70年 代活躍的鄉土派作家主要有陳映真、黃春明、王拓、王禎和、楊青矗、李喬、洪醒夫、宋澤萊等。他們創作了許多優秀小說，產生較大影響，如陳映真的《將軍 族》、《唐倩的喜劇》、《華盛頓大樓》，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我愛瑪莉》、《鑼》、《莎喲娜拉‧再見》，王拓的《金水嬸》、《望君早歸》，王禎和 的《嫁妝一牛車》，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楊青矗的《在室男》、《工廠人》，洪醒夫的《黑面慶仔》，宋澤萊的《打牛湳村》、《變遷的牛眺灣》等等。這些作 品的共同特色是，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擁抱大地，回歸傳統，關懷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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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鄉土小人物的命運，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

第五節　八十年代的臺灣文學

　　進入80年代，臺灣文學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多年來現代派和鄉土派兩家占據文壇主導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流派、多風格、多題材的多元化格局。

　　80年代，臺灣作家隊伍不斷壯大。中老年作家中，鍾肇政、葉石濤、李喬、鄭清文、七等生、陳映真、黃春明、王拓、王禎和、余光中、洛夫、楊青矗、張系國、張曉風、三毛、楊牧等人仍然很活躍，在創作中不斷有新的建樹，思想和技巧愈趨成熟。1949年 以後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量崛起，他們思想開放，較少束縛，既注重傳統又不忘吸取西方文學營養，在藝術上求新求變，為臺灣文學帶來了新的希望。代表人物有： 黃凡、張大春、王幼華、林燿德、袁瓊瓊、蘇偉貞、吳念真、呂秀蓮、蕭颯、廖輝英、朱天文、朱天心、平路、簡媜、龍應台、李昂、張曼娟等。

　　80年代臺灣文學出現了許多新品種，如政治小說、都市文學、新女性主義文學、探親文學等等。它們和原有的文學品種一起，構成了臺灣文學百花爭艷的嶄新局面。

　　這裡的政治小說指的是直接或間接、正面或側面反映臺灣政治生活、政治事件，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臺灣當代政治問題的小說。獲1981年 「吳濁流文學獎」小說佳作獎的《渴死者》（施明正作），揭開了政治小說的序幕。緊接著，王拓的《牛肚港的故事》，楊青矗的《選舉名冊》，林雙不的《黃素小 編年》，張大春的《大說謊家》，李喬的《告密者》等，相繼問世。作家大多以親身經歷為素材，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迫害，揭露監獄生活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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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地描繪了臺灣政治帷幕後的陰暗面。其中，陳映真的政治小說影響最大，其《山路》、《鈴璫花》、《趙南棟》代表了政治小說的較高成就。

　　都市文學是伴隨著臺灣社會都市化進程而現的描寫都市生活、反映都市問題的文學。現代都市存在著環境污染、人口膨脹、住房擁擠、色情氾濫、青少年墮落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反映上述諸問題，描寫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的都市生活，表現都市人心理的作品，在80年代大量湧現，以至於有人認為「都市文學已躍居80年代臺灣文學主流」④。都市文學的代表作家有黃凡、林燿德、王幼華等。

　 　新女性主義文學則是與婦女解放運動同步發展，要求從傳統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追求男女 平等的社會地位的文學。它仍以愛情、婚姻為題材，但常以此為切入點透視社會問題，融入較多的社會內容，深切地探討現代女性的處境，從而超越了傳統女性文 學。它是女性意識空前覺醒的產物。重要作品有袁瓊瓊的《自己的天空》，呂秀蓮的《這三個女人》，李昂的《殺夫》，廖輝英的《不歸路》，朱秀娟的《女強人》 等。

　　1987年11月 臺灣當局對大陸開放探親以後，大批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探親文學應運而生。所謂探親文學，指的是臺灣作家以回大陸探親旅遊為題材，描寫故土家園幾十年的歷 史變遷，表現中華民族分久必合的悲喜劇，抒發愛國思鄉感情的文學。洛夫、陳若曦、柏楊、蕭颯、三毛、瓊瑤、羅蘭、張曼娟、張默等都有探親文學作品問世。

　　雜文創作在80年代也有蓬勃發展。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李敖的《千秋評論》有廣泛的影響。老作家臺靜農的《龍坡雜文》圓熟老到，別具一格。龍應台的《野火集》熱烈關切本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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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了萬千讀者的共鳴。

第六節　九十年代的臺灣文學

　　90年代，臺灣文學繼續保持著多元並存的發展格局。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文學則成為越來越引人矚目的文學潮流。

　　從80年 代中、後期開始，臺灣文壇正式出現了對「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建設和觀念倡導，並開始產生後現代主義文學。「後現代主義」的概念和理論雖是從國外引進的，但 它在臺灣有著社會現實基礎。隨著臺灣社會逐漸步入後工業時代而產生的後現代文學，是臺灣由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過渡社會狀態的文學反映。其主要內容便是對 後工業文明狀況的描繪、反映和省思。而在藝術形式上，其顯著特徵表現為拼貼、組合等被大量運用。在多元激盪的文壇上，後現代已成為一種思潮，爾雅出版社1995年的《年度小說選》所選出的10篇 小說，均具有「後現代色彩」。該書編者指出：「這些後現代思潮——包括了女性主義、性別論述、後殖民論述、弱勢論述、後結構主義、日常生活論述、資訊理論 ——的後現代共同特色就是，都是從超越啟蒙的前提——對最終解放與大敘述的質疑——出發。但這些思潮和表述與狹義『後現代主義』也有所不同，其關鍵就在於 前者，『微觀政治』的取向。也就是說，它們是把『反啟蒙』的精神，從議論普遍性議題落實到較為『社會』的層面。」⑤這基本勾勒出了臺灣後現代文學的風貌。 在紛紜複雜的諸種文學現象中，情色文學和後設小說頗為引人矚目。「性」在臺灣長期被視為禁忌。從50年代查禁郭良蕙的《心鎖》開始，臺灣文學走過了一段清教徒式的道路。1987年政治「解嚴」後，尤其是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深化，新女性主義作家在顛覆傳統的文化、性禁忌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