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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乃類是。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誡篤論，然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通而卓犖，……姬公……孔明……安石……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

　 　　使士大夫之精神悉趨於巧佞陰柔之術，而一二廉節有意之士因而在野，則倡為虛空迂遠無用之學，鼓動 意氣，樹拉風聲，以為君子小人之辨苟明，則天下可以不治而平，四夷可以不戰而屈，此亦必無之事也。以故數十年以來，奸人實有亂天下之心，而賢人亦無治天下 之術，欲求古之奇才真可以濟世者，概不多見矣。

　　　今國家所以教儒生者，不特未嘗令其習兵，且與兵事大相反，兵事尚奇而儒者尚平，兵事尚詭而儒者尚正，兵事尚雜學而儒者一切禁止。（註６）

堪 注意者，顧、黃、陳文字中所出現的「反儒意識」是一致的。基於實用主義的立場，從「實用」角度出發， 以「兌現價值」為標準，對當時無與於國勢之強、富，已呈現一封閉性的儒學，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在上引文字中，似隱隱已有對「士」與「儒」作一潛在區別之 意。「儒」固其所鄙夷，以為無與於興亡國勢，強兵富國，非是人才、人物之流。而在陳子龍心目中，實別有一理想與期望，此即「士」。士固然「有抱文武之才而 躑躅於草野者」（註７），而常遭「儒」者重文輕武之擯，然卻正係此一時代為國家所須要之人才，一如此一時期所須為實用經世之學然。

故子龍冀望朝廷能以制度獎飾培育招徠，彼云：

　　　設文科、武科以待中庸之人，而設才兼文武之科，以待俊傑之士，此亦唐宋所設，有人應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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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臆說也。夫訪之以韜略，試之以騎設，既曉暢矣；而仍策之以經義，考之以詩賦，復雍之有儒雅之風，此其人必能知君臣上下之分……任以軍旅，觀其成功，……入為輔弼之佐。（註８）

儒生不知兵，不能強國富民，士則文武兼備，可出將入相，為人主所用，不至如思宗之慨嘆無人可用，寇虜日盛。子龍又云：

　　　古之英君名將，嘗有乘席捲之盛，致鉤深之績，雖有小信義，皆棄而弗顧，世之腐儒相議之，不知彼固深見用兵之害，而不得不出於此也。

　　　予讀史至楚漢之際，……夫漢王英主而良、平皆賢佐，何其不信也？及讀孫子而後知漢王、良、平皆天下之仁人也哉。孫子曰：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註９）

此 等議論，與清初顏元、費密之反理學、重事功，黃宗羲之重經濟、「經天緯地」，實有一貫之脈絡在；唯後 者以儒反儒；實學主義者則不肯自居於儒，而僅肯自居於「士」。何以稱其為「士」？即因如陳子龍、徐孚遠等此輩文人，絕非僅僅自甘於選文批尾世界，一以中舉 應試為主之早期文人社集類型者同流。實學者提倡實用之學，有經世之志，強烈關心國事，因之便在意識中將自己與「儒」分別開來。其所謂「儒」，則歸之於一群 唯知衣冠高自位置，端居拱坐，談心論性，薄鄙事功，兵事掩耳，但知章句，無愾慨雄心，無益於治道之一干士大夫之流。

　　再者，其批判儒與儒學，即表示其已進入儒之世界中進行思維，反儒意識因此而生，而又提出「士」之理想角色，正足以反映彼輩對「儒」有其複雜之情緒。實學經世者雖以事功為取向而作為「反儒意識」之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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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隱含於實學中的道德意識傾向，卻亦不容吾人忽略、漠視。在

明 亡清興之際，復社與幾社人物，多的是抗清殉國、蹈海流亡之輩，視北都淪陷，士大夫之群迎李自成、滿清 者，誠有過之（註１０）！陳子龍本人在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八月，因圖謀起義，事洩被執，在拘往審訊途中，乘間投水而死，其死事誠有類於另一「零丁洋畔， 惶恐灘頭」投水自盡之氣節人物——方密之者（註１１）。徐孚遠則隨唐王、鄭成功從亡海外十數年，其事蹟之烈，較諸黃宗羲之隨從魯王，更有過之決無不及！黃 節「徐孚遠傳」載：

　　　有勸之為僧者。曰：吾孔孟之徒，豈能藉釋氏以偷生乎？頭可斷，□不可截也。……其故人有過訪於潮者，輒呼高皇帝，仰天而拜，故人有慚色。未幾，病憤嘔血數升而歿。（註１２）

既 反儒而又自居為孔孟之徒，則彼輩絕非自甘於文人明白無疑。「士」不僅為其在危機時代所冀望荷肩重擔以 取代「儒」之人物類型，亦其實即別為提出一種「儒」之類型，此種類型，彼輩命之曰「士」。士之提出，至少在實學時代中，已在傳統理學型儒者之外，提出了另 一種類型的孔孟之徒，實學主義者不僅如此自居，而亦為後來清初費密、顏元、黃宗羲等人在賦予新儒之意義、內涵與形象上，開啟了注重事功、實學以及鬆動道德 標準的一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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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有關民國初年儒家的起源問題之探討與議論，參見王爾敏「當代學者對於儒家起源之探討及其時代意義」一文，收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四月），頁四八一－五一八。

註２：見田浩「論陳亮與道學的關係——以宋刻本『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中的漢論為中心」，大陸雜誌第七八卷二期（民國七十八年二月），頁一－五。作者在此文中的一段話頗值引述：

　 　　宋史中所指的道學是狹義的，和我指的道學有些差異。我所指的道學是十二世紀中所使用的廣義的道 學。我認為廣義是重要的，因為它幫我們了解宋朝各個學者思想以及各學派本身和彼此間思想的演變。宋史強調的道學是指程朱道統；這也顯示出十三、十四世紀朱 子學派的成就。後來，學者們多沿用狹義的道學。可是這狹義的用法也許就使我們忽略了十二世紀思想的繁複豐盛。十二世紀許多研究道學的人都把二程以及跟二程 有密切關係的北宋學者當成他們的導師。（頁一）而陳亮也正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陳亮在轉變為今日我們所知的歷史主義事功派學者的形象之前，也是有一段求 「道」的歷程，而且是以二程及張載為師的。一般人多忽略了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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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逕以轉變後的陳亮之思想來綜括他的一生，並為他塑型。田浩的研究，正可以彌補我們對轉變前陳亮的了解，及其與道學深刻的關係，也糾正了從前的一些以偏概全之觀點。另參田浩『陳亮與朱熹的辯論——明道誼而計功利』（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i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及黃進興「評田浩『陳亮與朱熹的辯論』」，漢學研究第三卷一期（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三四九－三五三。冒懷辛「田浩教授『功利主義的儒學——陳亮與朱熹的辯論』讀後」，中國哲學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一九八五年四月），頁一一五－七。

註３：引見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台北，明文書局，民國七十年九月），卷四九，頁二六二。

註４：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台北，漢京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國利病書序」，頁一三一。

註５：黃宗羲『南雷文定』，後集，卷四，「瘦菴徐君墓誌銘」。

註 ６：陳子龍『安雅堂稿』，卷五，「朱子強古今治平略序」，頁一二下；卷一○，「尚有為」，頁一一下、 一二上；卷七，「重修建陽縣學記」，頁一八下；卷一八，「答戴石房」，頁一九下－二○上；卷一○，「尚有為」，頁一○下－一一上。『陳忠裕全集』，卷二 三，「儲將才」，頁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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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經世八編』與『皇明經世文編』

　 　整體說來，宋代儒家對世界的關壞，主要有兩條路向。一條是以政治領域為主的外王，一條是以道德領域 為主的教化。而前者又表現為兩種，一是現實層面的，一是思想層面的；前者係指宋仁宗以降的政治改革運動，如仁宗時范仲淹的慶曆改革，神宗時王安石的熙寧變 法；後者則為以「大學」為中心的聖王思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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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７：陳子龍『安雅堂稿』，卷一○，頁二三上－下。

註８：同上。

註９：同上，卷九，「武經論」，頁一二上、一四上。

註１０：復社（含幾社）人物殉節之多，今人劉莞莞嘗列表作過統計，參其著『復社與晚明學風』，第五章「明亡之際復社人物之動向」。

註１１：陳子龍死事，見『陳子龍年譜』，王澐續撰，卷下。收在『陳忠裕全集』。

　　方密之死事，則學者頗有爭議，然當以余英時之考訂為是，余說主張方密之非病死，而係自舟中乘間投水殉節，死地正在「惶恐灘」。見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擴大增訂版）。

註１２：黃節「徐孚遠傳」，國粹學報第三三期，頁九下。另參陳乃乾、陳洙合編『徐闇公先生年譜』，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三種，台北，台灣銀行，民國五十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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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而迄於治國平天下；這種線性思維模式，早自二程時即已開始，（註 １）南宋朱熹繼承之，並特別表彰「大學」，自『禮記』中抽出，取以配「中庸」、『論語』、『孟子』而成為「四子書」，並為之作注，這就是日後成為科舉考試 士子必讀的『四書章句集註』。由五經轉向四書，錢賓四謂之為中國學術史上之一大轉變。（註２）

　 　到了真德秀，更以程朱理學為背景，而作了『大學衍義』一書，為理學家在外王思想上的一部代表作品。 在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中，以大學的八條目為綱領，在每一條目下，都列舉許多史實，來作為例證。值得注意的是，真德秀的這部書，只列舉到修身、齊家為 止，治國、平天下並未條列史實；這並不是真氏的書未完成或疏忽了。真德秀的『大學衍義』是在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呈給理宗的，其心目中的對象自然也是理 宗，期望他能心正則身修，身修則國治天下平，所謂「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註３）。真氏在「大學衍義表並劄子」中有云：

　 　　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孔、孟之為 教。不出乎此。而大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以默識矣。（註４）

故近人多以真氏之未列治、平二目，根本上即是反映了程朱學派理學家與真德秀本人在外王方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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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一種「原外王」的模式，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註５），故身為天子者，如能意誠身修，自然國治而天下平，以是不須要條列治、平二目。（註６）

　　到了明代中葉，『大學衍義』這一脈所代表的外王思想，出現了變化。明孝宗時的丘濬作了『大學衍義補』一書。丘濬作「補」的原因，恰好也就是『衍義補』與『衍義』的不同之處。丘氏所補的，正是真德秀書中所認為不須要的治國、平天下二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德秀此書……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註７）

這 反映以「大學」為中心的外王思想，到了明代已有了轉變。這種轉變主要是丘濬認為在治國、平天下二目之 下，也應當要有許多技術層面——實踐範疇的實務，帝王人君必須要充份了解這一層面，才能有所憑藉，以「治」以「平」。治平不是抽象的理念而已，一如前六目 一樣，都有著實際的事務必須面對。（註８）但是，丘濬對『大學衍義』外王思想的發展，在明代陳白沙與稍後王陽明之學的興盛之下，僅能是王、湛之學盛行下的 一股潛流，並未受到儒者的重視。這種現象一直要到明代神宗以後，由於對現實環境的關切與危機意識的興起，方才再度表現出來。

　 　東林學派的出現，使理學思想由教化轉向於經世，在這種趨向下，承繼丘濬『大學衍義補』之所「補」， 注重儒家經世思想，注重技術實用層面的治法的思想，也由隱而顯，成為與理學內部崇實反虛修正運動平行發展的一股思潮。這個時期對實用之學的注重與大量出現 的「經世」書籍，就是這一現象的具體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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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二十年（一五五一）：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

　　嘉靖三十三年（一五六四）：萬表，『皇明經濟文錄」。

　　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明朝廷於永清重刊『便民圖纂』。

　　萬曆三十一年（一六○三）：馮應京，『皇明經世實用編』。

　　萬曆三十三年（一六○四）：馮琦，『經濟類編』。

　　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萬廷言，『經世要略』。

此外，明神宗時的徐光啟，也開始他的實用之學，其書籍有『兵機要略』、『農政全書』等。（註９）

　 　以上諸書，可以說都是在外在環境刺激與實學意識高漲下的作品，顯示經世思想中的實用主義已經抬頭。 上述出現的經世書籍，其實都是繼承與發展了丘濬編輯『大學衍義補』的觀念與想法：在治法、技術層面的注重。一方面汲取歷史上有俾實用的經驗，一方面逐漸將 眼界脫離傳統道德教化的格局模式之侷限，而將視野轉移到現實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農事等方面來，並採擷前代文臣、武將中此類的奏疏議論以彙輯成書。這 類經世書籍，到了明末啟、禎時期，更是大量地湧現。「經世」、「經濟」一詞的大量出現以及被冠於書名之上，正顯示著「經世」與「道德」，雖然不是極端對 立，但其一外一內的性向，已然非常明顯。

　　從東林開始將理學家從道德式的「教化」轉向「經世」的關切之後，東林與經世書這兩股經世潮流，便有逐漸合流之勢，到了明末，終於蔚成經世致用學風，陳榮捷甚至名為「經世致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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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１０）而其代表，便是復社與幾社。復社號稱「小東林」，自是指繼承東林而言；而幾社所主編的『皇 明經世文編』，書成之時，下距甲申事變尚不到七年，堪可以視為前述經世類書籍在明代的總結。影響兩社經世思想的主要人物，尚有萬曆時的徐光啟與天啟時的 『經世八編』之作者陳仁鍚。

　　復社與幾社的主要人物張溥及陳子龍，皆曾向徐光啟問學，都可算是徐氏的門生，張溥且明稱自己為徐光啟的「婁東門人」。張溥序『農政全書』文中云：

　 　　予生也晚，猶獲侍先師徐文定公，蓋歲辛未之季春也。（案即崇禎四年三月，一六三一年四月）公時以 春官尚書守詹，次當讀卷，亟賞予廷對一策，予因得以謁公京邸。公進予而前，勉以讀書經世大義，若謂孺子可教者。予退而矢感，早夜惕勵。聞公方究泰西曆學， 予邀同年徐退谷往問所疑，見公掃室端坐，下筆不休。室僅廣丈，一榻無惟，則公臥起處也。公初筮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群書，要諸體用。（下 略）婁東門人張溥西銘謹序（註１１）。

陳子龍云：

　　　往，公以大宗伯掌詹，子龍謁之都下，問當世之務。時秦盜初起，公曰：「自今以往，國所患者貧，而盜未易平也。中原之民，不耕久矣，不耕之民，易與為非，難與為善。」因言所緝農書，若己不能行其言，當俟之知者。（註１２）

『明史』徐光啟本傳說他「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廷儒、溫體仁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