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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中，巴金讓革命與反革命的搏鬥白熱化，圍繞著E城開展鬥爭的敵我雙方，實際上就是革命者與國民黨方面的縮影。整個E城的最高統治者是一個新的軍閥旅長，反抗他的革命青年也都全部出場。所以巴金後來說：「《電》裡面的主人公有好幾個，而且頭緒很多，它很適合《電》這個題目，因為在那裡面好像有幾股電光接連地在漆黑的天空中閃耀」⑫。作品以吳仁民從S地來到E城開始，引出了女主人公李佩珠。在她身上集中了作家關於革命者的理想。在經過一系列挫折之後，她終於成熟起來，並和吳仁民產生了真正的愛情。

　 　《愛情三部曲》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巴金早年對「革命」這一重大的社會問題進行痛苦緊張而又持久思索 的總結，它是作家早期世界觀的形象化的展現。作品探索了革命的戰略、戰術、方式、道路，思考了革命者的人生觀、政治觀以及他們對友誼、婚姻、愛情、家庭等 多方面的態度，涉及問題異常廣泛，因此是一部巴金心目中所認為的革命者的「生活教科書」。這就是為什麼作家早年特別喜愛它的真正原因。

　　30年代是巴金中長篇小說的豐收期，也是巴金短篇小說創作的高峰期。從1929年他寫下第一個短篇小說《房東太太》起，到1936年冬寫完《能言樹》止，短短八年期間，他一共寫下63篇 短篇小說，出版了《復仇集》、《光明集》、《電椅集》、《抹布集》、《將軍集》、《沉默集》㈠㈡、《沉落集》、《神‧鬼‧人》和《長生塔》十個短篇小說 集。在同時代作家中，如此高產是少見的。這些小說的題材非常廣泛，涉及生活面也很寬：從國外到國內，從南方到北方，用作家的話說，「不僅是一個階級，差不 多全人類都要借我的筆來傾訴他們的痛苦了」⑬這些作品雖然寫得不夠深刻，但也反映了30年代的社會現實，傾吐了人民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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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較大的進步作用。這些短篇小說如果按題材來劃分，大致上可歸為四類。

　 　第一類作品，數量較多又頗具特色，以反映外國人民的生活為主。這可以說是巴金的一個獨特的貢獻。把 外國人的生活作為主要內容來寫並且數量如此眾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巴金要數第一人。這類作品集中在《復仇集》中。此外，《電椅集》、《光明集》中也有 一部分。這些作品大多取材於1927年作家在法國的所見所聞以及1935年作家在日本的經歷，另有幾篇則是取材於在中國活動的一些外國革命者的事跡。在我們研究作家30年 代中長篇小說時，可以明顯地看出，凡是他描寫國內生活的作品，主旨都在於反帝反封建，反對三座大山對人民的壓迫；而在這些反映國外生活的短篇作品中，他卻 是全力以赴地攻擊資本主義制度中一切醜惡的和不合理的現象，同時表達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那種親密無間的友誼。正像作家在晚年寫的《隨想錄》中所說的那 樣：「我開始寫作時有一個願望就是追求友誼」，「我談論友誼，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是認真地追求它，嚴肅地對待它。」⑭正因為作家懷著這個出發點， 並帶著「人類愛」的豐富感情，他才能在自己作品中刻畫出如此眾多的栩栩如生的外國人形象。

　 　巴金在這時期創作的短篇小說的第二大類，以反映國內各階層人民的苦難生活以及他們的反抗鬥爭為主要 內容。作家視野異常廣闊，他的筆幾乎涉獵中國社會底層的各個角落。其中，反映普通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佔最大分量。描寫農民生活的主要收在《將軍集》和《抹 布集》中。當然，由於作家對這方面的生活不很熟悉，因此總的說來，並沒有取得較大的成功，但凡與作家生活有過深刻聯繫的一些農民出身的人物都刻畫得相當真 切。比如《抹布集》中的楊嫂以及《蘇堤》中的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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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從他們平凡的品格以及生活中看出了他們的不平凡之處，並且拿他們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對 比，從而進一步看出後者的思想差距。作家把這些普通人稱為閃閃發光的「抹布」，表現了自己的民主思想。在反映農民生活的作品中，還有一部分是直接描寫農民 組織農會與地主階級鬥爭的作品，如《還鄉》、《月夜》、《星》等。除了表現農民的生活，巴金的筆觸還涉及到煤礦工人、小公務員以及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等形 象。所有這些描寫，都表現了一個共同的主題：人民在掙扎，人民要反抗。透過它們，我們看到了30年代中國一幅慘淡而又嚴峻的圖畫。

　 　巴金同期短篇小說的第三大類作品是童話，它們收在《長生塔》中。一般說來，童話可以直接作為一種文 學體裁單列為一類，然而，巴金的童話有一些並沒有多少兒童文學的特點，它只是作家為了便於對社會現實表達自己的看法而借助的一種形式，因此對孩子們並沒有 多少藝術魅力。比如，《長生塔》中讓孩子吃人肉的情節，兒童們看了不僅會害怕，而且也不一定能讀懂。巴金在《長生塔》序言裡曾這樣表達自己寫這些「童話」 的真實目的：「我勉強稱它們為童話，其實把它們叫做『夢話』倒更恰當」。其實它是「政治譴責小說」的變種。

　 　巴金短篇小說的第四大類則是反映法國大革命的作品，它收在《沉默集㈡》中。這就是《馬拉的死》、 《丹東的悲哀》和《羅伯斯庇爾的秘密》。就像作者在《沉默集》序言中所說，「寫三篇小說，將百數十年的舊事重提，既非『替古人擔憂』，亦非『借酒澆愁』。 一言以蔽之，不敢忘歷史的教訓而已。」

　　綜觀30年代巴金的短篇小說，其藝術上與同期其他短篇小說家相比較，還是呈現出一些不同特點。在形式上，巴金多「用第一人稱寫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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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由於作家所寫的內容多半「寫的是感情，不是生活」⑮，而第一人稱的寫法無疑比較適合抒發情感。在 人物塑造上，巴金注重對人的心靈的探索，並從人的心理的角度來透視社會。因此他往往注意人的複雜性格，而不願作簡單的「好人壞人」的倫理判斷。從小說的結 構上看，巴金早期短篇小說中往往由一個說故事的主人公來對讀者娓娓長談，有時大故事裡套小故事，或幾個似乎互不相關的故事互相交織，但卻表現了共同的主 題。

第二節　《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別是它的第一部《家》，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

　 　巴金在《〈激流〉總序》中聲稱，「在這裡我所欲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的一幅圖畫，自然這 裡只有生活底一部分，但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組織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動盪了」。作品所寫的正是這樣一股生活的激流：一方面隨著 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垂死的封建統治力量瘋狂地吞噬著年輕的生命，另一方面深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開始了覺醒、掙扎與鬥爭的悲壯歷程。

　　《激流三部曲》所反映內容的時間跨度是1919年至1924年， 當時中國正處於一個風起雲湧的動盪的歷史轉折時期，背景是當時中國還很閉塞的內地——四川成都。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 態。在高老太爺統治下，這個家庭內部充滿著虛偽和罪惡，各種矛盾在潛滋暗長，逐步激化。就在這一背景下，作品描寫了高氏三兄弟的戀愛故事。其中高覺慧與婢 女鳴鳳構成了第一個悲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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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覺新與錢梅芬及瑞珏構成了另兩個悲劇事件。這幾個悲劇事件雖然原因各異，但在一個基本點上卻是共同 的：她們都為追求幸福的愛情而和封建禮教及封建專制制度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導致了她們的悲劇命運，特別是，她們的不幸都與高老太爺直接間接地相聯 繫著。鳴鳳的故事在全書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她的死激化了家庭內部的矛盾，直接喚醒了它的第一個叛逆者——高覺慧。鳴鳳的死與覺慧的叛逆標誌著這個家族已走 向盛極而衰的轉捩點。在覺慧的直接影響幫助下，高覺民起而抗婚，並取得了勝利，從而進一步暴露了封建專制主義色厲內荏的虛弱本質，隨著全家至高無上的「君 主」——高老太爺的死亡，各種腐朽的東西統統明朗化、公開化了，原先隱匿著的各種矛盾衝突統統爆發出來。於是，一方面是封建勢力蛀蟲般地對高家的腐蝕，另 一方面是以覺慧、覺民為代表的對高家統治原則的公然反抗，它們都在同時加速地進行著，並構成了兩把各自向著相反方向撕裂的鉗子，把高家溫情脈脈的情感紗幕 撕得粉碎。《家》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實現了作者寫作的初衷：「我要反抗這個命運」，「我所憎恨的並不是個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訴）！」⑯

　 　三部曲的第二部《春》主要描寫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與之相對的蕙表妹的悲劇事件。同樣寫的是愛 情，但《春》和《家》中所描寫的內容已有顯著不同。《春》不是表現為對美好婚姻的追求以及這一追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的矛盾，而是表現為不合理的、醜惡的婚 姻制度對婦女的摧殘以及作者對封建專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訴與批判。淑英和蕙一樣，受父母、上司之命，要與自己從未見過的、聲名狼藉的男人完婚，不敢反抗的蕙 生病致死，而淑英則因受時代、新思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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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覺民、覺慧的幫助下，逃出了封建大家庭的囚籠。這裡，《春》實際是表現了專制制度下婦女解放的主題，同時，在另一方面，它也使讀者看到，反叛者的隊伍擴大了。舊家庭的統治者也轉到第二代克明的身上。但統治力量已大不如前了。

　 　三部曲的最後的一部《秋》，表現了舊家庭分崩離析、「樹倒猢猻散」的結局。這主要是通過對高家第二 代、第三代的道德加速腐化以及整個高家已後繼無人的描寫顯示出來的，作品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到第三代的命運上，描寫了周枚與高淑貞的悲劇以及覺英、覺群的墮 落。在這裡，著重抨擊了專制主義假手封建禮教腐蝕、摧殘青少年的罪惡。隨著第二代家長克明的死亡，整個大家庭的重擔已經找不到任何人來承擔了，因為就連長 房的承重孫覺新也起來反抗了。《秋》的主題可以說著重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精神支柱的崩潰。

　 　在《激流三部曲》所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群體中，高覺慧無疑是最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他是一個新人的 典型。他從樸素的對勞動者的愛和對封建制度的恨出發，走到改良主義和民主主義，最後又走向社會鬥爭。作者通過這個思想發展過程，展示了近百年來中國先進知 識分子所共同經歷的思想歷程。

　 　覺慧的形象是活生生的，富有真實感的，他身上的那些長處和短處都是那個時代的先進青年所特有的。他 愛國，追求科學與民主，因而他不信神，反對專制主義。他平時不乘轎子，並能愛上婢女鳴鳳，歸根究柢還是出於民主精神的指導。但是，他並不是已經徹底樹立了 無產階級世界觀、徹底背叛地主階級的英雄，他的思想裡仍然有少數剝削階級的東西。比如，他對鳴鳳的愛情就遠不及鳴鳳對他的愛那麼堅定和忠貞。在這個問題 上，他一直是猶豫不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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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關鍵時刻他恰恰忘掉了自己先前的承諾，反而在痛苦之餘決定「把那個少女放棄了。」這樣的描寫完 全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因為覺慧所處的環境僅僅是能夠形成具有民主思想的愛情觀念的環境，但還不是能夠實踐這種愛情觀念的環境。儘管覺慧的愛情觀念已完全 擺脫了封建階級的情趣，開始把鳴鳳的價值即人的價值放到了中心位置，但他實際上卻不可能逾越那一道階級的壘塹。他最後離家出走前的心情也是十分真實的，他 和高老太爺思想上雖屬不同的營壘，但他們畢竟是祖孫關係，他那戀戀不捨的心情正表現了他身上人性的一面。

　 　覺慧在作品中的作用在於，首先他揭示了主題。這個形象表明，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逃離家庭、個 性解放，僅僅是第一步而已。在這方面，巴金顯然超過了同時期一般作家的思想水平。其次是，覺慧作為高家的第一個掘墓人，以後在《春》、《秋》中仍不斷地給 這個家庭以巨大影響，這就使他成為高公館內部這股洶湧「激流」的原動力。

　　質言之，覺慧是20世紀初在新思潮衝擊下由五四運動首先喚醒的中國人，是封建主義大膽的、勇敢的叛逆，也是滿懷熱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

　 　《激流三部曲》還塑造了一個在專制主義重壓下的病態靈魂——高覺新。他是一個重要的貫穿全書的中心 人物。覺新的典型意義在於，他的軟弱動搖的性格完全是封建專制主義及封建家族制度所造成的，他的悲劇集中反映了這種制度對健康人性的戕害。覺新原先是一個 相貌清秀、聰慧好學的青年，思想進步，心地善良、正直、忠厚，應該說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實際上他卻因為父親的一句話，因為擇偶時一次荒唐透頂的拈鬮而把前 途斷送了。他的聰明才智被用來做三親六故的婚娶、喪葬、陪客、慶典的主持或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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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依著長輩的意志躬行他所反對的那一切。他會變成這樣，完全是由家族制度決定的。覺新是長房長孫， 亦即「承重孫」，大家庭的未來這主要責任應由他來負。這種家庭結構就決定要覺新來維護這個制度，並處處對這種家庭機制起保證作用。這樣，現實和理想就出現 了尖銳的衝突，於是就造成了覺新性格的兩重性。作品正是通過覺新人格的分裂來控訴這種大家庭制度。

　 　覺新身上也表現出在封建專制主義重壓下我們民族的懦弱苟且的國民性。魯迅對這種性格生成的原因，有 過精闢的論述。他認為根源就在於封建等級制度以及封建傳統思想的毒害，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統治的力量。覺新所處的環境，上邊有馮樂 山、高老太爺，還有克明、克安、克定等長輩，他們像高高的金字塔重重地壓在他的頭上，使他動彈不得。除此之外，在覺新的周圍還有一個無形的劊子手，這就是 封建觀念，這是覺新無法克服的又一道障礙。正因為處處怕別人說閒話，時時考慮光宗耀祖，擔心高家從他手中敗落，害怕承擔不孝的罪名，如此等等，他每次總是 自告奮勇地把頭往絞索中伸去。覺新的事事退讓的心理就在這種環境裡形成了。

　 　作為《激流三部曲》中塑造得最有個性的藝術形象之一，巴金對覺新的塑造很注意挖掘其內心的複雜性： 從表面看來，覺新只是個動搖的人物，實際上他內心裡卻經歷著新舊兩種觀念的激烈衝突。巴金把這種衝突寫成是民族心理積澱在西方民主思想衝擊下的痛苦掙扎， 從而體現出歷史的深度。為了寫好人物的心理活動，作者還讓覺新大段傾訴自己的內心情感，並用了很多富有人情味的細節回憶，強烈地襯托出人物心境。巴金也十 分注意表現覺新的人性美，他與瑞珏在不幸中相濡以沫的愛情描寫構成了作品中極為動人的篇章。覺新作為新文學史上動搖型的代表，中國「多餘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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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藝術魅力是不容低估的。

　 　《激流三部曲》不僅在思想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且在藝術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這同巴金深厚的中 外文學修養密切相關。《激流三部曲》顯示出《紅樓夢》的深刻影響。同時巴金也自述「在中國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一個。」⑰對巴金創作產生重 要影響的外國作家中有左拉、羅曼‧羅蘭、盧梭、伏爾泰、雨果、莫泊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赫爾岑、契訶夫和高爾基等等一長串名單。最早 影響少年巴金思想的當然是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與廖‧抗夫的《夜未央》。1928年 巴金在法國開始發表小說，「我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了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 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⑱巴金創作時最受影響的是歐美革命家的自傳及類似的作品，如《牛虻》、妃格念爾的《回憶錄》、赫爾岑的《往事 與回憶》。通過體味這些作品，他開始懂得怎樣表達自己的感情。從《滅亡》到《愛情三部曲》，已形成了巴金小說創作的一些共性。這些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往往是 作家自我感情的投影。其中的生活帶有很強的作家主觀想像的色彩，有些甚至像是外國生活的翻版。這些作品中還形成了巴金所獨具的「憂鬱的」「哭訴的調子」 ⑲。這一抒情筆法表現了巴金多愁善感的心靈，感染了那一時代的青年。在巴金創作成熟期的代表作《家》中，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影響依然可辨。巴金說：「主 要是《復活》——我的《家》就受它的影響」⑳。《家》中的心理描寫、懺悔意識，高覺慧與鳴鳳關係的描寫都令人想到《復活》中聶赫留朵夫與瑪絲洛娃。屠格涅 夫對巴金創作的影響之大，使巴金被稱為「中國的屠格涅夫」﹝21﹞，形成了巴金小說的抒情筆調和對少女心靈美的發現與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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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左拉小說從《盧貢——馬卡爾家族的命運》到《崩潰》，借一個家族貫穿著展開了資產階級的盛衰史，托瑪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他寫了一個家族的四代人，寫了這個家族的最興盛的時期，也寫到了最後一個繼承人的夭亡」﹝22﹞，以及中國古典家族小說《紅樓夢》，這些都直接啟發了巴金創作《家》以及整個《激流三部曲》的宏偉構思。《激流三部曲》圍繞高氏家族的盛衰史刻畫了眾多的人物，他們的悲劇命運給讀者以強烈的心靈震撼，小說的藝術特色是真正屬於巴金的。

　　「家即社會」的情節典型化原則。在克魯泡特金等人看來，家庭就是社會的縮影。巴金接受這一看法，將高家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或「縮影」來寫，從中反映出19世紀末20世 紀初舊中國的整個社會動態，反映出時代的本質規律。高公館裡，發生在主僕之間，新老兩代之間，夫權統治和婦女反抗的鬥爭之間，新舊思想以及主子內部矛盾關 係之間的錯綜複雜的對抗，就是當時社會上各種尖銳矛盾的縮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形的權力結構就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中國社會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則。這樣，作品就達 到了很高的典型化程度。

　　注重發掘人情美與抒情化人物塑造方法。《激流三部曲》描寫的人物光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 個，他們性格鮮明，面目殊異。巴金塑造這些人物，不似茅盾寫人重在多側面表現，也不似老舍重在形神兼備上塑造人，而是重在刻畫人物的心靈美、人性美，重在 傳情上。巴金筆下的人物，性格比較單純，但這是豐富中的單純，是外形和內心高度統一的單純。以鳴鳳、瑞珏和梅這三位女性為例，作品讓她們都和「梅花」發生 聯繫——鳴鳳在梅園採梅，瑞珏愛畫梅，梅表妹則以梅為名，從而表現她們「質本潔來還潔去」的梅花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