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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治學方法上也極有影響。梅鷟長於考據，所撰《尚書考異》力斥《古文尚書》之偽，引據精核，論中肯綮，實開清代辨偽《書》之先。楊、王、胡、焦、陳、梅等人在考據博文方面的業跡，對明清易代之際學風的轉變及後來清學的興起干係極大。

　 　在晚明博學諸君流風餘韻的影響下，入清以後，方以智、黃宗羲、錢謙益、姚際恒、閻若璩、毛奇齡、朱 彝尊等人沿波而起，競相從事經史考證之學。方以智以考據精博為世所稱道，嘗言：「考究之門雖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經而已，必博學積久，得徵乃 決。」１２並提出「藏理學於經學」１３的主張。所著《通雅》五十二卷，考證名物，訓詁音聲，其窮源溯委、詞必有徵之工夫，極得考證方法之精髓。黃宗羲究心 經史，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曾云：「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底，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 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１４所著《易學象數論》，持論有據，辯駁精詳，尤有功于《易》道。錢謙益為文博贍，悉諳朝典，著《初學》、《有 學》二集，曾謂：「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１５又說：「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 宗主。……漢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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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方以智《通雅》，〈凡例〉。１３方以智《青原山志略》「凡例」「書院」條。１４轉引自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第一‧黃宗羲〉。１５錢謙益《初學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經註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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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於近代。」１６姚際恒遍覽經史，泛濫百家，所著《九經通論》及《古今 偽書考》，皆立論新穎，考駁精核，持論雖嚴，然足以破惑，學者稱之。閻若璩精於考證，沈潛經史三十年，撰《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古據今，確證《古文尚 書》之偽。毛奇齡淹貫群書，尤嗜考證辯駁之學，撰《古文尚書冤詞》八卷，力反閻若璩之說。朱彝尊肆力古學，博通群籍，所撰《經義考》三百卷，統考歷朝經義 之目，上下二千年，經義原委，始末悉備，最稱賅博詳贍。

　　清初考據博文既興，亭林起而承之。他以曠世之才，絕異之資，潛心古學，綜貫經史，博通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縱橫古今，洞悉其本末，宋學懸揣空談之風，始幡然一變，經史考證之學于斯為盛。

　 　對於宋明理學不解經義、空談義理的學風，亭林深不以為然，他批評理學家們「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 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１７對於心學家們的束書不觀， 狂誕不羈，他更是絕不苟同，他批評陽明之學說：「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 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 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１８又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 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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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對於宋明以來的考據博文之學，亭林則推崇備至。他平生服膺王應麟、馬端臨、鄭樵等人之學，深得其博 極古今、通達事體之為學精義，而又加以發揮而光大之。他在《日知錄》中對程頤、朱熹等人的義理之學不深談，但卻屢屢稱引其名物訓詁之語以解經。他引黃震之 學為同調，在《日知錄》卷一〈艮其限〉、卷七〈忠恕〉、〈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卷十八〈內典〉、〈心學〉、卷二十七〈漢人注經〉等處多次引《黃氏日鈔》之 語以批評宋學或注釋經典。他曾潛心研究吳棫、陳第等人的音韻學著作，並在〈吳才老韻補正序〉中說：「念考古之功，實始于宋吳才老」，「如吳才老可謂信而好 古者矣。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為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於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 一字而數葉，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譾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老 矣，又焉得不於才老之書而重為之三歎也夫！」２０對於歐陽修、蘇軾、蔡沈、王柏、楊慎等人之經學，亭林亦多所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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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錢謙益《初學集》卷七十九，〈與卓去病論經學書〉。１７《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１８《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１９《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２０《亭林文集》卷六，〈吳才老韻補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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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林在經學方面曾撰《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五經同異》等著作，其《日知錄》前七卷亦皆論經義。他以其精識博學之才，對九經諸史，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從而開創了清學的規模和次第。而論其開山之功，不能不溯之于宋明以來的經史考證之風。

　　（二）經世致用學風之高漲

　　儒學自始即是一種內外兼舉之學。「內」即所謂「內聖」之學或「修身養性」之學：「外」則指所謂「外王」之學或「經世致用」之學。自孔子起，「經世」理想和德性修養就是儒家學說中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兩輪。

　 　宋初儒學復興時，亦是內外兼重。所以胡瑗講學立「經義」與「治事」二齋，一方面講明六經，另一方面 亦不廢治民、禦寇、水利等實事。王安石變法本是儒家經世理想規模最大的一次實驗，但不幸而失敗了，以致他發出「經世才難就」的慨歎。因此，南宋以後，理學 逐步轉向內傾。至明末理學殿軍劉宗周，理學本體收縮至「意根」，功夫收縮至「慎獨」，這就表明理學在外在世界受到重重挫折之餘，不得不退回內心世界，最後 竟退至無可再退之境。

　 　在理學家們無可奈何地「藏其心於內」的時候，經世之學在一部分理學之外的儒家學者們那裏受到重視並 得到了發展。南宋學者陳亮，年輕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持論與朱子相左。他針對當時性命之說盛行，理學家們放言高論，以事功為不足道，而倡導注重「實事實 功」的「功利之學」，對朱熹的「義理之學」提出了挑戰。他批評理學家們置國難家仇於不顧，低頭拱手，空談性命，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其實是一群「風痹不 知痛癢之人」。２１他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究心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反對空談義理，力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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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提出「言必責其實，實必責其成」，２２「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２３的主張，開 永康事功之學的先河。同時有永嘉學派的葉適，亦為浙東事功之學的集大成者。他對理學家們專尚空談，不切實際的惡劣學風痛心疾首，說：「今世議論勝而用力 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 下之慮乎！」２４他強調學用一致，認為「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線仁 無益也。」２５他反對忽視功利專尚義理空談，認為義不可離利，說「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２６他提倡事功務實，注重研究與國計民生、國家危 難息息相關的問題。曾撰《習學記言》五十卷，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學自成一家，在當時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鼎足而三。

　　明代心學獨盛，王廷相起而倡導實學。他說：「士惟篤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實學可以經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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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陳亮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增訂本，第九頁。２２《陳亮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增訂本，第二 十六頁。２３《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２４《葉適集》，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七五九頁。２５《葉適集》，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六○八 頁。２６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上冊，第三二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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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他批評心學家們蹈空務虛，說：「近世學者之弊有二：一則徒為泛然講說，一則務為虛靜以守其心， 皆不於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往往遇事之來，徒講說者，多失時措之宜，蓋事變無窮，講論不能盡故也；徒守心者，茫無作用之妙，蓋虛寂寡實，事機不能熟故 也。」２８因此，他主張「學者讀書，當以經國濟世為務。」２９並提出「文武兼資」、「仁義刑法並用」３０的經世之略。至晚明時期，「經世」觀念逐漸受到知 識界的重視，甚至一些心學家也常提及經世之學，如陽明弟子王畿說：「儒者之學務於經世。」３１江右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馮應京甚至編了一部《皇明經世實用 編》二十八卷，成為一部很有影響的書。東林諸儒更是明末倡導經世之學的重鎮。如顧憲成論學「與世為體」，高攀龍講學以「紀綱世界」為宗。３２繼之而起的復 社領袖陳子龍則編成《皇明經世文編》五○四卷，網羅有明一代臣僚奏疏三千餘篇，二百七十年間的治亂事跡與制度沿革因之燦然明備。此書卷首諸序及凡例等所列 贊助及鑒定者之姓名不下數十百人，江南文士名流幾無遺漏，可見經世之風在明末已開始匯成潮流。

　 　清初知識階層激忿於亡國之恨和文化憂患，愈益講求經世致用。如孫奇逢「生平之學，主於實用」；３３ 朱之瑜一生以「經邦弘化，康濟艱難」３４為治學宗旨，認為「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學，俱在踐履」；３５方以智認為「欲挽虛竊，必重實學」：３６黃宗 羲說「受業者必先通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３７王夫之為學注重「經世之大略」，３８于「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３９ 傅山主張「學必實用」，４０等等。由於面臨生死存亡的選擇，「無事袖手談心性」的亡國之音被掃下殿堂，經世之風達成清初知識界的共同話語。

　　亭林之學以匡時救世為己任，他說：「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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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又說：「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４２」潘耒稱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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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送涇野呂先生尚寶考續序〉。２８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 〈與薛君采〉二。２９王廷相《浚川公移集》卷三，〈督學四川條約〉。３０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二十八。３１王畿《王龍溪先生全集》卷十 四，〈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３２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一。３３《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一版，上冊，第三十五頁。 ３４《朱舜水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三八三頁。３５《朱舜水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三六九頁。３６方以智《東西均》，〈道藝〉。３７全祖 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３８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六。３９《船山遺書》附，王敔〈薑齋公行述〉。４０傅山《霜紅愈集》，〈序〉。４１《亭林文集》卷三，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４２《亭林餘集》，〈與潘次耕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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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其所以然。」４３他對宋明以來的事功之學頗為讚賞，曾在《日知錄》卷八〈法制〉、卷九〈知州〉等處引陳亮、葉適之語論述法制、官制等問題。又與講求經世之務的陳子龍、傅山等人友善，對孫奇逢、黃宗羲等人的經世學風亦極稱道。可見其經世之學亦素有本原。

　　（三）經學即理學

　 　亭林繼承並弘揚宋明以來的經史考證之學和經世致用學風，深刻批判了宋明理學的種種弊端，從而摧毀了 宋學理念。在此基礎上，他提出「經學即理學」的新的學術綱領。他說：「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４４「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 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４５

　　「經學即理學」作為亭林的學術綱領及其中心學術理念，有兩個方面的含義：

　 　一是以經學為本。亭林認為，只有經學才是本原之學。他說：「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 則為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４６但亭林認為，他之所謂經學，不是章句之學，而是經世之學。他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 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龜、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４７「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 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４８

　　二是以理學為宗。亭林激烈地批評了宋明理學，但他並不是一概拒斥理學，他所批評的理學是作為佛釋老莊之學、語錄章句之學、帖括應試之學的理學，他主張在經學的基礎上重建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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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認為，沒有經學基礎的理學是空疏無用之學，只有建立在經學基礎之上的理學才是符合聖人修己治人之道的 實學。他說：「然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４９「士而不先言 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５０

　　以經學為本，是針對宋學遊談無根的學風而發的，強調的是「博學于文」、「多學而識」的理念；以理學為宗，是針對宋學空疏無用的學風而發的，強調的是「行己有恥」、「經世濟民」的理念。這兩個方面合起來，確立起一個全新的學術綱領，構成了對宋學理念的一場革命。

　　對於亭林的學術綱領及其中心理念，傳統上有各種不同的理解，其中代表性的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以四庫館臣為代表，以經史考據為亭林之學的中心理念。《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評亭林《日知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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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潘耒〈日知錄序〉。４４《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４５轉引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第六十四頁，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六年。４６《亭林文集》卷四，〈與周籀書書〉。４７《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三〉。４８《日知錄》卷七，〈予一以 貫之〉。４９《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５０《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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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 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惟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 或愎而過銳。觀其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 篤論矣。」５１

　 　清代乾嘉學者們大多推崇亭林的經史考證成就。如阮元編《皇清經解》，就列亭林的《左傳杜解補正》於 全書之首，他所作〈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則更典型地反映了乾嘉學者們的見解。跋中有云：「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 《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誌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 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全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為長，此至論，未可為腐儒道。」５２

　 　梁啟超也基本上持與此相類的觀點，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云：「清儒的學問，若在學術史上還有 相當價值，那麼，經學就是他們惟一的生命。清儒的經學，和漢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得一種好學問，另為一問題。他們這一派學問，也離不了進化原則，經一 百多年才漸漸完成。但講到「篳路藍縷」之功，不能不推亭林為第一。」５３但與四庫館臣和乾嘉學者們不同的是，梁啟超極為讚賞亭林的經世之學，不過他認為， 論亭林學術的中心，仍須歸於經學。他說：「要之清初大師，如夏峰、梨洲、二曲輩，純為明學餘波。如船山、舜水輩雖有反明學的傾向，而未有所新建設，或所建 設未能影響社會。亭林一面指斥純主觀的王學不足為學問，一面指點出客觀方面許多學問途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