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糾正了一些「左聯」作家否定白話、提出語言有階級性等「左」的錯誤，探討了現代文學語言的特點及其發展方向。這是繼「文白之爭」後的又一次重要的文學語言論爭，對此後的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起了較深遠的影響。

　　30年代還有左翼作家對林語堂、周作人「性靈文學」的批評。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半月刊、1934年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1935年 又辦《宇宙風》，以這三個刊物為陣地，張揚自我表現的「性靈文學」。林語堂解釋「『性』指一個人之性，『靈』指一人之『靈魂』或『精神』」。周作人的理論 與他一致。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強調對靈魂自我審視與表現；強調人的「性靈」（自然本性的流露），文藝要擺脫社會的約束，回到「自然」；提倡小品文，特重明 清小品，推崇閑適。而在主張文學是戰鬥的武器的左翼作家們看來，這種文藝思想之產生是對黑暗社會現實的逃避，推卸社會責任。魯迅以為，這是「靠著低訴和微 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庸」，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功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33﹞

　 　左翼作家還與朱光潛、沈從文等發生過論辯。這些京派文學家強調文學與時代、政治的距離，追求人性 的、永久的文學價值。朱光潛推崇「和平靜穆」是美的最高境界。魯迅則提倡戰鬥的力的美，在《白莽作〈孩兒塔〉序》中稱殷夫的詩「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 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煉，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沈從文與茅盾就作家把握文學的「藝術」與「時代」 的問題上發生過爭論。

　　總的說來，第二個十年文藝思想領域是左翼革命文學理論與人文主義美學主張兩大文藝思潮的對話、碰撞、交流

62

。 其特點是，始終集中在文學藝術發展的外部關係（文藝與階級、文藝與政治革命、文藝與生活和時代、文藝 與人民）上，文學藝術內部關係問題、美學範疇的問題，卻未能得到全面的展開。由於各執一種價值體系，問題的爭論也不充分，解決得也浮光掠影。無論怎樣，馬 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而人文主義文學思想也對左翼作家的創作發展產生了影響。五四文學的「人」的觀念與現實主義，又有了 新的生發。

　　[注釋]

　①　沈雁冰：《論無產階級藝術》，《文學周報》第172、173、174期及196期（1925年5月始）。

　②　惲代英：《文學與革命》的通信，《中國所要的文學家》按語，分別載《中國青年》第31期、第80期。

　③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④　彭康：《革命文藝與大眾文藝》，《創造月刊》第2卷第3朝（1928年10月10日）。

　⑤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⑥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15日）。

　⑦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15日）。

　⑧　載《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

　⑨　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創造月刊》1卷3期（1926年5月）。

　⑩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雪峰文集》（2），第1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63

。

⑪　史鐵兒（瞿秋白）：《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文學》半月刊1卷1期（1932年4月）。

⑫

　茅盾：《〈地泉〉讀後感》，《茅盾論創作》，第248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⑬

　柴貝爾編：《美國的文學觀念》　（英文版）第29-30頁，轉引自羅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二卷，第167頁，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⑭

　梁實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學的紀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⑮

　梁實秋：《「藝術就是選擇」說》，《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學的紀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⑯

　梁實秋：《文學的紀律》，《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學的紀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⑰

　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偏見集》，正中書局1934年版。

⑱

　梁實秋：《「藝術就是選擇」說》，《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學的紀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⑲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造月刊》，1卷9期（1928年2月）。

⑳

　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判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創造月刊》，2卷1期（1928年7月）。

﹝21﹞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

﹝22﹞

　李初梨：《普羅列塔利亞文藝批評底標準》，《我們月刊》創刊號，（1928年5月）。

﹝23﹞

　魯迅：《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第4卷，第8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4﹞

　錢杏邨：《幻滅動搖的時代推動論》，《海風周報》第14、15期合刊

64

（1929年4月）。

﹝25﹞

　茅盾：《讀〈倪煥之〉》，《文學周報》第8卷第20號（1929年5月）。

﹝26﹞

　《上海新興文學運動底討論會》，《萌芽月刊》1卷3期（1930年3月）。

﹝27﹞

　見《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

﹝28﹞

　魯迅：《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4卷，第127頁。

﹝29﹞

　胡秋原：《阿狗文藝論》，《文化評論》創刊號（1931年12月）。

﹝30﹞

　易嘉（瞿秋白）：《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　，《現代》1卷6期(1932年10月)。

﹝31﹞

同上。

﹝32﹞

發表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秘密發行的機關刊物《鬥爭》。據程中原《「歌特」為張聞天化名考》，《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4期。

﹝33﹞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4卷，第575頁。

65

第四章　四十年代文學思潮

第一節　國統區文學進程真按：國統區，漢語大詞典第3卷642頁有。大概即國民黨統治區的意思。

　　40年代文學（第三個十年）指從蘆溝橋事變（1937年7月7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日）的12年， 包括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兩個歷史時期的文學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大片國土淪陷，全國實際上分為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統治的延安等地區和日偽統治下的淪陷 區三大部分。文學也因此形成國統區文學、延安地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同時並存的格局，並生發出各具特點的文學景觀。它們在相對獨立的發展中有著大體一致的目 標，就其主流來說，都較自覺地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革命精神和戰鬥傳統，各盡所能地為民族解放的大業努力奮鬥。

　　抗戰前期，在上海「孤島」的特殊環境中，進步文藝活動也曾相當活躍。自1937年11月上海四周淪陷至1941年12月8日 「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四年零一個月時間裡，上海的英法租界區成了特殊環境，留在上海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利用這一環境繼續開展各種公開的和隱蔽的抗日文藝活 動。「孤島」文學運動中，以上海劇藝社為主，戲劇創作比較活躍，有于伶的《夜上海》、《花濺淚》、《大明英烈傳》，阿英（錢杏邨）的歷史劇《明末遺恨》 （又名《碧血花》）李健吾根據外國戲劇改編的《王德明》　（改自《麥克白》）　《愛與死之搏鬥》　（羅曼‧羅蘭原著）等。雜文創作也在「孤島」風行一時， 有《雜文叢刊》、《魯迅風》等雜誌

66

，巴人（王任叔）與阿英曾就「魯迅風」雜文發生論爭。當時還出版了《魯迅全集》、《大時代文藝叢書》，以及瞿秋白、方志敏的著作，斯諾的《西行漫記》　（原名《紅星照耀中國》）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政治環境惡化，進步文藝活動漸歇。

　 　「孤島」淪陷初期，留滬的愛國作家們用鮮血和沉默抗拒著敵偽的暴虐和漢奸們的「和平文學」，經受著 民族大義的考驗。稍後，進步文學界和愛國的通俗文學作家達成默契，柯靈接編和改造了「鴛鴦蝴蝶」刊物《萬象》等，王統照、師陀、徐調孚、樓適夷、傅雷等在 此刊物發表文章，新文藝創作又漸趨復甦，並適當吸取了通俗文學的特長，出現了一些有個性風格的作家。女作家張愛玲、蘇青著力於女性與家庭、婚姻題材，以女 性的立場與視角致力於女性生存困境的開掘，以女性的獨異風采產生影響。

　 　東北在七七事變後，包括抗日反滿文學在內的新文學逐漸復甦，北滿的抗聯文學和《營口日報‧星火》為 代表的是革命文學。此外，還有兩派作家，一是圍繞著《明明》、《藝文志》的有著為藝術而藝術傾向的一派。另一派是由聚集在《文選》和《文叢》周圍的一批作 家組成，他們是山丁、秋螢、袁犀等。他們提倡鄉土文學，正視現實，關心民族苦難，作品中暗含對異族統治者的抵制和曲折表達的愛國感情、民族意識。

　　華北淪陷區文學以北平為中心。敵偽刊物《中國文藝》、《藝文雜誌》作品最多的是周作人及其弟子的小品、掌故類的小擺設。40年 代初出現了「新進作家」群，其中較有特色的是從東北入關的梅娘和袁犀。梅娘的小說集《魚》、《蟹》寫都市風情，尤其注意寫婦女的婚姻戀愛問題，開掘女性意 識頗為精細。袁犀的長、短篇小說大多寫都市青年男女，探索道德人性有相當深度。北平的一些教會大學裡延續著新文學的餘緒，新詩藝術的探索富有成績

67

。

　　第三個十年的文學，在國統區可分為三個時期：

　　抗戰初期（1937年7月～1938年10月）。 文學在全民抗戰、同仇敵愾的情勢下，表現出統一的步調和普遍高昂的愛國熱情，群眾性、小型化的創作盛極一時。「蘆溝橋事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民 族命運」問題佔據了社會生活和時代意識的首要位置，「個人」與「社會」的問題及分析都退居其次了。面對「民族」這一「共性」問題，文藝界第一次統一起來。1938年3月27日，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標誌著第二個十年中的各種成分的文藝運動（無產階級文藝、民主主義文藝、自由主義文藝乃至國民黨民族 主義文學進行著大聯合）匯合起來，形成了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協」提出的「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得到作家們的積極響應。同年4月，負責抗戰宣傳工作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它們有力地領導和推動了文學的發展。

　 　文學觀念獲得了空前的共識。作時代的號角，為抗戰服務，成為所有愛國作家的共同信念。文學創作有了 共同的愛國主義主題和昂揚樂觀的氣息，致使作品風格也接近了。所有的作品中都瀰漫著昂奮的民族心理和時代氣氛，充滿英雄主義的調子。文學體裁小型化、輕型 化了：速寫化的小說、牆頭詩、朗誦詩、傳單詩、街頭劇、活報劇風行一時；報告文學因時而繁榮，以至於所有文學體裁也都程度不同地報告文學化了。作家們真誠 地放棄了自己的個性追求，陶醉在廉價的樂觀主義中，文學獲得了戰鬥性與時代性，多樣化、個性化的色彩有所淡化。

　　抗戰中期（1938年10月～1944年9月）。武漢失守，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1941年1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內政治形勢急劇逆轉

68

， 社會心理與時代情緒為之一變。作家們從抗戰初期那種激昂的樂觀主義，轉向清醒地面對現實。文學在表達 人民堅持抗敵、反對分裂的呼聲之外，顯著地加強了對現實的批判和對歷史的沉思。沉鬱的時代氣氛和作家們的深沉思索，使這時的文學表現出凝重、深沉的格調。 作家們在苦悶、抑鬱中有了更深沉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他們通過作品來重新認識我們的民族，重新認識自己，為民族的振興尋找新的出路。

　 　在民族命運的總的背景上，作家們自覺地追求著歷史感，決定了作品的思想內容與題材上的一些共同特 點。在歷史反思中，許多作品對傳統文化、民族性格的探討、分析傾向有所加強。蕭紅的《呼蘭河傳》、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家》都體現著 上述特點。歷史劇創作熱潮中郭沫若的《屈原》等，標誌著愛國主義主題的擴展與深入。同時，作家們主體意識的強化，既給文學帶來了更多的個性化風格和多樣化 發展，也使知識分子題材的創作得到恢復和強化，小說《財主的兒女們》　（路翎）、《困獸記》　（沙汀）、《引力》　（李廣田），戲劇《法西斯細菌》　（夏 衍）、《霧重慶》　（宋之的）、《歲寒圖》　（陳白塵）、《萬世師表》　（袁俊），長詩《火把》　（艾青）等作品，形成了現代文學史上的又一個知識分子題 材作品的創作熱潮。

　　這一時期的文學形式較前期有了發展。創作活動由抗戰初期注重短期效果的小型、輕型作品，轉變為長期苦心經營具有宏大歷史感的史詩性作品——長篇小說、多幕劇與長篇敘事詩、抒情詩等。長篇敘事性作品又追續到30年代的傳統上，並有了明顯的發展創造。這一時期的文學在審美風格上具有沉鬱、凝重、博大的風采。

　　抗戰後期及國共戰爭時期（1944年9月～1949年9月）。

69

1944年的湘桂戰役的大潰敗，暴露了國民黨政權的消退。9月， 中國共產黨提出「廢止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議案，國統區內民主運動高漲。作家們對黑暗的詛咒、嘲謔，對光明的期待與焦躁，作為一種創作心理反映 在文學上，使諷刺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色調，現代文學的喜劇品格得到「長足的發展。小說《圍城》　（錢鍾書）、《選災》　（沙汀）、《八十一夢》　（張恨 水），戲劇《升官圖》　（陳白塵）、《捉鬼傳》　（吳祖光）、《群猴》　（宋之的），詩歌《馬凡陀山歌》　（袁水拍）、《寶貝兒》　（臧克家）、《追趕時 間的人》　（杜運燮），以及馮雪峰、聶紺弩等人的雜文都是喜劇性的作品。

　　影響這一時期國統區文學面貌的，在歷史、時代因素以外，還有其他區域文學的重要影響。延安地區文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要求下，在民族形式與大眾化方向上取得的成就，對推動國統區小說和詩歌創作向民族化和大眾化邁進，起了作用。

　 　從抗戰中期開始，苦悶彷徨中的作家們為探索文學深入發展的道路，更加強了與世界文學的聯繫。從上一 階段的上海「孤島」時期開始，《時代》雜誌、《蘇聯文藝》與時代出版中心輸入了蘇聯當代反法西斯文學的作品。國統區則出現了介紹俄國及西方古典作品、現代 作品的熱潮，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司湯達、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代表作，以及莎士比亞戲劇集這些代表西方文學歷史最高成就的作品經一批有造詣的翻 譯家介紹到中國來：現代派詩人里爾克、艾略特、愛呂雅、奧登都在上一階段與本時期被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古典與現代的西方文學作品分別對兩個重要的文學流派 ——「七月派」（特別是路翎為代表的小說家）和「九葉派」產生影響，顯示出中國文學繼續向世界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70

第二節　文學論爭

　　這一時期的社會歷史的大變動、大轉折使文藝思想呈現出紛繁複雜的狀況，也影響著文學流派的面目。

　　這一時期的文藝思想論爭比前兩個時期更為激烈頻繁，其中重要的有：

　 　抗戰初期關於文藝與抗戰關係以及抗戰文藝公式化、概念化問題的論爭。面對抗戰初期群眾性、小型化的 抗戰題材的創作，梁實秋從他獨特的視角出發，稱之為「只知依附於某一種風氣而摭拾一些名詞敷湊成篇的『抗戰八股』」①。他還是堅持新月時期的文藝思想，堅 持認為文藝仍是超階級、基於固定的普遍人性的，他要使文藝游離抗戰、游離政治與宣傳。梁實秋的文學「與抗戰無關」論調得到了沈從文的應和。沈從文仍堅持疏 離政治的京派自由主義文藝思想，他在《文學運動的重造》一文中提出努力把文學「從『商場』和官場解放出來」，反對作家「在官從政」，建議作家做些與抗戰、 政治、宣傳無關的事。對此，文藝界許多作家、批評家提出了批評意見。羅蓀指出，梁實秋的言論「抹殺了今日全國文藝界的一個共同目標：抗戰的文藝」②：張天 翼指出，文藝創作中的「差不多」、「八股」要反對，因為生活並不如此，但目的不是使文藝脫離政治、脫離現實，恰恰為了更緊、更深入地把握時代和現實③。巴 人、郭沫若則對沈從文的主張表示了義憤與批評。同時，文藝界還批駁了施蟄存否定抗戰初期文學成績的《文學之貧困》的看法。這些批評意見都強調了特殊歷史時 期對文學的某種合理需要，但文學本身的立論基礎卻比較薄弱，批駁顯示出了情緒化、簡單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