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

，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旨也。﹝61﹞

從這段告白可知蒐輯遺書是為提供「採擇」以成《四庫全書》，而目的則為「闡微補闕」，即將遺書中「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錄出，「以佐流傳考訂之用」；﹝62﹞ 再則要「擇善流傳」，亦即選擇其中「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刊刻流傳，以嘉惠藝林及後學；三則將次要而非罕見之書，繕錄後呈進皇家藏書處，所謂「用廣石渠金 匱之藏」也；四則將價值較次者，只錄其書名，即做為「存目」，彙入《總目》中，用以彰顯清皇朝崇重文治的實績，這些理由在爾後亦一再重述，而廣傳以嘉惠士 林之意，更是其中重點，自三十八年二月提出後，常在詔文中被刻意強調出來，﹝63﹞可見乾隆一開始即有此意，真批：愚固常感奇怪，何以在讀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時一再重覆者，而研究者乃目若無睹，而另羅別織，以搆其罪，成其說耶？ 故除在大內、盛京、御花園、避暑山莊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分貯四部《四庫全書》外，更在人文淵藪的江浙地區之揚州、鎮江、杭州另建文匯、文宗、文瀾三閣，以及計畫在翰林院另錄一分副本，真按：四庫全書的副本 以方便有心向學的士子，提供他們閱讀和傳鈔。﹝64﹞開放這四處供士子閱覽傳鈔，自然是希望這些典籍對端士習、正人心、厚風俗有正面的幫助

﹝61﹞　《清高宗實錄》，卷935/1b-2a/578-9/冊20。

﹝62﹞　《清高宗實錄》，卷926/25b-26a/452—3/冊20。此係針對《永樂大典》而發言，然觀前後文，知其乃乾隆蒐輯遺書之用意。

﹝63﹞　見《清高宗實錄》，卷958/22b/991/冊20（39年5月）、卷963/28a/1069/冊20（39年7月）、卷1160/22b—23b/538—9/冊23（47年7月）、卷1199/9b—10a/34-5/冊24（49年2月）、卷1225/20a-b/431/冊24（50年2月）、卷1315/23a/776/冊25（53年10月）、卷1355/11a-b/152/冊26（55年5月）等處所論。

﹝64﹞　有關七閣的完成、儲書及開放閱讀之情，參見吳哲夫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第五章，頁134-162所論。

362

，乾隆最終的理想是「一道德以同俗」，社會的情形是：「風俗醇厚，民生樂業，奸宄不生，訟獄衰息，為不善者惟恐人知」的和諧狀態，﹝65﹞而這一理想狀態正需簡編以化之，乾隆云：

權 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 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手！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云乎哉！然文固不離乎鉛槧簡編以 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66﹞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代表作

編《四庫》所以「化世」，此意於〈文淵閣記〉中說得更明晰，乾隆云：

國 家荷天庥，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而禮樂之 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胥於是乎繫。……建文淵閣以待之，……於以枕經葄史，鏡己牖民，後世子孫，奉以為家法，則予所以繼繩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 是乎！庶在是乎

﹝65﹞見《清高宗實錄》，卷538/15a—b/800/冊15，此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日殿試策文，問士子如何纔能達到此理想之境。

﹝66﹞《清高宗實錄》，卷1189/9b—10a/899/冊23，此〈文溯閣記〉之文，作於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也。

363

！﹝67﹞

所謂「牖民」「覺世」「化育民物返古」在在可見乾隆以教化為主而蒐輯遺書以成《四庫全書》的動機和目的，《四庫全書總目‧凡例》所謂「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一條，﹝68﹞亦可作為有力的佐證。真批：而今人研究者，每以奉承應酬文字待之，得其情乎！失其主觀乎！

　　教化為主而採擇書籍，故乾隆指示修纂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真按：疑為抉擇之訛！ 使群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69﹞ 雅正之言自是前文所說「有益世道人心」諸作，這些論著在採入《四庫全書》之際，自然要經過一番整理的工夫，就如同蒐錄《通志堂經解》諸書一樣，要將闕訛 處，「補刊齊全，訂正譌謬，以臻完善，嘉惠儒林」；有疑問的也要像考求淮、泗二水是否相通一樣的詳加「細繹考訂，明確詳悉」，亦即要「悉心校勘，以期並臻 完善」，而達「讐校無訛」的要求，﹝70﹞

﹝67﹞　《清高宗實錄》，卷968/57a—58b/1211一2/冊20：又《御製文初集‧詞林典故序》云：「夫布衣韋帶之士，由立言以期不朽足矣，若夫國家右文重道，將以淑世熙績，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胥是賴焉。」卷11/10a/冊1，此文作於乾隆十二年，可知乾隆早有此賡續道統，君師統合的教化理念。

﹝68﹞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8中。《清高宗實錄》，卷1290/3b/290/冊25，所稱「引俗入古」之言亦可為證。

﹝69﹞　《清高宗實錄》，卷997/4a—b/331/冊21。

﹝70﹞　見《清高宗實錄》，卷1225/20b/431/冊24、卷1351/7a—8a/79—80/冊26、卷1342/21b—22a/1201-2/冊25、卷1290/27a—b/302/冊25。又可參考《御製詩四集‧新正含經堂》「刪駁折中信非易」句後〈自注〉，卷18/12b/冊7、〈仍駐沙河所〉「《四庫》校前書」句下〈自注〉，卷52/18a/冊8，前文言「文義」之訂正，後文言「文字」之校勘，可見乾隆對校訂工作之注意，惜館臣並未盡責，至訛誤甚多。真批：非只一惜字了得也.此也可見風俗人心之壞，即使明君在上，也近徒然！所謂無力回天，也參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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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從「詳慎決擇」積極方面而言，真按：疑為抉擇之訛！ 亦即要內容醇正，校勘無誤。從消極方面言，則必需除去「有害世道人心」之著作，「世道人心」郭成康等認為義同「風俗人心」，「蓋指社會風氣和人的思想」，﹝71﹞不過這裏的「心」字，似乎也可參考林毓生所謂「內在道德的功能」或「內在思想經驗的功能」一說，﹝72﹞亦即指能妨礙讀者接受或執行道德行為之人的表現或著作，如錢謙益（1582—1664）等反復之貳臣、屈大鈞（1630-1696）等不能殉節者，於道德行為上已有虧缺，又想要「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人其文皆不足取，故而禁燬其書，「以勵臣節，而正人心」，﹝73﹞真批：別忘了球員兼裁判者為讀書人，而讀書人淪為只說不做或只會讀書毫無德行之輩者，對斯人等當然多加迴護以為後地，偷容取俗，無怪乎每每藉保存文獻之名，目中只有文獻資料，而無他物矣.愚之開設書房至今，體寤特深.若斯之輩者，寧不為錢、屈叫屈，為一己文過耶！因為「文章者，所以明天理、敘人倫而已，舍是二者，雖呈其才華，適足為害，不如不識字之為愈也」，﹝74﹞「天理人倫」即前述「尊君親上」等事也，真按：摘要-只問來愚書房與spread幾人不為此道中人耶！ 至於如黃道周（1585—1646）等人，則「風節凜然」「允為一代完人」，自然不能因「字句干犯」的小節而毀其書，故「就其應避之字，略為刪改，書仍錄而存之」，真批：即就此刪改者，亦著眼用心在正人心、明彝倫而立法度也. 用以「植綱常」「立名教」。﹝75﹞至於斥責、怨望之詩文，則因該人於清朝食毛踐土，深受國恩，乃敢指斥君父，「不諳君臣大議，真按：當作君臣大義！ 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為亂臣賊子，天理國法，皆所不容者也

﹝71﹞　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年），頁28。

﹝72﹞　〔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4。

﹝73﹞　見《御製文二集‧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諡典諭》、〈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諭〉，卷7/4b—11a/冊1：《清高宗實錄》，卷836/5b-7a/155—6/冊19、卷1021/1b—5a/683—5/冊21等處所言。

﹝74﹞　《御製文二集‧題楊維楨鐵崖樂府》，卷18/6a—b/冊1，又參《御製文初集‧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序》，卷12/10b-12a/冊1、《御製詩四集‧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詩序》，真按：清高宗與白居易 卷44/1a—b/冊7兩處所論。

﹝75﹞　見《御製詩四集‧題劉宗周黃道周集序》，卷29/19a-20a/冊7、《清高宗實錄》，卷1021/1b—5a/683—5/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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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此等人天良已喪，實不齒於人類，﹝77﹞故需禁燬以免「害人心義理之正」。﹝78﹞從以上被禁燬者遭斥責和刪改者受肯定，均在「尊君親上」等倫理道德操守上發言，可知乾隆採擇的標準，是從倫理教化的角度考慮，也就是從提供最適宜的典籍，以教化子民，使其達到「一道同風」的和諧狀態上考慮。真批：此皆讓我想到王讚源師尚同與極權之省思也！愈見吾師之卓識！ 真按：四庫全書選書的標準 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

　 　經由上述討論，可見乾隆蒐輯遺書的目的是為彰顯清朝文治之盛、增益皇家藏書及擇 取「有益世道人心」之書籍，而擇取這些醇正著作的目的，即要教化人民，共幾「一道同風之盛」，基於教化的需要故有刪改人格高尚者在字句上干礙之處，以及禁 燬在人格上、倫常上可議者之著作的事發生，這一作為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提供給士民的典籍，均是正面引導走向「尊君親上」等道德的要求

﹝76﹞見《清聖祖實錄》，卷234/15a/343/冊6，此說最明白故引以為言，清聖祖又說明代遺民百姓挖掘明帝之陵，「此與掘伊祖父之墓何異」，卷272/4a/658/冊6，可見清帝以君作父的觀念；乾隆也以為「目無君上，為人類中所不可容」，又說見到逆詞而不痛心疾首者，「譬如聞人詈其父祖，轉樂為稱述，非逆子而何」，可見其以君為父的觀點，《清高宗實錄》，卷431/15b/633/冊14、卷542/29a/877/冊15。

﹝77﹞此賈誼之言，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漢〕班固著：《漢書‧賈誼傳》（台北：鼎文書局，1995年點校本），卷48/2257/冊3。乾隆常言「非人類」等相近語句即用此意。

﹝78﹞見《清高宗實錄》，卷964/10b/1084/冊20、卷1129/17a—b/91/冊23、卷1150/17a/416/冊23等處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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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四庫全書》訂正的原因是「教化」的，蓋因乾隆既自承是「書生」，又兼為「君師」，無論就公或私的領域來看，其以「世道人心」為己任的自我要求，都會 促使他從「教化」的角度考慮問題，這也可以從乾隆禁燬著作和留存而加以刪改著作的理由：「綱常名教」為主而得到這一答案。

三、刪禁是非的反思

　　乾隆蒐輯遺書而編成《四庫全書》的行為，大多數學者都持正面肯定的態度，惟對其刪改、禁燬書籍的行為頗致微詞，吳哲夫師云：

館臣在「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教」的結果，乃於編輯《全書》時，對若干著作，採去取不敢不嚴的態度，因而影響到許多文獻的完整及真實性，《四庫全書》之最為後人垢病者，真按：當作詬病！教育部國語辭典【詬病】 注音一式 ㄍㄡˋ　ㄅ｜ㄥˋ 解釋：恥辱。禮記˙儒行：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引申為譏罵、指摘。宋˙蘇軾˙與李公擇書：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亦作詬厲。 此亦其中之一端。﹝79﹞

從現代研究方法上的共識，要求文獻的完整和真實，毋寧是正常且必要的態度。但是乾隆蒐輯遺書，並不是為提供給現代人作研究，而是基於傳統知識分子和代天牧民帝王的雙重身分所自認「教化」責任下，考慮提供最優良的典籍，以便教化士民，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 真按：摘要 真按：四庫全書選書的標準 使成為符合傳統倫理道德人格為標準而選書，所以三十七年下詔時，就明言要「甄擇」「檢覈」，三十八年更明白說是「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

﹝79﹞　吳哲夫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126；又參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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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之棃棗，以廣流傳」，可見乾隆是以「道德教化」的標準來收藏流傳書籍，今人乃用「文獻完整」的要求責備他，恐待商榷。真按：摘要 乾隆既以「道德教化」為準，則文獻資料中若有違背此項標準者，當然在所必刪，因為詩文不是用來發洩情緒的工具，而是用來表達作者對社會國家和人民的關懷或責任，亦即需「為君臣民物而作」「誠以如此為詩，方可謂之詩」，﹝80﹞所以乾隆所謂「不以人廢言」的「言」，真批：引文極其恰當！猶愚引亭林醫者說為神來一筆也. 真按：摘要 指的是「有益於世道人心」之論，亦即有助於道德教化的言論，也就是用來「明天理、敘人倫」，表現「忠孝」的內容。﹝81﹞因此那些記載失實，任意謾罵，真批：斯正愚之前所批判者也！而今人每好此道，寧不相得益彰耶？今世所崇重者，下必有甚焉，斯亦無怪也夫！ 刻意在遣詞用字上橫加褒貶或自我掩飾的著作，﹝82﹞以及深受清朝教養之恩，父祖生存在清朝，食毛踐土百年以上，而猶不能以尊父之心而尊崇清帝者；或見人詈罵而幸災樂禍、或妄發不實之論、或逆倫指斥等等一類的著作，均違反道德教化的原則，因此必需禁燬，真按：摘要 至於人格高尚者的著作，其文中指斥的有干礙之字句，其當日亦是為「君臣大義」而發，乃各為其主，故其干礙字句不可留，而著作則必需存，因此加以刪改，此一刪改行為，依然著眼於道德教化，故曰「維持名教」。﹝83﹞這些被禁燬的著作，都是乾隆認定違反他的「教化觀點」者，就乾隆而言，若讓這類著作流傳，必然會煽惑人心，對人心起腐蝕的作用，真批：若謂言論自由，則吾人看A片談A訛乃至所謂開黃腔說黃色笑話、騷擾者，又何故不自由耶？此亦標準不同，所立所著眼處不同焉而已矣．今人以乾隆之標準為太高，故取法乎下，愈下每況爾！其用心者，寧有二哉！ 於是天理滅而人欲橫流，不但會破壞社會的和諧，甚至導致國家的崩潰，全體人民均受其害，真批：以今證古，寧不信古聖先賢之先知先見之明也夫？然則厭惡今世之嘵嘵者，又何怪哉！斯亦自作之，自受之之天理人極而已矣！ 身為「全國的大家長」，為了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安樂著想，禁絕這類「有害世道人心」的著作，當然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80﹞　《御製詩四集‧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卷44/1a-b/冊7。

﹝81﹞　《御製文初集‧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序》，卷12/11a/冊1、《御製文二集‧題楊維楨鐵崖樂府》，卷18/6a-b/冊1。

﹝82﹞　參見《御製文初集‧記載》，卷22/11a-13a/冊1所論。

﹝83﹞　《御製詩四集‧題劉宗周黃道周集》，卷29/19a-20b/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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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一「良善」的教化動機，所以「隻字不遺」的保留文獻資料，真按：疑當隻字不改！用此大概是遺漏的遺，非遺留的遺. 不但是無意義且是不必要的，正確的作法應該是「保存具教化意義」的文獻，可見今人以「文獻完整齊全」的標準，詬病《四庫全書》的刪改、真按：前訛作垢病，此不誤矣！ 禁燬，固然言之成理，用來責備乾隆「用心不當」，則未免缺乏相應的瞭解了。

　　乾隆刪改、禁燬書籍行為，所以被現代人詬病的另一原因是他違背了現代人「言論表達自由」的原則，事實上現代人譴責乾隆破壞文獻的完整與真實性時，其背後早已預存此一「言論自由」的潛在要求。真按：摘要-有見地！ 由於乾隆的刪改禁燬，讓後人無法得知當時作者和時代全貌，而只能見到乾隆預想設計好的面貌，真批：斯亦更證明乾隆顧慮得對.後之人，不知輕重或不在乎風教者，自然好奇欲窺其全，以滿足其偷窺好奇之人欲. 由此衍生又可見美國式「蘭克歷史主義」的設想，以為文獻資料完整，歷史真相即可顯現。﹝84﹞但事實上作者留給後代的公開資料，早已經過刪改，這類的事例，在傳統中國，比比皆是，可見所謂「文獻資料齊全完整」的留存，不過是個理想而已。至於「言論自由」的問題，直到今日還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近來民眾對大眾傳播媒體以報導「內幕」「罪惡」「色情」為主的內容，真批：終於談到我最愛的色情問題！我最愛用之以戳破假惺惺偽學術的色情武器！ 因而引發社會犯罪的問題，迭有討論，是否要立法加以管制，也是各說各話，但是大部分的家長則傾向於「管制」，而不贊成無限制的放縱式的「言論自由」。﹝85﹞以此觀之，則乾隆以為某類書籍傳播的訊息，可能引發犯罪行為，因此加以刪改，嚴重的則加以查禁，這種基於社會教化觀點的行為，其實直到現代，還是在繼續發生中真按：摘要-對呀！還愛唱高調，只見人非，不見己是！

﹝84﹞參見余英時先生：《歷史與思想‧自序》，頁9-11。

﹝85﹞參見《中央日報》1998年5月12日5版等所作之報導。

369

。今人又有什麼理由要求二百多年前無論在客觀上或主觀上均以「家長」自居的乾隆，要有「言論無限自由」的觀念，這種要求未免顯得現代人太「不夠民主」了吧。﹝86﹞真按：摘要-哦！真是太棒了！真是愚無間然矣！早該有人發發此平之鳴了！

　　此 段論述旨在說明現代學者以「文獻完整齊全」和「言論無限自由」的觀點，批判乾隆「社會道德教化」觀點下的禁書行為，顯得不相應也缺乏瞭解，並非在替乾隆作 翻案文章，只是認為批判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時，不可濫用自己做不到，或者從未真正落實執行的最高理想為標準來要求古人，只是提醒研究者在下判斷之前，先嘗 試著較具「歷史感」的去「體驗」一下古人所生存時代的情境，瞭解的越深入則批判就更能令人信服。現代學者對以往帝王的行為，幾毫無例外的皆以「政治迫害」 視之，這種結論太容易，也太廉價，而價值恐怕也不高，今人如此泛政治化的概括帝王行為，而不願真正客觀的瞭解、深究其思想和心理的研究方式，實際上也是另一種「政治迫害」。真批：說得好呀，真是說得好呀！ 真按：摘要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的編者們曾認為：「通過對所進書籍進行篩選和『淨化』，用『欽定』的《四庫全書》範本作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風俗，維繫封建統治秩序，固是乾隆帝纂修《四庫全書》的本旨之一」，誠然已觀察到乾隆「教化」觀點在編輯《四庫全書》時的重大影響與作用，可惜他們還是認為帶有「政治目的」的「寓禁於徵」纔是乾隆的主要目的，﹝87﹞這種結論終究無法完全擺脫泛政治化研究的窠臼，可見「刻版印象」之累人。真按：摘要 真按：有色眼鏡之所以難摘除也 真按：摘要 這也就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另一目的：希望研究者擺脫「刻版印象」式的結論，先瞭解體驗後再作分析，以得較貼近歷史事實的答案

﹝86﹞這是劉潞批評現代學者要求乾隆有民主作風的不當作法，見《古稀天子乾隆‧前言》（香港：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2。真按：好樣的！

﹝87﹞《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言》，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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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

　　乾隆蒐輯遺書編成《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所以嚴命訂正，因而一再要求館臣認真校勘和刪改、禁燬等行為的原因，經由上述討論，可得以下數點結論：

　　1.前賢在研究相關問題時，受到「泛政治化」態度的影響甚深，故每從政治的單一作用上考慮，以為乾隆蒐輯遺書後，進行刪改、禁燬，都是為消泯漢人的反抗或民族思想而作。此說過度簡化乾隆的蒐輯遺書之行為，值得商榷。

　　2.乾隆不但是「全國大家長」的「君父」，也自認是「全國教化者」的「君師」；更自承是「讀書人」，故其對道德倫理的教化工作，有一分「無可推卸」的責任感，這就是他蒐輯遺書最原始的動機——教化士民的需要。

　　3.乾隆登基之初雖亦強調「教養」二事並重，實則偏重在「養」；到乾隆八年前後，纔開始強調「教養相為表裏，二者不可偏廢」；到三十七年下蒐輯遺書詔時，則偏向「教」的態度已非常明顯，而其後亦經常為士民犯法，自己無能感化而自愧，可見乾隆確因「教化」的原因而蒐輯遺書。

　　4.乾隆教化士民的目的，是希望士民遵循尊君親上、奉公守法、重義輕利、奮發砥礪、改過遷善、孝弟禮讓等要求而為良民，其消極上則是希望人民能「畏法愛身」，這是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