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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本文因此也就不再討論，而將焦點完全集中在「訂正」的原因，尤其是「刪禁」的原因上。

　 　吳哲夫師認為歷代帝王整理圖書均「潛藏著推廣政教的深遠目的」，又說乾隆「立意 修纂《四庫全書》的舉動，實可視為一位傳統知識分子，肩負起文化薪火遞傳的責任感」，⑧結合兩種觀點，筆者因而纔認為完全從「政治」單一的角度審視乾隆訂 正《四庫全書》的行為是不夠的，還必須從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精神實踐上去瞭解，這種傳統知識分子對社會安危的關懷而引發的自我責任 感，可以舉近代大儒錢賓四先生（1895—1990）真按：錢穆 為例，賓四先生說：

顧 余息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 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阨，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 矱，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⑨

⑦　吳哲夫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年），頁212—254「四庫館燬禁圖書之內容分析」一節，歸納為「民族思想方面」、「詆譭清人」、「涉及明清史事」、「其他原因（首惡之人、三藩史事、兵書、非聖無法、明末閹黨、迷信與誨淫、書中有空闕等）」四項。

⑧　見〈四庫全書修纂動機的探討〉，頁62及《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256。

⑨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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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之富貴「十全」固與錢先生之「亂離困扼」有間，真按：引文作阨，此誤也！ 然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共識」，應該是不會有多大差距的，真按：可議之處！真按 因此過度強調乾隆作為帝王的「個人私心」，真批：所謂應該，所謂因此，都不夠力也！所謂訴諸恆情之謬誤爾！此可以作研究之動機，以導出研究之方向，焉可作為研究之結論，以成見橫陳？ 遂因而抹煞其他可能性，當然是偏頗而未盡圓滿的。筆者乃推衍吳師之意而以「教化子民」之觀點另加考察，吳師以為或有一論之價值，遂秉師命而述一愚之見焉。

從「教化」的觀點考察乾隆嚴命訂正的原因，其動機應是提供他認為最合適的教化的典籍，目的則是希望透過這類典籍的引導發用，而造就其心目中良善的士民，以達到社會和諧，國家安康的熙皞之世。真按：國無！待查！詞：【熙皞】和樂；怡然自得。 明 李東陽 《送仲維馨院使還淮南》詩：“況當朝省盛才賢，且向山林樂熙皞。” 明 唐寅 《嘉靖改元元旦作》詩：“世運循環世復清，物情熙皞物咸亨。” 明 張四維 《雙烈記‧策勛》：“喜朝廷清平再逢，臣工相慶熙皞中。” 清 俞正燮 《癸巳類稿‧地丁原始》：“自丁歸地，而賦額不虧，吏民不擾，熙皞之盛，皆 康熙 五十年聖恩之所留。” 嚴復 《主客平議》：“熙皞之民，耕三餘一，鼓腹含和，無過庶過富之通患。” 乾隆此種思想的發展如何？茲分三點述之。

㈠君師牧民的責任

　　乾隆帝是歷史上少見的好學皇帝，而他所受的教育可說是最完整最典型的儒家教育，尤其是程朱等宋代理學的純粹教育。乾隆在七十一歲（1781）時曾自述其學習之歷程：

國語（滿語）自幼習之；六歲習漢書；乾隆八年（1743，33歲）始習蒙古語；二十五年（1760，51歲）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1776，66歲）平兩金川，方習番語；昨四十五年（1780，70歲）因班禪來謁，兼習唐古忒語。今蒙古及回語已精通，其番語、唐古忒語亦能解名物器數，而尚弗純熟，未能言達事之始末，然並國語及漢文，則已通六處語音矣。使自八年弗習此四處語，則至今尚藉人通譯，不能盡悉其情，而亦無過虛度此數十年，可見諸凡不可自畫而弗勤學也。⑩

⑩　〔清〕蔣溥、彭元瑞等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四集‧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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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乾隆勤學之程度，其在乾隆六年（1741，31歲）時曾告訴上疏勸其不可游逸的叢洞說：「朕性耽經史，至今手不釋卷」，⑪事實上乾隆自始即以「書生」自許，雍正十三年（1735，25歲）回答督撫等「書生不能勝任」、「書氣未除」的疑惑時就說：

夫 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人不知書，則偏陂以 宅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朕自幼讀書宮中， 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至於「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即為粗俗氣、 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且朕聞外間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學者通痛，在思作貴人，而不思作好人」，人人果欲做好人，行好 事，則甚有益於民生，有益於國事，造福無窮。⑫

乾隆肯定讀書的功能，由此可見。如果前引文只在說明他學習語言的勤奮，那麼他在七十五歲（1785）所謂：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年），卷80/1a—b/冊8「象譯由來通六音」句下〈自注〉。

⑪　〔清〕慶桂等編：《清高宗實錄》，《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本），卷136/11b/961/冊10。

⑫《清高宗實錄》，卷5/3b—5a/231-2/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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髫齡以至古稀歲，實與簡編手未離；《四庫》新看編纂就，抽翻無有不宜時。⑬

詩中的自白，也就可以見到乾隆勤學不懈的精神了。而其對經書的學習則「《易》《書》《詩》自幼背讀成誦，《禮記》《春秋》則長而翻閱粗習，不似三經之深沃也」，⑭除《五經》的學習外，乾隆最熟悉的是朱子之著作，真批：如此則可留意于四庫全書中，朱子全書編得是否戰戰兢兢，若否，則一來可見乾隆根本沒有這麼熱熟于朱子，二來也可見四庫全書諸書良窳攸關之意義！ 乾隆六年（1741）七月一日「訓諸臣公忠體國諭」中自白云：

從 古帝王以優柔寡斷而致敗者，恆有之；從未有振綱肅紀，生殺予奪，大權不移而致敗者 也。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嘗釋手。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朕時時體驗，實踐躬行。凡用人行政，發號施令之際，實皆本於憂勤， 出以乾惕，自信公正無私，不稍偏倚，可以對天地，可以告天下臣民。真批：如乃知天下後世者評己乃如何之不堪也！然則為人者，真但求無愧我心了！ ⑮

⑬　見《御製詩五集‧安瀾園十詠：四宜書屋》，卷12/16b/冊9：又五十五年（1790，80歲）所作（釋奠禮成有作）「望不入經七十載」句下〈自注〉云：「予自六歲讀書，至今七十四載」，卷53/12a/冊10，亦可見乾隆自少至老的勤學態度。

⑭　見《御製詩四集‧題五經萃室岳珂宋版五經‧禮記》「實異三經饜飫醇」句下〈自注〉，卷94/3b/冊8，時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73歲）。

⑮　見《清高宗實錄》，卷146/1b—3b/1094—5/冊10；又《御製詩初集‧讀朱子全書》云：「少時慕才華，研精味辭藻；……雖云俗慮無，卻被詩魔擾。至理在目前，棄而求深窈；曠蕩無所歸，悵悵盈懷抱。近讀文公書，習氣從茲掃；因知九仞山，一簣功不少。作此聊自訟，詎足云見道」，卷5/3b/冊2，由此可見乾隆對朱子著作的欣賞認同，故乾隆二十七年（1762，52歲）所作〈過紫陽書院示諸生〉有「道重繼濂洛」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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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實指朱子（1130-1200）辛丑（1181）〈延和奏劄二〉、戊申（1188） 〈延和奏劄五〉二處所論為君需去「人欲」而行其「天理」之公一事，⑯而乾隆此番告白，實其一生行政之準則，至老未變，可見朱子學說對乾隆之影響，⑰前文引 錢賓四先生之論，正因其「在宋代理學家中獨尊朱子」，⑱而用以見在朱子影響下之儒者，固有以「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之共識，況以乾隆 之為帝王而自任有君師之責者，其以教化之存心而蒐輯考訂群書，自為理所當然之舉。

，《御製詩三集》，卷21/1b/冊5；而以為朱子之解〈大學〉「得歷聖傳心之要」，《樂善堂全集定本‧跋朱子大學章句》，卷8/21a/冊1。又可參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2年），頁86—91所論。

⑯〔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13/514—8/冊2、卷14/538—543/冊2。

⑰如乾隆之於刑獄，所謂「明刑弼教」、「刑期無刑」、「辟以止辟」、「除莠正以安良」、「明刑所以弼教，教莫大於綱常」等觀點，實均可在朱子戊申（1188）〈延和奏劄一〉及〈延和奏劄二〉論「刑獄」中見之。乾隆之觀點可參見《清高宗實錄》，卷5/29a—31a/2445/冊9，雍正十三年（1735）、卷78/29b—30a/237/冊10，乾隆三年（1738）、卷439/9b—10b/716/冊14，卷449/24a—b/854/冊14，乾隆十八年（1753）、卷1141/8a—9b/278/冊23，乾隆四十六年（1781）、卷1450/7a—8a/336/冊27，乾隆五十九年（1794）等處所論，實則乾隆在位六十年，有關刑獄觀點的言論不少，此處僅舉幾條以供參考，有興趣之讀者可再加深究。朱子之文見《朱熹集》，卷14/532—535/冊2。

⑱見余英時先生：〈錢穆與新儒家〉，《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68。錢先生之尊朱子至謂孔子而外，再無第二人，見《朱子新學案‧朱子學提綱》（台北：三民書局，1989年），第1冊，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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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不但身居帝王之位，且熟悉《五經》，而《易》《書》《詩》均能成誦，故於《尚書‧泰誓》「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之言，⑲自當了然於胸，因此乾隆以「君父」、「君師」自居，而自謂有教化子民的責任，當是一自然而然之態度，真按：摘要-正是如此！否則何貴乎學與教乎！不知封建何以論封建，不知中國之教者，何以論中國之教哉！今台灣逐西，大陸逐馬，則孰逐吾中者！愚故曰中國早已亡了，何中國之有.而一存于清，現略存于日，則日猶清之在東北也，其未能臨御，使漢人之日賤中國者，亦可慨嘆！ 乾隆二年（1737）九月為其父雍正帝（1678—1735）建「聖德神功碑」之〈頌〉即謂　

曰予作君，在厚其生，其災其害，我躬是膺。曰予作師，在正其德，其薄其頑，我躬之忒。設監置牧，惟民之安。……興禮明教，以示之則；禁暴詰姦，以除其慝。……重道崇文，德心是懋。⑳

這雖在崇頌其父，然乾隆既以為帝王之道在「敬天法祖，勤政愛民」，﹝21﹞則稱頌其父者，亦正以自期許也，因此乾隆五年（1740）仲秋丁祭孔子時

⑲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注疏‧泰誓上》（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11/4a—6a/152—3/冊1。

⑳　《清高宗實錄》，卷50/27a—29a/855—6/冊9。

﹝21﹞　「敬天法祖，勤政愛民」、「法祖勤民」、「敬天愛民」、「敬天尊祖」、「敬天法祖」等，其實所蘊涵之意義皆同，即清朝之帝王，自以為係上天之子，以天為父，故行政措施應依天理而行，效法祖先愛民養民之君師君父之責，以不負上天及祖宗付託國家之重責大任，其文自康熙、雍正而乾隆，於為文昭告天下，真批：重二文字不易讀！ 或奠祭祖先時每用之。見《清聖祖實錄》，卷1/9a/43/冊4、卷128/8b/370/冊5、卷138/14a/507/冊5、卷186/3a/984/冊5、卷286/6a/787/冊6；《清世宗實錄》，卷6/14a/132/冊7、卷30/31b/461/冊7、卷88/3b/177/冊8、卷159/20a—b/954/冊8；《清高宗實錄》，卷7/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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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君師誠有愧，仰止志方長」之期許，至五十五年（1790）仲春丁祭時又有「踐阼承天五十五，君師兼責愧難當」的客套語。真批：三字下得主觀了. ﹝22﹞實則乾隆五年（1740）十月十九日〈訓飭士習流弊申明為己之學諭〉中已謂「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以太學生不知「求至於聖賢」為憂，因自謂「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乃引朱子之論，以勸戒諸生，﹝23﹞乾隆十年（1745）作〈撿近稿偶誌〉詩則謂：

少小學為文，韓蘇有卓型；別裁及詩格，李杜真前旌。立言人所志，見道羌孰能；自讀宋儒者，始知朱與程。詔我為學方，主敬與存誠；空言信何補，要道在躬行。矧茲繼百王，君師任匪輕。﹝24﹞

294/冊9、卷146/23a—b/1105/冊10、卷576/4b/331/冊16、卷921/1b/346/冊20、卷1268/2a/1096/冊24、卷1442/12a/258/冊27、卷1446/1b/285/冊27、卷1475/4b/708/冊27、卷1487/27b/896/冊27、卷1489/19a/926/冊27等處，此僅摘錄，非全部之文，然已可見清帝王之自我期許矣。

﹝22﹞見《御製詩初集‧庚申仲秋丁祭先師孔子》，卷4/8a/冊2、《御製詩五集‧仲春丁祭至聖先師禮成述事》，卷53/11b/冊10，所以謂其「客套」，乃其在「闕里將臨祇面牆」句下〈自注〉云：「數十年欽承至教，返之躬行莅政，猶覺未敢自信耳」，然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卻下諭說：「今思先師孔子，道集大成，師表萬世。朕自沖齡服膺聖教，久而無倦，凡行政典學，悉皆得自心傳」，《清高宗實錄》，卷1468/9a/606/冊27，觀其言豈非謂得孔子之師傳，則其意當是可為士民之師矣。真批：諭乃公文，詩集乃自撰者，容有代筆與主筆，公心與私心之別（猶詩作余，而諭作朕也）.不足怪也.且以謙德，亦士子之當然爾.

﹝23﹞《清高宗實錄》，卷129/17a—19a/887—8/冊10。

﹝24﹞《御製詩初集》，卷27/6b—7a/冊2；又《御製詩四集‧經畬書屋即事》亦有「士不通經不足用，況予身繫作君師」之言，時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卷15/15b/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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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其以君師自任，及程朱學的影響。乾隆四十二年（1777）效白居易《新樂府）真按：標點有誤! 詩中〈繚綾〉一詩更可見乾隆自認為君師乃無可逃避之責任，他說：

繄余實懼風氣日趨華，更思亦有不得不然之勢已；大都開刱必儉樸，承平日久定奢靡。……日甚一日將安窮，……人心世道與文風，日流日下皆如是，……反樸還淳豈不願，言易行難，君師之任將誰諉？將誰諉？惟有業業兢兢、懷敬懷慙，欲以責人先責己。﹝25﹞真按：真按：無求備於一人 真按：反求諸己 真批：不要說貴為君王難得了，連一平民百姓乃至讀書修養之士，幾人能念茲.乃見今新權貴者，則莫由也矣！ 摘要

身為統治者對於有關人心世道之變化，有不得不負的責任，而作法則是懷戒慎之心以身作則，乾隆由於特別重視為師者以身作則之要求，故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發現有老師替學生考試的鎗手案，而刑部所擬罰則太輕時，大為震怒的訓斥官員外，並謂自己有「統御萬方，教育斯民，兼作君作師之責」，故於此等無恥之事，真批：故于錢謙益之輩，乃所以不盡其惡也！ 要重加懲創，真批：然則乾隆先生何故卻又寵信和珅，乃有不為之勢耶！ 「以端師範而正人心」。﹝26﹞嘉慶元年（1796）傳位給嘉慶帝（1760-1820）的詔書中，更明白宣稱「天生民而立之君，使為司牧」的任務，﹝27﹞從以上諸引文所言，則乾隆自任為士民師範之態度，殆無疑義。而其意則在以身作則以教化士民，故有「要道在躬行」、「責人先責已」的自我要求。﹝28﹞

﹝25﹞　《御製詩四集‧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繚綾》，卷44/27b—28a/冊7。

﹝26﹞　《清高宗實錄》，卷1412/20a-b/994/冊26。

﹝27﹞　《清高宗實錄》，卷1494/6b/990/冊27。

﹝28﹞　乾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陳浩奏上乾隆四年以前所發之諭旨二十冊時，乾隆即有「以身令者從，以言令者訟。……未臻至理者，皆不能躬身倡率之故也」之言，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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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初登帝位，即特別強調帝王之責任在「教養兩端」，因此在即帝位一個月後即下諭給「總理事務王大臣」等云：

從 來帝王撫育區夏之道，惟在教養兩端。蓋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廣其 懷保，人君一身，實億兆群生所託命也。……蓋恆產恆心，相為維繫。倉稟實而知禮義，理所固然，則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養民，惟期順天因地，養欲給求，俾黎 民飽食煖衣，太平有象，民氣和樂，民心自順，民生優裕，民質自馴，返樸還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興，禮義廉恥之行可敦也。﹝29﹞

可知「教」「養」為其施政主旨，乾隆五年更由於各地督撫未能確實留心「勸農」「積貯」等事，下詔責備云：

天 為百姓而立之君，君不能獨為治也，而分其任於督撫，凡百姓之事，皆君之事，即皆督 撫之事也。……勸農、積貯等務，……督撫中之實在留心者，果不多見。……殊不思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教養二端。朕之初意，俟養民之政，漸次就緒，閭閻略有盈 寧之象，則興行教化，易俗移風，庶幾可登上理。真批：可見後世以盛世觀之，而乾隆未以盛世自許也！ ﹝30﹞

乾隆雖以「教養」兩端並舉，然自二文觀之，則猶以「養民」為重；

。見《清高宗實錄》，卷123/20a—b/810/冊10。

﹝29﹞　此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二十六日之諭，見《清高宗實錄》，卷3/30a一33b/194—6/冊9。

﹝30﹞　《清高宗實錄》，卷123/12b一13b/806/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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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八年（1743）閏四月〈訓地方官整飭風俗諭〉則謂「教養由來並重」，乾隆九年（1744）五月〈訓督撫勸課州縣實行教養諭〉中說得更清楚云：

為治以安民為本，安民以教養為本，二者相為表裏而不可偏廢，務求實效而不務虛名，乃克盡父母斯民之道。﹝31﹞

此時乃由偏重養而強調教養「相為表裏而不可偏廢」，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經筵講《周易》「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二句，乾隆之論亦特別強調「教與養亦相資而不可離者」、「教正所以為養，養正所以為教」之義，﹝32﹞「養民」的事情顯然已有成效，故開始重視「教民」之事，而《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亦在本年稍後刻成，﹝33﹞亦可證乾隆開始注意「教民」之一端。三十七年（1772）正月「命中外蒐輯古今群書」則重點已全放在「教民」一事了，所謂「稽古右文」「游藝養心」、「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關係世道人心」「文治光昭」等等，﹝34﹞均可見其注重「教化」之內涵。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秋讞大典之後，乾隆即有勾決人犯「每歲總不見少，豈朝廷之教化，尚有未孚」之疑，﹝35﹞更可見其偏重「教化」之意，故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道德齊以禮，聖訓如日照，政刑民苟免，安能致熙皞」之歎

﹝31﹞　見《清高宗實錄》，卷190/15b/449/冊11及卷217/12b-15a/792-4/冊11。

﹝32﹞　《清高宗實錄》，卷284/5b-6a/701/冊12。

﹝33﹞　《清高宗實錄》，卷286/6b-9a/728-9/冊12。

﹝34﹞　《清高宗實錄》，卷900/7b-9b/4—5/冊20、卷919/5a-6b/317/冊20。

﹝35﹞　《清高宗實錄》，卷945/1b-3a/794-5/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