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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妨視為自我分裂、知行歧出的人物分身正副法，而鮑小姐與蘇小姐正可視為感性與理性的分歧對立。

　 　方鴻漸的旅途也正是一個精神追尋的歷程。主人公方鴻漸隱喻了一場猶豫不定的追尋遊戲。在與鮑小姐追 求與引誘的遊戲中，在蘇小姐、方鴻漸、唐小姐的錯位追求中，在與孫柔嘉的婚戀中，在謀職中，無一不是以追求始，以幻滅終。小說中借人物的口說：「結婚彷彿 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方鴻漸更說到「他們講的什麼圍城，我 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在這個「反英雄」的小人物（方鴻漸唯一的英雄行為是當他服務的華美新聞社被敵偽收買後，第一個毅然離開了報館。他也因此陷 入了「生活」的圍困）的尋夢過程中，透露出作者對於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

　 　小說對於人物的隱秘心理和心理轉折有深入細緻的把握與表現，尤其是作者深入把握和表現了人物情感變 化中生理心理因素的影響。同時，細膩的心理描寫與獨特的諷刺藝術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作者諷刺自成一體，與革命作家的暴露性諷刺不同，舉凡道德、風俗、人 情，無不籠罩在他諷刺之下，古今中外的警句妙喻，隨手拈來，織成充滿機智和書香的諷刺文章。小說的敘述語言自成特色。就敘事、議論而言，議論成為小說中不 可缺少的組成要素，通過議論，作者由具體的生活細節舉一反三，旁逸斜出，引申至對於社會人生的批評，在表現人生中發揮作者批評人生的智慧。作者善於經營新 奇、犀利、多樣的比喻，比喻往往發展為象徵，形成貫通全書的反諷。作為一部「學人小說」，《圍城》從《神曲》、《堂‧吉訶德》以及英國諷刺作家菲爾丁的 《湯姆‧瓊斯的歷史》等作品中汲取了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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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認為，「《圍城》稱得上是『流浪漢」的喜劇旅程錄」，即《圍城》有18世紀英國「浪蕩漢小說」的風險味道⑨。有研究指出，錢鍾書《圍城》中採用了菲爾丁式的夾敘夾議、連類引譬的諷刺性敘述模式，借鑑了《湯姆‧瓊斯的歷史》的「引誘與追求」的情節結構⑩。《圍城》的成功，與作者的學貫中西、廣泛借鑑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三節　張愛玲

　　張愛玲（1920～1995），筆名梁京，原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本名張煐。祖父張佩綸是晚清名流，其父則已經是遺少型人物，有通常遺少的惡習。張愛玲母親卻是崇尚西洋文明的新女性。張愛玲的童年與青年時代，「是由父母的遷居、分居、復合、離婚這條主線貫串起來的。」1928年全家遷回上海。1937年畢業於上海教會中學聖瑪麗亞女校。1939年入讀香港大學，1942年因戰事中斷學業回上海，開始從事文學創作。1943年張愛玲在《紫羅蘭》創刊號發表《沉香屑——第一爐香》，引起文學界廣泛關注。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在短短兩三年內登上輝煌頂峰，迅速紅遍上海文壇。1952年張愛玲赴香港。1955年赴美國，致力於中國文化與文學的研究工作。張愛玲的主要創作有，中短篇小說集《傳奇》（1944年），散文集《流言》（1945年），長篇小說《十八春》（1952年）、《赤地之戀》（1955年），中篇小說《小艾》（1950年）、《秧歌》（1954年），電影劇本《多少恨》、《太太萬歲》（1947年拍攝上映），《紅樓夢》的研究論集《紅樓夢魘》（1977年）等。

　　張愛玲的女性寫作是主流文學之外的重要收穫。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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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文學「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⑪她要從「安穩」「和諧」的方面把 握人生：她「不喜歡採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衝突那種古典的寫法」，「喜歡參差對照的寫法」；她的人物也常是「不徹底」的，「軟弱的凡人」。從小說 的語言及人物形象來看，相對於新文學的啟蒙話語與革命話語，張愛玲是富於個性的話語，也就是現代都市女性的話語。

　 　由現代都市女性的視角，張愛玲達成了她對於過渡時代或一階層女性人生的表現與批判。在張愛玲的創作 中，貫串著都市女性的悲喜劇。她們的悲喜劇，一方面與衣服、房子、錢、首飾相連，另一方面與她們的情欲、嫉妒、虛榮、瘋狂緊緊相連。普遍的人性凝定在普通 的人身上。《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主人公葛薇龍是個有過上進心，也想「行得正，立得正」的少女，她的墮落，從客觀上看，似是為了求得「飲食」的生存而 被姑母——荒淫無恥的富孀梁太大誘作色餌的，如果順著經濟壓力層面開掘，可以得到社會制度批判的主題，但是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導致其墮落的還有複雜的因 素，即葛薇龍對於好吃好穿好玩這些「普通女孩子所憧憬著的一切」的迷戀，是止不住的欲望，這正是人性的弱點。然而物質的享受更加劇靈魂的飢餓，為了愛，為 了喬琪，她只能用色相賺錢，儘管她在理智上一直清醒地知道墮落的危險，知道自己與街頭妓女沒有多少分別。

　 　《金鎖記》可以稱之為「女性情欲的研究」，是張愛玲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哥哥為了攀上高宅大院 的姜家，也為了省掉一筆嫁奩，將親妹妹曹七巧送進了姜家癱瘓少爺的新房裡。作者正是通過這個故事研究了一個健康的生命在正常情欲得不到滿足後的形態。這個 情欲得不到滿足的少婦為了黃金，熬了半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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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熬到「夫死公亡」的時刻，分得一大筆遺產。這黃金是以愛欲的禁錮換得的，畸形的情欲竟然需要三四個人 的幸福與生命來抵償。最初為黃金而鎖住愛欲，結果卻鎖住了自己；愛欲折磨了她一生，也折磨了她一家。人是可憐憫的，是情欲的奴隸。相對於七巧健康而強烈的 情欲，長安、長白是蒼白的生命，他們似乎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對於他們遠遠沒有對於七巧那樣重要。長白早就給麻醉了，麻木無知覺；長安雖然有過幸 福，也努力過，但一遇阻力，就用「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自願捨棄了。

　 　由對於女性人生的表現與批判，張愛玲達到了對於腐敗文明批判的歷史高度。葛薇龍、曹七巧的悲劇人生 除了她們自身弱點，主要還取決於那個腐爛了的文明。在《傾城之戀》中作者通過流蘇的喜劇對這腐爛腐化的文明作更加深入的揭露。白流蘇在娘家的遭遇，將解體 途中大家庭的腐敗與不堪作了赤裸裸的表現。然而白流蘇在香港與范柳原所置身的文明乃是另一種腐敗：身陷其中的白、范身不由己，言不及義，言不由衷，他們只 有在毀滅一切的戰爭籠罩下才能有一絲真情。這一情節，寄寓了作者對於「文明」的徹底批判。

　　張愛玲的小說具有亦雅亦俗，既現代又傳統，既先鋒又通俗的特徵。

　 　張愛玲的小說具有清晰的時代感。作家不僅描繪了特定時代的人物形象（白流蘇、葛薇龍等人的家世、人 生都深深烙有時代的印記），而且還精細地描寫了人物的衣飾及各種場所的環境。在衣飾與環境的描寫中，準確地體現了時代、地域的特色以及歷史的變遷。注意時 代、環境的變化及其與人物性格、命運的關係，是近代西洋小說的傳統，但是作者對時代環境的關注不是茅盾《子夜》式的，她全然從家庭這個窗口，從家庭糾紛、 男女婚戀的悲歡離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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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物衣著，家庭擺設中透視。在傳統小說的材料中寫出現代感，現代意趣。

　 　張愛玲小說的故事是通俗而傳統的。故事完整，情節曲折，線索清楚，繼承了傳統小說的故事性、傳奇 性，她的故事也不外男歡女愛以及他們的嫉妒、痴狂，與當時流行的通俗小說有共通之處，但是，她的小說始終圍繞人生、人性的描寫展開，通過俗世紅男綠女的描 寫，表現和批判畸形的人生、病態的人性，並進而表現她對於文明社會的反思與批判。在一個個女性的悲喜劇中透露了作者對於人性、文明的焦慮，顯示出現代的先 鋒的特徵。

　　在小說的藝術上，作者注重心理分析，注重表現人物意識的流動，注重暗示、象微，這些又與富於舊小說情調的俗白而華美的語言揉合無間。

　 　張愛玲小說中具有繁複、豐富的意象。張愛玲的意象具有鮮明的都市特徵。她曾說過：「生長在都市文化 中的人，總是先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 難劃清界線。」⑫「第一次看見香港的海的時候，聯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藍的海」⑬。這生動地說明了她作為一個出生於都市中人的感覺、聯想習慣。自然成了 本體，人工物品成了喻體，自然人工化，環境物品化，世界裝飾化。比如「天完全黑了，整個世界像一張灰色的聖誕卡，一切都是影影綽綽」。這種獨特的意象，帶 來了張愛玲小說獨特的風貌。

　　[注釋]①　趙園：《路翎小說的形象與美感》，《論小說十家》，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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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譚正璧：《當代女作家小說選‧敘言》，第8頁，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版。

　③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卷，第50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卷，第50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⑤　汪應果、趙江濱：《無名氏傳奇》，第88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⑥　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連載於《文藝復興》，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1949年3月第三次印刷。1980年中國大陸始有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引文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重印本。

　⑦　參見（日）中島長文：《〈圍城〉論》，《錢鍾書研究》第2輯，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⑧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82頁，劉紹銘等譯，香港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⑨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十六章，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年版。

　⑩　范伯群、朱棟霖：《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第1060-1063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⑪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張愛玲文集》第4卷，第176-181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⑫　張愛玲：《童言無忌》，《張愛玲文集》第4卷，第92-93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

　⑬　張愛玲：《走，走到樓上去！》，《張愛玲文集》第4卷，第76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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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四十年代小說㈡

第一節　沙汀

　　沙汀（1904～1922）， 原名楊朝熙，後改名楊子青，曾用筆名沙汀、尹光，四川安縣人。早年曾經參加革命，後來流落於上海與艾蕪相遇，曾就寫作問題共同向魯迅請教，魯迅的回信後以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發表。當時困擾著他們的是自己並非無產階級而如何創作革命文學的問題。魯迅針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指出「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 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干。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裡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 一家子裡面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倘寫下層人物（我以為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 不過空虛的布施，於無產者並無補助。」不過魯迅還是主張寫作家自己熟悉的題材的：「但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卻還有存在的意義。如第一 種（即所謂「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 其面目，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即「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欲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畫在創作裡面」），則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 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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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也可以作這一時代的紀錄。所以對於現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但是魯迅特別提出，就自己熟悉的題材進行創作，要有嚴肅的創作態度，「選材要嚴，開掘要深」①。

　 　沙汀是一位深受俄國文學影響的作家。普希金、果戈理、契訶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曾對 他的創作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沙汀在學習外國作家方面，特別注重學習其寫實精神、批判諷刺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陀斯妥耶夫斯基沉雄的筆調，契訶夫幽默的 風格，以及果戈理飽含譏諷的語言等，都在沙汀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30年代，沙汀與艾蕪一起作為文學新人登上文壇。先後創作有短篇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又名《航線》，1932年）、《土餅》（1936年）、《苦難》（1937年）、《播種者》（1946年），長篇小說《淘金記》（1943年）、《困獸記》（1945年）、《還鄉記》（1948年）、《堪察加小景》（1948年），另外還出版有中篇小說《奇異的旅程》（即《闖關》，1944年）。

　　沙汀在30年代的成名作是《法律外的航線》，它與《老人》、《戰後》等都是意在「反映當時的土地革命運動」的。《法律外的航線》以富有地方色彩的語言，在一艘外國商船長江航行的經歷中，以景觀、議論和槍聲將船上與岸邊相交織，既勾勒了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的欺凌，也反襯了30年 代中國農村土地革命的生動情景。這些作品作者基本依據間接經驗，而且受寫群像觀念的影響，不重視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故而藝術成就受到影響。在《丁 跛公》、《代理縣長》、《凶手》、《獸道》等作品中，作家已經開始轉向對自己熟悉的四川農村社會的表現。這類創作中對於中國農村黑暗生活的表現，川西北的 世態人情透出的濃重的地方色彩，白描為主的刻畫人物的功力，諷刺的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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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的創作在30年代的左翼小說中具有獨特的價值。

　　抗戰爆發之後，沙汀從上海回到了四川，他表現中國農村黑暗生活的創作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傑出的成就使其得以躋身於抗戰後最傑出的諷刺小說家之列。

　　《防空——堪察加的一角》描寫某縣城糧紳們圍繞防空協會會長的小小的位子而發生角逐的醜劇，也是抗戰開始後較早諷刺大後方的作品。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裡》（1940年）， 是沙汀歷來為人稱道的作品。小說敘述的是川北回龍鎮因兵役問題而引起的一場鬧劇。聯保主任方治國因新任縣長揚言要認真整頓兵役，出於自保，將土豪邢幺吵吵 已經緩役四次的二兒子密告到縣上，並將其抓了壯丁。而邢幺吵吵則是鎮上有錢有勢的頭面人物，一見兒子被抓，當眾在茶館裡與方治國大吵大鬧，以致兩人打得鼻 青臉腫。然而，正當方、邢鬧得不可開交時，卻傳來了縣裡邢大老爺與新任縣長交易成功的消息，邢幺吵吵的二兒子已被「開革」出來。新任縣長的「整頓兵役」， 也仍然不過是一個騙局。作品深刻揭露了國民黨兵役制度的腐敗本質。在藝術結構上，明寫實寫茶館，暗寫虛寫邢大老爺與新任縣長的交易，虛實明暗相互生發，形 成絕妙的諷刺結構；作者從矛盾衝突最尖銳處入手，在雙方激烈的交鋒中通過人物自己的言行，將方治國的「軟硬人」、邢幺吵吵「不忌生冷」的「火炮性子」表現 得淋漓盡致，「吃講茶」的特定場面描寫，富有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對假醜惡的冷峻的描寫中透出辛辣的諷刺力量。

　　「從1941年到1949年這段時間，是我學習寫作以來生產力較為旺盛的年代。」②這一時期沙汀的主要作品是合稱「三記」的三部長篇小說：《淘金記》、《困獸記》和《還鄉記》。

　　《淘金記》③是作者「三記」中的第一部，也是影響最大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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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卞之琳譽為「抗戰以來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長篇小說」④。小說以1939年 冬四川農村北斗鎮開採筲箕背金礦的事件為線索，集中描寫了地主劣紳們為發國難財而掀起的內訌，清晰地勾畫出一個陰森森的如同地獄般的黑暗世界。金礦在女地 主何寡婦家的墳山上，她寧可不要金子，也要保住何家的風水，但是他們家族已經漸趨沒落，所以開金廠的流氓頭子林幺長子、依附於地方上層勢力的惡霸白醬丹敢 於背著何家動手挖金。何寡婦雖依靠哥老會力量制止他們，但白醬丹聯合聯保主任龍哥，排斥了競爭對手，依靠政府法令逼得何寡婦就範，奪得了筲箕背金礦的開採 權。但此時惡性通貨膨脹所掀起的投機市場的風浪，卻使淘金已不再是最能賺錢的行當，使他白忙了一場。作品在這個充滿諷刺和喜劇意味的故書中，精心刻畫和展 示了性格各異的地主階級的群醜圖。奸刁歹毒、詭計多端的白醬丹，鄙俗驕橫、凶悍無賴的林幺長子，精明慳吝、刻薄殘忍而又溺愛的何寡婦……一個個都寫得生動 鮮明。

　 　《淘金記》具有鮮明的藝術風格。作者努力退隱到小說的背後，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讓生活場景自身發 言，用人物自己的言行完成性格塑造，以嚴謹客觀的現實主義手法，描繪了一個含蓄深沉的藝術世界。這是沙汀小說的現實主義特色，「冷靜、客觀的描寫筆鋒直插 生活的底蘊。他的理解力，表現為一種控制力，不是感情的放縱，而是感情的潛藏。不露聲色，卻使你更感覺到深層的心之躍動」⑤。作家善於在構思精巧的戲劇性 的情節中運用生動的細節，刻畫眾多的喜劇形象，富於地方色彩的語言幽默質樸。

　　1938年至1939年，沙汀還在敵後生活過一段時間。從四川到延安，並隨軍去過晉西北和華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傳記性報告文學《隨軍散記》（又名《記賀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