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註一：見Willard J. Per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1613-1682） Part I：Introduct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1968）。

註 二：黃、王、朱、顏諸大儒皆以復古為志，或重博學，或主力行，最後目的同為經世致用。其主張如下：黃 宗羲主張以經史植學術與事功之根基，尤重史學；王夫之則認定知以行為功，重哲理探討；朱之瑜主張實踐，排斥談玄，論學問以實用為準；顏元則側重身體力行， 主張以用而見學的得失。四人惟之瑜之學見諸實施，惟行於東鄰－日本。參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頁二二－二○○，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台五版，台灣 商務印書館。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九卷第一期，頁二○－二五，民國六十五年一月。謝國楨，黃梨洲學譜；張西堂，王船山 學譜；朱舜水文集；戴望，顏氏學記等書。

註三：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八，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台五版，中華書局。

註四：炎武先世，不乏學問淵博，能詩善文之士。炎武祖紹芳、嗣祖紹芾、父同應，兄緗、真按：原誤作湘.顧緗. 嗣父同吉等皆是。參閱謝國楨，顧寧人學譜，頁一五四－一五七，台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

32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三－四，附錄於世界書局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文學名著第五集第五冊。又「景孤本蔣山傭殘稿，新校顧亭林詩文集」中，炎武亦自謂：「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亦往往為詩文。」見亭林文集卷二，「鈔書自序」，頁三二。

註五：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一－三。

註六：見顧衍生，憺園集，「先妣顧太夫人行狀」，真按：誤之甚，憺園集乃徐乾學集，且顧母乃徐母，何衍生之謂也！ 錄自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三。

註七：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三。

註八：見亭林餘集，「三朝紀事闕文序」，頁一六二。

註九：同前書，頁一六一。

註一○：同前註。真按：原作十，為便於資料庫之查詢，且其正文作「一○」，故改！

註一一：見亭林文集卷二，「鈔書自序」，頁三二。

註一二：真按：原誤作三 見伍崇曜，「跋顧亭林先生年譜」，附於張譜頁一一五。

註一三：王氏自為顧家婦後，視姑眠食，率婢子挫鍼操作，婉淑之行，世鮮其匹。姑病之時

33

，不但「左右服勤，湯糜茗盌，視色以進。」、「連晝夜不少怠」，而且斷指和藥以療姑病，為貞婦，亦為孝媳，故蒙朝廷旌表其門曰：「貞孝」，見亭林餘集，「先妣王碩人行狀」，頁一七一－一七二。參閱石錦，「顧炎武經世思想的界限」，台大史原雜誌第三期，頁一一三－一一五。

註一四：見亭林餘集，「先妣王碩人行狀」，頁一七二。

註一五：同前書，「三朝紀事闕文序」，頁一六一。

註一六：炎武在學十五年，應可參加天啟三年、六年、九、十二年共四次的鄉試，惟據張譜所載，天啟六年的鄉試，炎武並未參加，年譜未載明原因，炎武亦未嘗追述何故未參加該次鄉試。

註一七：炎武曾指出自己為學態度的轉變－由科名的追求至實用學問的研求說：「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真按：原誤作與 一為利病之書。」見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國利病書序」，頁一三七。

註一八：見謝國楨，顧寧人學譜（四）學侶考，頁一三二，台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民國五十六年台一版

34

。

註一九：見亭林文集卷五，「吳同初行狀」，頁一一九。

註二○：同前書卷五，頁一一九－一二○。

註二一：見亭林詩集卷一，「哭陳太僕」，頁二八二。

註二三：真按：竟然缺註二二？ 見謝國楨，顧寧人學譜（四）學侶考，頁二二五。

註二四：見亭林文集卷五，「書吳潘二子事」，頁一二○－一二二。

註二五：潘耒於康熙八年，歲次己酉，謁炎武於平原，始受學。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三，頁五九。

註二六：見謝國楨，顧寧人學譜（四）學侶考，頁一三九。

註 二七：炎武於水利、河渠的主張，如「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水利也。有能興舉而疏 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天下郡國利病書），「築堰溉田，為利最大，厥工亦最▼艱▲。……水利者信乎其為美利而積於不涸之源，流于不竭之瀦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陝西上）等，皆與耿橘用湖用江之水利說相通。

註二八：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真按：原脫近字 頁一－二，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台四版，台灣中華書局

35

。

註二九：見亭林文集卷三，「初刻日知錄自序」，頁二九。

註 三○：炎武的經世主張，散見於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區書、菰中隨筆、肇域志諸書。其論政治、經濟 或社會的各種意見，皆以補救晚明的缺失而發，如論政治，特重治道的盛衰與反對專制；論經濟，著眼於謀求天下之大富與藏富於民；論社會，強調風俗人心為治亂 的關鍵，皆以晚明的時代背景為其立說之根據，求其有以匡救時弊而然。

註三一：炎武所著「日知錄」一書，共三十二卷，凡分三篇，中篇是為「治道」，炎武有關政治的興革意見，皆載其中。

註三二：見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錄自序」，頁二九。

註三三：明世宗嘉靖年間，曾開銀礦於各處，因得不償失，而告中止。神宗萬曆中葉，因邊疆多事，國用不足；加以營建乾清，坤寧兩宮，戶部無法籌措，故依前衛千戶仲春建議，開礦以助大工，經神宗首肯，於是各地獻礦峒者，真按：疑應為銅字 接踵而至。萬曆二十四年，首先在畿內開礦，由中官主持。嗣後，無省不開礦，中使四出，都給以關防，並偕原奏官前往

36

。 如礦脈微細，毫無收獲，則勒民補償。而奸人假借開礦的名義，乘機橫索民財。地方官如為民請命，即彈動 其阻撓開礦，加以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地下有礦脈；率役圍捕，紉掠財物，無所不為。萬曆二十七年，又增設各省稅使，天津有店租， 廣州有珠監，兩淮有餘鹽，閩浙粵有市舶，成都有茶鹽，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寶坻有魚葦等。礦使、稅使遍於天下，到處樹旗建廠，納奸民 為爪牙，雖窮鄉僻壤，亦搜括無遺，中人之家，大半破產。以上見趙翼，廿二史剳記卷三十五，真按： 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善」條。又參見龔化龍，「明代採礦事業的發達和流毒」，頁一二一－一六四，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台灣學生書局，明史論叢之八「明代經濟」。（原文載食貨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註 三四：占田乙事，亦擾民至鉅，為晚明經濟的致命傷之一。據明史食貨志載，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全國耕地 面積計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然至弘治十五年，全國耕地祇剩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天下額田已減大半，此係因「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 之故。萬曆初年，張居正清丈全國田畝，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尚綜核，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

37

北 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故其清丈田畝之實際溢額，當距三百萬頃遠甚。由此可 知，晚明之實際田畝，較之明初相去已多。然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尚傳旨福王洵就國洛陽，賜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共四萬頃，較一郡之田畝為大。又據明末 清初文人李漁在戲劇小說中反映，晚明隨處都有皇裔、官府、縉紳剝削農民的例子，財富懸殊，日甚一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最後鋌而走險成為盜賊的人日 多。」見駱雪倫，「李漁戲劇小說中所反映的思想與時代」，大陸雜誌第五十卷第二期，頁七三，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台北。

註三五：見趙翼，廿二史剳記卷三十六。「明末遼餉剿餉練餉」條。

三六：見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卷十六，「盜賊課」條，炎武從歷史上考求歷代盜賊發生的原因，而歸結於「賦田受稟」與「民安其業」與否。明末流寇之起，原因固多，災荒飢饉，飢民變成飢兵，當為原因之一。

註三七：見忱農，晚明的社會風氣，民主評論第六卷第十七、八期，民國四十四年九、十月，台北。

註三八：見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七，「南北學者之病」條，炎武指出南北學者之病：「

38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註三九：見亭林文集四卷，「與人書九」，頁九七。

註四○：見杜維運，「顧炎武與清代歷史考據學派之形成（上）」，故宮文獻第三卷第四期，頁二九。

註四一：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南明三朝之黨爭」，頁一○一，台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台二版，台北。

註四二：傳本亭林詩集第一首即是「大行哀詩」，「大行」，下無「皇帝」二字，惟潘耒原鈔本有此二字，此處據潘耒原鈔本。參見亭林詩集卷一，「大行哀詩」，頁二六五

註四三：見亭林詩集卷一，「感事」，頁二六六－二六七。

註四四：關於該四篇方策的寫作時間，張穆的「顧亭林先生年譜」僅載完成於宏光元年，而未說明月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皮德遜（willard J. Perterson）教授則據吳映奎的亭林先生年譜第七頁——軍制論寫成於宏光元年春的記載，推斷該四篇方策完成時間，當在五月初十日清軍攻陷南京之前，此一推論大致可信。見

39

Willard J. Pe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1613-1682）Part I，P134-5。

註四五：見亭林文集卷六，「軍制論」。頁一二八－一二九。

註四六：同前書卷七，「形勢論」，頁一三○－一三一。

註四七：同前書卷六，「田功論」，頁一三一－一三二。

註四八：同前書卷六，「錢法論」，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四九：見Willard J. Pe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1613-1682）Part I，P137。

註五○：真按：原作一一 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一五－一六。炎武之偕從叔父穆庵至南京，真按：顧蘭服 係 應崑山縣令楊永言之荐，但無任何資料顯示，炎武至南京時，是否曾與南京的南明政府有過接觸。張穆在年譜中，亦僅提到炎武入拜曾祖顧章志祠後，即回常熟之語 濂涇。就常理推斷，彼時南京面臨陷落前夕，軍務吃緊，似不易接觸。又據炎武自述：「南渡之元，相與赴南京，寓朝天宮，即先兵部侍郎公之祠而共拜焉，亦竟不 能有以自樹。」則炎武大約是因投效無門，始回語濂涇。見亭林餘集，「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40

，頁一六九。

註五一：見亭林詩集卷一，「千里」，頁二七一。又本文所述，清人攻江南的軍隊部署等，係依張譜卷一，頁一五－一六，加以整理。揆之實情，當不僅此，本文但取與炎武有直接間接關係者。

註 五二：宏光元年五月初一日，清軍攻陷南京。五月初七日，崑山居民聞清軍已入南京，紛紛移遁四鄉，而張 浦、菉葭、安亭諸村鎮，奸民乘機劫掠，縣令楊永言遂於二十二日盡放獄囚。五月末，郡中大吏及守令皆先期逃遁。六月初七日，豫親王多鐸正駐軍南京，派遣刑部 侍郎李延齡、巡撫王國寶統兵蒞蘇州，新郡守王鏌發安民榜。至崑山，索取圖籍，楊永言棄印潛逃於泗橋陳宏勳家。崑山縣水利縣丞閻茂才偕邑紳耆老，於初八日赴 胥門納款。十二日，清遣郡人周荃至崑山安撫士民。十八日，以閻茂才為崑山縣新任縣令。閏六月十一日，真按：原誤作閨 清軍下薙髮令。十三日，閻茂才出示薙髮，且親持名刺謁縉紳。於是城中大譁，焚縣治，殺茂才。十五日，貢生陳大任等議推狼山鎮總兵王佐才為主帥。十七日，楊永言及陳宏勳等，亦以所募兵數百人入城。楊永言遂為崑山縣監紀，仍知縣事，偕城中縉紳裹糧移檄，為長久防守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