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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文　　　張鴻勛

　　變文，也稱曰變，是唐五代時期說唱伎藝“轉變”的底本。轉變，就是演唱變文。這一名稱屢見唐五代人的記載，如唐大歷時人郭湜《高力士外傳》載：

　　太上皇（引案：指玄宗）移仗西內安置。……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

《太平廣記》卷二六九“宋煜韋儇”條引《譚賓錄》載：

　　楊國忠為劍南……人知必死，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于要路轉變，其眾中有單貧者，即縛之。

宋人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四“李聾僧”條載：

　　偽蜀廣都縣三聖院僧辭遠……一日，大叫轉變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聵。

而五代前蜀韋穀編《才調集》卷八收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更具體地描述了一位四川女藝人演唱變文的情形：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濆。

　　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嘆九秋文。

　　翠眉垂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

　　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

轉變藝人除世俗婦女外，還有僧侶，見《破魔變文》結尾藝人之自道：

　　小僧願講經功德，更祝僕射萬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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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末，藝人也自謙說：

　 　　佛法寬廣，濟渡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但保宣空門薄藝，梵宇荒才……。此“保宣”顯係僧徒， 也是一位轉變藝人。這時還出現專門演出變文的“變場”（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五《怪術篇》），當時文人也十分熟悉變文作品，以至成為友朋間開玩笑的 話題，孟棨《本事詩‧嘲戲》載：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 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怙，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 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遂與歡宴竟日。

這一切說明，“轉變”和“變文”是當時流傳十分廣泛，雅俗共賞的一種說唱伎藝和作品。

　　敦煌遺書中，明確標名為“變文”或“變”的作品，現知有以下8種：

　　1．《破魔變》一卷（P．2187尾題）；

　　2．《降魔變文》一卷（S．5511首題。又，國內藏卷尾題）；

　　《降魔變》一卷（S．4398首題）；

　　3．《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P．3107，又S．2614首題）；

　　　《大目犍連變文》（S．2614，又北京藏盈字76尾題）；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卷（P．2319首題）；

　　《大目犍連變文》一卷（P．2319尾題）；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P．3485首題）；

　　4．《八相變》（北京藏云字24卷背）；

　　5．《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S．3991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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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漢將王陵變》（S．5437首題。又，北大圖書館藏本封面題）；

　　　《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鋪（P．3627尾題）；

　　7．《舜子變》（S．4654首題）；

　　《舜子至孝變文》一卷（P．2721尾題）；

　　8．《前漢劉家太子傳》（P‧3654首題）；

　　《劉家太子變》一卷（P．3654尾題）。

這些作品，一般沒有留下編寫隼代，只是從某些寫卷的題記和內容涉及到的事件、人物、官制、地理沿革、文物制度等，尚可考察其大致年代。其中《降魔變文》開篇稱頌“我大唐漢聖主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云云，正是李隆基天寶八年至十二年間（749~753）所加尊號，故可斷定此篇之編唱，最晚不出其時，是現存變文可考知年代最早的一篇。而《舜子變》則為“天福十五年（950）”抄本，是現存變文寫本中有明確紀年最晚的一篇。這些作品，在體制上有以下3個方面的共同特點：

　　第一，散韻組合，說唱兼行。說是表白說講，即藝人以第三人稱口吻鋪陳情節，敷演故事。唱是行腔詠唱，用來敘述故事，抒發感情。前者是散文，後者是韻文，二者相互配合，或先用散文說一段，後用韻文將內容重複詠唱一遍，謂之“复用”。如《八相變》云：

　　　　……太子既生之下，感得九龍吐水，沐浴一身。舉左手而指天，垂右辟（臂）而于地，東西徐步，起足蓮花。凡人觀此皆殊祥，遇者顧瞻之異端。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九龍吐水浴身胎，八部神光曜殿台，

　　希期（奇）瑞相頭中現，菡萏蓮花足下開。

或散說與唱詞一氣連貫，二者互不重複，謂之“連用”。如《漢將王陵變》云：

　　　……皇帝聞奏，拍（案）大驚：“與寡人詔張良。”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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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殿前，詔太史官邈其夫人靈在金牌之上，對三百員戰將，四十萬群臣，仰酺大設饌列珍羞，祭其王陵忠臣之母，贈一國太夫人。感得王陵對天子面前，披髮哭其慈母。陵母從楚營內，乘一朵黑雲，空中慚謝皇帝。祭禮處若為陳說；

　　嗚呼苦哉將軍母，受氣之心如辛苦，

　　寡人何幸得如斯，常得忠臣相借助。

　　是時王陵哭母說，遙望楚營青鬱鬱，

　　昨日投項為招儿，天下聲名無數眾。

　　王陵在後莫須憂，必拜王陵封万戶。

唱詞皆以七字句為主，或稍加變通為三、三、七；少數唱詞也用六言或五言。這些唱詞，絕大部分合轍押韻，上口易唱。每個唱段，或一韻到底，或多次轉韻，但均押偶句韻，鄰韻可以通押，平上去三聲混用，不避重韻，十分寬泛自由。

　 第二，有習用的過階提示語。如《漢將王陵變》：

　　　　　　二將斫營處，謹為陳說……

　　　　　　說其本情處，若為陳說……

　　　空中慚謝皇帝，祭禮處若為陳說……

又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看目連深山坐禪之處，若為……

　　目連向前問其事由之處……

　　即至五道將軍坐所，問阿娘消息處……

再如《降魔變文》:

　　 舍利弗共長者商度處，若為……

　　且看詰問事由，若為陳說……

　　故云金剛智杵破邪山處，若為……

而《八相變》卻是：

　　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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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之時，有何言語……

《破魔變文》也是：

　　魔王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當去之時，道何言語……

這些“……處”、“……若為陳說”、“……若為”和“……道何言語”等，都是表示即將由說白轉歌唱的慣用語。

　　第三，演唱變文，往往配合畫圖。這從《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的標目，即可看出。雖然這圖並沒有保存下來，但原本有圖則不容置疑。P．3627的《漢將王陵變》，其尾題標作《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鋪》，文中又有“從此一鋪，便是變初”的話句，而所謂“鋪”，正是一尊佛塑或一幅、多幅佛像圖畫的意思。這說明，變文常常輔以畫圖。特別是P．4520《降魔變文》，不僅有圖6幅， 而且卷背還抄錄著與畫圖內容相應的唱詞，更是變文配合畫圖的實物。至於畫圖如何配合轉變，卻無記載可尋。不過有人曾比之于近代說唱曲藝中的“拉洋片”，而 在據說深受唐代變文影響形成的藏族曲藝拉麻瑪尼的演出中，即于寺廟附近或市場周圍，將畫軸挂在牆壁或柳樹上，一邊用細木棍指點畫面，一邊演唱。①這可幫助 我們揣想唐代演唱變文配合畫圖的情形。

　　根據上述幾點，重新審視敦煌遺書中已失去標題的說唱作品，可知下列作品也應屬於變文：

　　（一）伍子胥故事（文中有“楚王出敕，遂捉子胥，若何……”）；

　　（二）李陵故事（文中有“李陵共單于鬥戰第三陣處，若何陳說……”，“且看李陵共兵士別處，若為陳說……”、“李陵降伏處，若為……”等）；

　　（三）王昭君故事（文中有“明妃遂作遺言，略敘平生，留將死處，若為陳說……”、“乃哭明妃處，若為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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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又有“上

卷立鋪畢，此入下卷”語）；

　　（四）張議潮故事（文中有“蕃戎膽怯奔南北，漢將雄豪百當千處……”、“殺戮橫尸遍野處……”等）；

　　（五）張淮深故事（文中有“東望帝鄉，不覺流涕處，若為陳說……”、“寫表聞天處，若為……”、“如何分袂處，若為陳說……”等）；

　　（六）目連故事（北京藏成96文中有“當爾之時，有何言語……”）。

　 　在現知標名為“變文…、“變”的作品中，有兩篇比較特殊。一為《舜子變》，通篇大體是六言韻語，體 近故事賦；一為《劉家太子變》，通篇純是散說，體近話本。這種情況，可能是同屬說唱作品的故事賦、變文與話本相互滲透、轉化過程中中間環節的遺留。當然， 這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變文”的“變”是什麼意思？它是如何得名的？又是怎樣形成的？這些都是很長時間以來許多研究者試圖加以解釋，而至今尚無定論的問題。解釋有種種，但綜合起來不過有兩類。一為“本土說”，其主要論點又有這樣幾種；

　　1．源自清商舊樂。可以向達《唐代俗講考》為代表：

　 　欲溯變文之淵源，私意以為當于南朝清商舊樂中求之……是漢世已來，南朝舊樂，自有所謂變歌，及以變 名之《子夜》，《歡聞》、《長史》諸曲，合之《明君》，舉屬於清樂也。……此凡皆可以見南朝清商樂中，本有變名之一種。其組織亦相當繁複，所謂前後送聲， 或即後世之楔子與尾聲，而《明君》之屬，多至數百言，三百弄，則其規模之宏偉，亦似非普通樂歌所能仿佛者也。唐代變文宜亦可以被諸弦管，……而其祖禰，或 者即出於清商舊樂中變歌之一類也。

　　2．源自中國固有賦體。可以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一文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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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文這種文學形式，主要是由漢語特點所規定的四六文和七言詩所構成的。……變文作為一種說唱文學， 遠可以從古代的賦找到來源。……漢代除了歌功頌德的大賦和抒情寫景的小賦之外，還有一種敘事代言的雜賦。我們必須注意到，敦煌寫卷中除了變文之外，還有一 部分是敘事體的俗賦，如《韓朋賦》、《燕子賦》等，它在演述故事上和變文是相同的，只是在形式上還保存著雜賦的格局。……當然，變文中經常是韻文（詩贊） 和散文（廣義的散文可以包括駢文在內）交錯運用……但是這種體制也可以在賦中見到。如蔡邕的《短人賦》是一篇以四言為主而殿以楚辭體歌詞的賦，……趙壹的 《刺世疾邪賦》末尾附了兩首五言詩，則可以說是賦和詩相結合的新發展。到了六朝人的小賦中，這個特點更為顯著。如庾信的《春賦》開頭和結尾是七言詩，中間 是有韻的四六文，和變文中的詩文相間形式相似，差別就在散文部分押不押韻而已。不過，像《舜子至孝變文》就是一篇押韻的賦，可見變文和賦之間並無不可逾越 的界限。……我們有理由設想，變文是在我國民族固有的賦和詩歌駢文的基礎上演進而來的。

　　3。源自漢語固有。可以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一文為代表：

　 　要弄清“變文”的涵義，並不需要多繞圈子去考證它，因為當初創造這一名詞的人，未必是經過考古證今 地考慮後才提出的，相反的卻是要創立一個名詞，一定要使群眾易於了解和接受的才好，故“變”之一字，也只不過是“變易”、“改變”的意思而已，其中並沒有 若何深文奧義。……“變文”之得名，應該是由於它是從某一種體裁的東西改變成另外一種體裁的緣故，如依佛經改變成說唱文，或依史籍記載改變成說唱文，都稱 為“變文”，前者如《八相變》、《降魔變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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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如《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舜子至孝變文》等，即是其例。

此外尚有立意與上述各家相同而具體內容稍有差異者，不再引述。

　　另一類為“外來說”，主張“變文”之“變”是從梵文音譯而來，與印度傳來的佛教密切相關。其主要論點有以下幾種：

　　1．源‧自佛典翻譯。鄭振鋒《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變文”：

　 　　　在唐代，有所謂“變相”的，即將佛經的故事，繪在佛舍壁上的東西。‧…‧…像“變相”一樣，所 謂“變文”之‘變”，當是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意。（變相是變“佛經”為圖相之意。　）後來“變文”成了一個“專稱”，便不限定是敷演 佛經之故事了。（或簡稱為“變”。）

　 　……“變文”的來源，絕對不能在本土的文籍裡來找到。我們知道，　印度的文籍，很早便已使用到韻文 散文合組的文體。最著名的馬鳴的《本生鬟論》也曾照原樣的介紹到中國來過。……從唐以後，中國的新興的許多文體，便永遠的烙印上了這種韻文散文合組的格 局。講唱‘變文”的僧侶們，在傳播這種新的文體結構上，是最有功績的。

　　2．源自梵語。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

　　變文者，　“變相”之“文”也。……我覺得這個變字似非中華固有，　當是翻譯梵語。……梵文有citra一字，作畫解，……我疑心“變”字的原語，也許就是Citra。

與周一良的意譯說不同，關德棟認為系音譯，見其《略說“變”字的來源》一文：

　　①“變文”的“變”字就是“變相”的“變”字；②“變相”的淵源是“曼荼羅”；③“變相”的“變”字就是翻譯梵語mandala一字的略語。……“變相”的“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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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曼”字的一音之轉。

　3．源自“變相”。孫楷第《讀變文‧變文變字之解》條；

　 　　變字之義，近時治敦煌學者，皆未有明確解釋。或者乃疑為譯音。余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三， 《四諦經》“執變”注引《白虎通》曰：變，非常也。……更以圖象考之，釋道二家凡繪仙佛像及經中變異之事者，謂之“變相”。如云“地獄變相”、“化胡成佛 變相”等是。亦稱曰變；如云“彌勒變”、“金剛變”、“華嚴變”、　“法華變”、“天請問變”、　“楞伽變”、“維摩變”、“淨土變”、“西方變”、“地 獄變”、“八相變”等是。（以上所舉，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段成式《酉陽雜俎‧寺塔記》及《高僧傳》、《沙州文錄》等書，不一一舉其出處。）其以變標 名立目，與變文正同。蓋人物事跡以文字描寫之，則謂之變文，省稱曰變。以圖相描寫之，則謂之變相，省稱亦曰變。其義一也。然則變文得名，當由於其文述佛諸 菩薩神變及經中所載變異之事；亦猶唐人撰小說，後人因其所載者新奇之事而目其文曰傳奇；元明人作戲曲，時人因其所譜者新奇之事亦目其詞曰傳奇也。

以 上諸說，各出己見，皆可啟迪問題之探究。唯音譯說，迄今尚未找出梵文字源，清商舊樂說，僅以“變”字 偶同，尚乏中間環節；源自佛畫變相，又忽略了中國說唱文藝自身的發展，故凡此種種皆未能為研究者所共同接受。要之，解決這一問題，除待進一步發現新的資料 外，恐怕應當考慮：任何一種文藝的興起，既要有自身的發展因素為基礎，又要直接或間接受其他文藝的影響。變文的形成也不會例外。我國古代本有散韻夾用的傳 統，如《列女傳．母儀‧周師三母》所載：“古者婦人妊子……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周代瞽者是樂師又是歌手，其身份近乎俳優，他們的“誦詩，道正事”很 可能就是邊說邊唱。這種說唱，民間更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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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趙曄撰《吳越春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吸收大量民間傳說，運用虛構和渲染，專記春秋末年吳越間 的鬥爭故事，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就保留了一些當時民間說唱故事的特色。如其中的《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勾踐入臣外傳第七》等部分，即保留有散韻夾用形 式，韻文是故事情節的有機部分，且用以“代言”。這就是《四庫提要》卷六六所指出的：“近小說家言，然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後來佛教文學那種散韻夾 用的文體，以至佛教宣傳手段的“唱導”、“轉讀”方式等，對變文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這表現在變文中也有佛經故事，轉變藝人中也有僧人，某些變文跟講經 文一樣有押座文，甚至當時還有人把抄寫目連故事變文看作同念誦經卷一樣，認為是“發願作福”，可使自己“莫墮三涂”②。所以，變文是土生土長，淵源久遠， 在我國傳統的敘事歌謠、講故事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學（主要是佛教文學）的影響而嬗變產生的有民族特色的說唱文學形式。

　　現存的敦煌變文，從題材上看，大體可以分為4類。 第一是歷史故事變文。《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王昭君變文》、《漢將王陵變》等即是。它們大多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主，擷取歷史事件中的軼事趣聞，吸 收些民間傳說，進行加工渲染再創造。正如魯迅所說：“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儷，證以詩歌，又雜諢詞，以博笑噱。”③這類作 品，不但形象地再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歷史面貌，而且幾乎成為人民褒忠貶奸、評價歷史的“教科書”。其中伍子胥復仇滅楚，死於忠諫的故事，史傳如《左傳》、 《國語》、《呂氏春秋》和《史記》等，多有記述。民間關於他的傳說更多，《吳越春秋》、《越絕書》等，簡直是以他為主角的小說。歷代對其推崇備至，立廟祭 祀不絕（參看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五“伍子胥神”條）。在上述基礎上，說唱藝人演為變文，更突出伍子胥堅毅復仇卻忠諫獲咎、死於讒謗的悲慘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