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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脅從』、『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東林盜柄夥』、『夥壤封疆錄』等。是魏忠賢及其依附者用來整肅東林黨人的依據。見郝克（Charles D. Hucker）著、張永堂譯「明末的東林運動」，收在張永堂等編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年十二月），頁一九七。

註 ７：有關此期東林學術研究的重要論著，有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論部份；張君勱『新儒家思想 史』下冊（第一章）；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另有二本重要的博士論文，分別是古清美的『顧陘陽、高景逸思想之比較研究』及林麗月的『明末東林 運動新探』，各以東林的學術思想及政治行為（包括後期的黨爭）的研究為主。其他尚有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溫功義『明末三案』、李焯然「論東林黨 爭與晚明政治」、郝克（張永堂譯）「明末的東林運動」、小野和子「東林派【日文】政治思想」（日本，京都大學，東方學報第二八號，一九五八年）、溝口雄三 「【日文】東林派人士【日文】思想」（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七十五冊，一九七八年）等，均係研究東林黨爭及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論著。至若有 關「東林書院」的歷史，則可參清雍正時許獻鄉、高廷珍所纂輯的『東林書院志』；趙承中「東林書院雜考」；侯紹文「東林書院考」（大陸雜誌第十八卷七期，頁 三二。民國四十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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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東林在學術上『宗朱』之意義

　　明代正德、嘉靖、萬曆以來，王、湛之學的興起，使得朱學在學界不復再定於一尊。不僅此也，朱學在頒為官學的科舉上，也遭到衝擊，這點則似未見學者言之。

　　明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大理寺丞林希元上「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欲將朱子更定之「大學章句」自科舉考試上替換下來，（註１），是疏云：

　 　　（大學）格致一傳獨闕……此宋程頤、朱熹之所見也。……宋儒所定，委有未安……今臣將前後諸儒所 定，附以己見類寫成編，名曰大學經傳定本，裝縯以進，伏望皇上俯賜觀覽，特賜裁正，如果是書可全，臣言不謬，乞敕禮部改正頒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司府州縣， 使學宮以是造士，科舉以是命題，則千載未全之書，一朝復全，天下學士大夫，無復遺憾。（註２）

　　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唐伯元（一五四○－一五九八）為當時新出之「石經大學」而上「石經疏」，亦請求以「石經大學」取代朱子「大學」，頒列學官，其意與林希元同。（註３）以上兩事雖皆不行，但朱學在官學上已開始遭到衝擊。

　　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四川僉事張世則則以大學古本為宗，呈上自著『大學初義』，又演了一次替換朱本大學的事件。（註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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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件，不啻代表著維繫世道的名教綱常的官學－程朱理學之動搖，「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 議。」（註５）但議者實大有人在，再加上王學左派的盛行及李卓吾等人士的駭俗，不禁使得有心人士憂心忡忡，決心起而衛護名教，維護綱常，將已經傾斜的綱常 名教，從根本上將它扶正。因此，高攀龍初官第一疏，便是上參張世則，說他「議之於私家，猶為一人之偏詖，而於聖賢無損；鳴之於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 聽，而於世教有害。」（註６）東林的興起，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王門右派本身自然也力圖糾正，所謂「江右為之救正」。（註７）但這種匡正救弊，似乎以東林 的倡導來的最有份量，不僅是因為書院毀後，在李卓吾、焦弱侯、周海門等左派王學風行且漸趨狂禪之際（註８），顧、高興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東林書院，提出了 「宗朱」的衛道旗幟；而東林也的確人才儕儕，不但與王門同道結合在一起，也更因為他們的論學能伸入政治，不避毀譽，因而成為清流之匯集——正人、君子之象 徵。於是乎東林之衛道運動——無論在學術上、在政治上，皆成為當時的核心。

　 　東林的確是宗朱的，如顧憲成，曾師事薛方山，方山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 萃於是矣。」（註９）導其宗朱之淵源。高攀龍則嘗自言「辱教展朱子節要，知龍之學以朱子為宗，龍何能宗朱子，殆有志焉。」（註１０）故其砥礪，多以朱子為 勉。如顧憲成『涇臯藏槁』卷五，「柬高景逸」七：

　　　近看朱先生集何如，此老一念入真，便與天地同符，曾記薛玄台為弟語及明道、晦菴二先生，弟曰：畢竟朱先生假不得。丈以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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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遺書』卷八上，「與蕭自麓」一：

　　　朱子已畢覽否？攀龍敢斷謂：士不志聖人則已，苟欲求聖人之道，必從此入則無差失，聖人之道閑邪存誠一語，本體工夫兼至。

可見他們的確是宗朱的，東林人士給當時人的一般印象也是如此。但是，東林之宗朱，只是表象，實則仍尚有其深一層之意義，吾人必須由思想史的角度來加以探索。

　 　東林學人不少皆出於王學門下，或與王門有極深之淵源，顧、高之外，如馮少墟、孫慎行、錢一本等。所 謂王門之分，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係照地域來區分，（註１１）許多地方未能照應到學術脈絡與宗旨間的異同，如浙中之錢緒山與王龍溪學旨便有不同，泰州學 案中耿天台與李贄更是不能相合。大體來說，若依本體、工夫之分或悟、修之別，王門是可以分為兩派的，即右派與左派，此雖是近人的用法，並且甚為粗略；（註 １２）但至少就顧涇陽看來，這種標準是可以將王學區別為兩種的：左派、右派。東林雖然師門多為王門右派，但卻不自承為王門，而提出「宗朱」，這點在東林學 術上有極為特殊之意義。東林不僅是用「悟」、「修」來區別王學，抑且用「悟」、「修」來區別「程朱」與「陸王」，自然，他們是傾向於「修」之一路的。但是 這並不表示他們自己無「悟」的工夫，相反地，他們極重此，這也是東林學術中王學的血脈。但在宗旨上，他們標舉的卻是「宗朱」；這是因為在學術上，他們看到 了左派現成良知逾越蕩肆的流弊；而且也認為政治上的小人，即是由於這種學術所造成的果。

　　後代學者，對東林為王學或朱學，各有看法。當然，最具影響的，是黃宗羲表現在『明儒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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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看法，也即是東林學案在學術上給予人的印象：東林乃係王學右派一路，係針砭王學末流而起。（註 １３）黃宗羲與其師劉蕺山皆是宗王陽明的。而蕺山與宗羲又復與東林有關，不僅是依於淵源，亦因學脈上的認識，而表達在黃氏明儒學案中。很顯然地，學案中的 東林是承王門右派一路而來的王學修正派，在宗羲眼中，東林如江右王門般，是王學正宗；蕺山則繼東林，更是明儒之殿軍、完人與集大成者，王學之修正救弊，宗 羲認為也是至蕺山方底於成功。

　 　如此說來，東林是王學修正派而且走的是調和朱王（即援朱入王）的路子了。也不盡然，當時人士便多有 認為東林為純粹宗朱之學者，如陳建（一四九七－一五六七），一生以闢王為己任，尤忌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發憤著『學蔀通辨』，很明顯這是一部門戶相 爭之書（註１４），此書特請顧涇陽作序，顯示出陳建是以顧氏為程朱學派中人。當時之朝官，為顧氏辨護時，也多將他置於程朱學派，而高景逸之後人如高彙旃 等，在天啟之時，早已流入程朱學派，並上視景逸之學為程朱之學了。（註１５）則東林之提倡「宗朱」，給予當時人的印象，確實是偏于「朱派」一邊較多的。故 王門右派雖與之為友，但並不認為彼此同門，只是在兩者皆以左派為非的基調上，屬於同一學術反對立場而已。

　　以顧、高為主的東林學術，實有下列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細閱顧、高之遺集，其用詞用語、成學經歷，的確與王學特色無多差異，集中處處充滿澄心、靜坐、「禪」語等。

　　（二）顧、高二人皆不尊朱子大學改本，不守朱子大學成說。顧氏宗格致傳改本，著有『大學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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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傳；（註１６）高氏宗崔銑改本，著有『大學首章約義』、『大學首章廣義』。（註１７）

　　（三）顧氏在宋明儒者中，最尊崇的並不是朱子，而係周元公（濂溪）。（註１８）其餘王文成，甚至王心齋、王龍溪、羅汝芳等，都有讚詞；唯一最無餘地抨擊排伐的，是李卓吾，這裡可見其反者何在？而由其尊朱子不若尊周子，亦顯示：尊朱對其有著特殊之意義。

　 　（四）對於王學，顧、高並沒有完全地排斥。如顧氏『小心齋劄記』云：「陽明先生開發有餘而收束不 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愰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丙申）。又云：「自宋程朱既沒，儒者大都牽制訓詁以耳目 幫襯，以口耳支吾，屹屹窮年無益於得，弊也久矣，陽明為提出一心字，可謂對病之藥。」（註１９）高攀龍亦云：「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學問，終是 豪傑真色。」又云：「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弊，其功甚偉。」（註２０）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確定：顧、高之學術真相，決非一純粹之朱派學者，其學脈也確與王學血肉相連。黃 宗羲的看法是對的，其將「東林學案」單提標明而不冠以王門，也是有見地的。但其對於顧、高學術資料的剪裁以及站在尊王陽明的立場，純將東林視為一王學修正 派，而忽略其「宗朱」之旨義，則實有待商榷。（註２１）但如朱派學者陳建，高攀龍後人高彙旃以及清初重建書院後傳承的學者，均將顧、高視為門戶上「反王」 的程朱學派，亦均為皮相之見。最足以證明此的，是顧氏為『學蔀通辨』所作的序，序中很清楚的，在朱、王二派之外，顧氏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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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我」（註２２）。這個「無我」並非是理學的，而係世道、世教的。由此出發，我們便可以體知他在判 分學脈以及諸儒之功過時，均係用此一標準，舉凡周、張、二程、朱子、陽明、二王等莫不皆然，而其排斥李卓吾，更係由此進入。故其倡導「宗朱」，與高子之所 以愈發「宗朱」，絕不是因為他們愈來愈為一朱派學者，我們看高子學問工夫至晚年愈純，工夫全來自王學的方法便可知；（註２３）但其工夫愈醇，辨朱、王愈 深，完全是延續了彼與顧氏早年關心世道的風氣，而以稗益世道寧提倡朱學為佳。明乎此，乃可以言東林在學術上「宗朱」之意義。

　 　東林將學術、世道、綱常合為一事。由世道之壞而明學術，由學術而立綱常，乃而於政治上爭是非，蓋有 說焉。高攀龍云：「五常人之本也，其本揆而能有終者鮮矣。」（註２４）是故「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註２５）東林人士的關懷既在世道人 心、綱常名教，故其排斥左派王學；而比較朱、王學術亦自「教法」上著眼：

　　　以考亭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為宗，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為，蕩者無所不為；拘者人情所厭，順而決之為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為難。昔孔子論禮之弊而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則論學之弊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案指王陽明）所以遜朱子也。（註２６）

　 　　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惟朱子之學得其（案：指孔子）宗傳之萬世無弊……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 知，一破泥文之弊，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略見矣！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 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脩。盡至於以四無教者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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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知以四教教者，聖人憂後患後世之遠也。（註２７）宋明儒中，朱子未必最尊，陽明亦實豪傑，然朱子教法在彼視之，實最無弊。

　 　顧、高恐王學左派之學令人「心」一放至不可收拾（當時人不尊經，而尊心，心之所是是之，心之所非非 之），名教潰、堤防決，故必欲立一客觀之「宗主」以為繫世道、決是非之標準。雖曰一貫，其實頗採二元對立法以顯此一標準，如「善、惡」、「是、非」、「君 子、小人」等皆是。善、是、君子，既有所準，則惡、非、小人亦無不洞察。如此，名教方不至潰決，綱常亦可維繫，其用心盡在此；立於廟堂如此，處於江湖（書 院講學）如是；故必自「教法」上立論，而提出學術上「宗朱」之旗幟也。王學門下率皆自得宗旨，以「心」為是非所出，實無一客觀標準可依，百姓茫然從之，名 教可虞，小人以是為掩，世風益壤；唯有官方所尊崇之程朱學，方能使綱常名教常在此世界，有一個「至善」懸之可依，並維繫此世之世道人心；雖有「拘」病，亦 勝王學。觀崇禎帝所賜高子之褒狀云：

　　　朕惟道術明而人心正，節義薄而世道傾，故國家以正道明誼之臣為綱常名教之主，即生不克盡其用而死猶亟揚其体爾。（註２８）

則「宗朱」正所以「經世」，豈不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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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此事參『明外史』陳琛傳，見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卷二九三，四書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另參拙撰『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第三章格致傳改本，第三節之「林希元『更定大學經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註２：此疏今收在『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四（萬曆四年同安知縣李春開刊本）。

註 ３：其事見『明實錄』，卷一五九，神宗十三年三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紅格抄本影印，民國五十二 年）；『萬曆邸抄』萬曆十二年乙酉卷（台北，正中書局影印，民國五十八年一月，台初版）；唐氏「石經疏」收錄在氏著『醉經樓集』（舊抄本，中研院史語所藏 本），奏疏附刻。另見李紀祥，前引書，第四章第二節。

註４：『明史稿』「高景逸先生傳」、葉茂才「高景逸行狀」，引見『東林書院志』，卷七。

註５：這是高景逸上疏駁斥張世則後，神宗所下的旨。

註６：『高子遺書』（明崇禎嘉善錢士升等刊本）卷七，「崇正學闢異說疏」；又『國史唯疑』（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卷九，亦載云：「高攀龍初官行人，既疏闢張世則程朱誤人之說；賭周士顯試錄云六經亂天下有餘，亦憤斥之為名教罪人。」（頁五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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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７：黃宗羲語，見『明儒學案』卷三二，泰州學案。祥案：此處所謂的「糾正」，自然是站在右派立場而言，實則，左派未必認可，其反而自認他們才係陽明嫡傳。

註８：張居正當國時，惡書院講學，遂令毀盡天下書院。居正係於萬曆十年（一五八二）歿。參『明史』（百衲本）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註９：『明儒學案』，卷五八，東林學案一，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註１０：『高子遺書』卷八下，「答方本菴一」，頁九下。

註１１：有關『學案』分派的脈絡，參見麥仲貴『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第二章。（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七二年）

註１２：此種分法，大陸學者在著作中多採用之。如嵇文甫『左派王學』、『晚明思想史論』，吳澤『儒教叛徒李卓吾』等書。

註１３：參見古清美『顧涇陽、高景逸思想之比較研究』第五章第二節，附論。又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第五章「東林派與王學修正運動」，即將東林學人視作「王學修正派」。

註 １４：錢賓四先生以為此書出而「晚年之論」紛爭息，實則陳建此書對王學之焰似乎影響亦不大。（錢文見 「讀陳建學蔀通辨」，收在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六十八年七月）清初李紱作『朱子晚年全論』即續此門戶之爭而著作。 參見陳榮捷「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於朱子」一文，收在氏著『朱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