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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法較難，多在用上述三法不能解決問題時才用。如《晏子春秋‧內篇問上》載：“厚借斂，意使令，無以和民。”不少學者認為，此句義理不安，可能有誤。清孫 星衍指出：“意使令”前脫一“任”字。王念孫校之曰：“‘意’字文義不順，孫加‘任’字以釋之，亦近于牽強。‘意’疑是‘急’字之誤。令急則民怨，故曰 ‘無以和民’。”（《讀淮南雜志‧晏子一》）王校有理——1972年山東銀雀山出土的漢墓竹簡《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正作“急使令”。

　　5.四 種校法交互靈活運用。清儒校書，往往是兩種或幾種方法參互使用。這樣，既可用各法之長，避各法之短，又可相互驗證，更為可靠。如《戰國策雜志‧趙策》載： “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王念孫校此書認為，“願見太后”前脫一“言”字，因為有“言”，太后方能聽到，故揖之。這樣文義才明，義理才安。 因此他認為，“觸讋”當為“觸龍言”之誤。真按：讋字拆成龍言二字矣.即龍言二字誤合作讋矣. 他檢《太平御覽‧人事部》所引，正作“左師觸龍言願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左師觸龍”。1973年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策》亦作“觸龍言”。王念孫主要使用了他校和理校兩種方法校正此誤的。若校一部書，一般四種方法都要用到。

　　6.以 四種校法為主，結合使用其他方法。清儒在運用四種校法辨誤糾謬時，還結合使用了一些其他方法。比如在辨別誤字時，不少人結合使用了“以形識誤（字）”和 “以聲識誤（字）”二法，或形、聲同用。在“以形識誤”時，又參互使用了“偏旁分析”法和“分析歸納”法等。戴震曾提出可“因聲求義”。其《轉語‧序》 云：“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盧文弨《鍾山札記》卷三說：“古書誤字，以形聲求之，猶有可考而復者。”孫詒讓校《墨子》一書時，在《明鬼篇》中校“退”為 “迓”，在《非樂》篇中校“拆”為“折”。他這就是從字形入手識誤。俗本《淮南子‧兵略篇》載：“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 藏。”王念孫校“沉沉”為“沆沆”。他認為，這幾句為韻語，只有“沆”才與“象、量、藏”三字押韻。“沉”與“沆”也是因形近而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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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是在運用本校和理校的同時，結合用字的形、聲識誤字。其子引之也善於結合使用“以形識誤”和“以聲識誤”二法，並能通過實踐在《經義述聞》卷一二“形訛”中歸納總結字之形訛類型數種。

　　清儒當時校書辨誤時結合使用方法還有不少，如從各代諱字著眼，從各代文字訓詁差異著眼，從各代文例不同特點著眼。還有從地理方面著手，從歷史事件著手，從各地語言特點著手，等等。例子實多，不能一一列舉。

　　（三）認真總結古書致誤原因

　　總結古書致誤原因，歸納其錯誤類型，實為校書之一良法。這樣可以幫助自己和同行校書時識誤，也能提醒校書者盡量減少因校而產生的新誤。

　 　清儒通過大量校書實踐，對古書致誤原因總結得比較全面。錢大昕《潛研堂全書》指 出古書致誤的原因有數項，如注語誤入正史、後人妄改等。今學者張舜徽將其歸納為六端。顧廣圻在《重刻宋本名臣言行錄‧後序》中歸納該書致誤有全頁脫落、錯 簡、因當時俗體字而誤等十八種原因。他在《唐律疏議‧後序》中列舉了該書“釋所據本不同而抵牾”等六種致誤情況。他又在《通鑑刊誤補正‧序》中論述該書 “望文生義乃違本”等三種誤因。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列舉了古書致誤的三十七種原因，其中有兩字義同而衍、兩字形似而衍、誤增“不”字等。王念孫的總結更 為詳盡。他在《讀淮南雜志‧序》中列舉了該書誤因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有既衍而又妄刪者、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等六十四種。諸儒的總結，大多慧眼獨具，發 前人所未發。

　　如果再對這些誤因進行分類梳理，便不難發現，不外三大類型：①社會原因；②自然原因；③人為原因。第三種又是主要的。對於這些，清儒也多有論述。

　　政治變化、社會動亂、強權焚禁，定會破壞古書的完整。僅各代諱字就使古書增添了大量的訛字真批：原來作者將諱字亦當作誤字，無怪乎前文將民作人者視為誤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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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嚙蠹蝕和風侵日剝，也會使古書殘缺不完。但主要的，還是人為原因。人為原因又可分無意和有意兩種。各代文字形體和音讀有所不同，文法和體例有別，抄刻者 或因下筆不慎，或因識見不到也會致誤。這實屬無意。但也有宋、元、明人有意羼改，或憑臆妄改。王念孫校道藏本《淮南子》極為心細，正其訛誤九百多條。他總 結其誤因說：“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訛脫者半，憑臆妄改者亦半也。”（《讀淮南雜志‧後序》）臆改者，有書賈作偽，有坊主羼改，但更多的是由校者所為。顧 廣圻指出：“書籍之訛，實由于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書文苑英華辨證後》）清儒的分析總結，對校讀者識誤能起到發凡起例作用。

　　（四）盡量採用他人校勘成果

　 　清儒校書總是盡量採用他人校勘成果，尤愛利用最近最新的。校書吸取他人校勘成 果，能省去某些探討之勞，節約時間，提高質量。古書傳至清季，凡有用可讀者，多經人校過。有時一書經幾人、十幾人或幾十人校過。校者所處時代不同，所據資 料多寡不同，觀點也有別。一般來說，後出的成果多精於前者。這是因為，學術在發展，校者素質在提高，時代越晚，材料越豐富，可借鑑的成果也就越多。盧文弨 在校《經典釋文》時，吸取了段玉裁、梁同書等三十五人的意見；校《白虎通》時，吸取了十一人的校勘成果。戴震校《方言》時，糾謬補脫三百二十五字，世稱善 本。盧文弨在戴震、丁杰校勘成果的基礎上，又糾正一百二十多條訛誤，使其更為精善。盧文弨校《逸周書》時，吸取了惠棟、謝墉等人的成果。謝墉為其所校此書 作序云：“是書所刻……薈萃所見而成之。”在利用清儒最新校勘成果方面，清末學者更為有利。孫詒讓很善用此法。據統計，在孫校《札迻》中的七十八種書中， 採用了五十七家的校勘成果，以清儒的為最多，如從俞樾校的《諸子平議》採用三十一種。王念孫的《讀書雜志》收其校書十八種，盧文弨《群書拾補》收其校書二 十七種，凡涉及《札迻》所校之書，幾乎全部被採用。除此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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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還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其他學者的校勘成果，如戴望校的《管子校正》，孫星衍校的《晏子春秋音義》，顧廣圻的《韓非子識誤》，蔣光熙的《斟補隅錄》，黃丕烈的 《戰國策札記》，郝懿行注的《山海經》，凌曙注的《春秋繁露》，畢沅疏的《釋名》，等等。正因為孫能集清諸師之長，故能取得超越他們的成績。可見校書盡量 採用他人成果，對提高校勘質量，加快校勘速度，大有裨益。

　　（五）著錄校勘成果的方法比較實用

　 　對於如何表達校勘成果，清儒觀點有所不同，爭論較為激烈。段玉裁曾提出“當改則 改”論。他認為，校書如遇有誤，不論是宋版古書，還是經類典籍，皆可在書上是正，誤跡保留與否，無須多慮。顧廣圻卻不同意此論，反對其做法。他提出了頗有 影響的“不校校之”論。其《思適齋集》卷一四進一步闡述說：“書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來，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謂也。”他認 為，書有誤處，可用校勘記表示所校的意見，絕不可在原書上改正。他指出，經書更是如此。盧文弨提出了“相形而不相掩”論。他認為，識跡與校勘結果皆應明顯 表露。

　 　在書上改易，弊端不少，實不可取，所以遭諸儒反對。顧法雖用者較多，優點不少， 但需要改進之處亦有之。“不校校之”雖誤跡保留使人思，附有校記幫助思；但對於誤處有人不識，便不去思，同時也不會再去檢閱校勘記，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 校勘意義。為幫助校讀者識誤和據其檢閱校記，阮元提了“圈識誤者”論。他在《校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云：“明知宋版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 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于每卷之末。”阮氏之法能兼採諸家之長，克服顧法之短，故為多數學者所接受。近學者亦沿用之，並有所改進和創新。比如有的用 括弧括誤處，以代圈識。後來大家又改為誤處加圈碼，文後按圈碼號順序附校記，如同今天之文中圈碼和文後注釋。以此亦能說明此法較為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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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勘成果顯著

　 　校勘成果主要包括所校正的文獻數量和質量。清代校書者多，參考資料豐富，校法又 較科學，因此，產生了很多精校精注本。一些艱澀難讀的書經清儒校勘詮釋，方可讀通；一些塵埋千年的著作，經過校勘，方復原貌。這不僅為諸生讀書治學帶來方 便，對保存和繼承祖國文化遺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清儒校釋的書達數百種次。真按：不解之處！真按-何故用次? 其 質量也大多精善。其中以盧文弨校書最多，達二百三十餘種，經、史、子、集四部，無不丹黃，裨益于士林最大。黃蕘圃精曉版本，為八百多種典籍撰了題跋記，內 容多述版本，為當代和後人識別版本提供了方便。王念孫父子校經，錢大昕兄弟校史，皆極精細。王念孫所校的書，收入《讀書雜志》者有十八種。另外，還有《廣 雅疏證》、《經義述聞》等。在《讀書雜志》中，王氏訂正諸書訛誤四千餘條。他校《廣雅疏證》時正訛字五百七十八個，補脫字四百九十一個，刪衍字三十九個。 他擅長理校，推理邏輯嚴密，論證較為可靠，充滿真知灼見，令人嘆服。他所撰的《讀淮南雜志‧序》對古書致誤的原因條分縷析，剖析入微，總結梳成六十四通 例。有人認為，該《序》是一篇重要的校勘學文獻。錢大昕校史成果多彙集在《廿二史考異》中，同時撰有諸書序跋二百七十三篇。當時二十二史“文字繁多，義例 糾紛”。錢氏為之爬梳抉剔，條理貫串，辨其踳駁，析其凝滯，拾遺規過，使其易於讀通，貢獻亦謂不小。

　　顧廣圻校勘成果也較顯著。他校跋的書有二百來種。如所校《諸子平議》等書亦較精善。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他的貢獻不僅在於精校，還在於精刻。據不完全統計，他為盧文弨等校刻的書上百種，對傳播文化、保存文化遺產，比只是校勘作用更大。

　　戴震、段玉裁等將音韻、訓詁用於校勘方面又有創新。戴氏認為，校書應以識字為本，以音韻、訓詁為途。所勘書，“皆精校絕倫，不涉空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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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共校書十八種，以《水經注》和《方言》所投功夫最深，也最精。前者被譽為“絕無之本”。《四庫全書總目‧水經注提要》云：“與近代本鉤稽校勘。凡補其缺 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去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十五字。”戴校《方言》，正訛二百八十一字，補脫二十七字，刪衍十七字。在段玉裁 校勘成果中，以校《說文解字》影響較大。惠棟校勘成果亦較顯著。他曾以吳泰來家藏七十卷本《禮記》校汲古閣本，正訛四千七百零四字，補脫一千一百四十五 字，刪衍九百七十一字。俞樾也善於用音韻、訓詁校書。他總結古書致誤之由三十七條載於其著《古書疑義舉例》下半部。梁啟超說該書“下半部可以叫他做校勘秘 訣”。

　　以上列舉皆為乾嘉學者，清末學者校勘成果遠不如他們的突出。只有孫詒讓校書較多，約有近百種，有七十八種被收入《札迻》中，散見者還有十多種。章太炎認為，孫氏《札迻》實可與王念孫《讀書雜志》相媲美，而為俞樾的《諸子平議》所不及。真按：疑有誤!-中研院線上目均為俞樾撰者，疑此書名有誤也！ 其中有的書因校勘精善備受行家好評。其校《周禮正義》一書，被梁啟超譽為“清代新疏之冠”。而《墨子閑詁》一書，真按：當作墨子閒詁！ 俞樾在其《序》中贊孫校為“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其校《論衡》一書有校語一百一十九條，被近代學者劉盼遂《論衡集解》一書採用一百一十條。他校勘的《鹽鐵論》一書，其成果也被他人採用。

　　六、校勘經驗豐富

　　清儒在長期的校書實踐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還有一些校法，他們通過校書實踐，雖然認識到了，但限於當時條件而無法做到的，對後人來說也甚為寶貴。現一併歸納如下：

　　（一）實事求是，不參成見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序》提出，校書“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孫詒讓《札迻‧序》也明確指出，校書必須做到“不參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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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認為，定底本也好，評立說也罷，以及取證糾謬等，皆應實事求是，以客觀材料為依據，以事實為準繩，斷不可以先入為主。否則，便會主觀臆斷，有疑不信， 穿鑿附會，自出新意。“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張以從我，時時有失，遂成瘡疽。”①其結果有誤不識，無誤改之，原誤不絕，新誤生之，新訛舊誤摻雜，不如不校為 善。

　　（二）態度謙虛，聽取他人意見

　 　誰人校書，都難免不誤，若能虛心聽取他人意見，便可少出訛誤，提高校勘質量，加 快校勘速度。多數清儒對此都比較注意，有的還主動徵求他人意見。王念孫和戴震都曾校過《大戴禮記》，校後又都給盧文弨看過，主動向他徵求意見。盧又分別為 他們糾正了若干條。盧本人校書也很注意聽取他人意見。錢大昕說盧“即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盧校《逸周書》，吸取了段玉裁、惠棟等人的意見；校 《方言》，吸取了戴震、丁杰等人的意見；校《顏氏家訓》，吸取了趙敬夫、孫志祖等人的意見；校《經典釋文》吸取了畢沅、梁同書等人的意見。他校書如遇一字 一詞不通，亦能主動請教他人。如他校《風俗演義‧愆禮篇》時，內有“■■”一詞不解，真按：上竹下肉 真按：上山下廾 便 去向錢大昕請教。錢告之曰：此二字當為“算”字之訛。顧廣圻讀過王念孫校本《淮南子》後，覆校一過，糾其新舊訛錯若干條，王引之虛心接受，立即將顧氏意見 題為《顧校淮南子》，刊附於《淮南雜志》之後。還有王先謙等校書也善於聽取他人意見。另外，他們校書互採成果，互參校本，也是參考吸取他人意見之表現。校 書虛心接受他人意見，是清儒取得豐碩校勘成果的原因之一。

　　（三）重佐證，不妄改

　　清儒校書，多重佐證，重考據。清初顧炎武已開其風。他提出，校勘考據要“採銅于山”，應涉獵最原始的材料。他非常重證據

①顧廷龍等。續修四庫全書（冊一四九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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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書取證甚博，尤不輕信孤證。王念孫校書廣徵博採，不主一家，“一字之徵，博極萬卷”。戴震校書亦是廣搜旁證，待證據確鑿後方下結論。王鳴盛認為，校書應 該窮究原委，反覆考證。阮元校書考證肯下功夫。《後漢書》卷六五載，鄭玄在《戒子書》中云：“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後漢紀》卷二九又載：“鄭 玄造次顛沛，非禮勿動。”他如此知書達禮，家裡卻不能容他，于情理不順。當時不少學者認為，“不為”中的“不”字可能為衍字，但無佐證，皆不妄改。真按：重出,重複, 阮元趁在山東任職之機，親往鄭玄故鄉，拜謁祠墓，調查考證。終於在泥沙中發現了金承安五年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的碑文，文中沒有“不”字。阮在《小滄浪筆談》卷四中說：“‘不為父母昆弟所容’，碑無‘不’字。”他言之有據，便成定論。真 批：問題是何謂「為父母昆弟所容也」有這種講法嗎？為所容乃常情，何必更作傳語特為道出？且鄭動不違禮乃成年後，非年輕學子時也．或許此處乃要寫他大器晚 成，浪子回頭之典範，乃反為尋常見解見怪而妄度矣！知史承節文為正，寧不知其為敓？○愚意以為家舊貧，故不以好讀書不事生產者為貴也.猶漢高與仲孰多之謂.今吾人治國學者，每每不如三師（律師、醫師、會計師）亦有此病也！若能讀此三師，家長豈能容您去讀老古板的冷板凳？熱門冷門之說，是矣.或許康成于此戒其子要好讀力學也.待詳考究.

　　清儒校書，在重佐證的同時，極力反對憑臆妄改。他們認為，憑臆改易，容易致誤，既誣古人，又惑來者，後患無窮。盧文弨在《蔡中郎集》中指出：“若遽憑臆改定，而又全沒舊文，則似是而非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他一再提醒同行：“慎勿以私見改作。”

　　（四）要細心，不可粗略

　　勘書之誤，如同為人診病，應持謹慎態度，不可粗心。盧文弨《抱經堂文集》說：“夫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為誤。”這也是經驗之談。清學者在這方面也特別注意。王念孫、顧廣圻、盧文弨等以校勘心細而著稱。王氏校書，其心之細，被認為在校勘學史上罕有。真按：細心的人 王引之譽顧廣圻校書“心細識精”。上述他們取得的校勘成果，尤其是正誤的數量，也能說明清儒校書多心細如織。真按：不解之處！真按-何謂心細如織也？織如何細也？而乃以取譬？國無，詞亦無！

　　（五）校書最好集體合作，專人校專書

　 　在清代校者中，有的像戴震等在“四庫”館參加過集體分工校書，也有的像阮元等少 數幾人在一起校書，多數人卻是各自為之。各自校書，雖也校正了很多單書，但有不少書或因誤情複雜，或因部頭較大，或因校者素質所限，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若 一人校之，不僅有些訛錯得不到訂正，時間也會拖得很長。例如盧文弨校《儀禮》四十五年，到去世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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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抱經堂文集》中深有體會地說：“古書流傳既久，考訂非一人之力所能盡。”孫慶增《藏書紀要》進一步指出：“校書須數人相好，聚于一處講究討論，尋繹 舊文，方可有成。否則終有不到之處。”此說有理，如《經典釋文》經三十六人校過，《漢書》從宋至民國，亦經數十人校過，皆後校精於前校。《魏書‧樂志》流 至清代，脫訛嚴重。清嚴可均校過，有些脫文補不起來，只好在《全後魏文》裡注明“原有缺頁”。盧文弨繼校之，限於資料，據《通典》僅補上十六個字，便在 《群書拾補》裡說，“無從考補”。嚴、盧號稱輯佚名家，然問題未能解決，可見其難度之大。直到1959年陳垣據《冊府元龜》卷五六七將其脫文補齊，恢復了八百年前該書的原貌。這些例子不能不說明，校書須眾人為之。

　 　集體校書，須有分工。圖書內容各有不同，校者知識素質亦有不同。校者大多是長於 此，短于彼，不可能門門精通。如王念孫父子與錢大昕兄弟相比，前者長於經短于史，後者長於史短于經。號稱通儒者，也只能精於其中的一門或幾門，全精者無 有。孫慶增《藏書紀要》指出：“若大部書籍，延請多人分校，呈于總裁，計日乃成。”回顧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校書，無不如此進行。漢代劉向父子領校群籍時， 亦是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宋代開“崇文”館，清代開“四庫”館，也都是這樣。集體分工校書，對校者來說，可揚長避短， 還可在一起研討交流，資料也便於集中使用。這樣無疑能縮短校書時間，提高校書質量。

　　清儒校書經驗除上述幾點外，他們在校書方法方面，在總結古書致誤原因和歸納其錯誤類型方面，在利用他人校勘成果方面等，也都積累了不少經驗。關於這些，前面已多順便論及，這裡不再單述。

　　（原載《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新華文摘》198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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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孫父子校書特點概說真按：王念孫的考據方法論

　　王念孫及子引之同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孫師承戴震，真按：王念孫與戴震 對古書博聞強記，精文字、音韻、訓詁和校勘。其子引之，家學相傳，亦精小學和校勘。二人知識素養深厚，校書用力最勤，成果顯著。認真總結二人校書，便能發現他們校書有著一定的特點。這些特點對我們今天校書不無幫助，現將其歸納如下。

一、校書為學子讀書方便

　 　王念孫父子校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學子讀書。古書流傳至清，有的脫誤嚴重，義理難 尋；有的因脫誤使典章事實與原來大違。學子若讀此誤書，就會被其所誤。針對這種情況，王念孫父子等一些學者認為，為了學子讀書，必須刪衍、補脫、糾謬、理 亂，以恢復古書之原貌。這就要校勘古書。

　　為了學子讀書的需要，王氏父子首先選校他們喜讀的書，也是當時實用的書，如《史記》、《漢書》、《呂氏春秋》等。

　 　為使學子能讀通古書，王氏父子在校書的同時，對其內容還做了很多詮解工作。章太 炎《訄書‧訂文》評其說：“高郵王氏以絕學釋姬（周）漢古書，冰解壤分，無所凝滯。偉哉，千五百年未有此人。”王氏父子的《廣雅疏證》、《讀書雜志》、 《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四部著作被認為是當時訓詁和校勘兼而有之的代表作。

　　為了學子檢閱方便，王氏父子將每書校畢後，多寫序跋和校記附於書之前後。這些序跋和校記不僅能告訴學子某書哪裡有誤，如何訂正；還能告訴他們，某書有幾種版本，何本為優，怎樣讀它。這對學子讀書治學無疑能起到指示門徑的作用。

　　為了使學子能讀到校過的書，王氏父子還盡量將所校詮的書刊出。如其刊印所校的《漢書》、《淮南內篇》等，有二十多種。王氏做法受到學子歡迎，得到學者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