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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２６又說：「自治道愈下 而國無強宗，無強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 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２７所以，亭林主張仿漢唐分封諸侯之法，強化氏族，重用宗親。其次，亭林又認為，欲使江山穩固，國泰民安，則須 強化鄉治。他說：「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２８在他看來，鄉里治，則農事興，時用足，貧富均，百姓安，從而天下固。他說：「民之所以不安， 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 恩，吉凶有通財之義。……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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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日知錄》卷九，〈藩鎮〉。２１《日知錄》卷九，〈藩鎮〉。２２《日知錄》卷九，〈藩鎮。２３《日 知錄》卷九，〈守令〉。２４《日知錄》卷九，〈宗室〉。２５《日知錄》卷九，〈宗室〉。２６《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２７《亭林文集》卷五， 〈裴村記〉。２８《日知錄》卷十二，〈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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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２９又說：「人聚於鄉而治，聚 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３０因此，他對漢代鄉亭制度十分推崇。 他說：「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凝于成、康之盛 也。」３１又說：「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 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為，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為此，而願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 ３２他認為，如果能使現有的鄉里組織發揮像漢代那樣的作用，則天下無有不治。他說：「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 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 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 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宮多者，其世衰。興亡之途，罔不由此。」３３

　　（二）省法令隆教化

　　亭林認為，法制禁令，乃治國之所必需。如若法令廢馳，綱紀不立，則政無以行，國無以立。他說：「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３４「法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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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 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３５但他又指出，法令繁雜，吏道多端，必然會導致上下相遁，奸偽萌起，以至國事日非，天下必亡。他說：「自古國家吏 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３６又說：「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 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與亡。」３７

　　在亭林看來，法令繁雜，禍患極大。其一，則造成文牘盛而人材滅。他說：「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于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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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日知錄》卷六，〈庶民安故財用足〉。３０《日知錄》卷十二，〈人聚〉。３１《日知錄》卷八，〈法 制〉。３２《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３３《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３４《日知錄》卷二，〈殷紂之所以亡〉。３５《日知錄》卷十三，〈除貪〉。 ３６《日知錄》卷三，〈私人之子百僚是試〉。３７《日知錄》卷八，〈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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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３８「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 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３９由於文書繁，科條多，使賢智之士束縛於繩約之內，無以盡其所為， 人材因此而不振。亭林說：「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４０因此，他認為， 「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４１其二，則使得奸人起而風俗壞。亭林認為，法令既多，則導致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賢者受制，奸人得志，從而使得事功日 墮，風俗日壞。他說：「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 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４２又說：「宋葉適言：……『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 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俯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 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４３

　 　亭林由此而提出省法令、簡科條的主張。他說：「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 也。」４４又說；「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４５其具體做法，一則立宗法省刑罰。他說：「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 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於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 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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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４６二則廢法術，清 人心。他說：「胥吏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佈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４７又 說：「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 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４８

　　亭林尤其強調，在省法簡刑的同時，須正人心、厚風俗。他說：「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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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日知錄》卷八，〈法制〉。３９《日知錄》卷八，〈省官〉。４０《日知錄》卷九，〈人材〉。４１ 《日知錄》卷九，〈人材〉。４２《日知錄》卷八，〈法制〉。４３《日知錄》卷八，〈法制〉。４４《日知錄》卷十二，〈盜賊課〉。４５《日知錄》卷十二， 〈盜賊課〉。４６《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４７《日知錄》卷八，〈都令史〉。４８《日知錄》卷八，〈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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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４９又說：「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 終不可以致太平。」５０亭林認為，從歷史上來看，凡任法術者則世亂，崇教化者則國治。他說：「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 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５１又說：「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 猶為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５２因此，亭林對明末宗族微、人心壞極為憂慮。他說：「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 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偽；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子不云乎：『得見有 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為之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 以可久也。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 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５３亭林指出，當國家潰崩、民族衰亡之際，變化人心、移易風 俗猶為重要。他說：「上無禮，下無學。賤民興，喪無日矣。……然則人君為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５４又說：『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 也。」５５因此，他提出要以勸學、獎廉、崇厚、斥浮為當務之急。他說：「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汙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 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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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瑤，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以名為治，必自此塗始矣。」５６又說：「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５７

　 　亭林認為，欲正人心、厚風俗，則須崇禮義、重教化。他說：「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禮，其何以撥 亂而返之正乎？」５８又說：「戡除雖藉乎干戈，而根本必先於禮樂。」５９在他看來，禮儀乃風俗之根本，治人之大法。他說：「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 之人倫。……是故有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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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日知錄》卷八，〈法制〉。５０《日知錄》卷十二，〈河渠〉。５１《日知錄》卷八，〈法制〉。５２ 《日知錄》卷九，〈人材〉。５３《亭林文集》卷二，〈萊州任氏族譜序〉。５４《日知錄》卷六，〈桀紂帥天下以暴〉。５５《日知錄》卷十二，〈河渠〉。５６ 《日知錄》卷十三，〈名教〉。５７《日知錄》卷十三，〈重厚〉。５８《蔣山傭殘稿》卷二，〈答汪苕文〉。５９《蔣山傭殘稿》卷三，〈復周制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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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６０又說；「《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 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６１因此，他主張，欲得民德厚而禮俗成，則須以禮儀為本，而以 教化為先。他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６２又說：「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為人才之 本，而以教化為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６３又說：「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 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６４

　 　亭林還進一步提出存清議、立名教，以興政教，醇風俗。他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 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６５亭林認為，清議存，可以佐刑罰，倡廉恥，振人材，扶國是，故為王治之不可闕。他說：「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 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 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 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 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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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６６亭林又指出，清 議存，則名教立，名教立，則人心正，風俗厚。他說：「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６７又 說：「《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昆，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 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汙之俗矣。』」６８因此，他主張「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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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亭林文集》卷五，〈華陰王氏宗祠記〉。６１《日知錄》卷十三，〈廉恥〉。６２《亭林文集》卷四， 〈與人書九〉。６３《日知錄》卷十七，〈生員額數〉。６４《日知錄》卷十三，〈廉恥〉。６５《日知錄》卷十三，〈清議〉。６６《日知錄》卷十三，〈清 議〉。６７《日知錄》卷十三，〈名教〉。６８《日知錄》卷十三，〈名教〉。６９《日知錄》卷十九，〈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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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用人方略

　 　亭林認為，人才乃治國之本，興政之具，人才不舉，則政無以理，國無所倚。他說：「國家之所以常治而 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７０又說：「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７１故他對選才之方，用士 之謀，皆考其利弊，析其樞要，以應王者用世之略。

　　（一）舉士之法

　 　中國古代選舉官吏，最早用世卿制度，按血緣親疏來分封官階。戰國時用軍功制，按戰功大小定官爵高 下。漢代採取察舉和徵辟之法，以推薦與考試相結合來選拔官吏。魏晉南北朝時實行九品中正制，由豪門世族操縱人才選舉。到了隋唐，朝廷以科舉取士，成為古代 選舉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科舉制主要按才學標準錄用各級官吏，極大地擴展了國家選拔人才的範圍和途徑，對於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的鞏固和鼎盛功不可沒。自 宋明以來，科舉制更趨嚴密而複雜，其流弊亦日益孳生。尤其是明代實行八股制，更使科舉淪為禁錮思想、摧殘人材的工具。

　　亭林目睹明末由於選舉不當而造成的國無可用之才、政無稱職之吏的危險局面，因而對科舉制之弊進行了猛烈抨擊。

　　亭林批評科舉選法不當，鉗制人材。他認為，科舉以時文取士，經生不明《六經》之旨，不通當世之務，所選之才多功名利祿之徒，少通達治體之士。他說：「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