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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晚清到民初的小說良莠不齊，走著曲折的道路。本時期的小說不像散文那樣一直有精神價值作支撐，散 文是精英知識分子的產物，主導小說趨向的是平民化的市場，而那時未獲啟蒙的中國大眾的需求是難免低俗的。長期關注社會的政治緊張的反作用力，把大眾推回了 私人情感與世俗趣味中，由讀者和作者共同製造作品，是現代化社會中小說的應有之義。作家主體的點點滴滴的改良不能保證小說步入新的境界，嚴肅而有獨特價值 的作品必須等待精英知識分子發動一場新的文學革命來迎接它們的問世。

　　【注釋】

①　范伯群、朱棟霖：《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上冊，第4--23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載《最近之五十年——〈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1922年版。

③　據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第27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冊，第384頁，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

⑤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　「之二」、「之三十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公度」為黃遵憲，「穗卿」為夏曾佑，「觀雲」為蔣智由。

⑥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卷22。

⑦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7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⑧　參見范伯群、朱棟霖：《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上冊，第124—136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⑨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7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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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徐念慈（覺我）：《余之小說觀》，《小說林》第9期，1908年。

⑪　轉引自歐陽予倩《回憶春柳》，載《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第1輯，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版。

⑫　據朱雙雲：《新劇史》：參見《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　（范伯群、朱棟霖主編），上冊，第24頁。

⑬　黃遵憲：《日本國志》，第33卷，光緒富文齋刊本（1895年）。

⑭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載《清議報全編》第26卷。

⑮　梁啟超：《小說叢話》，《新小說》第1卷（1903年）。

⑯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⑰　張申府：《我所認識的章行嚴先生》，《張申府散文》第521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⑱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第28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⑲　參見樽本照雄：《阿英說〈翻譯■創作■■多■〉事實■》，《清末小說■■》第49期，日本清末小說研究會1998年版。

⑳　鄭逸梅：《民國舊派名家小說小史》，《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第580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21﹞　王鈍根：《〈禮拜六〉出版贅言》，《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第18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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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文學革命的興起與發展

　　中國文學在經歷了清末民初的現代化發生期以後，由五四文學革命起進入1917—1949年的30年迅速發展期。這一時期，發生期內的鴛鴦蝴蝶派文學繼續存在，但不再佔據主導地位，而且隨著文學的現代化進程逐漸地被揚棄、整合。這一時期，大致可以十年為期劃分出三個明顯的階段：一、1917—1927年以五四為代表的20年代文學；二、1928—1937年左翼革命文學、人文主義文學並存的30年代文學；三、1937—1949年以全民族的抗戰文學開端以及承繼、發展的多地域、多元化、大眾化的40年代文學。

第一節　文學革命的興起與發展

　　中國現代文學，以五四文學革命為標誌全面步入文學現代化歷程。發生於1917年的文學革命，既是清末民初20年 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歷史準備的必然，也是外來文學思潮影響的結果。五四文學革命承繼了梁啟超、黃遵憲等人提倡的「新民」、「救國」的近代文學改良精神，有 著「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與「白話文運動」的基礎。加上大量譯介西方文學，如林譯小說，已客觀上培養了人們對西方新的文學形式的接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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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文學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動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並未能根除封建主義社 會基礎，內憂外患使國家和民族陷於垂危之中。袁世凱陰謀復辟封建帝制，社會上繼續推行尊孔讀經，舊文化思想仍嚴重阻礙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受西方新思潮影響 的進步知識分子在歷史反思的基礎上，深感思想啟蒙的迫切需要。他們利用晚清以來留學生譯介的大量的西方文學、哲學、社會學著作，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寶貴 的思想資料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參照系，向民眾宣揚灌輸民主主義思想，抨擊封建主義思想文化，進行比晚清維新派、民族民主革命派更廣泛的思想啟蒙，由此而發展 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正有利於新文化的生長，西方列強正忙於歐戰，中國民族工商業有了明顯發展，新興階級與進步思想同步壯大。

　　五四時期，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　（第一卷原名《青年雜誌》，1915年在上海創刊，1916年9月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後移址北京）為主要陣地，興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發刊辭《敬告青年》中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又於1919年1月聲言《新青年》同人「擁護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賽恩斯（science， 科學）兩位先生」①。《新青年》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陳獨秀、吳虞、李大釗、魯迅等各自著文批判封建專制主義與「三綱五常」等傳統倫理道德觀念，胡 適、周作人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新青年》大力介紹自由平等學說、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論，給人們提供思想武器，也給文學以精神核心。這個反封 建的文化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五四愛國浪潮的推動下，不僅壯大了聲勢，而且逐漸轉換著自身的思想性質，其左翼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堅，並演化為下 一個十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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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必然地會轉向對封建主義文學的攻擊，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成了一場文學革命運動。1917年1月，《新青年》　（2卷5號） 刊出胡適的《文學改良雛議》。它從「八事」入手，即：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 句。胡適集中指責舊文學的流弊，初步接觸到了文學內容與形式，文學的社會功能、真實性與時代性等一系列「文學上根本問題」。他正面主張書面語與口頭語接 近，要求以白話文學為「正宗」，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一個『發難』的信號」，也是這場革命的第一篇宣言。2月的《新青年》　（2卷6號） 上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他明確提出「三大主義」，對整個封建舊文學宣戰：「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 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對國風、楚辭直到元曲、明清小說的充分肯定， 表明「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的實際意義並非全盤否定古典文學，鋒芒指向「明之前後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義。他把文學革命當作「開發文明」、改變 「國民性」並藉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同時，又認為「文學之為物」有「其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答曾毅信），這是對梁啟超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的「工具 論」傾向的反撥。陳獨秀把晚清以來的文學改革運動推向了高潮。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的主張得到了劉半農、錢玄同等人的響應。劉半農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提出改革韻文、散文和使用標點符號等建設性意見。錢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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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語言進化的角度說明白話取代文言的歷史必然性，並激烈地指斥舊文學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他們倆 見文學革命一時不能在思想禁錮的社會中產生廣泛反響，便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雙簧信」，以引起社會的重視。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仿照舊文人的口吻，匯集其 反對新文學與白話文的種種觀點與言論，寫成一封致《新青年》的信，劉半農根據王敬軒的信，逐一辯斥。此舉引起了廣泛的社會注意，擴大了新文學的影響，擺出 了與舊文學對峙的主戰姿態。

　　1918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擴大，四卷一期起改由陳獨秀、錢玄同、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等輪流主編，陳獨秀又辦了《每周評論》雜誌，1919年1月，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辦了《新潮》月刊。一起提倡白話文，一批知識分子形成了新文學的統一戰線。新文學陣線內積極開展如何建設新文學的討論，胡適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新青年》4卷4號），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以此為文學革命的宗旨，把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結合起來，其意義超出了文學領域。周作人發表《人的文學》　（《新青年》　5卷6號），從人性、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要求新文學的內容，倡導新文學內容要從「肉」與「靈」的統一中去表現「人」，「用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在另一篇文章《平民文學》　（《每周評論》5號，1919年1月）中進而提出「為人生的文學」的口號，又提出「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的創作準則。李大釗發表《什麼是新文學》　（《星期日》第26號　1920年1月4日），提出「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這樣的文學要以「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作為「土壤根基」。一年裡，新文學的理論主張有了長足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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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怎樣建設新詩、新小說、新戲劇，文學革命的先驅們也進行了探討。關於新詩的理論文章有胡適的 《談新詩》，俞平伯的《白話詩的三大條件》、《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康白情的《新詩的我見》、周無的《詩的將來》；關於小說，有胡適的《論短篇 小說》，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此外，有劉半農的《詩與小說精神上的革新》，周作人的《美文》等。這些文章注重借鑑外國文學的創作經驗，結 合新文學的初步實踐，對各種文體的建設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展望前途，促進著新文學創作的發展。

　　文學革命的實績最主要的還是在於創作。1918年5月，魯迅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　（《新青年》4卷5號）。 它把矛頭指向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包含了巨大的思想革命的現代性內容，形式上的現代性體現則是運用了現代小說的格式與手法。接著《新青年》、《新潮》、《時 事新報》等刊物上又陸續出現了一批新文學作品，小說有魯迅的《孔乙己》、《藥》，葉聖陶的《這也是一個人》；詩歌有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郭沫若的《鳳 凰涅槃》、《匪徒頌》。這些作品中以普通人的形象、反對封建專制、爭取個性解放等新的主題，鮮明地區別於舊文學。胡適、沈尹默、劉半農進行了第一批白話新 詩的嘗試（《新青年》第4卷第1號），有《鴿子》、《月夜》、《相隔一層紙》等。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4卷第5號正式完全改用了白話。這一時期顯示新文學創作實績的報刊還有《每周評論》、《新潮》、《星期評論》、《少年中國》與京滬四大報紙副刊：北京的《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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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革命帶來文學觀念、內容、語言載體、形式各方面全面的革新與解放。文學觀念上，文以載道、文筆 不分、遊戲消遣的傳統觀念被破除了，借鑑於西方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觀念得到了確立。新文學的理論倡導者和實踐者對封建思想文化體系的徹底否定，改變了文學 仿古的風氣，表現人生的求真精神得到發揚，文學從審美內容到語言形式大大接近生活和人民。文學負有改良人生的使命，有它的社會責任，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獨立 性。僵化的文言被摒除，白話由俚俗的邊緣進據文人創作的中心，成為文學正宗。外國多樣化的文學樣式、手法豐富著新文學的創作，新詩的創立、小說的革新、話 劇的傳入、美文的倡導，使文體得到了大解放與大豐富。

　　1919年下半年起，全國白話文報刊風起雲湧，達400種之多。到1920年，在白話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實的情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終於承認白話為「國語」，通令國民學校採用。白話文運動取得勝利。

　　五四文學革命開闢了中國文學史上文學現代化的新時代。

第二節　外來文藝思潮的影響

　 　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歷史，就文藝思想與外國的關係而言，是與外來文藝思潮的影響分不開的。沒有中國的 社會變革的內因就不會有文學革命；同樣，沒有外來的文藝思潮的影響的外因，也不會有文學革命。「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之所以迫切地取西方文化為參照系，正是 因為歷時兩千餘載的中國傳統文化迫切地需要改造自我，審時度勢地改變自我形象，以嶄新的文化面貌回應新世紀的召喚。正是由於近代中國社會自身的經濟與政治 條件變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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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導致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變化。」「正是中國文化機體自身需變、思變，才引來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衝突、對話中尋求自我的文化出路。」②

　　文學革命的發難者們就是從西方文藝思潮中汲取理論源泉，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1916年 在美國就注意歐美詩壇上的意象主義運動，認同其形式上追求具體性、運用口語等主張，正是在「意象派」的啟發下，他寫了《文學改良雛議》，提出了「文章八 事」。胡適從「意象派」詩人龐德關於詩歌要靠具體意象的主張，提出寫「具體性」、「能引起鮮明撲人的影像」的「新詩」，倡導白話新詩運動③。陳獨秀的《文 學革命論》也是號召學習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學運動，發動中國的文學革命。他的「三大主義」中所要建設的「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即脫 胎於歐洲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史觀也是來自於西方的社會進化思想。文學歷史進化論，是他們的文學革命理論的基 礎。他們強調「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④，堅定著他們認為新文學必定取代舊文學的見解，儘管這種見地難免膚淺。他們急於用這樣的觀 點表明舊文學是如何地不合時代要求，「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係」⑤。正是在社會進化的歷史觀念指引下，人們認識到新舊文學的交替是歷史的必然，新 文學陣營對舊文學的進攻才獲得了文化界的全面認同與支持。

　 　如何建設中國的新文學？文學革命的發動者們主要也是借鑑著外國文藝運動與創作的經驗。他們描述西方 文學進化史，是經歷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而認為中國文藝「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⑥。文學應反映怎樣的內容？周作人的回 答是反對「非人的文學」，提倡「人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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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人的文學》一文中著力介紹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怎樣「發現了人」，人道主義怎樣主張「靈肉一致」的人 生，西方和俄國的人道主義作家的反映社會人生的嚴肅作品又是如何區別於我國古代一些「非人的文學」①。他的這種關於「人」的論述，來自於西方人道主義思 想。其直接來源，則是當時日本文壇上興起的「白樺派」人道主義文學理論。李大釗傾向於用歷史唯物論來解釋《什麼是新文學》，這明顯地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和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觀點的影響。他們思路的延伸，形成了在下一個十年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與人文主義文學思潮的並存。

　　在新文學的文體與創作的討論中，大家都有意識地直接、間接運用著外國的文藝理論與文學創作的經驗。由外國文藝思潮啟發而展開的新文學建設的理論探討，在逐步深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對它的更大需求，反過來促進了更大範圍的外國文藝理論與思潮的介紹與吸收。

　 　與文藝思潮介紹相伴而行的是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這些作品影響著新文學作家的創作，形成了中國 文壇由封閉向開放、由本土向世界努力的真正起點。大規模翻譯先進的外國文學作品實際上是文學革命重要與有機的構成部分。《新青年》從第一卷開始就先後譯介 了屠格涅夫、王爾德、契訶夫、易卜生這些俄國、法國、北歐的外國作家的作品。在新文學實績還比較貧弱的文學革命初期，新文學的作品在量上不足以與當時文壇 上舊派言情、黑幕小說相較，翻譯介紹的這些嚴肅的外國文學作品客觀上有力地與傳統勢力對峙，並在質量上顯示著優勢。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號推出《易卜生專號》，主旨在反傳統、反專制、提倡個性自由、婦女解放的作品《娜拉》、《國民公敵》，恰好和五四精神相吻合，形成了巨大影響。報刊上都在談論易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