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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不予批准，終於由江南大吏敦迫入京。參看（清）施念曾（編）：《施愚山先生年譜》（附載於施閏章：《施愚山先生全集》〔曹氏棟亭刊本〕），真按：「曹氏棟亭刊本」疑棟亭當作楝亭！與曹雪芹有關之曹氏也！ 卷3，頁3上及卷4，頁1上。施閏章並不是甘心情願出仕的，參看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輔仁學誌》5卷l、2期合刊（1936年12月），頁11－12。

５０呂葆中：<行略>（附載於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8卷附錄1卷，共4冊本，出版年地缺〕），頁3下－4下。

５１如呂留良在康熙十二年從金陵回家時，路過北門，見僧人在那裏建築寺院，他十分生氣，寫信給朋友，請求禁止，參看<與董方白書>及<與某書>（《呂晚村先生文集》，卷3，頁27上－29上及頁30上－3l下）。在詔舉博學宏辭科前一年（即康熙十六年，1677）呂留良寫了一篇名為<客座私告>的文章，自稱平生最畏懼貴人、名士和僧人，而“畏僧甚于狼猰，尤畏宗門之僧。惟苦節文人託跡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邇年以來，頗見託跡者開堂說法，諂事大官，即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其託跡時原不為此，則可畏更過于僧矣”（同上，卷8，頁15上下）。關於<客座私告>的寫作年分，乃據包賚：《呂留良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41。

５２《亭林文集》，卷3，頁66，按：顧炎武曾勸李因篤入京後不要參加博學宏詞科，後來又斥責李氏慫恿李顒參試，真按：「慫恿」恿字徑改！ 詳本書<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一文。關於王弘撰參試，清人頗有錯誤的記載，參本書<書全祖望《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後>一文。

５３<瑞棠楊公傳>，《黃梨洲文集‧傳狀類》，頁73。

５４參看（清）張符驥：<呂晚村事狀>，見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1931年），卷36，頁25下－26上；章炳麟（1869－1936）：<書呂用晦事>，《華國月刊》，1卷10期（1924年6月），頁1535；<小過>，見《檢論》（《章氏叢書》本，上海：右文社，出版年缺，約刊於1917－1919年），卷9，頁14下－15上。

５５<陳執齋先生墓表>，《思復堂文集》，卷10，頁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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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孝友堂集序>，同上書，卷6，頁4上。

５７參看郭松義：<江南地主階級與清初中央集權的矛盾及其發展和變化>，《清史論叢》，1輯（1979年8月），頁130至131。

５８顧炎武《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卷17，<正始>，頁379。《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和一般《日知錄》通行本無論在內容和卷數方面都有不同，參看該書點校者徐文珊的<敘例>及<《原抄本顧炎武日知錄》評介>（同書，真按：日知錄版本 頁1－3，999－1010）。章炳麟對“亡天下”之說，有以下的分析：“昔顧寧人以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錄》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余深有味其匹夫有責之說，今人以為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經濟之云云。”（<革命道德說>，《太炎文錄初編‧別錄一》〔《章氏叢書》本），頁40下-41上）關於“亡國”和“亡天下”的分別，參看Joseph R. Levenson，“T'ien-hsin and Kuo and 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1.4 (August 1952).447-451.

５９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

６０<萬履安先生詩序>，《黃梨洲文集‧序類》，頁346。

６１王夫之對興亡的看法，同樣超乎一家一姓的觀念，參看拙著：〈王船山之宦禍論〉，《新亞學術集刊》，2期（1979年），頁68－69。

６２《讀通鑑論》，卷13，〈（東晉）成帝〉，中冊，頁408－409。

６３同上，卷15，<（宋）文帝>，中冊，頁497。

６４〈謝時符先生墓誌銘〉，《黃梨洲文集‧碑誌類》，頁213。黃宗羲在<汪魏美先生墓誌銘>中又論宋遺民說：“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1238－1301）、方鳳、龔開、鄭思肖為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託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為其所難者。”（同上，頁183）

６５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同上，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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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次韻答旦中>，見《南雷詩曆》（《黃梨洲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頁37。

６７呂葆中：<行略>，頁10下一11上。

６８張履祥：<與呂□□>，見其《楊園先生全集》（同治十年[1871]江蘇書局刊本），卷7，頁14下－15上。

６９參看容肇祖：前引文，頁59-60。後來呂留良在<客坐私告>說自己有“九不能”，第二項就是“行醫”（《呂晚村先生文集》，卷8，頁15下－16上）

７０<醉鄉記>，《南山文集》，卷12，頁10下－11上。除<醉鄉記>外，名世另有<睡鄉記>一文（同上，真按：戴名世 頁11下－12上）。他筆下的情況，並不虛構，如陸世儀記明遺民張世維“一瓢一易，賣卜於市，得錢輒沽酒飲，飲輒醉，醉輒就枕。嘗謂人曰：‘吾於世無他好，惟醉鄉、睡鄉差足樂耳。’”（<張子威小傳>，載《桴亭先生文集》〔《陸子遺書》本，光緒己亥“二十五年，1899”刊於京師〕，卷6，頁26下）黃宗羲十分同情借酒消愁的遺民，說他們“問途醉鄉”，不過“稍緩須臾之病”，詳<鄭元澄墓誌銘>，《黃梨洲文集‧碑誌類》，頁252－253。

７１<東池董無休先生傳>，《思復堂文集》，卷3，頁24上。按：董無休，名瑒，真按：董瑒 劉宗周弟子，生平多不為學者所知。如張偉仁：《中國法制史書目》為董瑒所編劉宗周的《劉子全書》撰寫提要，竟說“輯者明人……生平不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67，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年，冊3，頁1201）。又如Earl Swisher所撰的《劉宗周傳略》誤以董場字“天休”，見Arthur W. Humme]，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vo1.2，p.533.

７２<答陶聖水書>，《思復堂文集》，卷7，頁18下。

７３見《陳確集‧文集》，卷1，<與許芝田書>所附許氏答書，上冊，頁7l。按：許令瑜的生平，真按：許令瑜 詳<與許芳田書>題下注，芝田為許令瑜的號（同書，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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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思辨錄輯要》，卷1。<大學類>，頁20上－2l上。

７５參看Yü Chün-fang，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７６《陳確集‧別集》，卷3，頁433。

７７黃宗羲對出家的遺民的同情，在他為這類遺民所寫的墓誌銘中，時見流露，如<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說： “唯一之途（按：指周唯一的削髮出家）稍寬，世之君子往往由之。然不欲為異姓之臣者，顧反為異姓之子，無乃自相矛盾乎？唯一之寄身釋氏，猶李燮之為傭保， 依齋之為賣卜。然其詩云：‘愧不悉隨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為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則亦未嘗不羡若水之為也。”（《黃梨洲文集‧碑誌類》， 頁130，註1）。〈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說：“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奧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約前340－約前278）之於<騷>，夏郭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同上，頁134）又<鄧起西墓誌銘>說：“嗟平！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同上，頁217）畢竟，他還是堅持用世的原則，認為非不得已，不應有所逃遁。所以在<鄭玄子先生述>說：“有疑其亡命為僧，隱而不出者。夫（徐）敬業（？－684）（駱）賓王（約640－？）刊章名捕，真按：駱賓王之生卒 真按：駱賓王 真按：徐敬業之生卒 真按：徐敬業 君非有是也，何因而亡命？就使為僧，撾鼓白板，不能不受叢林之牽挽，君本青雲豪士，志在用世，一擊不中，飄然遠去，豈復又縈於塵網，以取挨疊足之辱乎？”（同上書，<傳狀類>，頁60）

７８<七怪>，同上書，<雜文類>，頁485。

７９詳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鮚埼亭集》，卷11，頁1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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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老子論>上，《南山文集》，卷l，頁1下。關於戴名世對佛老的意見，參看拙著：《戴名世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頁180－183。

８１<老子論>下，《南山文集》，卷l，頁4下。

８２同上，頁3下至4上。

８３同上，頁4上。

８４同８１。

８５〈老子論〉上，《南山文集》，卷1，頁2下至3上。

８６唐甄：《潛書》（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上篇上，<性功>，頁22。

８７劉斯奮、周錫(韋复)（選註）《嶺南三家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9。

８８本文所說的“種族主義”，即“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一般學者把清初學者的反清思想當作“民族主義”（nationalism），如高準《黃梨洲政治思想研究》說：“考梨洲之言論，吾人又以為其並無民族主義之思想。（原註：按本文所謂民族主義，即Nationalism、或譯族國主義。）”（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政治研究所，1967年，頁110）其實並不正確。“民族主義”是近世始有的觀念，中國古代的“種族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雖然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顯著的不同，參看Edwin O. Reischauer，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PP.29l-293.至於“文化主義”一詞為Reischauer等所鑄造，含義包括“種族中心主義”、“對外國人或外國事物畏懼和憎恨”（xenophobia）及“內省”（introspection）。信奉“文化主義”的知識分子以漢文化最為重要，即使異族入主中國，祇要統治者能以漢文化為本位，他們也可以接受，參看Reischauer，op。cit。，PP.292－295.因此，“文化主義者”認為漢文化的存亡遠較朝代的更替為重要。例如，在宋亡以後，知識分子的“效忠”（loyalism）並不在於批評蒙古人和漢人種族之間的差異。從在金華這個地區發展開來的理論看來，他們祇針對蒙古和漢族在文化方面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