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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卷

第一章　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發生

　　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在20世 紀持續獲得現代性的長期、複雜的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本體以外的各種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現實的、歷史的力量都對文學的現代化發 生著影響，這些外因影響著它的萌生、興起，影響著文學運動、文藝論爭、文學創作，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種種迅速、紛紜的變化，構成一部能折射歷史的方方面面、 多姿多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1917年的大張旗鼓的文學革命興起前的近20年，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發生期；有了這個現代化發生期的基礎，才有了五四後30年文學在現代化道路上的迅速發展。

　　20世 紀初年，由於滿清王朝的覆滅和民國初年政治上激烈動盪，我國沒有實現文化的根本革命，但自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後，已受到來自西方的現代文化的激烈撞擊，社 會發生了巨大的震盪，中華民族被震驚而奮起，開始了現代化的蛻變。現代文化機制逐步建立，具有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成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一支重要力量，並由維 新走向了革命。文學的政治改良與變革的工具化意識，或者說保持獨立審美價值的意識，前所未有地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價值體系。西方文學作品進入了普通人的閱讀 視野，各種文體的革命使中國文學獲得了現代化的出發點，「人」的觀念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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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觀念的更新，文學創作在傳統基礎上進行著重大的改良與革新。

第一節　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起點

　　19世紀、20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已開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與內部雙重的現代化努力，許多觀念性的變革在1898年前後發生①。

　　甲午戰爭失敗後，知識分子中的民族危機感日益強化，這種危機感對民族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嚴復翻譯的幾部西書將西方19世 紀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紹到中國來，《天演論》　（赫胥黎原著《進化論與倫理學》）把進化論思想帶進中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以近代科學的觀念來思考民族命 運，從人類世界的發展歷史中看到了古老的中華民族正面臨被淘汰的民族危機，於是有了強烈變革的要求。有了追隨日本明治維新的想法，有了學習西方工業化國家 的自覺，有了對自身的深深的不足感。梁啟超在1922年 寫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指出：「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 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②。他所說的第二期的時間「從甲午戰役到民國六、七年間」，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的發生期基本一致，逐步導致了五四文化 上的根本變革。

　　這一歷史階段從社會的組織結構上尋求變革，必然要觸動文化，帶來文化機制的變化。從而影響到文學。其影響體現在：第一，法律對從事文學活動者和報刊繁榮的基本保障。雖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搖擺，但在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中還是在表面上規定了給予臣民言論、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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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後的《臨時約法》也規定著：「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維新時期發生過作用的報刊傳媒，在清末的十年裡有了相當的規模，在民國更是大步地前進。梁啟超在1901年就稱，「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到了1921年的20年裡，報刊、雜誌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學的現代化發展具備了更充足的外部條件。1902年～1917年間，以「小說」命名的雜誌就創辦過27種（含報紙一種）③。報刊編輯在欄目、體裁、題材、主題上都追求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力，以保證其銷暢，刺激文學的發展。報刊繁榮與政治的封建色彩退減及文學的現代化同步進行著。第二，與報刊同時發展著的是現代出版事業，從1904年 起，出版重心已經轉移到民營出版業④。與官辦和教會出版事業不同的是，民營出版業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受制於「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它與大眾的需求保持著 聯繫，決定著現代出版業的大眾性與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給那些以具有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主的進行文學創作的個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間，保證了文學的現代 性實現的機會。這種出版狀況一直延續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貫的機制。第三，現代社會分工在文學創作隊伍方面率先實現。1905年 廢科舉的新政措施，將一批讀書人拋到了自由知識分子的境地，另有一批知識分子從官場退出也轉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上海、天津等現代都市形成的過程為自由 撰稿的知識分子提供著活動空間，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與上述兩種知識分子一起活躍在文學領域。晚清四大小說雜誌的編輯者和主要撰稿人梁啟超、李伯元、曾 樸、徐念慈、黃摩西和周樹人兄弟即是代表。

　　在報刊傳媒繁榮、出版業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學撰稿人隊伍出現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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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接受機制也發生了變化。朝廷的策論變為報刊上的自由論述，小說由聽說書人敘述表演的欣賞變成了閱讀的理解。文學接受者的隊伍隨著維新、立憲和革命的進展而日益擴大，同時伴隨著社會思潮的迅速更新，市場機制的調節，文學接受者也唯新是鶩，推動著文學自身的變更。

第二節　文學觀念變革

　　從晚清開始的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的觀念變革，首功歸諸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筆名有飲冰室主人等，廣東新會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學者。他中過舉人，拜康有為為師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協助發動「公車 上書」，投身變法維新活動，他主編、創辦過《中外紀聞》、《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創「新文體」，廣泛介紹西方近代文化思潮， 宣傳思想啟蒙，郭沫若在《文學革命之回顧》中說：「文學革命的濫觴應該追溯到滿清末年資產階級意識覺醒的時候。這個濫觴期的代表，我們當推梁任公」。「詩 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變革觀念都是由梁啟超提出的。和他同時的一批有識之士又提倡言文合一，為五四白話文運動打下了基礎。他的文學觀 念都服從於「新民」的目的，而王國維則說文學「超然於利害之外」，強調「文學自己之價值」。相對完整的現代文學觀念，也在這時由周樹人兄弟提出。

　　中國文學發展到清代，以詩文為正統，以古人約束今人為特點。晚清文學的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格局。「詩界革命」的口號由梁啟超提出，他在寫於1899年的《夏威夷遊記》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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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而當得哥倫布資格的詩人，「能為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 如黃公度。」他評價譚嗣同：「其詩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還說：「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為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⑤詩界革命要達到三 個標準：「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⑥他所說的新意境，就是「理想之深邃閎遠」：新語句則是指來自歐洲、表 現新思潮的名詞術語；以古人之風格入之，說明他的詩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是譚嗣同那樣的「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梁啟超揭示「詩界革命」的 旗幟，是以詩評家的身份出現的，其保留詩歌舊形式的革命終不徹底。真正以詩人面目倡言詩界革命的是黃遵憲，在1868年 的《雜感》中，他就有「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斑斕」的詩句，這幾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朱自清在《中國新 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總結「詩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 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 但對民七（1918）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影響。」

　　「文界革命」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內最有成就，然而在觀念上的揭示則不多。梁啟超在1897年《與嚴又陵書》中，曾以輿論與文界的「陳勝吳廣」自命。梁啟超稱自己亡命日本時的文字為「新文體」，這些政論文章具有空前的開拓創造精神，思想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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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介於文言白話之間，「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⑦，有很強的鼓動力。「文界革命」的口號是他在1899年 提出並一貫力行的，借鑑了日本和「歐西」的思想內容與語言形式，才蛻變出他的「新文體」⑧。他在遊記《汗漫錄》中評價日本著名政論家德富蘇峰：「其文雄放 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單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梁啟超的為文風格也可以稱作「雄放雋快」。他 要引進的「歐西文思」，除了這有利於思想言論的自由發揮外，還有意用於破桐城古文義法。他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新文體時說：「超夙不喜桐城古文」 ⑨，他幼年作文就不走唐宋的路子，而喜歡晚漢魏晉。他像德富蘇峰輩日本政論家那樣，吸納西方希臘羅馬的雄辯體與英法近代隨筆體，結合魏晉文章的曠放，把古 文從義理、考據、詞章」中解放出來，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聖賢經典章句的義理，以豐富的世界進化維新的史實突破拘謹的考據，以俗語、外來語入文以豐富文章的 表達方法，就是梁啟超「文界革命」的具體內容。他在錢玄同攻擊「桐城謬種」以前，就以實際創作突破了桐城古文的藩籬。

　　「小說界革命」聲譽最著。中國小說觀念的變化始自1897年 天津《國聞報》所刊載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執筆者嚴復、夏曾佑稱「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 說部所持」，並說「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鑑於歷來小說在「四部」中只能附於子、史，他們從小說營構人心的角度強調「小說為正 史之根」，一改歷來小說評點家的攀附經史的做法，將小說凌駕於經史之上。梁啟超更是充滿激情地誇示小說的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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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古為小道的卑賤文體提到「不可思議」的高度，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1902年） 一文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 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啟超看重的全在小說啟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小說觀念在無限提升其社會功能的「革命」以後，又有其自發的矯正。1908年 徐念慈在《小說林》發表《余之小說觀》，指出：「昔冬烘頭腦，恆以鴆毒霉菌視小說，而不許讀書子弟一嘗其鼎，是不免失之過嚴；今近譯籍稗販，所謂風俗改 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失當。」可貴的是，他還指出「小說與人生，不能溝而分之」⑩。這是五四文學研究會作家提出為人生文學的主張的濫 觴。徐念慈更強調小說的審美價值，他的小說觀念介於梁啟超的社會功用與王國維獨立價值之間。西方小說的翻譯對中國小說觀念也有影響。林紓沒有像徐念慈那樣 的小說美學觀念，也沒有梁啟超式的啟蒙主義觀念，他甚至還錯將狄更斯小說與我國歷史中的《史記》、《漢書》相比附。但他依賴自己的體悟也說出了狄更斯小說 寫實主義的成功經驗，在許多譯序中總結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說的藝術經驗。

　　提倡戲劇觀念更新的代表有陳獨秀。1905年 他在《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一文中提出「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大教師」的觀點，看戲不再只是遊戲，演員也不再低人一等。他還指出戲劇改良有 小說、報館不及的方便，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戲而開通風氣。這一年，後來為南社領導人的陳去病、柳亞子創辦了我國最早的戲劇雜誌《二十世紀大舞台》。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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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歐陽予倩、陸鏡若也參加活動，宗旨是「研究新舊戲曲，翼為吾國藝界改良之先導」⑪。他們首先推出的劇目是《茶花女》　（第三幕）、《黑奴籲天錄》。新劇家王鐘聲在上海發起成立春陽社，演出《黑奴籲天錄》。1908年，他又在從日本回來的任天知的幫助下，以通鑑學校的名義演出根據楊紫麟、包天笑翻譯的英國小說《迦因小傳》改編的同名戲劇，該劇擺脫了京劇樣的戲曲特徵，標誌著國內新興話劇的萌芽。而據記載，1899年，上海聖約翰書院已有學生自編之時事新戲《官場醜史》演出⑫。

　 　文體觀念革命有著相應的語言觀念改變的背景。提倡「俗語」（白話），不像梁啟超獨力標舉各種文體的 革命那樣，而是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共識，幾乎形成了一個白話文運動。最早提出「言文合一」主張的是黃遵憲，出使歐美、日本諸國的經驗告訴他，「言文合一」 使各國文化普及，科技發達，社會進步；中國的言文乖離致使科技文化落後。他在《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中論述各國及中國言文之間的關係，指出並希望： 「……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復合矣。余又焉知夫他日不更變一文體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⑬裘廷梁1897年 旗幟鮮明地在《蘇報》上倡言《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他詳細論述了白話有「省力」、「免枉讀」、「便幼學」、「煉心力」、「便貧民」等八項益處，說文言誤了 中國歷史兩千年。「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漢以前書曰群經，曰諸子，曰傳記，其為言也，必先有所以為言者存。今雖以白話代之，質幹具有，不損其美。漢以後說 理記事之書，去其膚淺，刪其繁複，可存者百不一二。」他的結論是：「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行而後實學興。實學不興，是為無民。」⑭維新志士之一的陳榮衮 撰文《論報章宜改用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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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報紙改用白話。用文言，全民如處黑暗；改白話，人民嬉遊於不夜。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內，全國白話報刊有170多 種。他們提倡白話，幾乎都是從維新的社會用途著眼，是為經世致用的「實學」打算，並非專從文學角度考慮。從文學出發論白話的還是梁啟超，他在《小說叢話》 中指出：「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苟欲思想之普及，則此體非徒小說家當採用而 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⑮。他的主張後來被胡適更為徹底的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主張的光芒所掩蓋，正體現了先導者與主導者的必然關係。

　　真正體現出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觀的，是王國維。王國維（1877—1927） 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學者，他沒有梁啟超提倡革命的煽動力，卻具有實實在在的文學新品質。他引入叔本華和康德的哲學思想進入文學的精神世界，較之 同時代人由進化論哲學進入文學，更迫近文學本體。他從叔本華的「意志」（欲）說出發，作《〈紅樓夢〉評論》，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欲』與『生活』與『苦 痛』，三者一而已」，要想超然於意志欲望不能滿足而造成的痛苦，只有「美術」（藝術）最合適，「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 《紅樓夢》的厭世解說精神是「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是悲劇之最上乘者，是「悲劇中的悲劇」。他的《人間詞話》借詞這一研究對象來表達他的美學 理論，他以「境界」作為詩論的中心概念，以分類的邏輯思維方式，將境界分為兩類：「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現實二派之所由分」。他進一步作出了境界與主 觀世界的關係分析，有「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區分。《宋元戲曲考》推許元雜劇為「一代之絕作」，是「中國最自然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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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在學術史上的影響，要比在實際創作中發生的影響大得多。在文學觀念上，他將文學從「文以載道」的奴婢的位置上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存在，則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提出現代性文學觀念的，還有以後領導中國現代文學潮流的周樹人、周作人。他們在1908年 的《摩羅詩力說》與《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等文章裡，既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又認同文學自身內部規律。他們提出「文章者，國民精神 之所寄也」，「國民精神進於美大，此未來之翼也」，不贊同「謂著作極致在怡悅讀者，令得興趣，有美感也」的「純藝派」和「謂文章絕端在於自由」的文學觀 念。他們還提出：「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具神思、能感興、有美致也」，文學的作用在「涵養人的神思」，並且須通過「意象、感情、風味三事」為中介才能「妙 奪人意」。文學有「遠功」而「非實用」，文學通過對民族精神、國民靈魂的潛移默化的薰陶、影響來達到振興民族的功利目的。這其中已蘊含了後來中國現代文學 「重鑄民族靈魂」的思想。但周氏兄弟的文學主張在當時影響並不大。

第三節　文學創作實績

　　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的20年裡，各類文體的成績厚薄不均。在文學史上對現代化具有實際意義的是政論散文和小說（含翻譯）。

　　觀念的變革並未能在每一文體上直接轉換成文學的實績，「詩界革命」以後，詩人們仍持續創作採用新思想、新材料的詩歌。1909年成立的南社是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詩歌社團，以反清為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