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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集中國古代重要典籍之大成，對中國學術文化產生巨大的影 響。關於《四庫全書》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逐漸形成一門顯學——四庫學。『四庫學』的研究目前已經取得很多成果，但仍有許多問題尚待深 入探討，一些錯誤的觀點仍在以訛傳訛。『四庫學』研究的進一步拓展與深化，必然需要更廣泛地搜集相關文獻材料。有鑒於此，北京圖書館出版社計劃編纂『《四 庫全書》研究資料叢刊』，將有關文獻陸續影印出版，以嘉惠士林，推動『四庫學』的研究。本書即為資料叢刊之一種，是目前所搜集到的《四庫》提要稿的彙編。

　　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二月，朝廷開館修《四庫全書》。按當時的規定，《四庫》館纂修官對所經辦之書均需擬出提要初稿。這些提要稿中的絕大部分，後經總纂官等不斷修訂甚至重作而形成《四庫全書》各閣本書前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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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目前見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閣本書前提要中的相當大部分，與各纂修官初擬的提要稿有或多或少的差异。通過比較提要稿與定本提要，可以有助於我們解決『四庫學』研究中的諸多問題。例如：

　　一、明確獲知某些提要稿的分纂官，更有針對性地評價這些提要。提要作者的不同，其體現的學術思想也會有很大的差异。在不明作者的情況下，籠統來談提要，顯然是不夠科學的。

　　二、有的提要稿後面還附有明確的撰寫時間，可以有助於我們瞭解《四庫》館的修書進程及具體運作情況。

　 　三、一般來說，《永樂大典》纂修及分校官負責大典本提要的撰寫，而校辦各省繳送遺書纂修官則負責採 進書提要的撰寫。但是，現存提要稿給我們展示的實際情況，較之上面的概述要復雜得多：有的《大典》纂修及分校官撰寫過採進書提要，有的校辦各省遺書纂修官 則撰寫過大典本提要；另外，其他館臣如總目協勘官程晉芳等，也曾參與過提要稿的撰寫。

　　四、提要稿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提要修改的程序與要求，進而探求影響提要修改的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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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四庫總目》提要，一般是先介紹作者，後介紹書，但提要稿並非都如此。這說明初擬提要稿時，在 寫法上可能並沒有這方面的嚴格規定。另外，提要稿一般比較簡單，也有不少錯誤，而且引文不規範，書名與作者多用省稱。還有，提要稿較重視書籍表征的介紹， 如作者、卷數、版本、體例等，而《四庫總目》提要能在此基礎上揭示書籍的內容，並予以適當的評價，富有學術性與思想性。總之，《四庫總目》提要較之提要 稿，其內容一般較詳細、較規範。

　 　五、通過提要稿，也有助於我們瞭解《四庫》修書的刪節情況及相關規定。例如，青詞之類，在抄錄入 《四庫全書》時，最初並不要求刪棄，如《文莊集》提要稿云：『又青詞醮文諸作，均非文章正軌，今以集祇抄錄，姑附存於卷內焉。』可是，在現存的文淵閣《四 庫全書》中，該書此類內容則一概刪棄，而該書提要中也沒有了上引的這段文字。可見，刪除青詞之類的規定，是後來作出的。真按：由此青詞可知張昇先生未見那則乾隆上諭。

　 　六、有助於分析各篇提要後所附總纂官的排序問題。我們目前所見到的閣本（如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後所 附的總纂官排序，均是紀昀在前，陸錫熊在後。《四庫總目》書前所附『職名表‧總纂官』一項的排序也是如此。因此，以往我們普遍認為總纂官的排序一直都應該 是紀昀在前、陸錫熊在後。然而，提要稿所提供的信息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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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纂官的排序是隨時變化的，其變化是依據兩人所帶職銜品級高低而定的，真按：本書銜字似均為簡字衔所亂!例 如：《忠穆集》提要稿末署『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侍讀臣紀昀』。侍讀學士為正五品，侍讀為正六品，故陸錫熊在前，紀昀在後。又如：《文莊集》提要稿末 署『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侍講學士紀昀』。雖然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均為正五品，但習慣上侍讀學士一般排在侍講學士之前，故陸錫熊在前，紀昀在後。不 過，到了定本提要時（如文淵閣書前提要），均將總纂官所帶職銜刪去，而統一改為紀昀在前、陸錫熊在後。

　　七、提要稿所著錄之書，亦有未入《四庫》及《四庫總目》（包括存目）者，據此可以考見當時《四庫》及《四庫總目》（包括存目）收書的範圍及疏漏等。如：陳昌圖所撰的十二部大典本的提要稿，其中有七部未著錄入《四庫》也未入存目。可見，從《永樂大典》輯出之書而遭舍棄的比例是很高的。真 按：此舍字又見簡化字之干濫也。又不是寫古文或文言文，當作捨字。○讀此前言愈見簡化字干擾嚴重，轉換疏失者所在多有，是亂中國漢字之系也。大抵張氏以簡 化字書寫，而排版又得改為正體－－簡字系所謂繁體者，故有如是紊亂自亂者矣。嗟吁哀哉。中國文字之亂也，誰亂乎？非蒙古，非滿清，非日本，而乃中國漢人自 己兄弟手足子孫也。－－－更妙的是，連編者張昇大名之昇，亦有或作升，或作昇者，噫，是史上多重名者愈彌盛況空前矣。

　 　當然，提要稿的價值，遠遠不止上述的幾項內容所能包括的。本人認為，隨著我們對提要稿研究的深入， 提要稿的重要價值會越來越多地被揭示出來。因此，能否搜求到更多的提要稿，無疑對四庫學研究有重要的影響。可惜的是，我們目前較多瞭解與利用的只有余集、 邵晉涵、翁方綱、姚鼐等四人的提要稿。而且，由於翁方綱的提要稿一直未有刊本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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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集、邵晉涵、姚鼐三人的提要稿雖曾以古籍綫裝的形式刊行，但均收於各人的著作集中，利用起來頗為不 便。至於其它散見的提要稿，則從來未有人收集與整理過。本人近年有志於四庫學研究，翻檢過若干《四庫》底本及錄副本，發現其中一些收有提要稿，與《四庫全 書》閣本書前提要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頗有异同，因感有必要將這些散見提要稿彙編起來，以便學界利用。最近，翁方綱提要稿經吳格先生整理標點而成《翁方 綱纂四庫提要稿》。已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本人更感振奮。因此，本人將余集、邵晉涵、姚鼐等三人的提要稿與目前搜求到的其它散見提要稿彙編成冊，影 印出版，冀與翁方綱提要稿一起構成存世提要稿之大觀。本人相信，本書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出版，定能極大地推進四庫學研究。

　　以下對本書所收文獻資料作簡單的介紹：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蘇採輯遺書目錄》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清沈初編，乾隆四十年刻本，盧文弨校跋）、《江蘇採輯遺書目錄》（清黃烈編，歸安姚氏咫進齋抄本）均為《四庫》徵書提要目錄。據當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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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書局報送遺書時需初擬各書大意，以供酌選，故各省進呈之書均擬有提要，且其內容或多或少為後來的 《四庫》提要所參考並沿用。從這一角度來看，此二書亦可視為《四庫》提要之初稿。兩書目前均未被影印或整理出版過，傳本也較少，尤其《江蘇採輯遺書目錄》 傳本更少。盡管兩書中所收之書，吳慰祖編《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年版）曾將其書目錄入，但卻遺棄了其最重要的提要部分。因此，本書將兩書之 原貌影印出版，正可補《四庫採進書目》所未備。

姚鼐提要稿

　 　姚鼐（一七三二—一八一五年），清代著名學者，字姬傳，一字夢谷，號惜抱，人稱惜抱先生，桐城（今 屬安徽）人；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歷任山東、湖南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著有《惜抱軒全 集》等。姚鼐為《四庫》館最初的分纂官之一，負責各省採進書之校辦，擬定提要。姚鼐《惜抱軒書錄》（清光緒五年刊本，共四卷）收錄有其所撰提要稿計八十八 篇，其中經部十二篇、史部十八篇、子部二十四篇、集部三十四篇。姚鼐與紀昀等《四庫》館臣主流的學術旨趣不一，很早即鬱鬱離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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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所擬提要稿在後來遭刪改甚或重擬者頗多。以其現存提要稿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相校，可發現在體例、內容、觀點等方面有諸多不同。分析其不同，對我們研究《四庫》提要稿原貌及館臣之學術思想分歧，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邵晉涵提要稿

　 　邵晉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年），字與桐，號二雲，又號南江，浙江餘姚人；乾隆三十年舉人，三十六 年進士，三十八年以大學士劉統勛薦，徵入四庫館，充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著有《南江札記》、《南江文抄》等。其所撰三十七篇提要稿收於《南江書 錄》（清光緒間刊本）卷十二中，除《趙端肅奏議提要》一篇為《四庫全書總目》不收外，其它為經部四篇、史部二十七篇、子部一篇、集部四篇。邵氏提要稿與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相較，在內容、體例與文字上亦頗有异同。

余集提要稿

　余集（一七三九—一八二三年），字蓉裳，號秋室，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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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年以裘曰修薦修《四庫》。任分纂官，與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楊昌霖號為『五徵君』；授編修， 外出典楚北試；著有《秋室學古錄》六卷等。其所撰提要稿七篇收於《秋室學古錄》（清道光年間刊本）卷一、二中，均為經部詩類提要。余氏提要稿與《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相較，在卷數、作者生平和內容上也有諸多明顯的不同。

翁方綱提要稿

　 　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年），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年十二補順 天府府學生員，十五歲即中鄉試為舉人，二十歲中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先後奉命典試視學江西、湖北、廣東、山東，官至內閣 學士；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任《四庫》館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負責校閱各省採進書；乾隆四十六年擢國子監司業，旋擢司經局洗馬；宏覽博聞，精於 金石、譜錄、書畫、碑版之學，書法冠絕於時，藏書甚富；著有《復初齋詩集》七十卷、《復初齋文集》三十六卷、《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粵東金石略》十二 卷、《蘇詩補注》八卷、《石洲詩話》八卷等。翁方綱在編校《四庫全書》中留下有一千多種圖書的提要、札記或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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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經多人輾轉收藏、整理，現仍基本完好地保存下來，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二○○○年上海科技文獻出版 社將其影印出版。吳格先生在此基礎上，參諸其它傳錄本，進行釋讀標點、拾遺補闕，整理成《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於二○○五年十月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 版。此書為『四庫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學界將長久受其惠澤。本輯刊所收之翁方綱提要稿，為《復初齋文集》（稿本，一九七四年臺灣文海出版社影 印）中所收的提要稿（包括部分札記），計有數十篇之多。這些提要稿均不見載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正可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相補充、參証。例如， 吳格先生在《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前言』中推測：從翁稿到定稿之間，還應有一較雅馴的進呈稿作為過渡。而《復初齋文集》中所收的若干篇提要稿，與《總 目》提要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同，應為翁氏自己修定的進呈稿。另外，翁方綱提要稿在最初的整理及流傳過程中，已續有散失。目前存世的翁氏手稿中還保留有一些 其所撰的提要稿（包括札記），為《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與《復初齋文集》所未收者。但由於借抄、翻印的不便，本次未能收入，惟望以後有機會再予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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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圖提要稿

　 　陳昌圖，字玉臺，號南屏，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有 《南屏山房集》二十四卷。《四庫》開館期間，陳昌圖作為《永樂大典》纂修與分校官，所負責的工作就是將《大典》散片整理成輯佚底本，然後對其進行校定並撰 寫提要。現存陳昌圖《南屏山房集》（清乾隆五十六年陳寶元刻本）卷二十一中即收有其所撰十二篇《四庫》「大典本」提要稿。將陳氏提要稿與《四庫總目》提要 相較，可發現其遭改動甚至重擬的比例很高。顯然，《總目》提要較之提要稿體例更規範、內容更詳盡、文字更嚴謹。但陳氏提要稿對我們考察《四庫全書》大典本 輯佚頗具典型意義。

其它散見提要稿

　　本部分所收的散見提要稿，是相對於上述已彙編的各家提要稿而言的。關於這部分的提要稿，需要特別說明幾點：其一、這些提要稿，多為本人從《四庫》底本或副本過錄而來的，其中有一部分得益於杜澤遜先生論著所提供的綫索。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