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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複重定著十二篇。”又云：“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此可見劉向未校書之前，除古文經之外，其餘諸子傳記，非殘缺即重複。今日所傳之本，大抵為劉向之所編次，諸子中如《呂氏春秋》，當是呂不韋原本，非劉向所重定。然古書似此者，蓋居極少數。使後人得見周、秦諸子學說之全者，向之力也。惟兵書曾經韓信、楊僕兩次編定。

　 　古人著書，既不題撰人，又不自署書名。後之傳錄其書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學，則題 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有本是一書，至漢而散亂失次分為數本者。即後世之書，初刻重刻及宋、元、明本往往多寡不同。有其初本未編次，一家之學分為數種者。 如後人之詩文，甫得數卷，即為一集。又有後學解釋其書，如漢儒之箋注；弟子記其言論，如宋儒之語錄；子孫撰其逸事，如家傳；門徒志其學行，如序跋；說詳《辨附益篇》。或別自單行，或附在本書，或分著篇章，或隨文附益。大抵古人之治學也。本以道術為公器，其限斷不嚴，故先師之所作，與後師之所述，雜糅而不分。其著書也，姑以竹帛代口耳，其體例不精。故簡端之所題，與卷末之所記，攙越而失次。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攙越】 注音一式 ㄔㄢ　ㄩㄝˋ 解釋：超越本分。三國演義˙第五十六回：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攙越。 後 之傳其書者，惟取其便於講習誦讀，不問其出自誰何之手也。及劉向校書，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學，出于某子，某篇之簡，應入某書，遂刪除重複，別行編次， 定著為若干篇。蓋因其學以類其書，因其書以傳其人，猶之後人為先賢編所著書大全集之類耳。第後人之編集刻書，年譜傳狀之類，皆退歸附錄；有所題識，則低一 格，或雙行小注；有所附益，則用陰文字別之，曰增曰補；古人無是也。既皆不可辨別，惟有條其原文序次之而已。如前之所言，是知古人之書，不皆手著。果其學 有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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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述與作同功，筆與口並用。傳之既久，家法浸亡，依托之說，竄亂之文，相次攙入，劉向當諸子百家學術衰微之日，望文歸類，豈能盡辨。此如宋人為唐人編詩文 集，往往誤收他人之作，勢之所必至也。然而班固之贊向、歆也，曰：“《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若果真偽不分，朱紫無別，何以謂之剖判？不知劉向於 此，亦嘗致力矣。《晏子書錄》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 經術，似非晏子之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則其別擇，不可謂不嚴。然今所傳周、秦古書，不皆如此者，向之校書，未畢業而 卒，蓋未能推廣其例，遍及群書。又前漢中秘之書，燼于王莽之亂，今本多非向所校定故也。

　 　向所編校，有但定其篇第者，如《管子》、《孫卿子》之類是也。有并改其章次者， 如《晏子》是也。又有合同類之書數種，離合其篇章，編為一書者。《戰國策書錄》曰：“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 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夫除去複重，尚得三十三篇，而以國別者僅八篇，是其體例不同，以書之性質言之，則曰 《國策》、《國事》、《事語》。以書之形式言之，則曰《短長》、《長書》、《修書》，是其書名不同。此不但不出一人，亦本非一書。然向以其皆戰國游士之策 謀，便可都為一編。向所編《楚辭》，亦《國策》之類。況諸子之書，源出于一人，同為一家之學者乎。將以防簡策之散佚，而使後人有以窺見古人學術之全，合而編之，正辨章舊聞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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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以《孫子兵法》八十三篇為一書，不以十三篇別著于錄。而《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同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而入之于道家也。至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皆出一人親手所著者，更無論矣。揚雄所序三十八篇，乃班固所續入，故不引。乃章學誠謂“《漢志》之疏，由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又謂“《孫子》八十三篇，用同而書體有異，則當別而次之，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後人之惑。”見《校讎通義》卷三。案《漢志》云：“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果 若所言，則著錄《晏子春秋》，當以中書十一篇為一書。太史書五篇，以及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又皆各為一書，不必除複重，亦不必以中外之書相定，而劉 向之次序群書，皆為多事矣。何者？《史記》所載，與今世所傳之《孫子》十三篇，乃其別本單行，猶之中書《晏子》十一篇也。且果若所言，則孫卿乃儒家，不當 有《賦篇》；韓非乃法家，不當有《解老》、《喻老》；墨子乃墨家，不當有《備城門》以下諸篇，皆兵書。而後人之編叢書大全集者，皆在所必禁矣。不第此也，《蔡邕集》有《明堂月令論》、《明堂問答》，宋歐靜刊本。《陶淵明集》有《五孝傳》及《聖賢群輔錄》，北齊陽休之所編十卷本。《柳 宗元外集》有《非國語》。若謂不當以人類書，則別集中與此相類者，皆當刊去之矣。又不第此也，《漢志》詩賦別為一略，不與他文同編。而詞曲起于五代，宋、 元以後，自為一體，為古之別集所無。若謂不當以人類書，則又將取諸家之集，離而析之，分著于錄，豈不治絲而棼乎？故章氏之說，雖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 于勢有所不行，即不能執之以議古人也。真按：章學誠之謬

　　古書中如《易》十二篇，《詩》三百五篇，《春秋》十二篇之類，此皆秦以前之原本，無所亡失。向蓋校其脫誤而已，不須更為定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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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傳記之中亦當有似此者。其有複重殘缺，經向別加編次者，皆題之曰《新書》，以別於中秘舊藏及民間之本。如《荀子書錄》云：“《荀卿新書》三十二篇。”《列子書錄》云：“《新書》有棧。”《別錄》又有《蹴鞠新書》二十五篇。釋玄應《大般涅槃經音義》引。由此推之，則《隋》、唐《志》之《晁氏新書》，今所傳之《賈子新書》，蓋皆劉向之所題，後人但以為賈誼書名者，誤也。今《管》、《晏》諸子所載向之《敘錄》，皆無“新書”字，蓋為淺人之所刪削，真按：劉向敘錄的原樣 獨《荀子》尚存其舊。至他書並不載向《敘》，則孰為新編，孰為舊本，不可考矣。

　 　《史記‧申不害傳》云：“著書二篇，號曰《申子》。”而《漢志》《申子》六篇。 《史記集解》引《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蓋向取古人一家之學，聚而編之，不必與《史記》相符，故自 發其凡如此。然今所傳古書，往往與《史記》所言篇數合，與《漢志》不同。如《孟子》、《孫子》、《陸賈新語》皆是。蓋猶是民間相傳之舊，非向所校定之新 書。則因漢中秘所藏，臣下見之至為不易故也。《漢書敘傳》曰：“斿班斿也。與劉向校秘書，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至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是則向所校之書，當時不許傳布，班斿得之，以為異數。考《霍光傳》云：“山光之子。又坐寫秘書，顯光妻，山母。為上書獻城西第，人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按謂謀反事。山自殺。”而《百官公卿表》云：“蒲侯蘇昌為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此可見漢法之嚴矣。成帝時秘書之不得傳布，以此也。揚雄《答劉歆書》云：“有詔令尚書給筆墨，得觀書于石室。”見《方言》卷首。然則中秘之藏，人臣非受詔不得觀矣真按：漢世觀中祕書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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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傳》又言班嗣家有賜書，桓譚欲借之而嗣不許，亦可見其時士大夫得之之難。未幾而值王莽之亂，秘書并從焚燼。真批：斯亦藏私之報也！ 見《隋書‧牛弘傳》。故今人得見秦、漢古書者，劉向之功也。然猶有書名卷數與《漢志》不同，莫能知其真偽者，如《素問》、《本草》、《六韜》、《鬼谷子》之類。書不傳布之過也。真按：為何我要藏富天下 學者之讀古書，當先考之《漢書‧藝文志》，而後旁通互證，參驗以求其是，毋徒取其一字一言，執意必之見，過信過疑，則庶乎可與稽古。然非明于劉向編校之故，則不能讀《漢志》，故不惜詳言之也。真按：讀書方法

　　以上敘編次

古書之分內外篇

　　古有一人所著書，而分為內外者。陸德明《莊子音義》曰：“內者對外立名。”見《經典釋文》卷二十六。此 但釋其字義而已，未嘗言所以分內外之故也。成玄英《莊子疏序》則曰：“《內篇》者，內以對外立名。內則談于理本，外則語其事跡。”此但可釋《莊子》而已， 未能悉通之于他書也。今按《漢志》所著錄，有以內外分為二書者，有但總題為若干篇，而其書中自分內外者。從而考之，蓋非一例，吾嘗即其名以求其實，按其質 以察其文，然後于其編次之義，可得而言也。今為舉例以明之。

　 　凡以內外分為二書者，必其同為一家之學，而體例不同者也。　　古人之為經作傳， 有依經循文解釋者，今存者，如《毛詩傳》是也。有有所見則說之，不必依經循文者，伏生之書傳是也。夫惟不必依循經文，故《論語》、《孝經》，亦可謂之傳， 而附於六藝，本無內外之分。惟一家之學，一人之書，而兼備二體，則題其不同者為外傳以為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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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漢志》、《詩》家有《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春秋》家《公羊》、《穀梁》皆有《外傳》。《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今《韓內傳》已亡，所傳十卷，并題曰“外傳”，然亦非完書。清趙懷玉校本附輯佚文一卷。諸書所引，亦多內外傳互混，就今之《外傳》考之，其體正似《尚書大傳》，至于公、穀《外傳》皆不傳，無以考其異同。沈欽韓《漢書疏證》謂董仲舒《春秋繁露》即《公羊外傳》，其說別無顯證，當存疑。惟《左氏傳》之外，又有《國語》。《志》注云：“左丘明著。”二書具存，可以互考。左氏依經作傳，而《國語》則每事自為一章，略如後世之紀事本末。韋昭《敘》曰：“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托王義以流藻，此謂內傳。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採錄前世穆王以來，按此所以著周之始衰，為東遷之漸。下訖魯悼智伯之誅，此因內傳亦終於此，故復著其事以結春秋之局。以 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外傳》。”即其不主于經一語，可以推知《韓詩》及公、穀內、外《傳》之所以異矣。《論衡‧案書篇》曰：“《國語》者， 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王充去劉向不遠，知當時已有《外傳》之名。然《漢志》不題《外傳》者，因已有《國語》 之名，不必復用內外以為識別也。王氏《補注》引錢大昕說，頗致疑於此，蓋未達此義。今姑不問《左傳》、《國語》為左丘明所著與否，而漢人則固以為一人之書。內、外《傳》云者，亦漢人稱之，此可以悟一家之學，分題內外之故矣。淮南王所著書名曰《鴻烈》。因其尚有他篇無書名，故但統名之曰《淮南》，高誘序曰：“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而別為內、外。顏師古曰：“《內篇》言道，《外篇》雜說。”然《漢志》并著錄于雜家。蓋淮南雖喜言道，而實兼採儒、墨、名、法，與外篇雜說，仍是一家之學。特以其體例不同，不可以合于《鴻烈》，故題為“內”、“外”以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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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技略》內黃帝、扁鵲、白氏皆有內、外《經》，今惟有《黃帝內經》，其他皆不存，無以知其體例。然內外皆是醫經，其為一家之學，則固灼然可知也。至于道 家有伊尹，而小說家又有《伊尹說》；道家、兵家均有《力牧》；雜家、兵家均有《尉繚》、《伍子胥》；縱橫家、兵家均有《龐煖》；小說家、兵家均有《師 曠》；此舉有姓名者言之，其他兩家內同名某子者尚多，以恐非一人，故不引。皆 一人而有兩書。以其學非一家，既已分著于錄，讀者自能別之，則固不題為內外也。其後晉葛洪著《抱朴子》，《自敘》曰：“《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 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夫漢、魏以後著書，本可自命書名，不必效顰周、秦，稱為某子。即欲刻意摹古，而 二書所言，非既一事，何妨別為題目。而乃通為內外篇。及《隋志》分著于錄，遂使道家有內而無外，雜家有外而無內。《七略》、《漢志》蓋未嘗有此。此效《淮 南子》而失之者也。

　 　凡一書之內，自分內外者，多出于劉向，其外篇大抵較為膚淺，或并疑為依托者也。 　　古書既多單篇單行，劉向始合中外之本定著為若干篇，作者既不自署姓名，則雖同題為某子，本非一人之筆，其間孰為手著，孰為口傳，孰為依托，有必不可得 而辨者。蓋不獨諸篇互有得失，即一篇之內，亦往往是非相糅莒。真按：國無！待查！詞：【糅莒】混雜。 漢 劉向 《＜戰國策＞書錄》：“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雜相糅莒。” 向 之編次，乃有三例：一為但合諸本，除其重複而序次其先後，通為一書，此其間或本是一人之作，或因無可考證，不敢強為分別。或非向所自校，今姑不論。一為就 原有之篇目，取其文體不類者，分之以為外篇。一為原書篇章真贗相雜，乃為之別加編次，取各篇中之可疑者，類聚之以為外篇。

　　其就原有之篇目分為外篇者，如《史記‧孟子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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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漢志》乃有《孟子》十一篇。《風俗通》卷八云：“孟軻作書中外十一篇”，此必劉向根據《史記》，以其溢出之數，編為外書也。趙岐《孟子題辭》曰：“于 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 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托之者也。”疑岐亦依劉向《別錄》而為之說，此可以見分內外篇之意矣。陸德明《經典釋文 敘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修》之首，首即篇也，如詩之以一篇為一首。《危 言》、《游鳧》、《于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 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并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陸氏言司馬彪所注即《漢志》之《莊子》，而彪書分《內 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此蓋劉向定著之本也。郭象所舉巧雜諸篇名，皆不在《內篇》之中，故德明謂後人增足，漸失其真，與趙岐言《外書》 “似非《孟子》本真”者同。然《史記‧莊子傳》云：“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 實。”今《胠篋》在《外篇》，《漁父》、《盜跖》、《庚桑楚》在《雜篇》，洪頤煊《讀書叢錄》卷十四曰：“《庚桑楚篇》，‘老聃之役，真按：疑為後之訛！ 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頤煊案亢桑子即庚桑楚。真按：此又ㄤ（黃-亢-行）ㄥ（橫-庚-珩）相通之證也！ 畏累虛，即畏壘山，《索隱》以畏累虛為《莊子》篇名非是。”而太史公皆以為莊子所自作。然則史公所見之本，必無內外雜篇之別可知也。劉向定著之時，始分別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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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取郭本所存之外、雜《篇》觀之，真按：標點不當-易致人誤導！此不過對應于下文「《內篇》」而言也. 多不如《內篇》之弘深，惟《天下篇》則甚精。無論子玄之所刪也。真按：郭象 向之鑒別；可謂精矣。真按：標點不當-作逗號即可！ 真按：劉向 其 取原書別加編次，類聚其可疑以為外篇者。如《晏子書錄》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 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又《篇目》云：“《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外篇》不合 經術者第八。”見浙江局刻黃以周校本。其《外篇》第七，每章之下皆有注言“此章與某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其《外篇》第八，第一章下注云：“此并下五章，皆毀詆孔子，殊不合經術，故著於此篇。”均見盧文弨《群書拾補》校元刻本。此 皆劉向之校浯。全書二百十五章，皆有章名，輒至一二十字，如云“《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他皆 似此。與他書之但有篇名無章名者迥異，亦向編次時之所為。蓋向既取中外書三十篇，除其複重者二十二篇，則所餘者正得八篇。而今八篇之中，其兩外篇皆就諸篇 之中，取其旨同而辭異，若辭旨皆同，是為複重，已逕除之矣。及 不合經術者以為之。是已解散其篇第，離析其章句，分者合之，合者分之，非復原書之本來面目矣。既已別加編次，則舊本篇名皆不可用，故重為定著之如此。又于 七八兩篇之下，自著其所以列入《外篇》之意。向所校定，未有詳於此書者。就此書向所自言者考之，則知他書之分內外篇，必皆因其辭旨重複，傳聞異辭，或疑其 非本人之言，出于依托者也。觀《孟子》、《莊子》可見矣。

　　夫周、秦子書之有內外篇，猶後世詩文之有內外集也。古人著書不自收拾，往往甫得一二篇，即由學者傳錄，故無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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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淮南王安、司馬遷，始自定篇目。漢、魏以後人著作，多效法之，故出于後人編定者蓋少。惟詩文持以應世，時時增益，日出而不已，必至身後始能收拾編為全集， 與古之諸子情事頗肖。故其體例往往相同。凡人之作詩文，有不及存稿者，有自以為不滿，隨時刪去者。其編集之時，若出于其子弟門人及朋友之手，則去取謹嚴， 此類皆所不收。傳之既久，後人偶得遺稿，惜其放失，則又搜輯成帙，或遂重為編定，雜入原書卷第之中。其較為矜慎者，乃不敢以亂原次，別編之為外集。夫既出 于其人之所棄餘，則自視其內集為膚淺。而又因時代既遠，鑒別難精，往往雜入偽作。名愈盛者，其偽愈多。陳振孫曰：“《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唐韓 愈撰，李漢序。漢，文公婿也。其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偽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 于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偽妄，或韓公及其婿所刪去也。”又曰：“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外 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耳。其書蓋國初所刻，故 其謬如此。”見《書錄解題》卷十六。《與大顛書》之偽，前人辯之甚多。鄭珍《巢經巢文集》卷六有《書後》一篇，更以公往潮州日月道里考之，益為精核，茲不備引。王應麟曰：“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見《困學紀聞》卷十七。夫韓、柳之外集如此，推之他集可知矣，推之周、秦諸子之外篇益可知矣。

　　諸子中如《孟子》七篇，《孫子》十三篇，皆見於《史記》，篇數與今本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