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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宋學式微

　　（一）明亡的衝擊

　 　公元十七世紀，當明清易代之際，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自明末以來，國勢頹危，積弊重重。內則閹黨 擅權，黨爭激烈，兵備廢弛，吏治腐敗，官胥豪紳，魚肉百姓，橫徵暴斂，日加無已，農民揭竿而起，勢已燎原；外則倭寇為患東南，滿族勃興東北，清兵屢屢叩關 內侵，抄掠近畿，延及山東，京師已如懸磬，河北鞠為茅草，明勢之危，已有燕巢幕上之勢。於是有甲申之變，李自成率兵攻陷北京，清兵乘機長驅入關，明室淪 亡，清府鼎立。當此之時，各地人民激於民族義憤，大江南北，嶺表塞外，無不揭起抗清義幟。故清兵雖以破竹之勢，不及四十日而定鼎北京，然舉國之義師強烈抵 抗，前後繼起，清軍用盡殘暴之手段，耗費四十年之久，直至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左右，才將蔓延全國的戰火逐漸平息。

　　明朝的滅亡和社會的動蕩，給當時的知識階層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儒家士大夫們或者奔走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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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抗清，或者銷聲匿跡，深隱岩壑，或者變姓易名，遊歷天下，他們抱守「夷夏之防」之大義，堅決不肯 屈膝新朝。面對明朝土崩瓦解、滿洲入主中原的事實，許多人痛心疾首，他們認為，只有深刻反省前代學術，才能為漢民族政治統治和文化精神的復興以及有效解決 現實問題找到出路。於是宋明理學的霸權地位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宋學的學術理念及其造成的無可挽回的後果遭到嚴厲批評，從而引發了儒學發展史上一場深刻 的危機。

　 　當時的遺民知識份子們普遍把明亡的原因歸於理學的空疏無用和理學家的清談誤國。明亡後流亡日本的大 學者朱之瑜在總結明清更迭的歷史教訓時，把理學比之于能工巧匠的雕蟲之技，認為其弊病就在於「屋下架屋」而「無益於世用」。他說：「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 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１他引南宋事功派學者陳亮為同調，主張「為學之道，在於近里著己，有益於天下國家，不在乎純弄虛脾，捕風捉影。」２方以 智指斥宋儒蹈虛空談，認為「宋儒惟守宰理，至於考索物理時制，不達其實，半依前人。」３「空窮其心，則倏忽如幻。」，４黃宗羲批評宋明儒者空談性理，不務 實際，招致社會黑暗，民族敗亡，他說：「儒者之學經天緯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于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 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５傅山亦批評宋明理學家崇尚空談，不務實事，他 說：「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學者不得容易抹過。」６

　　朱、方、黃、傅等人在當時都是代表一時之風氣的學界重鎮，他們儘管學術方向和學術觀點都極不相同，但卻異口同聲地對宋明以來的空談學風和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進行了嚴厲譴貴，這表明理學話語在當時學界已經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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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學的解體

　　從思想史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來說，宋明理學發展到明末清初，也呈現出「風靡波頹不可挽」之勢。

　 　理學興起于北宋之初，其直接的理論背景有兩個方面：一是為了挽救魏晉隋唐以來由於佛老之學興盛，造 成的儒學地位衰微、儒家倫理淪亡的局面；二是為了破除漢唐以來章句註疏之學拘守訓詁、疏不破注的治學方法對理論的鉗制和對思想的桎梏。為了重塑儒家倫理的 權威，再造儒家思想的輝煌，以重新確立儒學的至尊地位和接續儒家的的千年道統，宋代學者們一方面吸收釋老之學的思想和方法以充實自己的理論，另一方面大破 漢唐傳注，從「舍傳求經」到「疑經改經」，使思想界吹進了一股新鮮的、生機勃勃的空氣。在這種風氣推動下，北宋學界出現了學派林立、異說紛呈的局向。經過 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人的發展，至朱熹而集理學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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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朱舜水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一六○頁。

２《朱舜水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二七四－二七五頁。

３方以智《通雅》卷首一。

４方以智《語錄》〈示中履〉。

５黃宗羲《南雷文定後集》，〈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６傅山《霜紅龕集》卷三十六，〈雜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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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一套以「理」為基礎的完整的理論體系。朱熹把儒家倫理本體化為至高無上的「天理」，確立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社會準則，因此被元、明各朝「定為國是」，科場取士，非朱子之說不用，朱學逐成為主流化的官方哲學。

　 　朱熹的理學，推倒了佛、道的權威，而又重豎起一個權威的「天理」。在朱熹那裏，「天理」是先驗的、 形而上的「天之道」。那麼，外在的、形而上的「天之道」為什麼、又如何能成為內在的、形而下的「人之道」的根據和主宰？這個理論上的難題在朱熹那裏並沒有 得到完滿的解決。隨著朱學的官學化，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理」，越來越成為桎梏人性的枷鎖。另一方面，由於朱學的獨尊，理學也漸次走向僵化。在科場，朱子語 錄成為士子們死記硬背的教條和獵取功名的工具。在學界，朱學以儒家正統之學自居，視其他學派為異端，扼殺了學術爭鳴的空氣，同時也限制了朱學自身的發展。 於是，一些學者起而對朱學展開反省和批判，這樣便孕育了王陽明心學的產生。王陽明為了克服朱學「道器」為二的矛盾，提出「心即理」、「致良知」之說，把外 在的「天理」納入內在的「人心」之中，把不可企及的、崇高的理性神光轉化成人皆有之的、平凡的人倫物用。由此，陽明心學一方面完成了對「合人道與天道為一 道」的論證，另一方面卻又把作為「人倫」根據的「天理」用事實上並無確定標準可循的「人心」或「良知」來界定，從而使儒家倫理準則變成了一個任人解釋的、 遊移不定的理念。這就為王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從理論上的崩解，打開了一個致命的缺口。同時，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又強調「良知人皆有」，「人人皆可 為堯舜」，其中蘊含著「聖人」與「眾生」平等的思想，因而，無形中便破壞了聖人的超人神性，使聖人下降為凡人。其更為嚴重的後果是，使孔子的至聖先師地位 也受到了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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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７這樣，王學便開始走出儒學，理學的解體之勢也就無可挽回了。

　 　陽明之後，王學走向分化。明萬曆時，風行於世的泰州學派，沿著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走下去，至顏山 農、何心隱一派，便趨向於否定「存天理、滅人欲」，乃至「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羈絡」，８這就走到了王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反面。而後，在明亡前 的四、五十年間，雖有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重倡朱學的努力，也有劉宗周等人對王學的修正，但是，面對理學的式微和瓦解之大勢，他們早已是螳臂當車、無力回天 了。到了明末，理學的教義在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面前，顯得更加蒼白貧乏。理學家們盡可以把理氣心性之論談得玲瓏剔透，然而在他們的「理」、「心」之中，卻 悟不出挽救社會危機的良方來。這就表明，理學不僅在理論上喪失了生機，在實踐上也走到了盡頭。

　　（三）儒學的轉折

　　宋明理學在理論上的自戕和在實踐上的衰弊，孕育著儒學的轉折和自新。

　 　宋明學者在論證「天理」與「人欲」、「天道」與「人道」的關係的過程中，形成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 之間的對立。兩派學者之間關於理氣心性、本體工夫、天理人欲等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構成了宋學的核心理念。他們圍繞這些問題各自提出了一整套言之鑿鑿的理 論體系。理學家們主張「性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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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上冊，第七六頁。

８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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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道問學而尊德性」；心學家們則主張「心即理」，強調「尊德性而道問學」。兩派學者都宣稱自己的 理論最符合儒家聖人孔子、孟子的原意。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持續了五、六百年，也沒有得出一個讓雙方都能接受的結論。既然理論層次上的爭論已無法解決 問題，回到儒家的經典文獻中去便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

　 　另一方面，宋明儒家所講的理氣心性之學，雖說早在孔、孟思想中已露端倪，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理學 與心學之爭實則是受了釋老之學的刺激並在深入其室之後才操戈相對的。例如，宋學的核心理論心性本體論和修養工夫論等，從理論方法到理論內容，都曾受到道家 體用論、修道論和釋家佛性論、修持論的廣泛影響。但是，為了維護儒家道統，宋明儒者們卻一致拒斥釋老之學，無論理學家還是心學家，都總是以儒家正統自居， 相互指責對方陷於釋老。那麼，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儒家正統之學？這也逼使宋明學者們回到儒家原如經典中去尋求有利於自己的根據。

　 　事實上，理氣心陸之學發展到明中葉以後，程朱之學和陸王之學已形同冰炭，正是在這種森嚴壁壘的對峙 中，抽象的理論爭辯已愈來愈缺乏說服力。例如，「朱陸異同」是理學家和心學家展開爭論的一個重要論題。本來，心學家們在為學之方上向來都是以象山所謂「六 經皆我注腳」相標榜，而不屑於讀書誦經和引經據典的，王陽明亦云：「夫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９但陽明並不能 擺脫與經典的糾纏，他不得不編《朱子晚年定論》，並重定《大學古本》，借文獻考據來為自己的學說尋找歷史的根據。在更為根本的「性即理」和「心即理」之爭 中，情況亦是如此。宋儒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在理論層次上久決下下，到了明代，理學家羅欽順服膺於「性即理」之說，但為了給自己的觀點張目，他徵引了《易 經》和《孟子》等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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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得出結論說：「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１０其後東林顧憲成亦明確提 出「質諸先覺，考諸古訓」的口號。儒學內部發生的這種轉變是極富深意的，它頭示出宋學理念確實已經日薄西山了，而向儒家原抬經典的回歸則是宋學義理之爭走 向衰微的必然結果。

　 　在這種背景下，明末清初的方以智、黃宗羲、顧炎武等許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宋明理學以理氣心 性之辨為中心的學術話語和以「六經注我」為特點的學術範式進行了全面的清算，從而把明中葉以來興起的回歸原典的運動推向了高潮。顧炎武通過剖析宋明理學的 基本理念，指斥宋明諸儒之學不是釋老之學，就是語錄之學，或是帖括之學，而絕非儒家本原之學，從而把宋學逐出了儒學正統的殿堂，使之失去了儒學經典的支撐 和儒家道統的護持。這樣，宋儒關於道問學與尊德性的爭論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宋儒所闡發的關於理氣心性的一切義理亦成了鏡花水月、空中樓閣。宋學 理念進一步土崩瓦解了，宋學話語亦走到了窮途末路。顧炎武等人不失時機地提出新的學術範式，促進了宋學向清學的轉變。

　　二、話語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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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王陽明全集》，上海古藉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上冊，第七十六頁。

１０羅欽順《困知記》，中華書局，一九九○年版，第三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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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本節的討論之前，有必要首先把幾個概念進一步明確一下。宋學、宋明理學、宋明儒學和宋明學術 這幾個概念是人們在研究宋明思想史時經常使用而又頗多歧義的幾個概念。本書對這幾個概念的界定和使用遵循以下原則：宋學和宋明理學是外延基本等同的兩個概 念，均指宋明時期的所謂「義理之學」；宋明儒學這個概念的外延稍大，除了「義理之學」外，它還包括宋明儒家的經學、考證學、經世之學等思想；宋明學術這個 概念的外延最大，它除了包括宋明儒學以外，還包括宋明時期的佛家、道家等思想。

　 　宋明學術的主流話語當然是儒學話語，而宋明儒學的主流話語則是理學或宋學話語，但在理學話語之外， 宋明時期的儒家思想中還同時存在著兩股潛流，一股是經史考證之學，一股是經世致用之學。這兩股潛流在宋明儒家思想中雖只佔據次要地位，但正是這兩股次要的 潛流後來發展成了顧炎武乃至整個清代學術的源頭。

　　（一）經史考證之學的興起

　　經史考證之學本來是與儒家經學和經典整理工作相伴隨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儒家學術史上原本一直有其重要性。在漢代，經學是儒學的主流，因此，經典註疏和考證之學曾得到了很大發展，直至唐代，章句訓詁仍是儒學教育和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北宋初興時，儒學經歷了魏晉隋唐以來的道家和佛家思想的洗禮和刺激，儒家學者們著手重建儒家本體論 和修養論以復興儒學，因此宋明儒學的主流話語轉向理氣心性之學，經學在理學話語的淹沒之下呈衰落之勢。但是，由於理學家們用作論究依據的，仍是漢唐經學家 們作過傳注的經籍，因此，在理學話語的統治之下，經典註疏、考證和整理的工作仍有其重要地位，並且得到了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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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宋學鼻祖，當首稱「宋初三先生」孫復、胡瑗和石介。１１孫、胡二人在當時皆以經學有名。孫復之學 直承唐代經學家陸淳，而胡瑗講學則分經義、治事二齋，由此可見經學在宋初儒學中所占的比重。後來之理學諸大家，除心學一派學者以外，皆曾潛心註疏，於經學 各有造詣。程頤、朱熹等人更是兼治諸經，博綜旁通，不惟以義理之學自限。如程頤撰《伊川易傳》、《春秋傳》，《伊川書說》、《詩說》；朱熹有《周易本 義》、《詩集傳》、《儀禮經博通釋》、《四書章句集注》等。朱熹論疏，稱《周禮》而下《易》、《書》，若非於諸疏功力甚深，何能斷得如此確鑿？其平居講 學，則教人治經宜先看註疏。且其於五經傳授，亦各有專門，如其弟子蔡淵撰《周易經傳訓釋》，蔡沈撰《尚書巢傳》，輔廣撰《詩童子問》，黃幹撰《續儀禮經傳 通解》，張洽撰《春秋集注》等。故從其遊者，義理固所涵泳，名物訓詁亦所兼談。後世但謂朱子集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實朱子何嘗不集宋代經學之大成！

　 　宋儒治經自有不同于漢唐經學的特點，而自北宋慶曆以後，又興起了大膽疑經之風。如劉敞作《七經小 傳》，遍疑群經；歐陽修作《易童子問》，疑《繫辭》「文言」以下皆非孔子所作；蘇軾、蘇轍毀《周禮》；李覯、司馬光疑《孟子》；王安石譏《春秋》為「斷爛 朝報」；葉夢得撰《春秋讞》，駁《公》、《穀》；鄭樵作《詩辨妄》，攻《詩》序；吳棫作《書稗傳》，疑《古文尚書》為偽；王柏作《詩疑》、《書疑》，辨 「偽孔」，疑《詩經》，等等。宋儒的這些疑經和辨偽活動開啟了後世經史考證之學的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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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此說見全祖望《宋元學案》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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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俞廷椿撰《周禮復古編》，程大昌撰《考古篇》，開宋明輯佚考古之學之先河。晁公武撰《郡齋讀書 志》，校讎圖書二萬四千五百多卷，並各述其大旨，為宋代有名的書目提要，足稱明清兩代目錄版本之學的先導。吳棫撰《詩補音》、《韻補》，直接影響到顧炎武 等人的文字音韻之學的研究。此外，鄭樵、黃震、王應麟等人皆長於考證，其學旁及經史百家、典故博文、天文地理等各個方面。鄭樵所撰《通志》，黃震之《黃氏 日鈔》，王應麟之《困學紀聞》，皆以廣博著稱。由此可見宋代經史考證之學之規模。

　 　明中葉以後，心學獨盛，王學末流尤以拒斥讀書出名。但是在師心蔑古的空氣中，也潛藏著讀書的種子， 一些學者不滿於王學末流之狂誕，開始起而扭轉空疏不學之風。如楊慎、王世貞、胡應麟、焦竑、陳第、梅鷟諸人，皆醉心於考據博文，以博洽多識著稱一時。楊慎 最以博學名世，于經史百家、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稗官小說、醫卜技能無所不究，所著《丹鉛總錄》、《譚苑醍醐》等數十種，雖疏舛幅妄，然考據事實，極為賅 博，晚明讀書博古、崇尚考證之風實從此啟；其《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略例》、《轉注古音略》等，雖不甚精粹，然引據繁富，多為後來研究古音者 所取材。王世貞博綜典籍，諳習掌故，所撰《四部藁》數百卷，風靡一世，對於扭轉當時空疏學風很有功續。胡應麟特以考據見長，所著書籍數十百卷，其《少室山 房筆叢》，研索舊文，參校疑義，徵引典籍，極為宏富，可資考證者不少；其《四部正偽》，至今仍為做辨偽工作者所表彰。焦竑博極群書，究心考據訓詁、版本目 錄之學，著有《國史經籍志》，在目錄學上頗有貢獻；其《焦氏筆乘》，考證舊聞，博采廣稽，雖多附會，亦有精彩之處。陳第精研古音，著有《毛詩古音考》、 《屈宋古音考》諸書，為後世治古音者闢出一條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