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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雜文是對中國議論性散文的創造性發展，它為中國文學創造了「雜文」這一富有生命力的文體範式，影響和造就了一批雜文作家。

　　瞿秋白（1899—1935） 的雜文以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為主，揭露國民黨當局的不當作為（《流氓尼德》、《曲的解放》），批判部分文人的醜惡行徑（《王道詩話》、《出賣靈魂的秘 訣》），同時也殷切地呼喚新世界的誕生（《一種雲》、《暴風雨前》），視野開闊，思想犀利、深刻。他的雜文在藝術上富有創新精神，善於抓住人物的特點和事 物的特徵，並借用比喻、象徵手段創造出某種社會形象；藝術形式豐富多樣，不拘一格。瞿秋白的雜文在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方面取得了較高成就。此外，瞿秋白對雜 文理論的建設也作出了寶貴貢獻。他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對魯迅雜文作了深刻的概括，正確地分析了魯迅雜文的性質、特點和價值，並高度評價了魯迅在現 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這篇論文對於推動30年代雜文創作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瞿秋白犧牲後，魯迅把他的譯文編為《海上述林》出版。

　　30年代在魯迅雜文的直接影響下，出現了一批雜文作者。其中有《不驚人集》、《打雜集》的作者徐懋庸和《推背集》、《海天集》的作者唐弢，還有聶紺弩、周木齋、巴人等。

第四節　三十年代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是從新聞報導和紀實散文發展而來的一種新的散文類型。20年代初，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開了中國報告文學的先河。20年代中期圍繞著五卅事件和三一八慘案出現的許多紀實散文推動了它的發展。但中國報告文學的成熟和發展則在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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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30年代急劇變動的社會生活需要具有很強新聞性和紀實性的文學樣式作出迅速的反映。二是「左聯」的積極倡導和組織。1930年8月4日， 「左聯」執委會通過的決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號召開展「工農兵通信運動」，「創造我們的報告文學」。三是外國報告文學理論和作品的 翻譯，為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範式和推動力。其中較有影響者：沈端先譯日本作家川口浩的《報告文學論》，賈植芳譯捷克報告文學家基希《一種危險的文學 樣式》，徐戀庸譯法國作家梅林《報告文學論》。基希取材於中國生活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秘密的中國》於1937年在《文學界》連載。

　　隨著群眾性的報告文學寫作熱潮的出現，30年代先後選編出版了幾部大型報告文學集。1932年阿英編纂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對剛剛發生的一二八事變作了及時反映，是我國第一部以報告文學名義出版的報告文學集。1936年，茅盾仿效高爾基主編《世界的一日》的做法，發起徵文運動，在此基礎上主編而成《中國的一日》。這本80萬字、近500篇的大型報告文學集，廣泛反映了同年5月21日中國各地的生活風貌。這是對群眾性通訊報告寫作的一次檢閱，是稍後梅雨主編的《上海的一日》的先導。此外，比較重要的報告文學集還有1936年梁瑞瑜遴選通訊報告編輯而成的《活的記錄》。

　　在群眾性通訊寫作蓬勃開展的同時，新聞界和文學界的許多人士也積極從事報告文學的寫作。新聞記者鄒 韜奮所作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蕭乾的《流民圖》、《平綏散記》和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都是具有新聞性、紀實性的報告通訊，通 俗明快，均產生過一定影響。本時期文學界在報告文學創作上用力較多、成果最著的是夏衍和宋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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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於1936年 發表了他們的代表作。夏衍的《包身工》「在中國的報告文學上開創了新的紀錄」⑱。它將群像和個像（「蘆柴棒」）相結合，描寫了包身工形象，反映了上海日本 紗廠中國女工的悲慘生活，深刻地解剖了包身工制度的本質，抒發了作者的愛憎感情。它借鑑電影藝術的表現手法來刻畫人物，在結構上以時間為線索精心布局，縱 向選取包身工一天生活中的幾個場景作記敘描寫，並從中生發議論、抒發情感，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也逼真地寫出了山西軍閥不事 抗日、專事「防共」的情景。這兩個作品克服了此前報告文學重報告輕文學的缺點，達到了新聞性、紀實性與形象性、情感性的融合。它們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現代 報告文學的成熟。

　　[注釋]

①　林語堂：《答青崖論幽默譯名》，《論語》創刊號（1932年9月）。

②　林語堂：《論幽默》，《林語堂文選》（下），第79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

③　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④　林語堂：《人間世‧發刊詞》，《人間世》1934年第1期。

⑤　林語堂：《敘〈人間世〉及小品文筆調》，《林語堂文選》（下），第25、24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

⑥　林語堂：《小品文之遺緒》，《林語堂文選》（下），第27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

⑦　例如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苜，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另有《議語一年》：「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均見《南腔北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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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林語堂：《論談話》，《林語堂文選》（下），第73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

⑨　何其芳：《扇上的煙雲》，《何其芳文集》第2卷，第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⑩　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後記》，《何其芳文集》第2卷，第253頁。

⑪　何其芳：《論工作》，《何其芳文集》第2卷，第14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⑫　1937年5月12日《大公報》關於得獎作品的評語。

⑬　巴金《紀念一個善良的友人》，《巴金選集》第8卷，第37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⑭　《豐子愷傳》，第77頁。

⑮　楊牧：《中國近代散文選‧前言》，第5頁，臺北洪範書店1981年版。

⑯　張堂錡：《白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從黃遵憲到白馬湖——近現代文學散論》，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版。

⑰　魯迅：《偽自由書‧前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⑱　《光明》半月刊1936年6月創刊號《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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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十、六十年代散文

第一節　五十、六十年代散文概述

　　1949年後大陸的十七年散文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1949年至1956年為散文創作的第一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通訊報告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成為創作的主要實績之一。通訊報告的基本主題，主要表現為兩 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反映抗美援朝戰爭。很多作家奔赴朝鮮戰場，實地進行考察和採訪，寫下了大量的戰地通訊，結集的有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魏巍的 《誰是最可愛的人》、劉白羽的《朝鮮在戰火中前進》、楊朔的《鴨綠江南北》等等。《朝鮮通訊報告選》（三集）、《志願軍一日》（四集）、《志願軍英雄傳》 （三集），則是戰地通訊報告的大型選集，其作者不僅有作家、記者，更多的是參加過戰鬥的指戰員和部隊政工幹部。這些個人結集、選集和報刊上大量發表的通 訊，較真實生動地敘寫中國人民志願軍英勇抗擊美國侵略者的戰鬥場面，謳歌無數像黃繼光、楊根思式的戰鬥英雄及他們的悲壯業績。魏巍的朝鮮通訊選材嚴、開掘 深，格調激越奔放，有濃厚的抒情性。這一時期通訊報告基本主題的另一方面，是迅速及時地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祖國在前進》、《經濟建設通訊報告選》（二 集）、《散文特寫選》（1953—1956）、《特寫選》（1956）等，是這方面主題的選集。其中有不少是知名的篇章。柳青的《王家斌》、秦兆陽的《王永淮》、沙汀的《盧家秀》，描繪農村經過社會主義變革之後的氣象和初期合作化運動中幹部群眾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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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者中引起反響。華山的《童話的時代》、臧克家的《毛主席向著黃河笑》，以浪漫的詩意筆觸描繪我國 人民根治黃河的氣魄和征服黃河的理想。楊朔的《石油城》、李若冰的《在柴達木盆地》、蕭乾的《萬里趕羊》、蕭殷的《「孟泰倉庫」》等作品，勾畫出戈壁沙 灘、內蒙古草原等祖國各地建設者勇敢跋涉的足迹，表現各條戰線上的情景。其中不少通訊報告帶有一定的盲目樂觀主義色彩。

　　通訊報告的成果，標誌著這一時期散文的初步繁榮。然而，題材不夠廣泛，體裁顯得單一。從題材和內容看，這一時期的通訊報告幾乎都是歌頌性的，揭示社會矛盾和干預生活的作品極為鮮見。1956年 曾出現一些「干預生活」的報告文學作品，隨後的「反右」扼殺了報告文學揭露時弊的功能。在藝術方面，它們往往以事件淹沒人物及其思想，多寫人物的英雄壯舉 而缺少細緻的內心揭示，因此存在著概念化的傾向，缺少動人的藝術力量。這一時期散文的其他品種，也有一些收穫。抒情性的散文如老舍的《我熱愛新北京》、楊 朔的《香山紅葉》、葉聖陶的《遊了三個湖》、秦牧的《社稷壇抒情》等。史傳文學如高玉寶的《高玉寶》、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雜文如馬鐵丁的《思想雜 談》等。但這些體裁的散文顯得寂寞和缺少生機，其影響尚不能與通訊報告相比。

　　1957年至1966年，是大陸十七年散文的第二個時期，是被稱為當代文學史上散文創作趨於活躍的一個時期。以楊朔、秦牧為代表的一批散文作家，以他們的創作實踐打破了沉悶空氣，積極推動散文走向繁榮。因此出現了1961年的所謂「散文年」和以後兩、三年表面上持續發展的局面。

　　抒情散文在這個時期顯得異常活躍。與第一個時期相比，不僅題材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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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較為深刻，藝術較為精湛，而且作品的數量也非常多，出現了風格日臻成熟的作家和藝術趨於圓熟的作 品。當時出版了很多散文集，如楊朔的《海市》、《東風第一枝》，秦牧的《花城》、《潮汐和船》，劉白羽的《紅瑪瑙集》，巴金的《傾吐不盡的感情》，冰心的 《櫻花讚》，吳伯簫的《北極星》，曹靖華的《花》，碧野的《情滿青山》，郭風的《葉笛集》，柯藍的《早霞短笛》，何為的《織錦集》，陳殘雲的《珠江岸 邊》，魏鋼焰的《船夫曲》，袁鷹的《風帆》，方紀的《揮手之間》，峻青的《秋色賦》，菡子的《初晴集》，楊石的《嶺南春》，林遐的《撐渡阿婷》，李若冰的 《山‧湖‧草原》，等等。這是在一種貌似平靜的、虛假的「繁榮」中的引吭高歌。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在現實的痛苦面前藝術家們應有的社會洞察力的弱化或丟 棄。

　　第二個時期的報告文學在前幾年通訊報告的基礎上，已經發展成為散文中一支活躍而獨立的勁旅。1957年 以後出現了《一場挽救生命的戰鬥》（巴金）、《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中國青年報》記者集體採寫）、《向秀麗》（郁茹）、《萬炮震金門》（劉白羽）、 《三門峽截流記》（雷加）等一批有影響的作品。《文藝報》因勢利導，先後發表了《充分發揮報告文學的革命威力》的署名文章和《進一步發展報告文學創作》的 專論，《人民日報》編輯部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報告文學的座談會，大力予以倡導。同時，作家們因「反右」鬥爭擴大化而心有餘悸，他們順應時勢，思想和精 力集中於歌頌性報告文學的創作。由於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報告文學迅速得到發展，出現了一批影響較大的作品。如反映先進紡織女工趙夢桃事迹的《紅桃是怎麼 開的》（魏鋼焰）、描寫農民植棉專家吳吉昌事迹的《忠心耿耿》（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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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頌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陳廣生等）、讚美南京路上好八連永葆革命傳統的 《無產階級戰士的高尚風格》（郭小川等），還有《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穆青）和《祁連山下》（徐遲）、《小丫扛大旗》（黃宗英）、《小將們在挑 戰》（郭小川）、《手》（巴金、茹志鵑等），等等。這些作品反映著大陸各條戰線上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新風尚，著重表現大陸人民戰勝天災人禍的無畏 的勇氣、堅韌的毅力、高尚的情操和共產主義的理想，顯示出這個時期報告文學創作的共同特點：時代感、新聞性，以及歌頌性的題材與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結合。 從中可以看出報告文學直接為政治、政策服務的端倪。應該說，1963、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報告文學》集和《新花紅似火》，表明報告文學創作已經走向了不同於新政權成立初年通訊報告的階段，增強了它的政治文化色彩。

　　1949年後雜文一直處於冷寂的境地，因對文藝政策作了一些調整和鄧拓等一些雜文作家的熱心扶持、身體力行，雜文在這個時期一度得到轉機而復蘇起來。60年 代初期，《北京晚報》首先開闢了以「燕山夜話」為題的雜文專欄，鄧拓被邀為專欄作家；其後，《前線》雜誌和《人民日報》先後開設「三家村札記」和「長短 錄」的雜文專欄，分別由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和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五人作為專欄的特約撰稿人。全國許多大小報紙，紛紛仿照三家報刊辦起雜文 專欄，促進了雜文的復蘇。儘管創作的時間短、數量少，但短期內出現的雜文與歌頌性的抒情散文、報告文學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們針砭時弊、尖銳潑辣，堅持 真理、旗幟鮮明，能夠有的放矢地觸及社會中的一些問題與矛盾，為思想界吹進了一股新鮮的、民主的空氣。鄧拓的五集《燕山夜話》是這個時期雜文難能可貴的收 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