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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366卷。 其中所存史料，見於《宋史》各志的不過十之一二，遂使《輯稿》成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案頭必備的工具書。其他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東觀漢記》、《大元 海運記》、《農桑輯要》、《水經注》、《永徽法經》、《續資治通鑑長編》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著，也都或由《永樂大典》輯出，或經《永樂大典》校補。《永 樂大典》在文獻保存方面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了。

　　如果把《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略加比較，更可以看出《永樂大典》的寶貴。雖然兩者都號稱“悉載”歷代典籍，但《永樂大典》的收錄範圍顯然更為廣泛。僅以“戲文”為例，《全書》以為有乖雅正，全部摒棄，《永樂大典》則收羅甚廣，僅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就收有戲文33種，卷二○七三七至二○七五七又收雜劇90種（趙萬里先生所作《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25﹞一文，列有上述作品篇名，可資參閱）。其他如農學、科技、手工業、民俗文學、釋藏道經等等，在四庫館臣的眼中，也都是不值一顧的。乾隆曾指摘《永樂大典》“濫引緇流，逞其猥瑣之識，雅俗並陳……無當於古柱下史藏書之意”﹝26﹞。其實，這正是《永樂大典》的優點，而《全書》在這方面卻頗讓人覺得“衛道氣”太濃。正因為有了《永樂大典》，我國的一些“雜家”之言才得以保存。

　　例如，“匠”字韻收入了元初薛景石撰寫的《梓人遺製》，就是一部記載各種車子和機子（小布臥機子、 羅機子、立機子等）的機械專業書。並附有詳圖和說明。原書已失傳，現存的《永樂大典》只保存了一半，但仍不失為研究我國機械史、手工業史的重要資料。再如 “種”字韻收錄的宋人吳攢著的《種藝必用》和元代張福著的《種藝必用補遺》，是兩部有關農藝和園藝的專門著作，對今天研究農林種植方法，改進生產技術仍有 借鑑作用。

　　《永樂大典》內輯錄的久無傳本的文學作品，更是車載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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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勝數。其中如宋代李希聲、徐師川等人的詩歌以及宋元許多詩人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人所未聞的。再如南 宋浙江一帶民間流傳的南戲，大都亡佚，流傳下來的也不過《琵琶記》、《殺狗記》、《拜月記》、《荊釵記》等屈指可數的幾部，而殘存的《永樂大典》中就輯出 《小孫屠》、《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三種。這正如法式善所說：“苟欲考宋、元兩朝制度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焉。”至如隋、唐時的著作， 雖然相對較少，但如白居易、柳宗元、杜牧、韓愈等大文豪的作品，如果以《永樂大典》檢校，也“各有增益，多者數十，少者亦五、六”，至於那些不見經傳的人 物，更是“蓋往往而有也”﹝27﹞。這些作品的發現，無疑給我國文學史增添了新的內容。

　　以上這樣的例子，在《永樂大典》內俯拾皆是，若《永樂大典》全帙尚存，其價值將是難以筆述的。全祖望稱譽《永樂大典》“可以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偽書，則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謂非宇宙間之鴻寶也”。這個評價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四、《永樂大典》的散佚

　　清初，《永樂大典》正本就已不存。它究竟佚於何時，至今仍是《永樂大典》收藏史上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不過，在《韻石齋筆談》﹝28﹞、《鈔永樂大典記》等史著中，都有文淵閣被焚於明亡之際的記載。據此而言，《永樂大典》正本很可能就是在這時被焚毀的。又據筆者考，在這次火災之前，並無《永樂大典》正本被移貯它處的記載，這也可以證明上述論斷。

　　《永樂大典》副本在明、清兩代也屢遭厄運，以致最後散佚甚巨。促成它散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個，即封建官吏的竊取，英法聯軍的盜購，八國聯軍的焚掠。這些，我們將在下文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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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大典》在錄成之初，即定有嚴格的典守制度。如明代就規定“校書官並寫書者，俱每日早於閣中領書，至晚交書。”﹝29﹞ 但這並不能防止封建官吏打它的主意。汪康年《雅言錄》說：“（《永樂大典》）明時已多散失，小說載楊升庵為偷書官兒是也。”這個楊升庵，就是那位曾任翰林 院編修，以博極群書名聞正德、嘉靖兩朝的文學家楊慎。此人是否真係“偷書官”，因正史不載，已無從詳考。但這個記載至少說明在《永樂大典》錄成之初，即由 於貪官污吏的監守自盜而開始了它的流散過程。清修《四庫全書》時，《永樂大典》已佚去近2000冊，其中被明代官吏竊走的必不在少數。

　　《永樂大典》在清代移藏翰林院後，接觸它的人多了，也增加了它被盜出的機會。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高宗就曾有諭旨查詢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蔣廷錫等人家中是否私匿《永樂大典》﹝30﹞。次年，又發生了纂修黃壽齡遺失《永樂大典》六冊的事件﹝31﹞， 這說明那些道貌岸然的四庫館臣先生們，手腳也不是很乾淨的。其後，在嘉慶、道光、光緒年間，都有《永樂大典》被竊出的記載。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梁 上君子”的“竊術”也越來越高明，《萇楚齋隨筆》記錄他們的盜書之法是“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棉馬褂，約如《永樂大典》二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加 穿於身，偷《永樂大典》二本……包於包袱內而出也。”﹝32﹞這確實如劉聲木所說，是“極巧妙刻毒”的偷書法。而大量《永樂大典》就這樣由“中秘之藏”，變為私家之儲了。《書林清話》上說，僅那位贊助光緒親政、官授翰林侍讀的文廷式，家中就藏有《永樂大典》百餘冊。文廷式死後，這些書又被其後人售出﹝33﹞。這樣幾經輾轉，這百餘冊《永樂大典》自然也就杳如黃鶴，無從尋覓了。用者寥寥，盜售有術，確實是封建社會政府藏書的一大流弊。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永樂大典》的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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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點。第一、散佚範圍由只限於國內演變到流向國外；第二、封建官僚不再是“獨家經營”，而是和帝國主義強盜勾結起來，成為他們盜購的幫凶；第三、由偷偷模摸地竊取發展為赤裸裸地武裝焚掠與劫奪。

　　1859—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是《永樂大典》遭厄於外患的第一個大事件，也是《永樂大典》自國內流向海外的轉折點。王頌蔚送黃公度《隨使英法詩‧注》說：“《永樂大典》今存翰林院者……聞英人購去儲博物館。”詩中並有“頃聞倫敦城，稿尚盈兩屋”﹝34﹞的慨嘆。可見，當時《永樂大典》亡去不少，1860年之後，利欲熏心的封建官吏們更加厚顏無恥地投到洋大人膝下。他們偷到《永樂大典》後，往往“密邇各使館”，以十兩銀子一冊售給他們的洋主子。為了十兩銀子的蠅頭微利，就去喪心病狂地盜賣國寶，可以說這些封建官吏，已經蛻變成徹頭徹尾的漢奸了﹝35﹞。

　　經過這樣喪心病狂地盜賣，《永樂大典》亡佚的速度極快。據繆荃孫的調查，光緒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時，《永樂大典》已從乾隆時的9000餘冊降到不及5000冊，僅一年後，就又被盜出近2000冊，僅存3000餘冊，及至光緒十九年（1893）則又有2400冊不翼而飛，只餘600餘冊了﹝36﹞。

　　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最後這600冊 《永樂大典》，又慘遭厄運。其中大部分被焚毀、破壞了，另有一部分被搶劫而去，剩下的寥寥無幾。據柴萼《庚辛記事》上說，在戰火中，翰林院被焚，《永樂大 典》“片片做蝴蝶飛”。又據雷震《新燕語‧斯文掃地》條載，當時“四庫藏書散佚過半，都人傳言英、法、德、日四國運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時，曾取該書之 厚二寸長尺許者以代磚，支墊軍用等物。武進劉葆真太史拾得數冊，閱之則《永樂大典》也”。請看，這些披著文明外衣的強盜，就是用這樣的行徑來踐踏人類文明 的。亂後，《永樂大典》繼續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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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辛記事》上說，當時崇文門、琉璃廠一帶古董店、舊貨攤“收買此類書物，不知凡幾，萃文書坊買《永樂大典》八巨冊，只京錢一吊而已”。在這場浩劫中，《永樂大典》共損失307冊。而到宣統元年（1908）籌建京師圖書館時，則只有64冊了，僅占原書冊數的千分之五點七。

　　《永樂大典》的亡佚，使數以千計的古代典籍從此湮沒了，現在存世的古籍，也永遠失去了一個最全面、 最可靠的校勘、輯補的工具。這個損失，是無論怎樣說都不過分的。同時，更應強調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這不過是帝國主義摧殘我們先人文化的罪行 之一而已。或許也可以說，這就是那個時代文化事業的一個縮影吧！

　　解放以來，黨和人民政府對《永樂大典》的蒐集、整理、利用極為重視。解放初期，北京圖書館僅藏有《永樂大典》原本110冊，到1959年就增長到215冊。同年，中華書局將北京圖書館所藏原本和複製本，以及向國內外私人借印的6卷，合共730卷影印出版。雖然這個數字僅占原書卷數的百分之三，但與1908年京師圖書館所儲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增加。1986年，中華書局將近年徵集到的60卷，連同1959年影印的730卷，目錄60卷，縮印成10巨冊出版。自此，《永樂大典》所餘部分當可流傳不虞。這也可以說是《永樂大典》收藏、流通史上不幸中之大幸了吧！

參考文獻：

　　1.趙萬里《談談〈永樂大典〉》，《光明日報》1959年3月7日。

　　2.郭沫若《〈永樂大典〉序》，《光明日報》1959年9月8日。

　　3.胡道靜《〈種藝必用〉在中國農學史上的地位》，《文物》1962年第1期

　4.王重民《〈永樂大典〉的編纂及價值》，《社會科學戰綫》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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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耿實柯《解縉與〈永樂大典〉》，《江西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

注：

　　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②⑰⑲⑳朱棣《永樂大典》序，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③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

　　④趙善政《賓退錄》。

　　⑤《明太宗實錄》卷二一。

　　⑥《皇明泳化類編》卷一六○《典籍門》。

　　⑧《永樂大典‧序》，載“（《永樂大典》）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六年之冬”。本文取此說；又《明實錄》：“蓋始於永樂元年，而藏事於永樂五年。”與上說不同，錄此。

　　⑨⑫《明世宗實錄》卷五一二。

　　⑩《四庫全書總目》載：“嘉靖四十一年……重錄正副本。”原文下注“案事見明實錄。”查《明世宗實錄》則為“重錄一部”。本文以實錄為正。

　　⑪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一。

　　⑬﹝21﹞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

　　⑭⑱﹝22﹞《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存目》。

　　⑮⑯陸可教《陸學士遺稿》卷九《申飭監規》。

　　﹝23﹞袁同禮《永樂大典考》，《學衡》26期（1924年2月）。

　　﹝24﹞《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

　　﹝25﹞載《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3、4號，1929年3—4月。

　　﹝26﹞玄燁《御製詩四集》卷一一。

　　﹝27﹞法式善《校〈永樂大典〉記》。

　　﹝28﹞姜紹書《韻石齋筆談》。

　　﹝29﹞徐階《世經堂文集》卷三《重錄大典諭》。

　　﹝30﹞《大學士劉統勛字寄兩江總督高晉浙江巡撫三寶查詢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家中有無留存〈大典〉由》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見：春季上諭檔（此件載於《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3、4號）。

　　﹝31﹞從《纂修黃壽齡遺失〈永樂大典〉著舒赫查明復奏由》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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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32﹞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三。

　　﹝33﹞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

　　﹝34﹞《寫禮廎遺著‧詩集》。

　　﹝35﹞秉衡居士《荷香館鎖言》，見《人文雜志》1卷7期，1930年9月。

　　﹝36﹞繆荃孫《藝風堂文續存》卷四。keyword Yongle dadian-Research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Yongle dadian （ Yongle Encyclopedia ） from four aspects： composing， collecting， circulating and missing. There are lots of analyses about the predecessor's opinions. It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birth of Encyclope-dia from the view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mand of develpopment of the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after the "Jingnan Event"　 From the history on collecting， circulating， using and missing， it emphasizes both the tracing to the source and describing the successi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collecting and circulating procedure. 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the history of Yongle da-dian from composing to missing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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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萬里與《永樂大典》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

　　副研究館員　張志清

內容提要：　　本文闡述趙萬里對國家圖書館收藏《永樂大典》的貢獻，及對《永樂大典》的研究與輯佚。

　　《永樂大典》存世約400冊， 中國國家圖書館收其半數，雖多為國家調撥、藏家捐贈所得，而本館專家學者殫精竭慮，努力購求，貢獻亦巨。本館收藏、研究《永樂大典》者，不能忘卻袁同禮、 趙萬里兩位先生。前者於民國時期關注《永樂大典》存佚聚散，護國寶於戰亂之間，終使劫餘在世；後者再聚散篇、爬梳整理，輯佚百書，亦足垂範後世。

　　趙萬里（1905—1980）字斐雲，別署蕓盦、舜盦等，浙江海寧人，1905年4月4日生於海寧嘯園。1921年入東南大學中文系，從吳瞿安（梅）先生研究詞曲，頗有心得。現存《斐雲詞》多此時所作；以後轉向戲曲研究，造詣亦深。1925年，趙萬里到北京，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任助教，師從王國維先生習史學、文學、金石、戲曲、目錄版本，養成嚴謹求實的學術素養。王先生自沉昆明湖後，趙萬里為之編《王國維先生年譜》和《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1928年，趙萬里來到國立北平圖書館即後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任採訪組組長和善本考訂組組長，開始了長達五十多年的圖書館生涯。趙受當時善本部主任徐森玉和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周叔弢、張允亮諸前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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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於館藏宋元舊刻、名校精抄之間，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他在本館歷任編纂委員、購書委員會委員、善本部主任等職；1949年後更長期擔任研究員兼善本特藏部主任，為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大批珍貴善本古籍，形成目前的宏富館藏。趙萬里還長期在大學講授目錄學、校勘學、史料學、版本學、雕版印刷史、詞史等課程，輯佚、整理、編輯了許多典籍和目錄，著名者如《校輯宋金元人詞》（1931）、《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1938）、《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1956）、《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1959）、《中國版刻圖錄》（1960）、《元一統志》（1966）等。

一、趙萬里對國家圖書館收藏《永樂大典》的貢獻

　　國家圖書館收藏《永樂大典》，自清末籌建京師圖書館起議，經周樹人（魯迅）等奔走，遂於1912年得以將翰林院所存大典殘本64冊送歸教育部，其中60冊交由國家圖書館儲藏。1924年，袁同禮著《〈永樂大典〉考》，載目者149冊，國內除京師圖書館和教育部圖書室外，僅知梁啟超有5冊。

　　趙萬里於1928年來館後，任採訪組組長，即支持袁同禮收集《永樂大典》。他想方設法蒐集國內現存《永樂大典》原本，使藏品有明顯增加。1933年袁同禮再撰《〈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時，中外公私所藏367冊中，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數量已達93冊。他也重視收集《永樂大典》資料，對無法得到原本的，或傳抄，或循館際交換徵求攝影本、縮微膠片：僅20年，尚存於世《永樂大典》的絕大多數都以各種不同形式，入藏於國家圖書館。1960年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時，該攝影本和膠片全部都利用上了。

　　1933年5月，華北動蕩。為防不虞，國家圖書館將珍貴古籍運往上海，又於1937年運往美國，其中有《永樂大典》6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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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25冊寄存於上海。1950年1月，趙萬里參加政務院指導接收委員會華東工作團，用41天，將寄存在上海的208箱圖書，包括25冊《永樂大典》全部運回了北京。1950年4月，文化部通知國家圖書館進行圖書清點工作，時國家圖書館收藏《永樂大典》已達110冊（包括在美的60冊）。

　　1951年7月6日，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將所藏11冊《永樂大典》贈還中國，經文化部文物局交由國家圖書館收藏，在中國學界和收藏界引起強烈反響。7月23日，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在會長張元濟先生倡議下，將該館涵芬樓歷年辛勤收集到的《永樂大典》21冊，全數捐獻政府。趙萬里聞後非常感動，親自在國家圖書館籌備舉辦了“《永樂大典》展覽”，展出張元濟和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移贈的全部《永樂大典》，以及當時本館收藏的50冊《永樂大典》。展覽還展出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康乃爾大學、越南河內遠東學院、英國倫敦博物院、倫敦圖書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德國漢堡大學、日本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收藏的《永樂大典》的影印本和攝影本98冊。展覽取得空前成功，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愛國熱情。8月23日， 天津收藏家周叔弢先生將家藏一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他在致北圖的信中說：“貴館展覽《永樂大典》內列十一冊為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所 移贈，此種真摯友好及偉大國際主義精神具體表現，實從古未有之盛事，傳播書林，永留佳話。僕舊藏《永樂大典》一冊，杭字韻，卷七六0二 至七六○三，謹願捐獻貴館，不敢妄希附偉大友邦之驥尾以傳。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趙萬里先生將贈書也在展覽中一並展出，他撰 寫了《永樂大典展覽的意義》一文，對中央人民政府愛護和重視寶貴文化遺產，以及蘇聯對中國文化事業的支持表達了由衷的敬意。

　　展覽之後，趙元方先生捐贈了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