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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卷

引言

　　20世紀，是中國詩尋找、探索的世紀，尋找新語言，探索新世界。

　　由胡適之《文學改良芻議》引發的革新運動，否定了中國傳統詩、詞、曲的體制，以白話取代文言，自由體取代格律體，詩一時間解去一切束縛，自由、鮮活乃甚「不像詩」。然而，詩體解放，感受力的甦醒，形式的創新也從這裡發端，百年之中，教訓雖然不少，其歷史意義不可否定。

　　百年間詩歌發展演變史，與時代現實緊密關聯。在關乎民族、國家的走向、存亡的特殊歷史階段，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者使命感的現代詩人，幾乎無猶豫地用詩歌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服務，創造出高度社會化甚至政治化的詩歌。「五四」時期的詩多半服務於個性解放的社會運動，20年代末30年 代初的左翼詩歌則服務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普羅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幾乎所有的詩人自覺以詩作救亡的武器，以至朗誦詩、槍桿詩、街頭詩一時充斥報刊傳媒。詩 人最初是主動投入，以詩表達使命感，然而社會化政治化一旦成為風尚，反過來鉗制了詩人的主體性，淹沒了詩人的感性，詩於是在流行的口號標語中滑行。50、60年代的詩，如同載重車下山坡，在巨大慣性的推動下煞不住車。這裡的教訓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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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者道之動。高度社會化、政治化的詩同時為高度個性化的詩的存在、流行提供了空間。20年代中期、後期以至30年代前期，象徵派詩和以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詩的流行正是對政治化傾向的反動、抗拒。個性化卻不等於私人化，也不一定要排斥公眾社會關心的話題，但象徵派、現代派在發展的過程中正是以放棄公眾社會關心的問題為代價的，詩似乎日益陷入少數知識者的圈子。經過20、30年代的探索，40年代一批知識分子探索綜合的道路，試圖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尋找平衡，馮至的《十四行》，九葉詩派穆旦等的創作正是這一傾向的代表。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地下詩人走上詩壇，將個性與社會融滙在一起，卻是富有社會使命感和政治感，帶有點叛逆姿態，但進入90年代卻日益疏離社會公眾，詩人們日益沉入個體的精神探險與情感探險之中，在大眾一致譴責非難中，90年代末，沉潛的詩人們在人們不經意間捧出了不菲的實績。

　　個性化與社會化的兩極隱隱制約了對語言系統的選擇，深邃與通俗，晦澀與明朗，獨創與因襲也隨著個性化、社會化的兩極擺動，彼起此伏。儘管始終有讀者抱怨看不懂、不耐讀，但作為歷史，留給後人的都是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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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年代新詩

第一節　二十年代新詩概述

　　從五四文學革命到抗戰爆發，中國新詩的發展大致經過了詞曲化的新詩、自由詩、小詩、格律詩、象徵詩、現代詩幾個階段。

　　新詩誕生之前已經有「詩界革命」的探索。詩界革新，自古有之，然而將中國詩歌的未來發展與世界文化、文學聯繫在一起思考，則是帶有20世紀特徵的文學新思維，文學新思維為中國詩歌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背景。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中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並且指出20世紀中國詩必須以歐洲之意境為依傍，明確地提出了向西方文化，以及承載此文化的新語句開放的主張。

　　與戊戌變法前提倡「新學之詩」的譚嗣同、夏曾佑等人，或與其後的南社詩人相比，諱言「革命」的黃遵憲（1848—1905） 仍是那個時代最富於開拓性的詩人。其《〈人境廬詩草〉自序》從詩、人、事的關係方面提出了表現時代人生的主張；在詩的採取材料方面，主張打破一切禁制，強 調「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並且嘗試「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這是一次古典詩歌體制內自 由化、散文化的嘗試。然而，即便是備受梁啟超推崇的黃遵憲也沒有達成「詩界革命」的理想。梁啟超指出，黃遵憲詩中「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 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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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領域的革命性突破是由五四文學革命完成的。

　　胡適及初期白話詩人繼承了「詩界革命」師法歐美、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文學思想遺產，然而更重要的是革新：徹底打破中國古典詩歌的形式規範，創立自由體的白話詩。由此，自由體的白話詩（亦即新詩）成為20世紀中國漢語詩歌的主流樣式，在體式上與中國古典詩歌實現全面的斷裂。胡適等白話詩人因之被與梁啟超、黃遵憲等詩人區別開來，而成為20世紀中國詩歌王國的開創者。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①，其關鍵是「詩體大解放」。所謂「詩體大解放」，就是「不但打破五言 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②經過「詩體大解放」，白話詩 終於完成了擺脫傳統的古樂府式、擊壤式、詞曲式等古詩詞體式束縛的蟬蛻階段，進入自由創造的天地。

　　1917年2月胡適率先在《新青年》發表《白話詩八首》，《朋友》（收入《嘗試集》時改名《蝴蝶》）等詩雖然已經使用白話，卻還未擺脫舊詩詞體式的束縛。1918年1月 《新青年》發表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的九首白話詩。其中胡適的《一念》已經寫出「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這樣平易自然的白話詩 行，胡適《人力車夫》的散文化敘事，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沈尹默的《月夜》的建行、建節的基本樣式，不僅完全打破了舊詩體式規範，而且已經顯示了白話 詩的新體式：詩行較短，大體整齊的自由體詩，標誌著新詩在尋找新語言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胡適的文學革命一開始就受到20世紀文學「新潮」的影響，《文學改良芻議》且直接受到意象派詩人理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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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詩創作方面，被看作是新詩成立的紀元的《關不住了》③，正是一首譯詩。劉半農也借鑑了西洋詩的樣式。朱自清指出，照中國詩發展的舊路，新詩該出於歌謠。但是新詩不取法於歌謠，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外國的影響。這是歐化，但不如說是現代化，「迎頭趕上」④的緣故。

　　初期白話詩主要發表於《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學燈》、《覺悟》等報刊，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劉大白、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是重要的白話詩人。

　　胡適（1891—1962）有詩集《嘗試集》，1920年3月初版。它是新文化運動中第一部白話新詩別集。1922年 四版自序云：初版的「兩篇序都有了一兩萬份流傳在外」，說明了《嘗試集》在白話詩創立期影響之廣大。作者認為「自古成功在嘗試」（反陸游詩句「嘗試成功自 古無」之意而云），故詩集命名《嘗試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⑤。《嘗試集》初版分兩 編，第一編21首寫於1916、1917年留美期間，這些詩已經採用白話，但大多是五、七言體，「實在不過是一些洗刷過的舊詩。」第二編收25首，寫於1917年9月回北京後至1919年底。這些作品開始實踐「詩體大解放」的主張，破除舊詩格律的束縛，採用自然音節，句式長短不一。《老鴉》、《老洛伯》、《應該》、《希望》、《一顆星兒》、《威權》、《樂觀》、《上山》等14首是作者理想的「白話新詩」⑥。胡適的詩大多數是即事感興、即景生情之作，常用直接描寫、淺顯的比喻、象徵等手法，言之有物，平實淡遠。

　　劉半農（1891—1934）對於新詩的形式頗多關注，有詩集《揚鞭集》（1926年6月）、《瓦釜集》（19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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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主張（1）『破壞舊韻，重造新韻』，（2） 『增多詩體』，『增多詩體』又分自造，輸入他種詩體，有韻詩外別增無韻詩三項，後來的局勢恰如他所想。」⑦作者自云「在詩的體裁上是最會翻新鮮花樣的。當 初的無韻詩，散文詩，後來的方言擬民歌，擬『擬曲』，都是我首先嘗試。」比如《賣蘿蔔人》⑧是中國現代最早出現的無韻詩，《窗紙》、《無聊》是現代最早的 散文詩。收入《揚鞭集》的十首小詩，說明劉半農還是最先嘗試小詩創作的作者。《教我如何不想她》韻律和諧，節奏明快，用比興手法，寫遠離祖國的游子情懷， 「『她』可以是男的，女的，代表著一切心愛的他、她、它。歌詞是劉半農在英國寫的，有思念祖國和念舊之意」。⑨《瓦釜集》是新詩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寫作的民 歌體新詩集，「集名叫做『瓦釜』，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鐘』，實在太多了」。作者認為「我們要說出誰某的話，就非用誰某的真實的語言與聲調不可；不然終 是我們的話。」為了「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底裡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分來」⑩。《瓦釜集》中的詩用江陰方言與江陰民歌 的聲調，抒寫勞動者的愛與恨。

　　沈尹默（1883—1971）的詩散見於《斬青年》。《鴿子》、《月夜》或託物寓意，或寓情於景，《三弦》則被胡適稱為「從見解意境上和音節上看來」，「一首最完全的詩。」俞平伯（1900—1990）的《冬夜》與康白情（1896—1958）的《草兒》都是當時最有影響的詩集。《冬夜》多思索人生問題，形式方面頗受舊詩詞曲的薰染，人生的哲理與新舊雜糅的語言成為作者的特點。作者此後還有《西還》（1924）、《憶》（1925）出版。康白情以新詩寫景、紀遊，善於敘述描寫，《江南》、《晚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