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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翰竊章宗源輯佚成果辯真按：馬國翰與章宗源

　　馬國翰（1794—1857）字詞溪，真按：馬國翰 號 竹吾，道光十二年進士，山東歷城人。竹吾性好收書，積書達五萬七千五百餘卷，藏書處曰“玉函山房”。竹吾更好輯佚，其輯佚代表作是《玉函山房輯佚書》七百 六十八卷。據該書目錄所載，共收其所輯佚書六百三十二種，但是去掉有目無書者四十餘種，實有五百八十多種，仍居歷代輯佚者之冠。馬氏也因此被譽為“清代輯 佚第一家”。

　　章宗源（1752-1801）字逢之，真按：章宗源 號孝廉，真按：疑孝廉非其號也，乃人謂之爾.下文有引及「章孝廉」者.乃作者據以為章宗源之號耶？若然，可笑已極！以孝廉為號，實乃僅聞. 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浙江山陰人。逢之也好輯佚，所輯佚書很多，因保管不善，輯稿大多流失。其存世有影響者是《隋書經籍志考證‧史部》（下稱章《考》）一十三卷。

　　關於章氏輯佚書稿去向，一些學者認為是被馬國翰竊去的。清朱學勤《增訂彙刻書目》第十四冊說：“《玉函山房輯佚書》起漢迄唐，計六百三十又二種，乃乾隆間山陰章宗源編輯，至道光間歷城馬國翰得其稿本，改序授雕，據為己有。”近學者沈乾一《叢書書目彙編》第二冊也云：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玉 函山房所輯佚書，起漢迄唐，為章氏學誠編次未定本，馬氏改序雕，今歸山東皇華館印行。”沈氏將章宗源誤為其本家章學誠。今人楊立誠也說：馬竹吾“輯宋以前 古書，為輯佚書六百二十九種，有匡鶴泉序。或云此書山陰章宗源所輯”。①持這一觀點的，從清至今還有一些人，如皮錫瑞、胡元玉、梁星吾、許憶彭、金步瀛等 人，他們都有所論，限於篇幅，不再多說。

　　到底馬國翰的輯佚成果《玉函山房輯佚書》（下稱馬《書》）是不是竊章宗源的呢？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看。

①楊立誠，金步瀛編；俞運之校補。中國藏書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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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氏有無可能得到章氏輯佚成果

　 　我們如果能弄清章氏輯佚書稿的去向，也就可以知道馬氏是否得到章氏輯佚成果了。 章氏確實輯了很多佚書，而且輯佚書稿絕大部分丟失了。有的學者認為，章氏輯佚書稿大多在孫星衍處。清嚴可均在《北堂書鈔原本》書後寫道：“嘉慶中淵如（星 衍）約王伯申略校。伯申約錢既勤同校，僅二十許葉而輟業。淵如囑余校刻，是時漢魏晉佚書輯本，及章鳳枝（逢之）真批：前未錄鳳枝此號也！失之！鳳枝、逢之音近，疑有干係！ 真按：章宗源 佚書輯本，彙聚淵如所者，不下七八百種。”如果章氏輯佚書稿確在孫處，則馬竊章輯佚成果的事也就不存在了。但是章氏輯佚書稿大部分不在孫處。孫只購得章氏輯佚書稿《尸子》、《古史考》等，但是很少。孫為刊印的《古史考》作序說：“章孝廉，真按：章宗源 名宗源，好輯佚書，欲依《隋書經籍志》目為之考證。所輯滿十餘笈，始欲售之畢督部，真按：畢沅-疑即此人！ 會 楚中有兵事而止。予時山東兗沂曹濟道，欲購之未果。卒後遺書，遂為中書葉繼雯所得，其波及予者，十之一二。”從孫氏所論可知，他確實想購章氏輯佚書稿，但 未能如願，只得到“十之一二”，遠沒有“七八百種”，因為都被葉繼雯得去了。當然，光憑孫論，不足為證。那麼再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孫星衍是乾隆間進士，性好聚書，聞他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他又喜刻書，曾 刻《說文解字》等書近百種。他還喜輯佚，輯有《尚書馬鄭注》十卷等書。他這樣喜收書、刻書和輯佚，如果他得到章氏輯佚書稿，定會愛不釋手，想盡一切辦法， 將其全部刊出。但是在他所刻的書中，章氏輯佚書稿只有《尸子》等十餘種。這不能說不是一個證明。但他是否得到章氏輯佚書稿未來得及全部刊印就去世了呢？孫 氏謝世時，其後事是由顧廣圻和吳森幫助料理的。顧廣圻也是嗜古成癖，好校書和刻書，一生多以為人校刻典籍為生，曾為孫星衍校刻《平津館叢書》和《岱南閣叢 書》。在孫氏去世後，他們曾整理孫氏藏書，但並未發現孫家存有章氏輯佚書稿。真批：全是臆測之詞.，但可一參，不足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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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的話，顧氏定會設法將其刻印出來，他的有關文字也會反映此事。但是未見顧氏刊有輯佚書，也未見其有文字談及此事。這說明孫家未有章氏輯佚書稿。

　　那麼，章氏輯佚書稿是否像孫星衍所說，大部分在葉繼雯處呢？清黃奭于道光二十三年在《張璠後漢記‧序》中說章氏輯佚書，“凡《隋書經籍志》所列目，積生平全力，以反其魂，竟十得八九，裒然大觀。惟半燬于火，半賴葉雲素（繼雯）真按：與翁方綱有交情！ 先生代藏。東卿駕部，真按：葉志詵 真按：葉志詵 為京朝官數十年，真按：詞：【京朝官】 宋 代京官和升朝官的合稱。 宋 范仲淹 《上執政書》：“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通雅‧官制》：“官京師曰京官，常參曰升朝官，京朝官蓋有分別。 陸務觀 曰： 唐 自相輔以下皆曰京官，常朝曰常參官。 宋 初以常參預朝謁曰升朝官， 元豐 以預宴坐曰升朝官，合之則曰京朝官。”參見“ 京官 ”。 深以琉璃廠手民工劣價昂，開雕不易”。東卿名志詵，真按：葉志詵 係繼雯之子。此論說明，章氏輯佚書稿在葉氏父子處，道光二十三年還未刊印。持這一觀點的遠非孫、黃二人，清代和近代學者大多這樣認為。

　　馬國翰有無可能從葉氏父子那裡得到章氏輯佚書稿呢？葉繼雯為乾隆間進士，為官幾十年，未曾落泊。繼雯有兩子：志詵和志痒，真按：應係訛字，疑為志庠之訛！ 真按：葉志詵 下一輩又有曾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等人。真按：葉名琛與葉志詵 葉 氏一家實為官宦。同治間《續輯漢陽縣志》卷一八“葉志詵傳”云：“其頗有家財，‘肆力金石文字’。”可見葉氏一家有錢有勢，並喜好文物典籍。因此，對於章 氏輯佚書稿，他們絕不會輕易出手，馬氏也就無法得到。章氏輯佚書稿大部分在葉氏家裡，有十餘種被孫星衍得去，還有一小部分在章學誠那裡。章學誠《章氏遺 書》卷一三說：“逢之寄來逸史，其得所用。”

　　章氏輯佚書稿去向已明，馬氏得其的可能性也就基本上可以排除。

二、馬《書》是出自誰手

　　這是從馬《書》本身來找線索，看其到底是出自馬氏之手，還是章氏所輯。

　　馬國翰年幼時好學，因家貧書不足讀，深解無書可讀之苦。真批：愚亦然也故分享之藏之天下，奈何所得非人，多傷心者，唯百不一二可與神交之士，亦聊慰矣！ 進入青年時，他“每見異書，手自抄錄”。為縣令時，“廉俸所入，悉以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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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亡佚的書，是既抄不到也收不到的。於是他又開始輯佚。清《續歷城縣志》“馬國翰傳”說：先生“憫今世學者不見古籍，乃遍校唐以前諸儒撰述……自群經注疏音義，旁及史傳類書，片辭隻字，网弗搜輯，真按：正字作網，然應係罔之訛也！ 分經、史、諸子為三編，名曰《玉函山房輯佚書》。”清蔣式惺《手稿存目後記》云：真按：中研院線上目無！ “馬君撰著，以輯佚為冠。”這些論述可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馬氏做過輯佚工作，而且成果顯著，多于他的其他撰著，彙集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二是他輯佚目的主要是為學子讀書治學。其目的既明確且正確。

　　馬氏既然有這樣好的輯佚動機，他也就會認真去做這項工作。真批：這種一廂情願想當然爾的推論之辭，足見先生未受過邏輯訓練也！ 馬氏何時開始從事輯佚的，筆者尚未考出。他曾在《農諺‧自序》中說：“歲戊戌，乞假家居，輯《漢志》農家諸佚篇，自《神農》、《野老》，以逮《范子計然》，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凡十餘種。”馬氏這裡說的戊戌年是道光十八年。馬氏《竹牕間吟‧序》又說：真按：疑為竹牕閒吟之訛！ “周小霞德配張孺人和蘭女史，丙午閏夏，忽無疾而終。小霞出其遺詩四卷，遺詞二卷，欲壽其名，以傳來世。適署中正刻群經補遺。真按：【中正】1.得當；不偏不倚。《書‧呂刑》：“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蔡沈 集傳：“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 宋 葉適 《答少詹書》：“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為驚世駭俗絕高之語。” 清 姚鼐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志銘》：“君古文雖本 梅崖 ，而自傅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2.正直；忠直。《管子‧五輔》：“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東觀漢記‧申屠剛傳》：“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 史鰍 汲黯 之為人。” 晉 袁宏 《三國名臣序贊》：“ 公琰 殖根，不忘中正。”3.指正直之士。《荀子‧勸學》：“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4.猶純正。 漢 揚雄 《法言‧吾子》：“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清 陳廷焯 《白雨齋詞話》卷二：“ 碧山 以和平中正之音，卻值 宋 室敗亡之後，故其為詞也哀以思。” 茅盾 《搬的喜劇》：“聲音是和平而中正。”5.指正道。《易‧離》：“柔麗乎中正。” 高亨 注：“象人有柔和之德，附麗於正道。”《楚辭‧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王逸 注：“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 晉 傅玄 《傅子‧檢商賈》：“夫 神農 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 周 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6.官名。 秦 末 陳勝 自立為 楚王 時置，掌糾察群臣的過失。《史記‧陳涉世家》：“ 陳王 以 朱房 為中正， 胡武 為司過，主司群臣。” 三國 魏 立中正以藻別人物， 晉 南北朝 仍之， 唐 廢。《晉書‧劉毅傳》：“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 魏氏 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宋 王讜 《唐語林‧文學》：“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 ” 這裡的丙午年即道光二十六年。馬氏這兩段話說明，至道光十八年，他已輯佚書不少，至道光二十六年，經部佚書已輯畢，正在刊印。如前所說，至道光二十三年， 章氏輯佚書稿仍在葉繼雯處，尚未刊印。馬氏這些書總不會是從葉處竊來的吧？另外，清學者匡源、孫葆田等都曾論說過馬氏輯佚，丁質夫、章丘李氏等還曾為馬氏 做過補刊殘缺的工作。

　　通過上面論述，已不難看出，馬《書》是出自馬氏之手。關於這點，從以下三方面還可以得到進一步證明：

　　（一）對於同一種書，二人觀點不同

　 　有時同一種書，章氏認為不是佚書，不輯；馬氏認為是佚書，輯之。如章《考》在 《東陽無疑齊諧記》目下注：“今存。”所以他未進行輯佚。馬氏認為，該書已佚，並據《藝文類聚》等書輯成一卷。當時該書確實為佚，馬輯為是。此書章氏未 輯，馬氏輯之。馬氏輯本絕不能是竊章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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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於同一種書，二人所輯有所不同

　 　其一，內容不同。有時他們分別輯同一種書，但所輯內容有所不同：①內容多少不 同。如皇甫謐《年歷》一書，章氏據《藝文類聚》“天部”輯有“日者，眾陽之宗，陽精外發，故曰以晝明，名曰曜靈”和“月，群陰之宗，光內日影以屑曜，名曰 夜光”兩條。馬《書》除這兩條外，尚有十七條（內容從略）。很明顯，二書非一人所輯。②內容互有出入。如章《考》和馬《書》中都有《古文璅語》一書，章氏 據《史通》、《藝文類聚》等資料共輯十三條佚文，馬氏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資料共輯十五條佚文。其中章氏據《史通》輯的兩條，馬氏漏之；而馬氏 據《太平御覽》四十、八十三、八百九十六、《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輯的四條，章氏漏之。這說明，該書兩種輯本出自二人之手。否則，內容不會互有出入。其 二，所據底本不同。章、馬二人有時在輯同一書時，所據輯佚底本有所不同。如章《考》與馬《書》中都有《帝王要略》一書，又都輯有“侍中古官，風后為黃帝侍 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復古”一條佚文。章《考》注明是據《文選‧陳太邱碑注》所輯，而馬《書》交代是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輯。這又 說明，此書所輯，是分別出自二人之手，非章氏一人為之。真批：亦只能證明不全是襲自章氏爾，非能推廣至全部也！

　　（三）馬氏所引書有些是在章死後才有

　 　馬《書》中《周易蜀才注‧序》曰：“武威張太史澍嘗從《釋文》及李氏《集解》所 引，輯為一卷，載入《蜀典》，今據校錄。”張氏《蜀典》成於嘉慶二十年，是時章氏已死十五年。馬《書》中的《魯詩故序》曰：“臧在庸《拜經日記》、《爾 雅》是《魯詩》之學……又謂王叔師《楚辭章句》所引詩，或與毛詩不同，而與《爾雅列女傳》有合，蓋《魯詩》也，並據輯補。”馬《書》中的《韓詩內傳》、 《爾雅樊光注》、《目耕帖》都嘗引臧氏《拜經日記》。臧氏《拜經日記》成書於嘉慶二十四年，是時章氏已卒二十年。另外，馬氏輯本《穀梁傳麋氏注》、《孟子 章指》、《周易宋氏注》、《齊語論》、《禮經略解》都嘗引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而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時，章氏已去世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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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輯本所引書中，還有一些成書時間在章卒後三年、五年的，不再舉例。馬《書》中有這麼多輯本所引書都在章死後才問世，充分說明這些輯本絕非出自章氏之手。

　　通過以上兩方面論證，我們認為，馬《書》是馬國翰一生辛勤輯佚的結果，真批：未全面博證，結論卻推廣至全面，如此暗度，庶真不敢苟同！充其量，只可謂馬氏輯佚書有非出于章手，非能謂全不出于章手也. 絕非竊章氏的，所謂“馬國翰竊章宗源輯佚成果”之說不能成立，馬先生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實應予以澄清。

（原載《河北圖苑》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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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辨偽學

　 　清代辨偽學也發展很快。其主要原因在於，清代辨偽工作開展得十分廣泛。有材料顯 示，清代偽書達一千多種。偽書危害性大，它能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使讀者上當。清儒中有人認為，它關係到“宗社之安危”。他們提出，為了讀者治學，為了正 本清源，必須辨明偽書。於是大量清儒參與辨偽，很多偽書現出原形。辨偽成績突出者，當數姚際恒，其次還有崔述、閻若璩、錢大昕、黃廷鑑、真按：與張金吾為友！見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 孫 堯祖、楊愎吉等。他們共辨明偽書二百多種，其中以姚際恒辨明的偽書為最多，達八十多種。所以本書對姚際恒的辨偽方法和辨偽成果單獨進行了介紹。“四庫”館 臣辨明偽書和懷疑為偽書者共四十種。清儒辨偽，尤重證據。閻若璩為辨明清時本《尚書‧古文疏證》為偽，舉出一百二十八條證據。清代辨偽工作的廣泛開展，必 然促進清代辨偽學的發展。對清代辨偽學總結較為全面、貢獻較大者當推梁啟超。

　 　梁啟超專論和兼論辨偽學的著作有《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等多種。他從“偽書的危害性”、“偽書成因”、“偽書類型”、“辨偽方法”四個方面闡述了辨偽學理論，尤其是關於“偽書成因”和“辨偽方法”總結得甚為詳 盡。所以，我們將對梁啟超的辨偽學思想單獨進行全面的詳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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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儒辨偽

　 　“辨偽”一詞含義甚廣，本文所言，僅指辨別偽書。辨偽是整理古籍必須做的一項工 作。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書簡產生很早。由于种种原因，古書中有真有偽，而且偽書也產生很早。清龔自珍《家塾策問》說：“偽書不獨后世有之也，戰國時 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自戰國起，偽書代代有生，至清不絕。有人作偽，就會有人辨偽。我國辨偽之事由來已久，它起于兩漢，延于唐宋，元明不 絕，以清為盛，西漢劉向《七略》中多有辨偽語。東漢王充寫《論衡》的目的之一，也在于辨偽。該書“對作篇”說：“《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虛 實。”其后各代，辨偽之事未停，至清益盛。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稱梁《史》）說：“隋僧法經著《眾經目錄》，別立‘疑偽’一門……晚明胡應麟 著《四部正訛》，始專以辨偽為業，入清而此學益盛。”清代辨偽者之多，方法之縝密，成績之顯著，皆為其以前各代所不及，認真總結清儒辨偽，對我們今天整理 古籍不無幫助。

一、清儒辨偽主要起因

　　1.偽 書數量多。胡應麟《四部正譌》說：“余讀秦漢諸古書，核其偽，幾十七焉。”清張之洞《輶軒語》指出：“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所論似嫌誇張，然偽書情 況確為嚴重。張心澄之《偽書通考》所論及的清時偽書達一千一百零五種。盡管如此，學術界認為，該書並未把當時偽書收完。

　　2.偽 書危害大。是凡偽書，都有危害，數量越多，危害越大。清崔述《考信錄》（下稱崔《錄》）認為，偽書“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此說使人似有危言聳聽 之感，然偽書的危害性確為不小。作偽者不惜篡改歷史，偽造史料，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其結果，使不少資料時代混淆，真偽摻雜，難以分辨，讀者稍有不慎，便 會被偽書所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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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十批判書》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不夠，當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和時代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 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更會得出錯誤結論。”可見偽書能使研究者上當，得出錯誤的研究結論，這樣的結論還不如沒有為好。

　　3.為 了讀者使用。因為偽書多，危害大，清儒認為，為了正本清源，為了讀者治學，就要說明偽書的危害，就要辨偽。清文廷式《梅賾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敘錄》說： “今特著之《晉藝文志》，使讀書者知偽經敗壞經學之罪焉。”清姚際恒則明確提出，為了讀者讀書而辨偽。其《古今偽書考》（下稱姚《考》）“序”說：“造偽 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偽書滋多于世。學者于此，真偽難辨，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為了讓讀者了解偽書情況，清儒多將辨偽 成果寫成專著，及時刊印出來。這些著作能告訴讀者，在當時行世的書中，哪些是偽書，各偽在哪裡；哪些書懷疑是偽，原因是什麼。清儒辨偽為讀者的目的既明確 也正確。

　　另外，我國辨偽歷史悠久，歷代學者辨明不少偽書，同時也留下了一些懸案。這些懸案歷史地落在清儒肩上，要求他們來裁決。其次是，清學者私人藏書盛行，為了提高藏書質量，他們也要辨明和剔除其中的偽書，以免貽誤子孫。這些對清儒辨偽工作的開展多少有一些促進作用。

二、清儒辨偽有利條伺

　　1.能夠利用的辨偽成果多。經過歷代學者努力，至清已有很多偽書被辨明；還有些書，他們懷疑為偽，並做了一些考證工作，但尚未定論。如《孔子家語》，唐孔穎達《樂記正義》說：“《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像這類書，清儒則可在前人考辨的基礎上繼續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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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學者通過辨偽撰了不少關於辨偽的著作，這也是辨偽成果之一。其中有的是辨一書，有的是辨群書，有的談偽書產生原因，有的說偽書類型，有的介紹辨偽方法，有的強調辨偽注意事項。不少是兩個或三個方面的內容兼而有之。這就在多方面為清儒辨偽提供了方便。

　　2.能夠利用的輯佚成果多。辨偽大多需要旁證，佚文資料就是較好的旁證材料。我國輯佚之事起于宋代，明代繼之，清代較盛。如宋王應麟《三家詩考》、明孫谷《古微書》等，真按：當作孫瑴，前已辨之！ 都 是佚書輯本。入清，輯佚成果顯著。馬國翰輯佚書五百八十多種，王仁俊輯五百六十三種，“四庫”館諸儒輯五百一十六種，黃奭輯二百八十五種，王謨、嚴可均等 也都輯有佚書或佚文。據不完全統計，清儒輯佚書數千種次，輯佚詩、文數萬篇次。這就為清儒辨偽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旁證材料。

　　3.校 勘等工作的開展促進了辨偽工作的開展。在清季，考據、校勘、輯佚、目錄等工作都開展得比較活躍。辨偽工作與這些工作關係密切。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互相依 賴，互相促進。辨偽、校勘、輯佚、編目都離不開考據。要輯佚，首先要校勘，以免輯者非佚，白費功夫；同時要辨偽，以免輯者為偽，以訛傳訛，不如不輯。要辨 偽，就要利用目錄。因為目錄不僅能提供檢索辨偽所需資料的途徑，還能介紹某書流傳過程和篇卷變化情況，甚至明確告訴某書為偽，或懷疑某書為偽。要辨偽，還 要進行校勘，這樣不僅可以幫助識別偽書，同時還可訂正其訛誤。辨偽也要輯佚幫助。上面已說，佚書輯本可為辨偽提供佐證。另外，清代考古等工作的發展，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辨偽工作的開展。其次是，清後期河南省安陽出土了大量甲骨卜辭，新疆等地發現了不少木簡，敦煌千佛洞發現了眾多古書畫。這些地下資料也為 清儒辨偽提供了一定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