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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勝於文，詞多於意”①的文學創作流於極致，往往形成一種“質俚”之風。誠所謂“常談鄙語，無不 可以入文者”②。”方言俚語，俱入詞章”③。如明人姚夔作詩：“嫩韭蒸來香滿口，一餐午膳倍尋常”。理學末流如明人莊■等吟詠道：“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兒 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京。”其語極俚俗。對於如上文學“鄙陋”現象，紀昀在《總目》中予以無情掃蕩，其維護“繆斯”女神藝術美的努力頗為值得珍視。真按：國無！待查！教育部國語辭典【謬斯】 注音一式 ㄇ｜ㄡˋ　ㄙ 解釋：泛指詩人﹑音樂家等的靈感泉源或能力。或作繆斯。 教育部國語辭典【繆思女神】 注音一式 ㄇ｜ㄡˋ　ㄙ　ㄋㄩˇ　ㄕㄣˊ 解釋：希臘神話中司文學﹑藝術﹑科學等的九位文藝女神。據說是宙斯（Zeus）的九個女兒，給予詩人靈感，故詩人們常向其祈求靈思。或譯作繆斯女神。 教育部國語辭典【幽特貝】 注音一式 ｜ㄡ　ㄊㄜˋ　ㄅㄟˋ 解釋 希臘神話中掌管藝術的九位繆斯女神之一，掌悲劇和音樂。為英語Euterpe的音譯。

　 　紀昀的“文質兼備”論是一柄鋒利的兩面刃，它既反對“質勝於文”的文學創作流弊，也同樣批評“肉多 於骨”的“文勝於質”。針對元明以來詩界中出現的“綺麗”、“纖穠”之弊，紀昀屢屢以“風骨”論詩，意在宏揚剛健有力、慷慨磊落的藝術風格。他在《紀校 〈玉臺新詠〉》中熱烈讚賞“慷慨多氣”的曹植、左思等建安詩人“風骨本高”、“風骨特高”。他又以“風骨”為尺度品騭歷代詩作。《總目‧〈樊川文集〉提 要》將杜牧詩與“纖艷不逞”④的元、白詩比較，肯定“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陳師道效法杜甫，七律悲愴老健，紀昀稱之為“風骨磊落”⑤。“元詩綺靡者 多”，紀昀便著力指出元代詩人群中李孝光的“獨風骨遒上”⑥，劉鶚的“風骨清遒”⑦，馬臻的“神骨秀騫，風力遒上，琅琅有金石之音

　　①《總目》，卷一八二，集部，《草亭文集》條。

　　②《總目》，卷一七○，集部，《薛文清集》條。

　　③《總目》，卷一八六，集部，《總集類小序》。

　　④杜牧《唐故平廬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全唐文》，卷七五五，中華書局，1983年5月版。

　　⑤《總目》，卷一五四，集部，《後山集》條。真按：後山集亦有作后山集者.

　　⑥《總目》，卷一六七，集部，《五峰集》條。

　　⑦《總目》，卷一六七，集部，《惟實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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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風骨”廓清“纖艷不逞”與“綺靡”的詩風，顯示了紀昀對漢魏風骨的積極繼承。

　　紀昀以“文質兼備，理無偏廢”②的觀念去糾正文學創作中重質輕文或重文輕質的種種偏頗，又由此進發去裁判清初詩壇中倡江西派與效西崑體的對壘之爭。

　 　西崑體是因宋初《西崑酬唱集》一書而得名的一支文學流派，其特徵是摭拾典故，堆積詞藻，講求對偶的 工穩與形式的華美。其代表作家為楊億、劉筠等。歐陽修《六一詩話》曰：“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於西崑 詩人在形式上專摹李商隱，故宋、金以來，往往以李商隱為西崑體的代表人物。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說：“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元好問論李商隱的詩也 說：“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將李商隱視為西崑詩人。

　 　“江西詩派”的領袖人物是黃庭堅，他崇尚瘦硬風格，要求“字字有來歷”，又倡“奪胎換骨，點鐵成 金”之說與“以俗為雅”論。由於庭堅為江西修水人，故奉他為領袖的文學流派遂有“江西詩派”之稱。以後方回編撰《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說（一祖為杜 甫，三宗為黃庭堅、陳師道和陳與義），更使“江西詩派”陣容整齊。

　　西崑體與“江西詩派”優劣之爭的發生，與清初“文質互變”的文學思潮演遷密切相關，紀昀曾概要指出其間運動軌跡：“明詩摹擬之極，極於太倉、歷城，纖佻之弊，極於公安、竟陵”

①《總目》，卷一六七，集部，《霞外詩集》條。

②《總目》，卷一八六，集部，《總集類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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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窮則變”。“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①。康熙年間，宋詩之盛達到高潮，沈德潛《方重華勺 湖集序》云：“前此三、四十年，遠近競尚宋詩，見讀唐人詩輒笑之。”推揚“江西詩派”的詩論也鵲起，吳之振等人將詳盡闡述江西詩派宗旨的《瀛奎律髓》稱為 “詩林之指南而藝圃之侯鯖”。然而，宋人詩風“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②。黃庭堅詩歌的主導傾向便是以大量的筆墨替禪學說教，且又典故 連篇，形象枯竭。於是馮舒、馮班起而“右西崑而闢江西”③。馮班詆譏方回《瀛奎律髓》說：“方君所娓娓者，止在江西一派，觀其議論，全是執己見以強縛古 人。”④他又在《同人擬西崑體詩序》中稱：“嗚呼，自江西派盛，斯文之廢久矣，至於今日耳食之徒羞言崑體”，直認西崑體為“斯文”徵象。為排斥江西詩派， 二馮將五代西蜀韋縠“取法晚唐，以穠麗宏敞為宗，救粗疏淺弱之習”⑤的《才調集》引為“西崑體”的正宗，其詩論則力主“以溫、李為宗而溯其源於騷、選、漢 魏六朝”⑥。與二馮針鋒相對，倡言江西詩派者搜刻宋詩，成《宋詩鈔》一百零六卷，其中唯不收《西崑酬唱集》中任一首詩，大有貶“西崑”入另冊之勢頭，於 是，清初詩壇上“黃（庭堅）、陳（師道）、溫（庭筠）、李（商隱），斷斷為門戶之爭真按：當作齗齗為門戶之爭！教育部國語辭典【齗齗】 注音一式 ｜ㄣˊ　｜ㄣˊ 解釋：爭辯的樣子。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劉交傳：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唐˙柳宗元˙愚溪詩序：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

　　①參見《總目》，卷一九○，集部，《御選唐宋詩醇》條；同卷，《唐賢三昧集》條‧真按：前曾訛作唐賢三味集！

②參見《總目》，卷一九○，集部，《唐賢三昧集》條

③《二馮評閱〈才調集〉‧凡例》。

④顧嗣立：《元詩選‧桐江集小序》引。

⑤《總目》，卷一八六，集部，《才調集》條。

⑥《二馮評閱〈玉臺新泳〉‧凡例》。真按：當作玉臺新詠！前一唐賢三昧集才不錯，此即又犯毛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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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紀昀反對倡江西派與崇西崑體二者之間的門戶之爭。他批評吳之振編撰《宋詩鈔》，“置（楊）億集不 錄”甚為不當，強調“文章不可以一格限之”②。他又指出，韋縠的《才調集》“其途頗寬，原不專主晚唐。故上自李白、王維以至元、白長慶之體，無不具錄” ③。二馮將《才調集》引為“崑體”正宗，實在是一種出於門戶之見的誤解。

　　紀昀又以超越門戶之見的宏大眼光去辨析江西詩派與西崑體的各自短長。由於紀昀“初學詩從《玉溪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詩派亦窺涯矣”④，真按：疑涯下脫一涘字！ 因而對晚唐詩人及江西詩派均有較為透徹的了解和把握，其品評自然富於見地。

　 　紀昀論江西詩派，十分重視其剛勁遒練、風骨矯矯的風格。他在《瀛奎律髓刊誤》中稱陳與義“風骨高 秀，實勝宋代諸公”。稱曾幾“風骨矯矯，卻無獷態”。在《書黃山谷集後》中，他又評江西派領袖黃庭堅“七言古詩大抵離奇孤矯，骨瘦而韻逸，格高而力壯” ⑤。對於陳師道，紀昀也十分贊許，以為“七律詩風骨磊落，……不失為北宋巨手”⑥。

　　但是，江西詩派雖“風骨高秀”、“骨力遒勁”，卻流於粗莽苦澀、生硬杈椏。系統闡發江西詩派美學觀念的《瀛奎律髓》便“以生硬為高格，以枯槁為老境，以鄙俚粗率為雅音

①《總目》，卷一九一，集部，《二馮評點才調集》條。

②《總目》，卷一五二，集部，《武夷新集》條。

③《總目》，卷一八六，集部，《才調集》條。

④《紀文達公遺集》，卷十一，《書黃山谷集後》。

⑤《紀文達公遺集》，卷九，《二樟詩鈔序》。

⑥《總目》，卷一五四，集部，《後山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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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紀昀對此多有批評。他評黃庭堅詩：“涪翁（黃庭堅自號山谷老人，又號涪翁——筆者注）五言古體大抵有四病，真批：此筆者注他處罕見，且涪翁為黃庭堅亦近屬一般國學常識矣.不必贅注. 曰 腐、曰率、曰雜、曰澀。”②“苦澀鹵莽，則涪翁處處有此病。”③論陳師道詩：“其五言古詩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處，則未脫江西之 習。七言古詩頗學韓愈，亦間似黃庭堅，而頗傷謇直。……五言律詩佳處往往逼杜甫，而間失之僻澀。七言律詩風骨磊落，而間失之太快太盡。”④在《總目‧〈後 山詩注〉題要》中，紀昀又指出，由於江西詩派強調“無一字無來處”，因此，讀者若非“一一詳其本事”，“據文讀之，有茫不知為何語者”⑤。在文質相互關係 中，風骨矯矯、骨力老健但卻苦澀、生硬、實相、太直、太盡的江西詩派顯然重質而輸於文采。

　 　與江西派詩派風格相反，被西崑體奉為圭臬的李商隱詩寄托深遠、情意纏綿、詞藻華麗、音調和諧宛轉。 紀昀頗為讚賞商隱的詩風，他評點《李義山詩集》，稱讚商隱之詩“以情韻勝人”，“宛轉有致”，“比興纏綿”，“性情沉摯”。《總目‧〈西崑酬唱集〉提要》 亦評價西崑體道：“其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肯定了李商隱詩與西崑體所具有的含蓄深婉的藝術美。

　　李商隱詩固然文采華美，音律和諧宛轉，但卻流於纖穠。紀昀評商隱詩，屢屢有“晚唐纖體”、“纖語”、“纖佻之極”、“情致有餘，格律不足”等評論

①《紀文達公遺集》，卷九，《瀛奎律髓刊誤序》。

②《紀文達公遺集》，卷十一，《書黃山谷集後》。

③《紀文達公遺集》，卷九，《二樟詩鈔序》。

④《總目》，卷一五四，集部，《後山集》條。

⑤《總目》，卷一五四，集部，《後山詩注》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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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頗中肯綮的批評。

　 　以李商隱為代表的西崑體和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在文與質上各執一端，因此，片面強調學江西或 學崑體，必然生出種種弊病。清人朱笠翁指出：“從《瀛奎律髓》入手者，多學山谷、江西一派，或失之俚；從二馮批《才調集》入手者，多學晚唐纖麗一派，或失 之浮。”①紀昀也持相同意見：“學江西者，其弊易流於粗獷，學崑體者，其弊亦易流於纖穠。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齊亦未必得也。②”

　　紀昀曾在《瀛奎律髓刊誤序》中說，他品評方回及二馮的詩論，是旨在免去“方氏之僻、馮氏之激”，折中於江西、西崑之間。這種折中正是著眼於情采與風骨的文質統一。

　　紀昀規模浩大的“文質兼備”論批評，標誌著自孔子而下的“文質兼備”的審美傳統經過起伏跌宕的流變，終於在十八世紀紀昀的詩論中匯流。對於重新構建古典詩美學王國來說，這無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總結性工作。

　　3.漢魏——盛唐“終為正軌”

　　紀昀論興象、論風骨，其心目中自有理想的詩歌美學範型，這就是漢魏風格與盛唐氣象。《冶亭詩介序》一文便揭示出他的意向所在。

　　在《冶亭詩介序》中，紀昀首先對唐末以來詩風的演變加以宏觀考察：

唐末詩猥瑣，宋楊（億）、劉（筠）變而典麗，其弊也靡

①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三，《朱笠亭說詩》。

②《總目》，卷一九一，集部，《二馮評點才調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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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修）、梅（堯臣）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舜欽）、黃（庭堅）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范（成 大）、陸（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為鄙野，而弊極焉。元人變為幽艷，昌谷、飛卿遂為一代之圭 臬，詩如詞矣。鐵厓矯枉過直，變為奇詭，無復中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邱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

　 　如上論述，細節未必準確，但大體上卻也不錯。可以說，晚唐以降，正統五、七言詩雖然左突右奔，一變 再變，但從未走上儒家理想的詩美家大道。對此種情形，紀昀頗不滿意，在他心目中，唯有當林鴻、高啟“倡唐音，講古調”，五、七言詩的發展才“彬彬然始歸於 正”。漢魏風格、盛唐氣象理應是五、七言詩的最高典範。正是從這一思緒出發，紀昀指出，大力鼓吹“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代前、後七子“詩雖不免浮聲， 而終為正軌”①。

　 　應該指出的是，對於文學復古主義，紀昀向來抨擊激烈。他認為“文章格律與世俱變”②。“史莫善於班 馬，而班馬不能為《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為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③。這種“氣運”便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文學發展的內在規 律，因此，從理論上言，文學復古是謬誤的，亦是無法實現的。

①《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冶亭詩介序》。

②《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冶亭詩介序》。

③《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愛鼎堂遺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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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對於一味摹古的文學實踐，紀昀也有十分尖銳的指斥。他批評高啟“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 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但終“未能鎔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①；批評前七子領袖李夢陽“古體 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②；譏諷“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宏音亮節，實為塵飯土羹”③。在《冶亭詩介序》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摹古之作 的要害：“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④這都是頗為精核的議論。

　 　然而，紀昀雖然對文學復古主義的謬誤與弊害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但是他仍然執著地奉漢魏、盛唐為五、 七言詩的圭臬或正軌。因此，在批評高啟一味摹古之際，紀昀強調道，“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氣象存乎其間”⑤。在批評“七子之詩不免浮聲”之時，他又 著意指出，這種復古“終為正軌”，“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⑥。由此可見，紀昀追慕並力圖振復的是盛唐、漢魏的“精神氣象”。

　　身居十八世紀，卻不得不以盛唐、漢魏的“精神氣象”為正宗詩文的發展方向，這不能不使紀昀的詩論縱然精彩卻不免蒼白，因為，這樣一種文學理想，這樣一番努力，因時代的文學內在規律的限定，注定了只能是徒勞無益的掙扎。

①《總目》，卷一六九，集部，《大全集》條。

②《總目》，卷一七一，集部，《空同集》條。

③《紀文達公遺集》，卷九，《二樟詩鈔序》。

④《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冶亭詩介序》。

⑤《總目》，卷一六九，集部，《大全集》條。

⑥《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冶亭詩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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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正宗文學的盛衰與封建社會時代精神的狀貌是兩相一致的。魏晉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重大轉型 期。社會的變遷以及儒學的式微、經學的崩潰，推動新的價值觀念和理論思維脫穎而出。在文化的多元走向中，中華文化呈現出蓬勃旺盛的生機，“慷慨而多氣”的 “建安風骨”便是那一時代的精神產品。為後人艷羡不已的“盛唐氣象”更體現了封建社會全面繁榮的時代精神，充溢於唐人作品中的“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 “欣欣向榮的情緒”①以及突破各種傳統約束羈勒的強烈欲望，只有在地主階級的鼎盛時期才有可能存在。然而，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越過了它的高峰期，開始 趨向蒼老，“魏晉風度”與“盛唐氣象”的美已失去附麗，因此，盡管紀昀奉漢魏——盛唐為正軌，但這種時代文化精神和文學風貌已不可能復現。

　 　當然，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對於正宗文學的命運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一定的文學樣式，是一定的歷史 的產物。馬克思指出，上古神話“是一種不可企及的規範”②，其原因乃在於它是原始社會和初期階級社會的文化產品，後人已無法模擬。又如古希臘雕刻，是人類 第一個文化高峰——奴隸制文化的造型藝術的輝煌成果，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雕刻家米開朗基哲羅企圖仿效古希臘雕刻，真按：米開朗基羅，哲字疑衍！ 但在藝術的完美性上仍無法與古希臘雕刻相比。藝術史上的這類現象，同樣可見之於中國。在中國文學史上，以詩、文為主體的正宗文學，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上

　　①《聞一多全集》，丙集，開明書店，1948年8月版。

　　②《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斯大林論文藝》，第65頁，人民出版社，1951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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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許多天才作家，尤其是唐宋作家的努力創作，產生了難以數計的優秀作品，無論內容、風格、形式、技 巧各方面，都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自南宋以降，古文及格律詩已度過了它最燦爛的時刻，開始走下坡路。至明清兩代，詩文已成強弩之末。正如紀昀在論明代文 學復古主義失誤時所言：“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其體已無所不備，故至嘉隆七子變無可變，於是轉而言復古。”①所謂“其體已無所不備”、“變無可 變”，恰是明清正宗文學發展態勢的逼真寫照。在這種情勢下，紀昀以漢魏、盛唐為正軌的振興正宗文學的企望當然無法實現。真批：是為振興還是為擬定矩範爾？

　　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曾對正宗文學的行程作了如下總結：

　 　從西周到宋，我們這大半部文學史，實質上只是一部詩史。但是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詞 已經是強弩之末，就詩本身說，連尤楊范陸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重複的。以後的更不必提了。我們只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 味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扎的徒勞無益而已。本來從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夠長的了。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國文學史可以不必再 寫，假如不是兩種外來的文藝形式——小說與戲劇，早在旁邊靜候著，準備屆時上前來“接力”。是的，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南宋起便轉向了

①《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