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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于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 物，以為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２５吳派學術號稱「純漢學」，最以專精為世人稱道，而其幾位 代表人物之博學尚且如此，可見他們並未偏離亭林所倡導的博通學風。至於皖派學術，本來就以考據詳博見長，而尤重義理之闡發。江藩評其開創者江永說：「考其 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為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２６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經學、史學、小學、音韻、訓詁，博通天文、 曆算、地理、水利之學，其多聞博學之名飲譽學界。２７揚州派學者治學惟是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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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日知錄》卷七，〈予一以貫之〉。１７潘耒〈日知錄序〉。１８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１９江 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２０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２１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２２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２３江藩《國朝漢學師承 記》卷三。２４阮元〈十駕齋養心錄序〉。２５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２６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２７據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戴東原先生年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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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守門戶，其學術範圍更為廣博。江藩稱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綜群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 為通人焉。」２８其另一領袖焦循專研經書，博覽典籍，于經史、曆算、聲韻、訓詁之學無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學，主張治學要「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 文辭，揆以道理。」２９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稱「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冶，而于《周易》、 《孟子》專勒成書。」３０上述可見，乾嘉學者不僅從專精方向上深化了亭林所開創的各門學術，而且在學術氣象上亦進一步弘揚了亭林所倡導的廣博學風。

　　（二）治學門徑

　 　亭林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以明音韻為治學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韻文字而通經子百家的口號，說：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３１在他看來，治音韻為通經的關鍵，知音才能通經，通經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 闡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發明古音，考正古韻，開闢了清代學者以音明經，通經明道，明道救世的學術路線。其後，乾嘉學者皆推崇亭林的音韻學成就，並 把由音韻以通訓詁，就古音以求古義作為他們治學的基礎。如吳派學者惠士奇說：「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３２錢大昕說：「六 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３３王鳴盛說：「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言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傅注，則義理 自見，而道在其中矣。」３４皖派學者尤其注重以文字、音韻為基點，從訓詁、名物入手闡明經文大義」。如戴震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 成詞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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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段玉裁說：「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３６揚州派學者王念孫亦認為：「故訓之指，本 於聲音。」３７又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３８阮元則說：「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３９又說：「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 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４０在這種觀 念導引下，乾嘉學者皆用心於音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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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２９焦循《辨學》。３０阮元《揅經室集》，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 四七六頁。３１《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３２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３３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３４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 ３５《戴東原先生集》，〈古經解鈎沈序〉。３６段玉裁〈王懷祖廣雅注序〉。３７王念孫〈廣雅疏證序〉。３８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３９阮元《揅經室 集》，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五四七頁。４０阮元《揅經室集》，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三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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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詁考據的研究，使清代的小學、經學高潮迭起，別開出新的局面。而論其發軔之功，實始乎亭林。

　 　亭林在研究音韻訓詁和經史考證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學方法。他善於以劄記的形式，通過排 比資料，相互參照，而發現問題，提出疑問，繼而廣徵博引，援古證今，以批駁舛謬，辨正疑誤。潘耒稱其「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於至當；援古證今，必暢其 說而後止。」４１《四庫全書總目》亦謂其「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４２亭林發明的這些治學方法，包括重纂 輯、明流變、善歸納、求證佐、躬實察等等，後來皆成為乾嘉學者治學的法門。如錢大昕仿亭林《日知錄》之體例，作《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於小學、經學、史 學、典制、職官、氏族、金石、輿地、天文、曆算、辭章之學，皆造其微。阮元稱其書「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 之大不能有也。」４３錢氏又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運用亭林之歷史考據方法，辨正古史，考證史事，祛疑指瑕，拾遺規過，考史之功，最享時譽。王鳴盛作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對十七部正史改訛補脫，去衍勘誤，考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詮解蒙滯，審核舛駁，最為精審。王氏晚年又將考證所得，編為《蛾術 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學風亦直承亭林。趙翼撰《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評判史書體例，正讀文字訛誤，補缺訂偽史事，此類綜合史料，其持論皆能斟酌時 勢，考據尤為精賅適貫。他曾自云「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其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４４此雖趙氏謙遜之言，然其治學實以亭林為宗。他 又撰《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於經義、史學、掌故、藝文、紀年、官制、科舉、風俗、喪禮、器物、術數、神佛、稱謂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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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詳加探究，頗能綜貫異說，考竟源流。王念孫撰《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對《逸周書》、《戰國策》、 《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等典籍中古義之晦，抄寫之誤，均一一正明。其子王引之撰《經 義述聞》三十二卷，對古文古義詳加考訂。又搜集先秦至西漢古籍中之語助詞，考證辨誤，分字編次，成《經傳釋詞》十卷，與《經義述聞》相表裏。王氏父子之考 據訓詁，皆服膺亭林《日知錄》之學旨。其他如臧琳之《經義雜記》，盧文弨之《群書拾補》、《鍾山劄記》、《龍城劄記》，何焯之《義門讀書記》，汪中之《知 新記》，臧庸之《拜經日記》等，亦莫不奉亭林之學為楷模。

　　（三〉為學宗旨

　 　亭林治學，以「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４５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評空談心性、剿說 玄理的虛無之論，堅決反對雕琢辭章、綴輯故實的無用之學，極力倡導「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學術理念。在他看來，學問之道，貴在明道淑人，撫世宰物。 因此，他主張以「修己治人之實學」，代「明心見性之空言」，強調學問不僅要修諸身心，更要達於政事。故亭林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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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潘耒〈日知錄序〉。４２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第一○二九頁，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一版。４３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４４趙翼《廿二史劄記小引》。４５《日知錄》，〈初刻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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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實用之學。

　 　亭林的經世致用之旨，對乾嘉學者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歷來學者們紛爭最多的一個問題。其中比 較通行的觀點是，認為乾嘉學者背離了顧氏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背離」說的基本論點是，認為乾嘉學者皆沈溺考據，埋首故紙，博古而不通今，論史而不議政， 因而泯滅了清初學者的體國憂患和濟世情懷。這種觀點就乾嘉時期思想界萬馬齊喑的現實來看，確實不無道理，但如若細究當時學界的文化境遇和學者的文化心態， 就會發現問題其實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乾嘉學者沈溺考據，埋首故紙，從消極方面說，固然有其遠逃現實，潔身避禍的一面，但從積極方 面說，這種刻意的逃離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據學者對正統理學的漠視和冷落，顯示了他們對現實的無言的抗爭和頑強的抵觸。清朝自傾覆朱明、問鼎中 原以來，為了征服漢民，穩定人心，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領域裏推行高壓政策，不許知識份子議論朝政；另一方面則竭力表彰理學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 學，企圖以理學立國，來籠絡利誘漢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統治者的這種苦心，並未得到思想學界的響應。終清一朝，理學雖然一直高踞廟堂，但卻受到了大多數有骨 氣的學者的唾棄。與理學的日趨沈淪相比，委身山林的漢學或樸學卻在乾嘉時期異軍突起，一躍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以至清廷為了拉攏學界精英，亦不得不轉而褒 獎漢學。４６當初亭林在民族淪亡之際，曾猛烈抨擊日趨衰微的理學，他除了出於學理上的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了救亡圖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時期，理學以高踞 廟堂之尊，仍然受到學界精英的堅決拒斥，除了學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說其中完全別無乾嘉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學者訓詁舊籍，不論今事，博稽故實，不議時政，並不表明他們必然摒棄了定邦安民的經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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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今日學者的眼光來看，鑽研故紙的學問確實離現實最遠，與用世無緣。但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觀點來理解乾 嘉學術，就無法解釋清代學者為什麼一面激烈批評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一面大力提倡在我們看來最不濟用的訓詁考據之學。事實上，乾嘉學者對訓詁考據的意義有 著與今日學者完全不同的認識。自亭林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來，稽古通經明道救世就成為清代學者所共守的學術路線。亭林曾說：「惟君子為 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４７又說：「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獲乎！」４８在他看來，經史典 藉乃禮樂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經術可以經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韻訓詁、辨古考史，就不僅僅是為了詮釋古代文獻，描述古史陳跡，更 重要的是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歷代治世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于後王」４９之謂也。亭林這種訓經明道，考史 鑒今的學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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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這裏有一個事實需要著重指出，即所謂乾嘉漢學或樸學並非像一般所認為的那樣，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提 倡而興起的，相反，清廷在開國初期的數十年間，所極力表彰的恰恰是漢學的對立面，即宋明理學。漢學自亭林倡導「經學即理學」以來即已興起，起初並未受到統 治者的青睞。只是到了乾嘉時期，漢學薈萃了學界精英，一躍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清廷才轉而對其進行褒獎和鼓勵。４７《日知錄》卷二十九，〈方音〉。４８ 《日知錄》卷二，〈其稽我古人之德〉。４９《亭林文集》卷六，〈與楊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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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為乾嘉學者所崇奉。如戴震說：「由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５０盧文弨說：「名 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曰『必也正乎名』。……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 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斯真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５１阮元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 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末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蓋先 生于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為之法又可知。」５２此皆乾嘉學術稽古明今觀中之比較 典型者。所以，乾嘉諸儒之考據訓詁學風，與其經國濟世理想其實並不衝突。

　 　所謂乾嘉學者博古不通今，論史不議政，確切地說，應該是他們不滿現實，不參時政。由於擺脫了政治的 牢龍，乾嘉學者能保持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這毋寧說是中國二千年學術史上學術與政治難能可貴的一次分流。所以，學界精英們雖拒絕把他們的學術 「致」於現實政治之「用」，然他們亦自有他們不可降辱亦不曾磨滅的用世理想。事實上，乾嘉學者除以訓詁考據「曲線」救世之外，直接講明經世之旨者亦不在少 數。如惠士奇曾說：「今之校官，古之博士也。博士明於今古，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５３惠棟謂聖人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故撰《明 堂大道錄》八卷以明其用。５４錢大昕曰：「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 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予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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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故江藩稱其《廿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５６趙翼撰《廿二史劄記》，「至古今風會之遞變， 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５７戴震「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故常稱《漢書》云：『王成、黃霸、朱道、龔逐、臺信臣 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５８「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 《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如震所言，施於有政，上不訾苛，下無怨讟，不食孳殖，可以致刑措。」５９汪中自謂：「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為無用 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６０又說：「昔子產治鄭，西門豹治鄴，汲黯治淮陽，黃霸治潁川，虞詡治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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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戴東原先生集》，〈古經解鉤沈序〉。５１盧文弨〈說文解字讀序〉。５２阮元《揅經室集》，中華書 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二四一——二四二頁。５３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５４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５５《潛研堂文集》第二十五卷，〈世緯序〉。 ５６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５７趙翼《廿二史劄記小引》。５８洪榜〈戴先生行狀〉，見《戴震文集》附錄。５９章太炎《大炎文錄》第一卷，〈釋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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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義治洛陽，並以良績光於史冊。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則中所企注者耳。中少日問學實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嘗推之六經之旨，以合乎世用。」６１凡此皆可見乾嘉諸儒之經世情懷。

　　乾嘉學者的經世意識與亭林的經世胸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然細究其本末源流，不難發現他們共同的學術理念和相似的學術心態，其間的聯繫可謂薪盡火傳，從未斷隔。

　　亭林作為清學之祖，其感召力在有清一代可謂歷久而常新。他不僅以其學術理念和學術範式開啟了乾嘉學派，而且其經世傳統和樸實學風同樣為晚清常州今文學派所祖法。直至近代之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等人，亦莫不遠紹亭林之學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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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汪中《述學》別錄，〈與朱武曹書〉。６１汪中《述學》別錄，〈與巡撫畢侍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