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

　 　由此而來，紀昀陷入二律背反的怪圈中：褒貶繫於帝王裁決，注定了史家的是非判斷全然無客觀依據，而 是由君主的一己意志生發，具有濃烈的主觀隨意性和獨斷性；褒貶繫於客觀事實，則將價值判斷寓於事實判斷之中，具有強烈的實證性。兩者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在這裡，專制的淫威與學者的睿智將紀昀的史學觀念撕裂，使它在自相矛盾中窘迫不已，這真真是封建文人學者的莫大悲劇。

　　浸潤學人心靈的價值觀念往往潛下支配他們的意志和動機，進而外化於學術實踐中。“以史蓄德”因而不僅僅是紀昀評騭史著的重要法則，而且是滲透於紀昀史論中的精魂。紀昀評價圖書，往往拳拳提示讀者：

要當以人重，不當僅求之詞藻間。①

　　這正是引導讀者在“尚論古人”中，“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不能僅僅去把玩詞藻。

　　著意弘揚傳統德性人格亦成為紀昀評史論人的重要內容。請看《總目》中的下列提要：

《杜詩捃》提要云：

　　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時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②

①《總目》，卷一六五，集部，《吾汶稿》條。

②《總目》，卷一四九，集部，《杜詩捃》條。

302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杜甫不僅是中國古代詩壇上的第一等詩人，而且具有傳大崇高的人格。他以飢寒之身 而懷濟世之心，處窮迫之境而無厭世之想。他那對君國不能自禁的深情與博大的關愛，滲透了儒家汲汲追求的理想人格精神，這就是以使命感立世，以理之應然義為 思考、行動的原則，在此岸成就大我的生命。紀昀評論杜詩，特意向讀者點明，不是高超的神來之筆，而是光輝的人格精神，使杜詩贏得“高於諸家”的地位與雋永 的藝術生命。

　 　宋末文天祥，是中國文化史上民族英雄型的精神領袖。當南宋危亡之際，他以“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 坤”的堅貞意志，傾盡全力，挽救危難。兵敗被俘後，毫不為威逼利誘所動，一身正氣，大義凜然。他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歌，既是自身人 格氣節的奔放闡發，又是中華民族人格理想與實踐的輝煌樂章。紀昀對文天祥推崇備至：

　　天祥平生大節，照耀千古。而著作亦極雄瞻，真按：當作雄贍！ 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①

　　（天祥）以孤忠勁節，榰柱綱常。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榰】木-10-14 注音一式 ㄓ 解釋 1.基石﹑柱腳。說文解字：榰，柱氐也，古用木，今以石。2.支撐。爾雅˙釋言：榰，柱也。唐˙孟郊˙懷南岳隱士詩二首之二：楓梩榰酒甕，鶴蝨落琴床。　　 數百年後，睹其姓名，尚凜然生敬。②

　　（天祥）如日星河嶽，恒古長留。真按：疑當作亘古長留（亙古長留）！本書錯誤實在太多！ ③

①《總目》，卷一六四，集部，《文山集》條。

②《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寶祐四年登科錄》。

③《總目》，卷五十七，史部，《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303

　　這些熱烈的讚頌，正是高揚正氣浩然、捨生取義的道德人格，引導讀者以文天祥為楷模，培養崇尚氣節的道德情操。

　　在“以史蓄德”的眼光下，一些因種種缺陷而受到批評或長期被冷落的詩文作品也因作者的道德人格而被紀昀重加弘揚。

如宋人王質的《紹陶集》：

　　蓋質以耿直忤時，厄於權幸。晚歲欲絕人逃世，故以鳥獸草木為友，蓋亦發憤之作。……今觀錄中諸作，雖惟意所云，往往不甚入格。然人品既高，神思自別，誦其詞者，賞之於酸鹹之外可矣。①

　　這是一段富於意味的提示，它告訴讀者，作品本體的缺陷是無關大礙的，“誦其詞”的緊要之處在於“賞之於酸鹹之外”，體悟作者的道德精神。

　　紀昀論《續後漢書》，也十分著意於作品中浸漬的人格力量。《續後漢書》的作者元人郝經於中統元年出使南宋被賈似道拘留儀真真按：疑為儀徵之訛！（今江蘇省儀征市）十六年。真按：不知是否該作儀徵市！拘留期間，郝經撰成《續後漢書》。此書“往往雜採《史記》、前、後《漢書》、《晉書》之文。紀載冗沓，亦皆失於限斷，揆諸義例，均屬未安”。但這些缺陷並未影響紀昀的積極評價：。真按：標點有誤!

　　經敦尚氣節，真按：郝經 學有本原。故所論說，多有裨於世教。且經以行人被執，困苦艱辛，不肯少屈其志，故於氣節之士

①《總目》，卷五十七，史部《紹陶集》條。

304

，低徊往復，致意尤深。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為人。①

　　和王質、郝經比較起來，宋人傅察的作品毛病更多，“今觀其詩，古體學韓不成，近體亦乏深致。文則皆表啟儷偶之間，不出當時應酬之格，而請東封、頌西封以及青詞、疏文、祝文，尤宣（和）、政（和）間道教盛行，真按：政和、宣和 隨俗所作，皆不足為典要”。但是，紀昀指出，傅察“使不辱命，抗節隕身”，“人品可傳，則文章亦重”②。傅察的《忠肅集》因此而被收入《四庫全書》內。

　　元人劉鶚的情形也同樣如是：

　　（鶚）身捍封疆，慷慨殉國，千秋萬歲，精貫三光。即其文稍不入格，亦當以其人重之。③

　　總之，道德人格的實現便是人的最高價值的實現，這正是紀昀回環往復強調的主題。研究中國文化倫理本位的學人無疑可以從紀昀“文以人重”的價值判斷中得到諸多啟示。

　　人格的昇華和墮落是人類道德生活中同時存在的兩極現象。“以史蓄德”既在於以理想人格的歷史範型去引導人們鑄煉情操，完善自我人格，又在於通過對人格墮落的批判去警策人們強化道德的自律性。紀昀的史論亦將犀利的目光投向從生死、榮辱考驗中敗退下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①《總目》，卷五十，史部，《續後漢書》條。

②《總目》，卷一五五，集部，《忠肅集》條。

③《總目》，卷一六七，集部，《唯實集》條。

305

　 　南宋著名詩人陸游一生與抗金事業聯繫在一起。由於當時的權臣韓侂胄力主收復中原，陸游與他多有交 往，特為他撰《南園閱古泉記》。然而，韓氏以外戚執政，深為人所鄙棄。與金交戰失敗後，又亟亟求和，受到朝野猛烈抨擊。陸游亦因此為“清議見譏”，“得除 從官”。紀昀雖然對陸游詩文成就評價甚高，認為游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宗”。但決不寬容陸游的所謂“隳節”之舉。《總目‧〈誠齋集〉提 要》將他與楊萬里比較：“以詩品論，萬里不如游之鍛煉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倜乎遠矣。”①在《總目‧〈渭南文集〉題要》中，紀昀又指出如下情形：陸游晚 年編撰《渭南文集》時，竭力回避與韓侂胄的關係：“凡與侂胄啟，皆諱其姓，但稱曰丞相”。《南園閱古泉記》一文亦不載於集中。然而，明人毛晉卻不解陸游苦 衷，當他編撰《渭南文集遺稿》時，竟將《南園閱古泉記》補收入《遺稿》中，“蓋非游之本志”。由此，紀昀感嘆道：“足見愧詞曲筆，雖自刊除。而流傳記載， 有求其泯沒而不得者，是亦足以為戒矣”②。這顯然是提示人們高度注重人格自守與道德自律，否則，其苦果將追悔莫及。

　 　唐人李華“文彩綿麗，精彩煥發”。“蕭穎士見所著《含元殿賦》，以為在景福以上、靈光之下”。紀昀 亦稱他“實可追配古之作者”。但安祿山叛亂時，李華屈節投降，“署鳳閣舍人”。安史之亂平息後，他被貶“杭州司戶參軍”。“晚而自傷”，“每托之文章以見 意，如《權皋銘》云：‘瀆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銘》云：‘貞玉白華，不緇不磷’。《四皓銘云》：‘道不可屈，南山採芝

①《總目》，卷一六○，集部，《誠齋集》提要。

②《總目》，卷一六○，集部，《渭南文集》條。

306

，竦慕之風，徘徊古祠’。其悔志可以想見”。但紀昀對李華失節毫不容情：“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天下不獨與之論心也”①，鮮明地表現出對於“屈節”的拒斥。

　　當然，對於韓侂胄以及陸游與韓氏的交往，對於李華，我們的史學家必然有許許多多不同於紀昀的見解，但這已屬於另一個範疇的論題，我們所要注目的，是如上評論中所流溢出的紀昀“以史蓄德”的精神指向。

（三）以史存史真批：周氏此章幾乎全取總目成之！既可視作紀昀，何不能讀作總目？

　　當代西方思想家文德爾班在論及史學家職責時，曾有如下一段精彩議論：

　　個體生命固然如此，整個歷史過程也完全一樣，它之所以有價值，僅僅在於它是一次性的。……歷史學擁有一項不可轉讓的形而上學權利，它的第一個偉大而且堅強的感覺，就是要為人類的記憶保存下這個一去不復返的現實中成為過去的東西。②

　　在這裡，文德爾班強調指明，歷史學家的一項偉大天職，乃是“以史（史學）存史（歷史）”。真批：此亦x1<>x2之理也，史1<>史2. 古代史學家，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當然不可能具備文德爾班的現代史學意識，但他們千百年來不倦從事的，正是“以史存史”的偉大業績

　　①《總目》，卷一五○，集部，《李遐叔文集》條。

　　②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第64頁，商務，1982年版。

307

。

　　紀昀對“以史存史”的史家職責有睿智的理解和認識，在《總目》中，他著意總結與思考史家“以史存史”的基本方法和路徑，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見解。

　　1.取材詳備

　　在“以史存史”的浩大工程中，史料的廣博採摭，無疑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所謂史料即歷史（思考的歷史）的素材。它在史學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曾為法國歷史學家朗格盧瓦和塞尼奧博斯所精闢指明：

　 　歷史學家以史料工作，所謂史料是過去時代的人們的思想及行為遺下的痕跡。然而，這些思想及行為中， 留下有形痕跡的微乎其微，即使存在，這些痕跡也難以延續。因為，些許偶然事故就足以毀去一切。於是，對歷史來說，所有不留痕跡的思想及行為已然喪失殆盡。 正因為沒有史料，人類過去漫長歲月的歷史，便命中注定成了千古不解之謎。這是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替代史料。沒有史料便沒有歷史。①

　　“沒有史料便沒有歷史”，這是何等有力明晰的論斷。史料的匱乏，必然造成歷史認識的缺環。

　　①石田一良：《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第10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308

　　紀昀正是基於和朗格盧瓦、塞尼奧斯博相似的思路，特別提倡史家廣泛搜集採摭史料。

　 　《資治通鑑》一書，“世稱絕作”，亦為紀昀所衷心欽佩。然而《資治通鑑》的巨大成功，決非僅僅出自 司馬光的天才穎悟，而且凝結了極為艱辛的勞動，其中包括對史料的詳備佔有。紀昀對此深有所悟，在《總目‧史部總敘》中，他著意向讀者強調，司馬光作《資治 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三百二十二家”。廣泛史料的擁有，使司馬光得以“先為長編，後為考異”，“草稿盈兩屋”①，從而在雄厚的研究 基礎上終於撰成“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的《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的史料採摭，可謂“網羅宏富”。但是，《通鑑》所記西漢史實，“皆本班、馬二書及荀紀 為據，其餘鮮所採掇”。宋人王益之乘隙而起，“旁取《楚漢春秋》、《說苑》諸書，廣徵博引”，撰成《西漢年紀》。紀昀讚揚此書在西漢掌故上“視《通鑑》較 為詳密”②，為後人提供了又一批彌足珍貴的史料。

　　南宋史學家李心傳是紀昀所贊譽的“宏博而典要”的學者，他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書中勉力收輯史料的工作更受到紀昀的高度評價：“其書以國史、日曆為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狀、案牘、奏議、百官題名。真按：當作頓號！ 無不臚採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③。

　　史料的廣採博納，在高明的史家手中，往往得手應心，但對一些稍遜才力的作者來說，則有因把握不當而流入雜蕪之嫌

①《總目》，卷四十五，史部，《史部總敘》。

②《總目》，卷四十七，史部，《西漢年紀》條。

③《總目》，卷四十七，史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條。

309

。紀昀對此不加苛求，而是熱烈鼓勵道：“博洽之功，頗足以抵冗雜之過。”①“取材既廣，儲蓄既宏。披沙揀金，往往見寶。”②

　 　取材浩博既為史家之要務，“取材不備”或“取材太寡”自然是史家重大失誤。宋人程卓出使金國，歸來 後作《使金錄》一書。紀昀指出，此書雖然記載了一些可以“廣見聞”的“山川道里及所見古跡”，但“簡略太甚”，“取材太寡”，“不能有資考證”③，其史學 價值因而大大降低。明人沈越所撰《嘉隆兩朝聞見紀》，曾被朱之蕃稱為“野史之良”。但紀昀揭示道：沈越所採的書目，“自《明倫大典》以下僅四十一種”，其 史料的採集，“未為贍備……，這樣的著作不應有“野史之良”的稱譽。明人薛應旗作《宋元資治通鑑》，真按：薛應旂，旗字誤也！ 欲以此書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紀昀考定其取材，發現作者於李燾、李心傳，徐夢莘等人著作“多未寓目”，真按：標點又誤！ “於宋、元二史，未嘗參考其表志。故於元豐之更官制、至元之定賦法、一切制度、語多暗略”。紀昀因此斷言，朱彝尊譏評《宋元資治通鑑》“孤陋寡聞”，確是至當品騭⑤。

　　紀昀雖然力主取材浩博，甚至以為“博洽之功，頗足以抵冗雜之過”，但這種博洽決不是泛漫無際而是處於一定規範之下。在紀昀的觀念中，史學作為“徵實之學”，在本質上應著眼於現實人事。所搜羅的史料亦應是實實在在、有據可考的事實

①《總目》，卷一二三，子部，《玉芝堂談薈》條。

②《總目》，卷二十九，經部，《三傳折諸》條。

③《總目》，卷五十二，史部，《使金錄》條。

④《總目》，卷四十八，史部，《宋元資治通鑑》條。

⑤《總目》，卷四十八，史部，《嘉隆兩朝聞見紀》條。

310

，而決非虛幻荒誕的怪異神說或無切實依據的“里巷瑣言”與“稗官所述”。《晉書》一類採擇史料有欠嚴謹的史著便因此受到紀昀的批評。

　 　《晉書》修纂於唐代，其缺陷甚多，故“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紀昀認為，《晉 書》最大失誤之一，乃是“忽正典而取小說”。“其所載者，大體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乎全部收入”。在紀昀看 來，《晉書》如此擇材“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①

　　明人薛應旗作《宋元資治通鑑》，真按：薛應旂.何故一直錯成旗字？乃簡化字在作孽乎！ 為“補正史之闕”，竟將諸多神怪之談引入書內。紀昀責備薛氏“不辨虛實，徒求新異”，“小說家無稽之語，可入諸編年之史乎？”②

　　宋人羅泌作《路史》，述上古史事。囿於材料所限，羅氏採摭頗多語怪志異資料作為補充。紀昀批評道：“皇古之事，本為茫昧。泌多採緯書，已不足據。至於《太平經》、《洞神經》、《丹壺記》之類，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據為典要，殊不免龐雜之譏。”③

　　清人杭世駿為以博洽勝裴松之，作《三國志補注》，將“神怪妖異，如嵇康見鬼、諸葛亮祭風之類”，盡收入《補注》中，以至“稗官小說，累牘不休”。紀昀評判如此記載：“尤誕謾不足為據”④。

①《總目》，卷四十五，《晉史》條。

②《總目》，卷四十八，史部，《宋元資治通鑑》條。

③《總目》，卷五十，史部，《路史》條。

④《總目》，卷四十五，史部，《三國志補注》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