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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由於他在《詩經》研究中，能夠汲取漢學成果，“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搜；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韓毛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紀昀依然積極肯定他“折衷同異，自成一家”②。

　　當然，正如一些學者所屢屢指出的，紀昀雖然力倡“不激不隨，務持其平”，但他的經學批評，卻不免常常流露出重漢學、輕宋學的傾向，真按：紀昀與宋學 但 是，這並非意味著紀昀兼採漢、宋的學術宗旨只不過是虛鶩之論。作為古典文化總結時代的一代通儒，紀昀所倡導的兼採漢、宋，泯滅門戶，是從經學總批判中生長 出來的學術理性，它映現出傳統經學總結自身，完善自身的內在需求。然而，這樣一種宗旨，盡管在傳統學術圈中顯得富於識見，但在十八世紀世界文化格局發生劇 變、中國傳統文化亟欲更新的情勢下，它又顯得是那麼蒼白。在近代張之洞那裡，這樣一種學術宗旨更暴露出以修補傳統抵禦新變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性格。

三、“所重乎正史者，在於敘興亡、明勸戒、核典章”——紀昀的史學思想

　　自從東晉李充改革荀勖首創的圖書四部分類法，將“史”的位置緊排於“經”之後，史學便確立了它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僅次於“經”的不拔地位

①《總目》，卷五，經部，《周易易簡說》條。

②《總目》，卷十五，經部，《慈湖詩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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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學術工作的又一重要內容，就是在史學經歷了三千年發展後，對史學的傳統加以全面反省和系統總結，從而把當代的和後世的史學發展納入一個完善化的傳統史學體系。

　　在《總目‧〈廿一史識餘〉題要》中，紀昀闡發了如下見解：

所重乎正史者，在於敘興亡、明勸戒、核典章。

　　所謂“敘興亡、明勸戒，核典章”實際上指向史學的三大社會功能，這就是經驗借鑑功能、倫理教育功能、文化積累與傳播功能。沿著這樣一條思路，紀昀對歷代史著和史家加以價值評判，以期在糾正傳統史學的偏誤與提取傳統史學的醇醪中建立起理想的史學體系。

（一）以史為鑑

紀昀論史鑑，著意追尋它的發端：

　　《家語》稱周明堂之四門，有桀紂之象。《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丰。真按：不知是否為豐之簡化字！下同. 陳祥道《禮書》稱，舊圖刻人形，謂丰國之君，嗜酒亡國，因狀之以為戒。《漢書》敘傳載，乘輿幄座，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班伯亦以為警沈湎焉。①

①《總目》，卷八十二，史部，《明宮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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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桀紂于明堂四門，鄉射時設丰國國君之象，屏風上繪“紂醉踞妲己”圖，無不是以歷史上亡國之君的形象示鑑，“借彼前車，示其覆轍”。

　　他又繼續回溯道：

　　伏考《尚書》有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有曰：“儀監于殷”。……漢之高帝，使陸賈作《新語》，亦曰“著秦之所以失，與我之所以得”。蓋時代彌近，資考者彌切也。①

借鑑前代史事的“殷鑑”乃是商周以來哲人學者以及政治家反覆玩味的重要論題。

　　中國史學的借鑑，主要是政治上的引古籌今。對這種特質，紀昀有清醒意識與明白闡述：

　　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鑑。

　　蓋敷陳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時代既近，殷鑑尤明。將推溯勝國之所以亡，與昭代之所以興者，以垂訓于無窮，故重其事也。②

正是在對古今得失興亡的記載和研究中，史學家為政治家“展現了千姿百態的政治樣式”，“提供了更為多樣的行動的可能性

①《總目》，卷八十二，史部，《明宮史》條。

②《總目》，卷五十五，史部，《欽定明臣奏議》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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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他們對重大政治事件本質的理解力”①。史學借鑑或史學經世的重大意義全在於此。

　　對史學借鑑功能的高度注重，使紀昀十分強調如下作史法則：

史者紀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輕。②

這種專意於“一代政事”的史學觀念與實踐在近代曾經受到梁啟超的批判：“舊史皆詳於政事而略於文化”③。但在中國古代政治——倫理型的文化土壤中，它的出現又是那麼合情合理。

　 　對史鑑價值的傾心關注，使“紀一代政事”的史著在紀昀一手勒成的《總目》中獲得激賞。記載唐太宗 “良法善政”的《貞觀政要》，“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覆開陳，靡不洞中得失”的《稽古錄》，皆被紀昀稱為“洵有國有家之炯鑑，有裨於治道者甚深”④。著 意於當世急務，從前代史事中尋求歷史借鑑的史著，如郭允蹈的《蜀鑑》、錢文子的《補漢兵志》亦得到紀昀的大力推重⑤。對於當朝“奉敕撰”的《明史》，紀昀 也刻意向人們揭示該書創立新傳的“借鑑”意義：所以立《閹黨傳》，是因為“貂璫之禍

　　①　斯普朗格：《政治思想史的收獲》，轉引白石田一良《文化史學：真按：當作轉引自，參見下文註. 理論與方法》，第13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②《總目》，卷五十，吏部，《明書》條。

　　③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0頁，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3月版。

　　④　參見《總目》，卷五十一，史部，《貞觀政要》條；卷四十七，史部，《稽古錄》條。

　　⑤　參見《總目》，卷四十九，史部，《蜀鑑》條；卷八十二，史部，《補漢兵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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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膻，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 不但示鉞之誅也”；所以立《流賊傳》，是因為明代“剿撫之失，足為炯鑑”；所以立《土司傳》，則因為西南地區土司滋蔓，“不內不外，舋隙易萌”。總結明代 對土司的“控馭之道”，有利於清最高統治層在治理西南地區時擁有可資借鑑的歷史經驗①。

　　總之，在紀昀的史學價值體系中，紀一代政事的史著是可垂訓後世的作品，“意存殷鑑”的史家方可稱為具有“良史之風”。

　　“時代既近，殷鑑尤明。”紀昀既以史鑑作為價值尺度去評介前代史著和史家，又以史鑑的眼光去觀看明人著作，從中提出一系列“足以資法鑑”的王朝敗亡教訓。

　　《楚台紀事》一書是明監察御史李大麟巡按湖廣時所作，真按：不知是否為楚臺紀事. 書中公然收載官場往來中的贐饋賀儀，“銀錢多寡以官階大小為準”。紀昀由評書進而論明代吏治，他指出，李天麟“毫無顧憚”地將贐饋賀儀載於簡牘，真按：前文作李大麟！ 不僅可見“當時苞苴陋習”，而且，“尤足徵明政之不綱”②。

　 　《按晉疏草》一書是崇禎時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嵩的疏稿。疏稿中稱：“寧武兵驕而狡，一遇大敵，非鼓 噪即脫逃。標營兵悍而猾，經過地方，橫索如虎，避盜如鼠。即有一二守法者，又遲回不用命”。紀昀由此議及明代軍政：“明季軍政敝壞至此，固不待獻、闖並 熾，而亡徵先見矣。”③

①《總目》，卷四十六，史部，《明史》條。

②《總目》，卷八十，史部，《楚台記事》條。

③《總目》，卷五十六，史部，《按晉疏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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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張燮著《東西洋考》，記載明王朝與海外諸國的通商往來，“其稅璫一篇，言利弊最悉”。紀昀由是生發對明代對外事務的批評：“明代控制外番，至為無術。無事則百計以漁利，有變則委曲以苟安，事事可為炯戒。”①

　　《四庫全書》政書類收有一部《明宮史》，其書作者是明季宦官呂毖。紀昀指出，《明宮史》的內容實際上“冗碎猥鄙，不足據為典要”。之所以將它收入《四庫全書》，全然在於它具有“殷鑑”意義：“蓋歷代奄寺之權，真按：此處終為大錯矣！！此書清高宗有諭，詳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何可謂紀昀之說也？！是固一以總目為昀作者，方有此憾與無知也！ 真批：此處終為大錯矣！！此書清高宗有諭，詳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何可謂紀昀之說也？！是固一以總目為昀作者，方有此憾與無知也！ 惟 明為最重。歷代奄寺之禍，亦惟明為最深。二百餘年之中，盜持魁柄，濁亂朝綱，卒至於宗社邱墟，生靈塗炭，實為漢、唐、宋、元所未有，迨其末造，久假不歸， 視威福自專如其固有，遂肆無忌憚，筆之於書。故跡其致亡之道，雖亦多端，要以寵任貂璫，為病本之所在也。……其事乃足以炯鑑。”②

　 　《欽定明臣奏議》一書乃是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編”的明臣奏議集。在紀昀看來，此書集中映現了明代廟 堂風氣：“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移，朝論所趨，大致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而論君 心，一札動至千萬言，有如策論之體。小人捨公事而爭私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為訐訟之詞。迨其末流，彌增詭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臺諫哄於 朝，道學嘩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閣臣、奄豎為之奧援。人知閣臣、奄豎之日訌，不知其所以訌者由門戶、朋黨為之煽構。蓋宋人之 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

①《總目》，卷七十一，史部，《東西洋考》條

②《總目》，卷八十二，史部，《明宮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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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對明代歷史的反思和批判是清初史學經世思潮的重要內容，紀昀對明代史事的“鑑戒性”考察無疑從清初 史學家的思考中得到諸多啟示。誠然，紀昀的明史論因舊史家眼光的局限以及“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②的政治需要而多混雜有誇大失實 之見，然而，這種舛誤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考察本身所映現出來的中國史學一以貫之的鑑戒傳統，以及由此透露出來的紀昀“以史為鑑”的史學觀念。

（二）以史蓄德

自 從史學崛起於人文科學中，史家不約而同地將它視為道德倫理教育的有力手段。羅馬史學家塔西佗在《羅馬 編年史》中說：“歷史之最高職能就在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懸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 《易》則提出著名的“以史蓄德”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紀昀亦主張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乃是“尚論古人，辨其行事之醇疵，立言之得失”③，進而 從中汲取營養和教訓，鍛造自身品格。

　　倫理教育固然是史學的普遍性品格，但在中國，卻有極端化的發展。中華文化是一個以道德倫理為本位的文化系統，史學的“以史蓄德”亦由一般性文化功能提升為一種“正紀綱、弘道德”的重大政治使命

①《總目》，卷五十五，史部，《欽定明臣奏議》條。

②《總目》，卷首，《辦理四庫全書歷次聖渝》。

③《總目》，卷六十三，史部，《學統》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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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致思趨向下，紀昀斷言“史繫人心”①，將人們思想的純正直繫於史家之筆。

　　傳統史學的“以史蓄德”通常通過別善惡、正褒貶的“書法”展開。梁啟超曾對舊史“書法”加以詮釋：

　　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邪正、別善惡、操斧鉞權，褒貶百代者也。

　 　紀昀亦指出，“史家書法在褒貶”②。可見“褒貶”二字是“書法”的核心。史家之所褒，是後世尊崇效 法的楷模；史家之所貶，則正如塔西佗所言，是“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千古之是非繫於史氏之褒貶”③，史家之褒貶又直繫於人心的純正，對於中國古代史 學家來說，這是何等沉重的歷史文化使命。

　 　洞識中國史學精神之流的紀昀以審慎的眼光去辨識史著倫理價值。“褒貶協當”的肯定性評析與“褒貶未 協”的否定性批判共軛著紀昀的史論之輪。《昭忠錄》發掘南宋末忠節事跡，使“一代忠臣義士未發之幽光，復得以彰顯於世”④；朱軾的《史傳》“以遷就利祿， 削楊雄、馬融；以祖尚元（玄）虛，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削匡衡、王安石”⑤。紀昀推揚它們為褒貶“頗協”的範例。《古今宗藩懿行考》將“依附王莽、 傾覆宗邦”的劉歆作為“歷代宗臣之賢者”收納入書

①《總目》，卷首，《上書表》。

②《總目》，卷八十八，史部，《史通》條。

③《總目》，卷八十八，史部，《御製評鑑闌要》條。真按：下文註作御製評鑑闡要，疑闡要為是！

④《總目》，卷五十七，史部《昭忠錄》條。真按：以前文例之，則此史部下應有逗號！

⑤《總目》，卷五十八，史部，《史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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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經濟名臣傳》將“固位取容”的李東陽、“希旨求媚”的張孚敬與桂萼“濫列於名臣”；《名臣碑傳琬炎集》將宋時所謂奸邪如丁謂、王欽若、呂惠卿、章淳、曾布列入名臣，真按：當作章惇！淳字誤也！ 真按：當作名臣碑傳琬琰集！ 對於這些著作，紀昀甚為不滿，以為“殊乖袞鉞之公”、“去取殊為未當”①。

　　紀昀的如上褒貶，滲透了中國文化獨具的“善”的觀念，這就是重義輕利、重務實黜玄想、重倫理秩序及道德情操，而“以史蓄德”的倫理教育便是它的最終指向。

　　紀昀關於“褒貶協當”或“褒貶未協”的價值批評必然引發如下思考：在完善史學傳統的重大課題下，如何將史家的褒貶引入“協當”的軌道上，從而更有效力地發揮“以史蓄德”的功能。

紀昀對此作出了“二律背反”式的回答：

　　蓋千古之是非繫於史氏之褒貶，史氏之是非則待於聖人之折衷。②

　　這是紀昀為“褒貶協當”所指出的第一條路徑。

　　由帝王裁決史家褒貶的價值認知前提，否定了史學家直接認識善惡是非的主體性，史學因此而淪為君主專制主義的奴婢。紀昀之所以有如此之言，顯然與清代君主專制高度強化、乾綱獨斷登峰造極的歷史動態大有干係，更與乾隆帝直接干預《四庫全書》的撰修有密切的因果聯繫

　　①　參見《總目》，卷六十二，史部，《古今宗藩懿行考》條；卷六十二，史部，《明經濟名臣傳》條；卷五十七，史部，《名臣碑傳琬炎集》條。真按：當作名臣碑傳琬琰集！

　　②《總目》，卷八十八，史部，《御製評鑑闡要》條。真按：上文註作御製評鑑闌要，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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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如紀昀僅僅將史學的“褒貶協當”繫於帝王的裁奪，那麼，他的史論價值無疑將頗為黯淡。然而，紀昀又提出了如下原則性論斷：

　　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未知其人之始終，可定其品之賢否乎？②

　　基於這樣的觀念，當清人劉紹攽批評《左傳》“不過敘事”，紀昀斷然予以有力還擊：

　　（紹攽）不知有事跡而後有事非，有事非而後有褒貶。真按：疑當作有事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 ③

　　由於褒貶的生發全然依賴於“事跡”，確保“事跡”客觀性和真實性的“直書無隱”便成為“褒貶協當”的重要依據。宋人劉時舉在《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一書中，“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真按：疑當作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何故此處斷句如此？ “一一據實直書”。紀昀對這種作史法大為稱讚，認為它是“褒貶頗協”的範例④。

　　①關於乾隆帝對《四庫全書》編撰直接干預的詳細記述，可參閱黃愛平所著《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人大出版社，真按：人民大學 1989年1月版。

　　②《總目》，卷首，《凡例》。

　　③《總目》，卷三十一，經部，《春秋筆削微旨》條。

　　④《總目》，卷四十七，史部，《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