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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此書目據陶湘輯《書目十三種‧武英殿聚珍版書目》略加改易編成。

二　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最初雕板刻印的四種書籍，通常仍列入武英殿所刊《四庫全書》珍本秘籍之內，但為與其後使用聚珍版刊印的一百三十四種書籍相區別，一般稱之為“武英殿初刻本”。

三 　嘉慶年間，武英殿續行使用聚珍版排印書籍，計有《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吏部則例》、《重舉千叟宴 詩》、《呂東萊大事記》（附通釋、解題）、《平苗紀略》、《畿輔安瀾志》、《續琉球國志略》、《西巡盛典》等若干種，行款各異，一般稱之為“聚珍版單行 本”，不計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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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四庫全書》的補遺工作

第一節　空函書籍的辦理

　 　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乾隆不斷下令臨時纂修各種書籍，並直接授意對某些書籍進行改纂增補，因 而，部分館臣在從事輯佚校勘的同時，也擔任一些書籍的纂修、增補工作。由於種種原因，不少書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這就出現了四庫書成之後仍有部分空函 待補的現象。空函書籍的辦理，便成為《四庫全書》纂修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纂辦

　　各種書籍的增修、改纂，早在《四庫全書》開館不久就陸續開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纂修官遵照乾隆的諭令，先後對收入《四庫全書》的部分書籍作了改纂和增補，並新修了數十部書籍寫入《四庫全書》，大大增加了《四庫全書》內“敕撰本”的種類及數量。

　　（一）改纂增補

　　某些流傳舊書，或內容不夠賅備，或史實記載訛誤，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在乾隆看來，若將這些書籍原本不動地收入《四庫全書》，不免襲謬沿訛，難以信今傳後，便先後下令予以增補、改纂，認為這樣才能使之流傳久遠。如清初朱彝尊原撰《日下舊聞》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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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採史乘，旁及稗官雜說，薈萃而成，視《帝京景物記略》、《燕都游覽志》諸編，較為賅備，數典者多 資之。第其書詳于考古，而略于核實，每有所稽，率難徵據”，乾隆很早就留意該書，意欲“詳加考證，別為定本”。而編纂《全書》，典籍薈萃，則為考證補訂提 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因此，四庫開館伊始，乾隆就諭令四庫館總裁選派專人，“將朱彝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核，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實，及承襲訛舛、遺漏未登 者，悉行分類臚載，編為《日下舊聞考》”，並指定于敏中“總其大成”①。於是，館內專立修書處，分派部分纂修官，對《日下舊聞》一書進行全面考核增補。原 書成於清代初年，所載京師五城及周圍各州縣轄地與當時的情形不盡相合，纂修官便“一一以新定界址為之移正”；原書所列古跡，“皆引據舊文，誇多務博，不能 實驗其有無，不免傳聞訛舛，彼此互歧”，纂修官也“一一履勘遺蹤，訂妄以存真，闕疑以傳信”②。在詳加考核的基礎上，纂修官還對原書門類作了調整，並新增 “苑囿”、“官署”二門，以便盡可能地反映京城的歷史、沿革及現實情形。為了做到記載翔實有據，修書處還行文各衙門，咨查它們各自“坐落方向、地名、房 間、規模、層數，及各司廳于何年月日興建，何年月日重行修造，及有無石刻、碑碣、古跡之處，並從前衙門名目，與今異同，或今有昔無，今無昔有，或增或減” 等有關情況③，藉以作為纂修的依據。經過數年的努力，《日下舊聞考》終於纂辦完竣，全書篇幅由原有的四十二卷猛增至一百六十卷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七日諭。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日下舊聞考》提要。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三十九年六月纂修日下舊聞處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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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內容充實，資料豐富，而且編次合理，考證詳晰，成為總結、反映北京情形的最大、最完全的地方志專著。

　 　增補而外，某些書籍的訛誤乖舛之處，也成為導致改纂的原因。如南宋葉隆禮奉敕原撰《契丹國志》，根 據司馬光《資治通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洪皓《松漠紀聞》等史書、雜記的有關資料，“分條採摘，排比成編”，記載有遼一代事跡。四庫館臣於校勘繕 寫成書後，照例進呈。不料乾隆“披覽”之後，認為該書“體例混淆，書法訛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 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 於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為訛謬”①。特別是書內某些有乖“綱目大義”及綱常名教的議論，更使乾隆難以容忍。他諭令總纂紀昀等人將原書“重加釐正，改 纂成編”。纂修官遂“謹奉綸言，詳悉刊定，參考辨證，去偽存是”，並“仰稟睿裁，推厥指歸，具諸凡例”②，在對原書作了刪改之後，再經乾隆“欽定”，才錄 入《四庫全書》③。其他如明代商輅原撰《通鑑綱目續編》、乾隆初年敕撰《通鑑輯覽》等書，也或因訛誤，或由於未備，先後經乾隆下令予以改纂增補，有的原書 甚或遭到查禁。

　　（二）重改譯音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諭。

　　②文淵閣《四庫全書》，《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首提要。

　　③　按：文淵閣、文溯閣《四庫全書》於該書均題為《欽定重訂契丹國志》，但《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僅題《契丹國志》，提要內容也有所不同。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書前提要相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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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得統治者不僅對明末清初時期大量具有民族思想和反 清意識的詩文著述十分忌諱，而且對中國歷史上有涉民族關係的史實記載也深為敏感。乾隆不滿於前代史書中有關少數民族人名、地名譯音大多“沿用鄙字”的現 象，特別是遼、金、元三史所載譯名，他更認為是“顛舛支離”，鄙俚不經，因而下令將《遼史》、《金史》、《元史》等史書中的人名、地名等有關譯音一律重加 改正，諸如把《遼史》中的族名“夷都袞”改為“伊特根”，地名“耶迷只”改為“尼瑪齊”；《金史》中的人名“禿罕”改為“圖罕”，官名“勃極烈”（一作 “勃堇”）改為“貝勒”；《元史》中的人名“兀都蠻”改為“諤都瑪勒”，部屬稱謂“斡脫”改為“鄂拓克”①，等等，並將改正後的譯音編成《遼金元三史國語 解》，作為範本，用以刊正宋明時期所有“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的書籍②。就連歷經康雍二朝纂成，乾隆初年刊行的《明史》，乾隆也指責其書“於 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尚沿舊時陋習，如‘圖’作為‘兔’之類，既於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聲稱“今《遼》、《金》、《元史》已命 軍機大臣改正另刻，《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轉可聽其訛謬”，下令“一併查改，以昭傳信”③。這樣，遼、金、元、明四朝史書的有關譯音均被納入了查改範圍。由於查改譯音的數量很大，這項工作最後並沒有全部做完，如《明史》的譯改只完成本紀部分，列傳譯改未畢，志表則尚未進行真按：乾隆諭旨並未被完全執行

①《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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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臨時新修

　　為了抬高《四庫全書》“欽定”的地位和身份，也出於種種政治上的需要，在全書編纂過程中，乾隆不斷下令臨時增修各種書籍，收入《四庫全書》。三十八年（1773年）， 乾隆以本朝開國源流“事閱五朝，時逾十紀，舊臣之所誦說，故老之所歌吟，口耳相傳，或不能盡著于竹帛，而實錄、寶訓尊藏金匱，自史官載筆以外，非外廷所得 而窺”為由，特諭館臣撮述清朝自發祥至入關前的有關事跡，編成《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以明“創業之艱難”②。四十五年（1780年）， 乾隆考慮到“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為詳備”，這些職官典制雖一併“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秩然”，但其中 某些“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等因革損益之處，仍未能全部記錄下來，因此，有必要“備溯源流，明其利弊”。便諭令總纂官紀昀等人，“將本朝文武內外官 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群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 府，并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俟“欽定”後“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 備之盛”，并使臣工百僚“各顧名思義，凜然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③。其他如鑑於“歷代建儲諸弊，及我朝家法相承，於立儲 一事之不可行

　①　參見《明史本紀》，王頌蔚《明史考證攟逸》。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皇清開國方略》提要。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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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將歷代冊立太子事跡有關鑑戒者，採輯成書”，編纂《古今儲貳金鑑》，“以昭殷鑒”①。又諭令館臣收集乾隆五十年（1785年） 舉辦千叟宴時臣下進獻的頌詩贊詞，編成《千叟宴詩》三十六卷，“錄入《四庫全書》，以昭久道化成之盛美”②，炫耀“太平至治”之“盛世”。凡此種種，再加 上清政府於各項武功告成之後照例編纂的各種方略、紀略，這類臨時增修的書籍，數量都比較可觀，並一直持續辦理到乾隆末年。

　　在上述各種書籍的纂辦過程中，乾隆的督責一直十分嚴厲。四十二年（1777年） 三月，總裁舒赫德奏報當時承辦未竣的十餘種書籍名目，請求“各派總裁專其成”③。乾隆立即批准，並親自指定有關人員負責纂修。為保證進度，乾隆還諭令軍機 大臣明確規定各書辦理期限，以便按卯進呈，“並將排定卯期知照稽察上諭處，以備查核。如有誤卯不進者，即由該處查參”。這種嚴立程限的辦法頗見成效，以往 “未定卯期以前，每年進呈之書，最多不過九十餘卷”，而立限以後，僅一年時間，進書已達三百四十餘卷，其中《臨清紀略》、《蒙古源流》、《通鑑輯覽》各書 已在規定期限內完成，《日下舊聞考》、《國子監志》等書也可按期竣事，只有部分卷帙較多的書籍，如《大清一統志》、《音韻述微》、《熱河志》等，需“酌定 應展限期”④。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除“編纂未完留待插架”各書外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十九日諭。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欽定千叟宴詩》提要。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學士舒赫德奏摺。

　　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一日軍機大臣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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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四庫全書》已繕校完畢，庋置文淵閣。這樣，盡快完成改纂、新修的各種書籍，就成了當務之急。據當時軍機大臣奉命檢查的結果，各書辦理情形如下：

　　纂辦全竣現在繕寫刊刻各書單

　　《皇輿西域志》、《西域同文志》、《熱河志》、《音韻述微》、《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平定兩金川方略》、《通鑑輯覽》、遼金元三史、《明史本紀》、《明紀綱目》、《續文獻通考》、《遼金元國語解》、《蒙古源流》、《勝朝殉節諸臣錄》

　　現在纂辦各書單

　　《開國方略》、《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宗室王公表傳》、《滿洲源流考》、《蒙古王公表傳》、《日下舊聞考》、《續通典》、《續通志》、《職官表》、《蘭州紀略》、《契丹國志》、《明唐桂二王本末》

　　業經辦完寫入《四庫全書》各書單

　　《滿洲祭祀書》、《國子監志》、《臨清紀略》，已經武英殿刊竣①。

對其中尚未辦完的十餘種書籍，乾隆採取了嚴格的限期措施。先是諭令軍機大臣“每兩月查核奏聞一次”，繼而又下令“各該館纂修擬定各書完竣日期”。據當時所列清單，各書辦理情形及預定期限如下：

　　《大清一統志》，已進過二百九十七卷，未進約六十卷，計期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

　　《盛京通志》，已進過三十卷，未進約七十卷，計期於四十八年七月完竣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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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官表》，已進過十六卷，未進約五十卷，計期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

　　《蘭州紀略》，已進過四卷，未進約十六卷，計期於四十八年八月完竣。真批：這裡似乎不用照抄全錄，有充篇幅不成，殆舉其大要而註明參引即可.

　　《日下舊聞考》，已進過一百六十六卷，未進約二十卷，計期於本年十二月完竣。

　　《明唐桂二王本末》，已辦竣，現在加案覆進，即送武英殿寫入《四庫全書》。

　　《契丹國志》，現在趕辦，擬於九月內全部進呈。

　　《滿洲源流考》，已進過十四卷，未進約七卷，計期於本年十二月完竣。

　　《續通志》，已進過二百七十八卷，未進約四百三十卷，計期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

　　《皇朝通典》、《通志》，此二書甫經接辦，尚未進起，卷帙浩繁，約於五十二年夏季完竣。

　　《開國方略》，共三十二卷，現擬於十二月內進起，計期於四十八年四月完竣。

　　《宗室王公表傳》，共十卷，現擬於本年十月內進起，計期於四十八年五月完竣。

　　《蒙古王公表傳》，已進過四卷，未進約二十八卷，計期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①。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奏摺及後附“各館現辦各書酌定完竣日期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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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這個清單可以看到，除《皇朝通典》、《皇朝通志》二書因情況特殊，預定纂辦時間較長外，其餘都定在當 年或次年陸續完成。就連考核增補《續通志》這樣的大部頭著述，尚有數百卷未及進行，也被定在乾隆四十八年底辦竣。期限如此迫促，纂修各官只得拼命趕辦，軍 機大臣也不敢懈怠，多次檢查各書進呈卷數及辦理情形，按時向乾隆奏報。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規定限滿時，原纂《滿洲源流考》、《日下舊聞考》、《契丹國志》、《明唐桂二王本末》、《蘭州紀略》以及新修《河源紀略》諸書均已辦理完竣，《盛京通 志》、《大清一統志》、《歷代職官表》、《蒙古王公表傳》各書因故准予寬延限期，只有《開國方略》、《宗室王公表傳》、《續通志》三書未能按時完成。為表 示獎懲有別，乾隆下令對按時完成修書任務的總載、纂修、謄錄等人予以議敘，將“逾限未經辦竣亦並未聲請展限”的總裁、纂修人員“交部照例議處”①，並責成 軍機大臣“嚴催各館，將逾限各書加緊趕辦，務期一律迅速完竣”②。乾隆五十年二月，軍機大臣再次查核各書辦理情形，其中《盛京通志》、《歷代職官表》、 《續通志》各書已於上年先後完竣，《大清一統志》、《蒙古王公表傳》、《開國方略》、《宗室王公表傳》各書最晚在當年四月也可告成，只有《皇朝通典》、 《皇朝通志》二書尚在纂辦之中。至此，比較集中地纂辦、增補各書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二、繕校

　　在纂辦、增補各種書籍的過程中，七分《四庫全書》陸續繕校完畢，裝潢貯閣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日諭。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年二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