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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芒畢露。這些特點在女性作家的創作中顯得比較獨特。
作為一個女性作家，丁玲一直對女性命運給予極大的關注，她的作品相當多是以女性為主要人物，夢珂、莎菲、伊薩、阿毛、麗嘉、曼貞、貞貞、陸萍等等，她們組成了獨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由於作家對她們內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準確把握和細膩表現，使她們成為中國20至40年代女性形象中一組不可忽略的風景。
張天翼（1906—1985），原名張元定，又名張一之，原籍湖南湘鄉，出生於南京，幼時隨做教員、職員的父親輾轉於南京、上海一帶，1924年在杭州中學畢業，1926年考進北京大學預科，同年發表了一些偵探滑稽小說。一年後因家庭貧困和對學校課程失望退學回杭。1929年短篇小說《三天半的夢》在魯迅、郁達夫主編的《奔流》上發表後，極受鼓舞，此後作品日多。1931年底加入「左聯」，作品逐漸受到左翼文壇的重視。自1928年起至1942年作家因患肺結核輟筆止，十餘年的時間就出版了《從空虛到充實》、《小彼得》、《移行》、《速寫三篇》等12部短篇小說集，中篇小說《清明時節》，《鬼土日記》等5部長篇小說及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如童話《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等。
張天翼在學生時代即寫過偵探、滑稽小說，1929年他在《奔流》發表《三天半的夢》，踏入文壇，1931年 《二十一個》發表，引起文壇關注。早期的作品有時「失之油滑」⑭，隨著作家人生閱歷的加深，眼中充斥著人間的不平之後，油滑便逐漸為憤世嫉俗所取代，諷刺 便成為張天翼切入社會人生的利器。這既是對魯迅諷刺小說傳統的繼承，也是他筆下的世界所決定的，而且也得益於契訶夫、果戈理小說的有益影響。張天翼踏入社 會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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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時間是做家庭教師、賬簿抄記員、小職員、小報的記者編輯等，廣泛的社會經歷使他有機會接觸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這也使他的筆幾乎「速寫」了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笑》裡的九爺，《脊背與奶子》裡的長太爺等是其中一種類型。
張天翼寫得最多的也是最成功的是他的「灰色」人物系列，他們由小知識分子、小市民、小官僚們組成， 作者對他們庸俗、空虛、愚昧、可憐、可笑的生活進行了多方位的剖析。在表現這類人物時，作家往往抓住他們的矛盾心態，使之顯露出可笑之處。在《溫柔的製造 者》裡作家安排已經是幾個孩子的父親的老柏與女學生家璇在不同的場景演同樣內容的「劇」：老柏應家璇的要求不停地向家璇表白自己對她的「那個」感情，極力 製造溫柔的「愛」，他在「製造溫柔」時常常懊悔自己的時間被耽誤，但一旦「解放」之後他又想「那個」了。《移行》裡的桑華，一個憧憬、嚮往浪漫「革命」的 新女性，參加革命後才知革命就是貧窮、疾病、危險、酷刑的代名詞，最終離開革命者愛人，嫁給讓自己感到像「吃了一勺蓖麻油」的闊老。在錦衣玉食的包裹中， 她說自己嫁闊老是「為了革命」。的確她當初是為革命籌集經費才接近那個闊老的。這不啻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不幸人們是五四以來作家們著力表現的對象，張天翼對他們的不幸往往不是濫施同情，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對其思想中的愚昧成分不遺餘力進行諷刺，從而使作品更引人深思。在這類作品中，《包氏父子》（《文學》月刊，1934年第2卷第4號，後收入《移行》）是最有代表性的。在有錢人家作門房的老包一生克己勤儉，清白做人，卻為了滿足兒子包國維物質上永無止境的欲望去厚著臉四處借錢，一次因無錢買兒子要的髮油甚至去偷主人家的。他的願望只有一個，希望兒子出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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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包國維打架被學校開除後，他還得四處籌錢作賠，為此幾近瘋狂。老包的悲慘境遇堪憐，但更發人深思。
抗戰爆發後，張天翼以一個諷刺家的敏銳眼光發現了一些貌似積極投身抗日工作其實一事無成的官僚們，便於抗戰初期發表了短篇小說《華威先生》（《文藝陣地》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後收入《速寫三篇》）。華威可說是作家對那個時代的新官僚們進行高度概括性的人物。華威是既「天真」、「可愛」又「糊塗」⑮的，他為抗戰工作「忙」個不 停，每天坐在黃包車上在城市裡穿梭，到處開會、發言，或努力進入每一個新成立的抗日團體。「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 其實呢，他每天忙的「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別人吃飯」，或者生氣於哪個新成立的團體沒請他加入、領導，哪個會議沒請他去作演講、報告，哪個會議他演 講了可是哪些人沒去恭聽。他未解決過任何實質性的問題，因此他的「忙」最後只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張天翼的諷刺對象主要是人而非事，所以他著力於人物刻畫而疏於故事敘述，他所安排的情節主要是為人 物形象刻畫服務，當他的人物刻畫完畢，他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故事的高潮和結尾往往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筆。並且，張天翼諷刺的是有缺陷的 人而不是人類的缺陷。在他心目中人是分成兩類的，一類是健康的、理想的人，一類是充滿各種缺陷的人，張天翼正是按照前者為理想來比照、觀察和諷刺後者的。 他的筆下，老包、小包、華威、老柏、桑華、九爺、長太爺，這些人都是作者要批判、否定或拯救的一群，但他並沒有把他們看成人類的全部，他在批判諷刺他們時 正是心存著一種高尚的理想。他的小說，敘述者總是具有健康的理想的人格，他的批判對象都是某些特定的、具有某種特定缺陷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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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不把這種批判擴大到整個人類普遍的人性弱點，更不會將批判的鋒芒引向自我。在他的作品中歸納不出 人性的悖論和世界的荒誕。所以，他是諷刺的，而不是幽默的；他是批判的，而不是自嘲的；他是戰鬥的，而不是調侃的，「是一種純喜劇的、鋒利無比的，貌似狠 心腸的」⑯，熔狄更斯、果戈理、契訶夫諷刺文學的特點於一爐而成自己的風格。這是張天翼式的諷刺區別於老舍、錢鍾書式的諷刺之所在。
由於張天翼的諷刺總是針對具體的某些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常用的手法是抓特徵，他總是強調重複人物 的音容笑貌、言行舉止的某個特徵，將之突出、變形、誇張，他把他對這個世界所看到的並以為很重要的一面通過這種漫畫式的方法表現出來，鮮明地傳達出他的是 非觀和價值觀。陪小心是老包如影隨形的動作，在包國維面前更加明顯。只要包國維拿起「書本」（其實是艷情小說），老包便大氣也不敢出，並充滿崇敬之情。包 國維在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面前，唯唯諾諾，畢恭畢敬，低聲下氣，溜鬚拍馬，在老包面前則鼻孔朝天，說話永遠是不耐煩地叫囂。包國維回家，永遠是「磅！」， 踢開家門；走到任何地方，都要抽空照鏡子抹頭髮。華威先生與人說話時總是一根手指頂著對方的胸口，造成一種咄咄逼人的效果，也顯示出他剛愎自用的性格特 徵。《我的太太》裡的太太從前是有錢人家的小姐，家道沒落後不得已嫁給窮大兵，她常常回憶自己被人伺候的過去，一到傷心處便把黃鼻涕「叭」地摔得滿牆都 是。有「教養」的出身和沒教養的動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注意每個人的表達個性的動作或每個人說話的用字，這頗似狄更斯的手法」⑰。
張天翼諷剌手法的高超之處在於巧妙地使用自相矛盾的方法。在小說的開頭也常常讓人物亮出自己的盾，最後讓自己的矛來攻破自己的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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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說《砥柱》中他先讓一個道學老先生大罵隔壁船艙的污言穢語影響了他的女兒，逐漸使他暴露出見不得 人的念頭，而到小說結尾，這位道學先生終於與隔壁船艙的人同流合污。從《砥柱》，到《溫柔的製造者》、《移行》，到《華威先生》，都可以看到作者這種諷刺 的技巧：首先亮出人物的一面，最後讓人物自己的言行揭示出他的另一面，這兩面的自相矛盾暴露出人物的真實面目，達到了諷刺目的。
張天翼小說常常是戲劇化的，人物的性格組合是對立衝突的，小說的情節經常峰巒迭起、急轉直下，結尾 常有畫龍點睛之筆，而人物形象誇張者居多，小說的語言也顯得俏皮、淺顯而生動，這一切都使諷刺的效果直接而且有力。但誇張的手法把人物從正常的關係環境中 剝離出來，一旦失度不免失真；常用的諷刺手法一旦形成模式，本來想出人意料卻往往讓人在意料之中；而對人物特徵的過度關注常常使人物概念化，形成「扁形」 人物。這使得張天翼的諷刺犀利有餘而深刻不足。
張天翼的小說，不僅給當時充滿「革命+戀 愛」風氣的左翼文壇帶來新鮮氣息，而且為中國現代諷刺畫廊提供了新的諷刺形象、新的諷刺手法。他的諷刺，不同於魯迅的「含淚的笑」，不同於老舍先生的以語 言的幽默取勝，也不同於錢鍾書的對人生的荒謬和世界的荒誕的調侃與解嘲。他的諷刺，是力度，是誇張，又是對中國社會生動的描摹，華威等人物形象也顯示出作 者典型化創作的高度概括力和豐富的表現力。
張天翼還是一位童心頗濃的兒童文學作家。作為一個以諷刺手段見長的作家，他的兒童文學作品既不同於冰心的溫婉，也不同於葉紹鈞的平實，他的幾部童話都有豐富而奇特的想像，相當活潑有趣。代表作《大林與小林》通過大林、小林兄弟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與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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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諷刺的筆法展示善惡、美醜的矛盾。在30年代童話作品比較缺乏的情況下，張天翼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第三節 新感覺派小說
與京派對立並曾發生論爭的，有上海的新感覺派。這是一個活動於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前半期的現代主義小說流派。
30年代新感覺派是在以橫光利一、片岡鐵兵等為代表的日本新感覺派和法國都市主義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所以又被稱為「都會主義小說」⑱。從1928年9月劉吶鷗創辦《無軌列車》半月刊，至同年年底該刊被查禁，是新感覺派小說的萌芽期。自1930年9月施蟄存、劉吶鷗等創辦《新文藝》至1932年，是它的發展期。在這一時期，劉吶鷗以感覺主義方法創作的反映現代都市生活的8篇小說已結集為《都市風景線》出版；施蟄存放棄早期抒情小說的寫法開始自覺運用弗洛伊德學說來分析人物心理；穆時英則與劉吶鷗、施蟄存取得了聯繫，為他後來進入這個流派準備了條件。1932年5月由施蟄存主編的大型文學期刊《現代》創刊，為新感覺派小說提供了最重要的發表陣地。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新感覺派為一個小說流派已經形成，並開始步入成熟期。1935年初施蟄存因故辭去《現代》編輯一職，標誌著這一流派的解體。
30年代新感覺派的主要作家是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此外還有黑嬰、徐霞村、葉靈鳳等。
施蟄存（1905～），是新感覺派小說中文學成就最高的作家。生於杭州，幼年隨父母去蘇州，8歲時隨家遷居松江。中學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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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就讀於上海大學、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1927年後回松江擔任中學教員。1928年以後參加過《無軌列車》、《新文藝》的編輯。1932年應邀擔任《現代》雜誌編輯。抗戰爆發後先後在雲南大學、廈門大學、上海暨南大學等校執教。1952年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至今。
施蟄存小說創作開始於20年代中期。最初的試作，大都收在《江干集》、《娟子姑娘》和《追》等集中，藝術上比較幼稚。作者認為「我正式的第一個短篇集」是《上元燈》。其中的10篇作品，大多以成年人懷舊的感情來回顧少年時期的生活，抒發人生的慨嘆，感情純潔，有詩的意味，除《漁人何長慶》外，其餘9篇 都用第一人稱，或真切地寫出了少男少女純潔的初戀（《上元燈》），或以出人意料的事件、人物反映社會世態的某些側面（《栗芋》、《閔行秋日紀事》）。只有 《周夫人》、《宏智法師底出家》兩篇，帶上了弗洛伊德學說的影響，預示了他後來創作的變化方向。從總體上看，《上元燈》以憶舊方式狀寫人生面影，善於烘托 氣氛，帶著淡淡的哀愁，具有較為濃郁的抒情氣味。
真正自覺地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創作的小說，主要是《將軍底頭》、《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 品》三本集子中的作品。受奧地利心理分析小說家施尼茨勒（又譯顯尼志勒）的影響，他曾熱心譯介施尼茨勒，經他翻譯出版的施尼茨勒小說有《倍爾達‧迦蘭夫 人》、《田比亞特麗思》、《愛爾賽小姐》、《中尉哥斯脫爾》、《薄命的戴麗莎》。施蟄存「翻譯這些小說，還努力將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⑲。施蟄 存心理小說中的二重人格描寫、變態性心理解剖、小說人物內心意識流動等藝術，顯然都來自施尼茨勒。他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開掘人物的潛意識和隱意識領域， 表現人物的變態心理和夢幻心理，引出了本我（性本能）與超我（道德）尖銳衝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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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底頭》一篇「寫種族和愛的衝突」⑳。主人公唐代將軍花驚定奉命征討吐蕃，途中遇一美女，遂成為 其情欲對象，但軍紀、道德壓抑著他的情欲，他帶著這一矛盾揮刀上了戰場，後在戰鬥中被殺了頭，還策馬回到他心愛的姑娘身旁。小說重點展現的情欲與道德的衝 突，帶有一定的神怪、魔幻色彩。收在《將軍底頭》集中的其他3篇 也均以精神分析法來寫歷史人物。能更充分地體現施蟄存心理分析小說特點、也有較強的社會意義的，是收在《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中描寫現實生活的作 品。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度，鼓吹存理滅欲的儒家學說作為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戕害著國人的天性。因此，當施蟄存圍繞著性愛意識在 日常生活中取材、用精神分析方法來剖析國人的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時，這些作品就具有了較為鮮明的反封建，以至反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這方面比較成功的作品有 描寫城鎮中青年女性性苦悶的《春陽》和《霧》。《春陽》中的嬋阿姨年輕時為了錢財同丈夫的牌位拜堂，犧牲了自己的青春，但對情欲的渴望仍然留在她心底。作 品從她某天來到上海銀行取錢寫起，寫了她在春天暖陽的照耀下萌發的對一個年輕銀行職員的愛欲衝動，表現了人性無法壓抑的思想，對封建道德摧殘人性、對資本 主義金錢關係異化人性進行了比較深刻的揭露。《霧》寫28歲的神父女兒素貞偶然在火車上遇到了一位令她頗為中意的青年紳士，但當她得知這個男子是個電影演員時，竟「好像受到意外的襲擊」，內心裡罵他是「一個下賤的戲子」。小說通過對素貞的心理分析，說明封建等級觀念、守舊思想流布甚廣，已經深入骨髓。
1936年施蟄存出版最後一本小說集《小珍集》，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較前開闊。他運用心理分析方法描寫上海附近區域裡發生的各種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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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回歸現實主義的傾向，這時他中止了對施尼茨勒作品的譯介。
施蟄存的小說屬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說，具有較多新感覺主義特徵的則是劉吶鷗、穆時英的作品。
劉吶鷗（1905—1940），原名劉燦波，台灣台南人。1920年入日本青山學院，經中學部和高等學部，於1926年畢業。畢業後即插入上海震旦大學法文班學習。結束學業後即滯留上海。1928年 開始創作，著有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線》和未成集的《赤道下》等少量小說。劉吶鷗是中國新感覺派小說的開山作家。他利用自己日文、法文較好的基礎，介紹過 給日本新感覺派較大影響的法國都市主義作家保爾‧穆杭，翻譯過收有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橫光利一、片岡鐵兵作品的《色情文化》。收入《都市風景線》中的8篇 小說也是較早運用感覺主義寫出的作品。如書名所示，這些小說是描寫上海這個大都市的現代「風景」的。它們採用與現代都市生活快速節奏相適應的跳躍手法（電 影蒙太奇手法）、意識流手法著重暴露了資產階級男女放縱、刺激的色情生活，寫出了大都市的病態和糜爛。《遊戲》、《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者》、《禮儀和衛生》 等都是以男女兩性關係為題材，從都市街頭到家庭生活全面展示了現代都市裡逢場作戲式的情欲氾濫，說明現代都市人的人性已被金錢所異化，人已墮落為毫無理性 的行屍走肉。劉吶鷗曾自我評介：吶鷗先生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著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這……現代生活，下著銳利的解剖刀。有一兩篇也觸及到了階級的對立 和鬥爭，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興階級的遠大前途（如《流》）。但劉吶鷗在暴露都市的病態和爛糜時，卻也不無欣賞，流露出病態的情調。
穆時英（1912—1940），浙江慈溪人。幼年隨銀行家的父親來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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