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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進行互著,才能妥善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使一家之學完備,同時便於學者“稽檢”。所謂“易淆”的書,是指歸這類也可、入那類也行的書。如史部的食貨與子 部的農家就易混淆。像這些書,也只有通過互注,才能避免“抵牾錯雜”。他還指出,鄭樵就是因為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其著《通志》在著錄圖書時,遇有兩歧牽制 之處才出現一些“抵牾錯雜”、“百弊叢生”現象的。這正好從反面說明,在編目著錄圖書時,使用互著法的好處和必要性。
關於別裁,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別裁》中論述道:“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 故事者,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 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于本類,亦兩不相妨。”如:“敘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圓》、真按:一作員! 《淮 南‧地形》諸史地志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列類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皆可無遺憾矣。”在這裡,他舉例說明,在一書中,不論“採用成 說”也好,“襲用故事”也好,只要它們“于全書之內自為一類”,就可裁篇別出,將它們歸入與所在書不同的另一類去。這樣可使析出的篇章或單書在目錄中得到 反映,把同類的資料集中在一起,便於學者治學時查考,“至其全書”,“兩不相妨”。他還強調,著錄時,對於裁出的篇章,務須標明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
當時,有些學者反對使用別裁法,認為裁篇多了會把一書弄得支離破碎。他反駁道:“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①真批:何故用轉引資料? 他認為,一書中的明顯重要之篇,學者治學時必須參考,怎能不將其裁出呢?
他指出,著錄圖書資料時使用互著與別裁有很多好處:①能使分類細密深入,使圖書的內容得到充分揭示,並在目錄中反映出來,有利於學者“即類求書,因書究學”
①徐召勛。學點目錄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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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能把同類的圖書資料集中在一起,使其“繩貫珠聯”、“無所缺逸”,起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使學者知道某類都有些什麼圖書資料,哪些適合自己治 學需要。③便於學者“究古人之源委”,了解某類圖書的發展概況,知道什麼時候有些什麼書,這些書的內容如何,互相之間有什麼聯繫和區別。④遇有兩歧牽制之 處,可以避免“抵牾錯雜”、“百弊叢生’。
在編目中使用互著和別裁時應注意些什麼,章學誠都論述得非常清楚。這裡不再多說。總之,運用互著與別裁可使“圖書著錄的方法,由此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這是章學誠對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又一個大的貢獻”。①
3.關 於怎樣著錄書的存、佚、缺或未見的問題。在著錄時,每書都注明存、佚、缺或未見,確有一定的意義。因為這樣可以為因目檢書、因書究學的學者帶來很大方便。 同時也為學者們互相傳錄補配提供了線索,使很多珍籍殘本得到收藏和補配,不少佚帙被發掘了出來,免遭亡佚。在目錄中著錄書的存、佚問題,開始於唐釋道宣的 《大唐內典錄》。到了清季,這一方法有了重要的發展。不少學者對其進行了研究。收穫較大者,要數章學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存、佚、缺、未見” 下了較為確切的定義;二是提出了較為科學的著錄方法。
章學誠在《史考釋例》中說:“存佚必實見而著‘存’,知其必不復存著‘佚’,然 亦有未經目見而見者稱述其書,確鑿可信則亦判‘存’,又有其書久不著錄,而言者有證,則判‘未見’。”“亦有其書情理必當尚存而實無的,則亦斷為‘未見 ’。”“古書已亡,或從收刻其畸篇殘帙,本非完物,則核其著錄而斷‘缺’。”對於這些書,他提出的著錄方法是
①羅孟禎。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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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行著錄為名,書名下著錄其著者名稱,第二行著錄其卷數,第三行著錄其“存”、“佚”、“未見”、“缺”。他舉例說,若《漢志》、《隋志》、《唐志》均載 某同一書時,著錄時以最前者為準;如果它們同載某一書而其篇卷不同者,要詳加考證,以錄其準確的,其他的則注明之;若史志及官私目錄沒有記其卷數,僅在他 書內有記載就著為見某書,不著錄;若他書無記載,則著為無篇目。如果在全書之中,摘取某篇單獨著錄的,一定要加上篇名,同時注明該篇出處。要是某文集傳志 類中記載某人著有某書,但又無法考證時,就著見某篇所引。
查考這些著錄方法,和我們現在的著錄較為接近。首先,內容大體相同。對書名、著 者、卷帙數著錄的順序也相同。有些地方在著錄時要加說明以及摘篇別出時要說明其出處,這些正是現在著錄時附注項裡內容的一部分。尤其是他在著錄時尊重事 實、詳加考證、絕不草率從事的態度,在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
四、關於撰寫敘錄方面
所謂敘錄,又稱解題或提要。關於敘錄在圖書目錄當中的作用,很多學者均有論及。 有的認為其能“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魏徵《隋書經籍志》),有的說可使讀者“覽錄而知音,觀目而悉詞”(唐毋煚《古今書錄序》),還有的認為其作用在於 “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算卷帙之多少”(唐釋智昇《開元釋敘錄序》)真按:原訛作釋智異(异),徑改! 。 關於敘錄的作用,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原道》中評價《七略》的敘錄時說:“《輯略》……最為明道之要。……其敘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 蓋出古者某官之掌,某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中六藝,真按:疑為衷之訛! 宣明大道,不徒為甲乙紀數之需。”歸納其意思,能夠看出,他認為敘錄作用主要有五:①記述學術源流;②說明群書之旨;③解釋類目意義;④注明類目之間的關係;⑤發揮作者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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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七略》流為四部之後,不少學者在編著書目時不寫敘錄了。這與當時人們 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直接關係。有的人認為編製書目時沒有必要寫敘錄。如宋代的鄭樵就提出“泛釋無義”論。他認為敘錄或解釋多了,沒什麼意義。不少目錄學家 同意這一觀點,如清朱彝尊等就是如此。但是更多的學者則持反對意見。由於認識不統一,不少四部書目都沒有敘錄,有的雖有,也很簡單,作用很小。對於這種狀 況,章學誠感到不滿。他認為這樣下去,書目便起不到辨章學術的作用。於是,他大聲疾呼要“宗劉”!要發揚《七略》的優良傳統,要學習劉向父子寫敘錄。當 然,他的“宗劉”提法還有其他方面內容,因與本問題無關,不再贅述。他還千方百計補救四部沒有敘錄的這一缺陷。他在《校讎通義‧宗劉篇》裡提出的辦法是: “《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這就是說,對那些沒有敘錄的四部的 目錄,均要附以文字的說明,使“說明”內容起到敘錄的作用,以達到“辨章流別之義”的目的。
關於敘錄的內容和寫法,章學誠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寫敘錄時,要用簡潔的 語言,把一書作者的簡歷、內容介紹和評價交代清楚。為了具體說明寫法,他還親自動手為史書、文集、類書、書鈔、詩文評等幾個新興的圖書種類中有的書作了類 敘,以供他人參考。他還在目錄書著中,帶頭推廣類敘,如他為自著的《史籍考》寫了二十餘篇的類敘。
章學誠關於在目錄中編製敘錄的主張,時至今日仍值得提倡。這裡的敘錄就相當於當前我們目錄卡片的提要項內容。如果能把一書的作者和內容評價較為準確地介紹給讀者,確能起到辨章學術和方便讀者治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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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索引和專科目錄的編製問題
索引是當今世界揭示圖書文獻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查檢書刊資料的主要檢索工具。我國最早的索引,是明傅山于1642年 編製的《兩漢書姓名編》。隨著科技的發展,時至清中葉,書刊資料汗牛充棟,但校勘緩慢,很不利學者治學。針對這種情況,章學誠積極倡導編製索引,以提高校 勘的速度和質量,使書刊資料更好地為學術服務。他在《校讎條理第七》中說:“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且下乎?以謂校讎之先, 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于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 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 得其至是。”在這段話裡,他把為什麼要編製索引以及怎樣編製索引都論述得比較清楚。同時,他還指出,這樣做的好處是,不論是用以校讎,還是學者治學,所需 的圖書資料皆可按韻一檢即得,非常方便。為了推廣其理論和方法,他于1772年 親自為其著《歷代紀元經緯考》編了一個索引,名叫《歷代紀元韻覽》。該索引在條目內容、著錄範圍、編排方法等方面皆有創見。在他的影響下,不少學者也編出 了各種類型的索引。如汪輝祖的《史姓韻編》,阮文的《經籍纂詁》,以及近代出現的《二十五史傳目引得》和《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等。章學誠的這些論述和 做法,對今天我們編製各種類型的索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所謂專科目錄,是指專收某一特定知識門類圖書資料的目錄。學者在治學時,需要的圖書資料大多是以某一門類為主及其涉及的有關門類,並非各科都要。這就要求分科編製專科目錄,以滿足學者們對不同學科的需要。我國較早的專科目錄,應該說是從佛經目錄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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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學術的發展,逐漸出現文學、哲學、經史等社科方面的專科目錄。此後又出現了醫藥、農業等自然科學方面的專科目錄。18世紀初年朱彝尊編著的《經義考》是我國古代專科目錄中空前的一部巨著。然而18世紀末期章學誠撰修的專科目錄《史籍考》,不論是在編修方法上,還是在分類等幾方面,都較前人多有新意。①表現在:
1.提 倡用互著和別裁法。章學誠一貫主張在圖書編目中運用互著和別裁法,即使編修專科目錄也不例外。他認為,通過這兩種方法,可以使與本科有關的圖書資料盡收無 遺,以便學者對某一時期某一專科的圖書資料目錄一覽無餘。應該說,他這樣做,對編修專科目錄的傳統方法有了突破。他在編修專科目錄《史籍考》中就靈活運用 了大量的互著與別裁法。他在《史考釋例》中,對經、子、集三部之書,凡是與史有關的,就運用互著法將其同時著錄入史部。他還在《史考釋例》中指出,經部、 子部、集部之書,凡是有通史的,皆別裁入史。他舉例說,像經部的《詩》、《書》篇序,是校讎目錄之祖,《禮》屬於禮儀志,《春秋》所紀的世族譜等,這些皆 為史。子部的法家講法律,兵家講武備,小說家記見聞,這些也是史。集部的內容更加龐雜豐富,討論時政、典章、傳記,以及書評、畫鑒、金石目錄等,也皆是 史。上述這些屬於史的單書或篇章都應當分析出來,著錄于史。其結果,不僅把大量有關史學的圖書資料收進了《史籍考》,同時把其他部類中有關史學的圖書資料 也都收了進來。這要比單用傳統方法多收很多圖書資料。這就是運用互著與別裁法編修專科目錄的好處。
2.注意版本的考證。讀書宜擇善本,這是學術界所共知的。章學誠認為,編製專科目錄就是供學者讀書治學時使用,當然也要注意版本的考證和著錄。他認為,對於某書誰著,有幾種版本,何人校訂
①羅孟禎。真按:愚所掃存之木鐸翻印本題作羅孟幀,不知何者為誤?中研院線上目亦作禎.或者為避政諱而改幀耶? 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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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版誰刻,何時何地刻,有誰題跋,何人作序,有何訛誤,被收入何叢書中,等等,著錄時皆要交代清楚。這樣就不致因為版本問題而貽誤後學。他在《史籍考》中就是這樣著錄版本的。
3.分 類應明細。章學誠一貫主張部次圖書要起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以便為學術研究服務。在為專科目錄收書分類時也應達此目的。他的《史籍考》在分類方面 相當明細,很有創見,有的是前人從未提出過的。①例如“史學部”及其所屬的“考訂”、“義例”、“評論”、“蒙求”四類,“紀傳部”所屬的“史稿”類等, 都是意義明確、界說清楚的。《史籍考》共三百二十五卷,分十二部,五十五類。其分類不僅明細,而且部次很有規律,類目之間關係緊密,學術源流交代比較清 楚。這足以說明其類目是經過精心安排的,體現了“創條發例”的精神。真批:完全是空話,沒有實例如何信服?此愚批改學生報告時常給之批語也.今或限于篇幅,不得不爾,然終非雅正,不足為訓! 該書和其他專科目錄比起來,分類確實較細密,且有新意。
六、關於治書和校書方面
所謂治書,就是指通過校勘對圖書進行研究整理或編目。章學誠認為,治書和校書關係甚密,不可分開。校書是治書的前提,或者說是第一階段,治書則是校書的最終目的。
關於治書和校書的重要性,章學誠在《校讎通義‧條理篇》中論述道:“求書在一 時,而治書在平日。”“治書之要,當議于求書之前。”所謂求書,是指搜求購抄圖書。他指出,治書比求書重要,治書的功夫在於平日的積累,只有會治書,才能 會求書。接著,他在該篇中又說道:“若記載傳聞,詩書雜志,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伶,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 技偏長,稗官脞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匯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這裡他指出了校治圖書的重要性。在古代,
①羅孟禎。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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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坊賈為射利計,刻賣圖書時偷工減料,剜割篡改,或改頭換面,屢見不鮮。其結果真訛難分,“疑似兩淆”,“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只有經過比勘,才能求出善本,也才有利於治書。
至於怎樣校書,他也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主要有三點要注意:一是“廣儲副本”, 二是“取專門名家”,三是要編製索引工具。章學誠認為,在校書時,一書有哪些版本要弄清楚,要盡量收集齊全,然後經過比較,才能夠訂正所校書之訛誤。他還 指出,要做到這些,非一般人所能及,應由專門學者來擔任。就像劉向領校圖籍編修《七略》時,他自己專校經傳和諸子之類,步兵校尉任宏專校兵書,太史尹咸專 校數術,侍醫李柱國專校方技。也就是要專人校治專書。此說符合科學道理,因為知識門類錯綜複雜,一人知識有限,某種圖籍由該科學者擔任校治,這當然要比一 般人校治能保證質量。
關於怎樣編製索引工具,他指出,在校讎之前,要把中外典籍中的“人名、地號、官 階、書目”摘錄出來,注明其出處,按韻排好,以為群書之總類。校讎時,遇有疑似需要何書時,因韻一檢即得。他還指出,這樣的索引,不僅能使校讎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也能為學者治學提供方便。對此,他在《校讎通義》中說道:“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窮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
對於校書時要注意的一些主要事項,他也交代得比較清楚。他在《校讎通義》中指 出:“古人校讎,于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篇次者,也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採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 也。”其意思是說,校書時不論在文字上,還是在內容上,如有訛錯需要更正時,原錯處要保存下來,以備後人查考資正,因為誰也不敢說自己校正的全是對的。這 種校書辦法,今天也可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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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於典藏方面
在我國古代,由於對圖書資料缺乏科學管理,亡佚比較厲害。對此,很多學者研究過 其原因,並尋求解決的辦法。鄭樵認為,書籍亡佚的原因主要在於編目時沒有著錄。章學誠則認為,圖書資料失散的原因主要在於保藏不善。為此,他在《校讎通 義》中特地寫了一篇《典藏》,用以專門論述這個問題。同時,他還說明,藏是為了用。應該說圖書的丟失與著錄和保藏都有關係,但關係較大者還在保藏。
古代藏書,有公、私之分。學者們自己藏書,謂之曰私藏,國家及寺廟藏書,稱之為 公藏。較早時公藏圖書是怎樣保管的?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原道》裡說:“《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于太師,《春 秋》在乎國史。”這就是說,圖書分別由官保管。後來由於圖書資料數量和品種的增加,單靠官已無法管了。除國家藏一部分外,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圖書資料存于廣 大的地方機關。但地方藏書丟失較為嚴重。他建議政府部門平日應責成地方官吏妥善保管圖書,並對其考求是正,著為錄籍,以防散失。
後來他又發現,佛道兩家對於經書的保藏方法比較好,丟失較少。於是他在《校讎通 義‧藏書》中主張,除國家藏書外,還要學習佛道兩家藏書經驗,把地方的圖書資料收集起來,相對集中保管。他認為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僅可以減少丟失,同時也 便於使用,“亦可以補中秘(國家藏書)之所不逮”。這是傾向于建立半公開的圖書館了。他的這個主張已具有近代圖書館學的思想。
上面談的是章學誠在目錄學方面的貢獻。應該看到,章學誠生長在18世紀後期,由於時代所限,他不可能在目錄學每個方面都論述得正確。比如,他只承認有校讎學,不承認有目錄學。很多學者都給他指出,真批:這不是台灣國語麼? 這是錯誤的。他所說的校讎學在很多方面正屬于目錄學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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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封建社會也不可能不給他的思想留下烙印,在學術研究中也多少有所反映。前面談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他目錄學思想的核心。但是他在《論史籍考 要略》中公然提出“制書宜尊”、“禁例宜明”的主張,聲言制書可以不分類例,這就不妥了。但仔細為他想一想,當時文禁森嚴,在文字獄的壓力下,他提出此 說,似出於不得已,也就不難理解了。其次,他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驕傲自大的個性,阻礙了他在研究中的進展。如他在《校讎通義‧外編六》中說:“至於史學義 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來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此說確乎高傲,我們應引以為戒。真按:章學誠的治學態度
總之,章學誠在目錄方面貢獻較大,創見很多,在我國目錄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我們應當認真總結他的目錄學思想和方法,汲取其精華,以便為我們今天的圖書情報事業服務。
(原載《四川圖書館學報》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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